人们总是直接称郑德荣为“先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说的就是先生吧?

　　从《诗经·大雅》“诞弥厥月，先生如达”到《孟子·告天下》“先生将何之”，再到《礼记·曲礼》“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从本义到尊称再到特指，“先生”一词走过了漫长岁月。

　　而这以后，“先生”带着后学山高水长的崇敬，带着自己怀瑾握瑜的品格，带着前辈汗牛充栋的学识，在中国千年历史中从不缺席，为每一个时代坐镇。

　　郑德荣还有另一个称呼——“红色理论家”。

　　这是因为他在历史风雨中、在时代激荡中，对党、对党史研究的那份忠诚。这样的坚守并不容易，需要勇气，需要理论，更需要一个党史理论工作者的良知。

　　像战士一样坚守阵地，也教他的学生一起坚守。

　　奔跑

　　地球坐标上，世界之东，中国之北。长白山，这条从远古走来的山脉伫立天地之间。

　　山脚下，1926年。在一个当时叫作吉林省延吉县龙井村的小村庄，一个男孩出生了。1月的东北天寒地冻、雪花飞舞。低矮的草房里，在邮政工作的父亲为他升起温暖的地炉。他不知道张作霖刚刚宣布东三省独立，他不知道日本的军舰正密谋驶进天津大沽口，他不知道国民革命军准备在广州誓师北伐，更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快要度过5岁生日……这一切的历史，都将与他的命运息息相关。

　　动荡的世界被父亲坚实的臂膀遮挡在外。郑德荣跟着父母从延吉到沈阳、再到长春，一路读到大学。山河破碎的屈辱让他不停地叩问，怎样才能拯救这片积贫积弱的土地?厌倦了“国统区”的压抑，1948年，他与另外3位同学忍饥挨饿，靠着每人一把黄豆来到解放区，并被安排到东北师范大学的前身——东北大学读书。

　　东北大学是在炮火中诞生的。1945年9月，为响应中央把战略重点转向华北和东北的战略布局，延安大学被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陕北，另一部分转往东北。1946年2月，东北大学在辽宁本溪成立。此后，学校因为战争辗转多地，最后定址长春。那时的学校汇聚了延安大学和华北联大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萧军、马可、吕骥、王曼硕、杨公骥、吴莲溪、丁克全及一批日籍专家学者都在这里执教、任职。1950年4月，东北大学改名东北师范大学。

　　1946年公木以教育长的身份主持筹建东北师范大学，后来还担任党委书记。1950年张如心任校长，1952年成仿吾任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理论家、教育家给了郑德荣以红色启蒙。

　　1952年，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的第一所大学的第一批毕业生，郑德荣留校在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任助教，成仿吾兼任这个教研室的主任。从此以后，郑德荣在中共党史学科，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一生的志业。

　　“当年进入东北大学二部二班学习，那是一个转训班，主要是解决政治立场问题，我从此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教育。我一直坚定这一理想和信念，近70年来从来没有动摇。不管风吹雨打、形势如何变化，我都坚定不移。”郑德荣说。

　　忠诚

　　与中共党史研究相伴60多年，郑德荣从未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究竟是兴趣使然，还是工作需要?这是很多人的疑问。

　　“工作需要，就是我的志向。做什么爱什么，干什么学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是我铭刻在心的信条。”正是这种忠诚的政治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使他能够全身心地投入中共党史学科领域，在学术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实，越走越开阔，也使他在学术界赢得了崇高的地位和声誉。

　　沿着他的第一本专著《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诞生的》的学术足迹，就能找到他高举旗帜跟党走的忠诚，就能看到他将党和国家的需要作为学术选择的印记。

　　20世纪80年代，郑德荣牵头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从那时开始，每逢毛泽东同志诞辰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大纪念活动及党的重大事件，他都要著文参会，正面发声。党的十八大后，年届九旬的他承担了国家级项目1项，出版了学术专著4部，发表了关于习近平的中国传统文化观、“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理论特征等学术论文21篇。十九大后，他申报了“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科学体系，开始了积极深入的研究。

　　郑德荣多次被中宣部等约请为专家评审组专家，多次应邀到多个省市、多所大学、多个系统讲理论、讲党史。在2001年纪念建党80周年的活动中，已经75岁高龄的他作为吉林省委理论宣讲团的成员，不顾盛夏酷暑，往返6个城市做了12场宣讲报告，充分践行了党史专业的社会使命。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郑德荣饱受结肠癌折磨。可他从未放弃任何一次传扬红色理论的机会。去年10月25日，党的十九大闭幕第二天，早上8点，他就给学校领导打去电话：“大会闭幕了，建议学校尽快安排宣讲，要把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讲清楚。我也要去讲。”

　　高山

　　“和已有的见解相比，自己的贡献在哪里?”郑德荣的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他的学生、东北师范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柏维春的脑海里。“他常说，我们做教师的，无论是课堂教学、学术研究，还是建议建言，都要持之以恒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指导，不做墙头草。”柏维春说。

　　90余年的中共党史，千万个人物与事件，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太多了。做郑德荣的学生会很辛苦，但每个人都感觉很荣幸。

　　王晶，郑德荣1999级博士生，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她跟随郑德荣学习5年，毕业后又同在政法学院工作。在她眼里，无论是学术思想和学术风范，还是教学方法和教学实践，或是为人师表和人格魅力，郑德荣都堪称大师，“大师之大首先在于学术之大。先生的学术研究特点可以说具有大视野、大气度、大创新”。

　　“大视野表现在先生研究的党史议题宏大宽泛，历史感强，理论分析和论证大气磅礴，能站在时代的前沿，解决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大气度体现在先生能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党史研究上的争议，从不人云亦云。大创新体现在先生向我们提出了‘严谨、求实、探索、创新’的具体要求，坚决反对那种没有自己观点的学术拼盘。先生做研究从来都是看第一手材料，从思维到观点都有独到见解，先生有超强的记忆力和缜密的逻辑思维，这是我们学生辈们十分感佩的。他上课不看讲稿，不照本宣科，知识和史料尽在脑中，信手拈来。先生教学诲人不倦，百问不厌。每次回答我们的问题时，他都神采奕奕。先生从来没有对我们疾言厉色，但是他的教育又无处不在，从先生那里听到的看到的永远都是满满的正能量。”王晶说。

　　胡范坤是郑德荣的“关门弟子”，去年才入门。“老师的弟子可以跨越三代人，最大的已经70岁了。”因为是“关门弟子”，郑德荣最后的日子里他陪伴最多。他见证了先生的最后一个笑容、最后一次站立、最后一个工作意见——

　　4月16日那天，出版社来消息了，《中共党史若干问题纵横观》一书即将出版。听到消息后郑德荣笑了。这本书是为纪念建党95周年而写的，3年前就已经交稿。几番修改后，终于要与读者见面了。

　　4月19日，收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主要成果和宝贵经验》入选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理论研讨会的邀请，一直躺在医院病床上的郑德荣说他想站起来。虽然只站了那么两三秒，可胡范坤看得出来，他想去参会的心愿多么强烈。

　　5月1日，郑德荣临终前两天，胡范坤捧着9000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主要成果和宝贵经验》修改稿，整整读了两个小时。郑德荣全程都睁着眼睛认真倾听，最后拔掉氧气管，他用尽全身力气说出了几个字：“要分段，要有条理。”

　　14名硕士、49名博士。如今郑德荣的学生中已经有15人成为博士生导师，15人走上了领导岗位，大多数学生在工作单位发挥着骨干作用，成为社会各界的领军人才。

　　景行

　　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郑德荣做到了。

　　从工作第4年就出版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诞生的》开始，郑德荣一生先后主持过国家、教育部和省社科规划项目10项，撰写或主编学术著作和教材50余部，发表了学术论文260余篇。

　　郑德荣是学术“常青树”。

　　尤其是他80岁到90岁的10年里，承担了3项国家课题，出版了5本学术专著，发表了70多篇论文，成为他又一个学术黄金期。

　　他的很多著作填补了学术空白。1983年的《毛泽东思想史稿》是国内研究毛泽东思想最早的一部专著，开创了毛泽东思想史科学体系的先河。10年后，三卷本135万字的《毛泽东思想论纲》将毛泽东思想分为15论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述和评价，是国内全面系统地阐述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巨著。1997年获立国家“八五”社科规划项目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书，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真谛在于用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渊源来自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两方面、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效应等独到见解。

　　他的多部教材被全国高校通用。《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最早推出的中共党史教材，5次再版，发行量突破百万。《毛泽东思想概论》获得了教育部优秀著作一等奖，至2015年9月已13次印刷，百万发行量。《中国革命史教科书》是供全国高师院校专用的教材。《中共党史教程》荣获了吉林省课程改革与教学建设优秀成果奖项。

　　他的多篇学术论文匡正了传统学术观点。“这得益于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借调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两年，担任‘土地革命时期编写组’主持工作副组长的经历。”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穆占一介绍，正是那个时候，郑德荣查阅了大量的第一手文献，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几个党史问题做出了突破性研究。他对当时党史学界不太清楚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首次进行了详细、有据的分析说明;他对张国焘“密电”的由来与历史真相进行了翔实的考证;他纠正了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1932年宁都会议召开时间的错误记载;他改变了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左”倾错误系两条根本对立路线的学界传统观点，认定为只是策略性质的分歧。

　　情怀

　　从记者的角度，郑德荣是一个不好写的采访题材。他读书、教书，人生顺畅;他一生只有一个职业那就是教师，只有一个事业那就是党史研究;他作息规律，早起、散步、读书、写文章、指导学生，日复一日从不改变;他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学生有成，生活没有冲突、没有跌宕。同行们在交流的时候都说，他的一生没有故事。

　　“1995年，我在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走了很多高校，我居然在这些学校的图书馆里都看到了郑先生的藏书。中国学者的书进入西方馆藏，这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先生的书被那么多图书馆收藏，仅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29种。”盛连喜说，这么大的成就恰恰出自于一个充满平民情怀的先生。

　　一脉相承，在《中华成语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一脉，同一血脉，指联络贯通而成的一个系统。从同一血统、派别世代相承流传下来。指某种思想、行为或学说之间有继承关系。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成语的大概意思，不会去深究。可是，郑德荣却要深究，“今年4月初，就在先生住院的前几天，我们两个在小区里碰到了。他马上问我，人体里什么脉络最重要?原来他想写一篇关于党的路线一脉相承的文章，他要寻找一个具象。”81岁的东北师大体育学院运动医学教授孙柏枫感慨，怎么会有这么认真的人呐。

　　走进东北师大二教16栋1单元301室，郑德荣的家是20多年前的老房子。14平方米的书房里曾经产生了多少精深的思考，藏着他和他最喜爱的孙女郑凯杰之间多少美好的回忆。

　　已经在中科院东部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工作一年的郑凯杰是郑家第三代里最小的。“小时候，爷爷会拿出他的书来考我认识了哪些字。”由此，从加入少先队到入团入党，郑凯杰都是小伙伴里最早的。“这对我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再自然不过了，有其他的选择才奇怪呢。”在东北师大博士毕业后，郑凯杰因为优异的成绩被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公派项目资助，到著名的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留学一年。“是国家资助你出去的，你要回来报效祖国。”郑凯杰说，爷爷嘱咐我一定要回来。

　　称谓

　　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全国优秀教师，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这所有的标签都被汇集为一个称呼——“红色理论家”。

　　在教育部追授他为“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的表彰决定和吉林省委《关于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向郑德荣同志学习的决定》里，都有这样的表述，郑德荣“被誉为‘红色理论家’。”

　　这一称呼最初来自于郑德荣1993级博士生贾淑文。两年前，她在郑德荣从教65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上写出了《老师是“红色理论家”》——

　　称赞老师是“红色理论家”是对老师的无限敬仰和钦佩，这不但包含着对老师深厚的理论建树的钦佩，更包含着对老师高尚人格和一个党史工作者独有的那份坚诚的崇敬。红色，可谓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色，是光明、革命立场的有色符号，红色理论家诚然是说明老师是党的理论家。

　　称赞老师是“红色理论家”，是因为他将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党史研究、党史教学的事业。今年是老师从教的第65年，65年的光阴在于历史，那是一瞬，在于个人，那是人生的大部或曰全部。因为这65年是人生跨越童稚走向成熟、走向创造的时段，正是人生最核心、最精彩、最灿烂、最旺盛、最灵动、最宝贵、最有生机的人生时光。

　　称赞老师是“红色理论家”，是老师将他朝阳似火的青春，将他生命燃烧的智慧，将他滋润智慧的汗水都付与了党史的研究和教学事业。一部部远见卓识的党史理论专著、一篇篇独到见解的文章、一个个遍布大江南北讲学的足迹、一名名有所建树的学生……他用自己令人瞩目的成果赢得了党史界、理论界、教育界对他的敬重。

　　反差

　　“郑先生是个非常急的人。”东北师大原党委书记、82岁的周敬思说的第一句话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在之前所有的采访中，几乎每一个人提到他，都说他是一个淡定、温和的学者、师者、长者。

　　这个反差从哪里来?听周敬思慢慢说来。

　　1983年11月，教育部党组一纸任命，郑德荣、周敬思同时成为学校的副校长，一个主管本科教学，一个主管行政。“刚开始的时候我年轻气盛，只想着好好工作，不太注意方式方法。有一次我在处理下属单位的房产问题时没有征求意见就直接处理了。郑先生知道后立马坚决地跟我说，权力是集体的，不能随便用。”那是周敬思第一次感受到郑德荣的“急”。

　　1986年，周敬思和郑德荣一起去美国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当时到目的地要转四五次机，有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人的态度还不那么友好，我看见郑先生义愤填膺。”这是周敬思印象深刻的又一次“急”。

　　而占据周敬思记忆里郑德荣寻常的“急”，则是他大大的嗓门、有力的语气，给人雷厉风行的感觉。“那时候学校的工作刚刚起步，他来找我要经费，说要发展本科教学、发展函授教育，恨不得当场就给他拿钱。”

　　答案终于揭晓。

　　郑德荣的“急”，是为了他副校长的职责，是为了学校的发展。也正因为郑德荣的“急”，那段日子里，学校的教学工作迅速开创了新局面。

　　1985年10月，东北师大在上一年试点的基础上，在全校24个本科专业开始全面实行学分制，采用学分来计量教学的时间量，一个学生毕业所需总学分为160学分。学分制的实行改变了自1952年起按专业实行的学年(学时)制人才培养方式，意味着学校的教育教学向更加自由和开放、更有利于提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同样在这一年，东北师大提出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中等学校师资。这是办学方向根本性的调整。为此，学校设计和修订了本科教学计划，并编印了《东北师范大学教学指导书(本科)》，由此加强了课程体系建设。

　　1983年至1985年，东北师大共编写教材484部。部分教师还参加了53种全国高等学校通用教材的编写工作，其中有14种教材由学校教师独立编写或担任主编。

　　那是个激情澎湃的年代。整个社会对知识的渴望促进了函授业的迅猛发展。到1986年，东北师大的函授教育专业达17个，基本实现了中、小学教师培训专业需求的全覆盖。学校为基础教育服务的能力大为增强，以函授教育形式培养技能型专业人才成为学校的经验被传播。1986年6月，在全国高等函授教育工作会议上，郑先生作了题为“适应发展基础教育需要，努力办好高师函授教育”的经验介绍。

　　在其位，谋其政，郑德荣的“急”给学校带来了教学的春天。

　　缺席

　　印象之中，只要和专业、和学术有关的事情，郑德荣总是主动到位、积极发声。可是这一次，他缺席了。

　　学校政法学院一楼，郑德荣事迹展览馆里，一封通知函静静地躺在那里，书写着荣耀：“吉林省委宣传部：你单位组织报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主要成果和宝贵经验》论文入选研讨会，请通知论文作者参会。”落款时间是4月19日。

　　这是5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理论研讨会的邀请。接到通知时，论文的主人住院卧床。开会的前一天，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的心里该有多遗憾!看过他的一个视频资料，视频里他高兴地说：“1964年，中宣部召开了全国政治理论课教师代表大会，我作为吉林省唯一的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会议结束的时候，我有幸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在人民大会堂合影留念。”这是一个学者的荣誉之行。

　　这次，郑德荣再次作为吉林省唯一的代表入选参会。只是后来那激动人心的场面里，却听不到他的金玉之论了。

　　对于东北师大文学院教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孟庆枢来说，先生在他面前也缺席了。

　　手拿着一本《亚洲文化》，刚刚从日本回来的他茫然又心痛，那上面有他关于河上肇与陆游研究的文章。去年10月去日本前，他和郑德荣谈起了自己的构思。郑德荣肯定了他的思路，告诉他，河上肇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跨越两个国家、700年时空，把河上肇和陆游相连接、对比，可以体现马克思主义在亚洲汉文化圈传播过程中是与中华文化的精髓结合在一起的。如今，文章写成发表，可是到哪里去给他看呢?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巧合，孟庆枢的文章题目是《跨越时空觅知音》。先生，你是多少人跨越时空的知音呢?

　　“不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1953年10月21日，郑德荣在他的《入党志愿书》的最后一句这样写道：“为着共产主义事业直至心脏最后停止跳动为止。”

　　他兑现了他的诺言，他为他的理想与追求奋斗了65年。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本报记者 曾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