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香港中银大厦

　　香港《文汇报》七月三十日报道：

　　英国著名作家、记者费利克斯·格林在中国进行第十二次访问后，日前抵港。昨晚，他应盘古社的邀请，在香港大学学生会礼堂进行演讲。虽然时处盛暑，礼堂内闷热非常，但五百名听众听得兴致勃勃。以下是他的演讲译文：

　　各位朋友：

　　我这次的讲题是《民主和自由》，先让我们看看我们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以及中国人民又对这两个概念是怎么看法。我认为，我们首先要撇开一切的陈腔滥调，那些我们惯用来形容“民主”、“自由”的，而其实是空洞无物的字眼，这样我们才能抓到这个概念的实质内容，而不致流于空泛。

　　我们先看人们是怎样滥用“自由”“民主”这个名称。这个名称，美国政府曾反复采用来掩盖它对外的侵略。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曾经发动过很多次军事行动，包括越战在内。美国人总是说他们是为了保卫“自由”“民主”而战的。

　　我们试看美国在“自由”“民主”的名义下所支持的政权，就可以看到他们是怎样滥用和歪曲了这个名称的意义。他们在各国支持愿意接受美国摆布的独裁者。他们在南越挑起战事，残害了以百万计的生灵，都是在“自由”“民主”这名义下进行。很明显地，在这些政权下生活的人民，丝毫看不到“自由”“民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这根本是亵渎污辱了“自由”“民主”。

　　最近几十年来，一般人往往把“自由”和“民主”这观念，和现有的选举的方法和政府的结构连在一起来看，以致选民只需每四年一次在选票上划个符号，就以为自己有投票自由了。没有谁肯去研究一下究竟是什么组织把那些候选人抬出来，我们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相信了，如果投票选了张三或者李四，好像我们就已享有自由。

　　中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中国人相信自由是与个人息息相关的；民主的真正精神，并不是从政府的形式而产生的，而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中产生的。　　我相信，真正的“民主”“自由”并不是决定于一个政府形式上的结构，而是决定于人们相互间的关心和连系。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人们能不能感觉到有足够的自由去互相信赖，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应该有千丝万缕的情感和信赖。这样人们才能够避免猜忌、不用恶意地竞争、刻意防卫自己，而能自由自在地流露自己的个性。这种民主自由，比较每四年一次到投票站去投上谁一票，是更为真实的。

　　在中国的期间，我参观过一些农村的集会。整个村的居民都齐集起来讨论某些问题，比如说，村里存下来的余钱，该用来多建一间课室，或是给医院添点设备？在集会里，每个人都积极参与，每个人都有权说出心里的意见。母亲们带着小孩子们来开会，老年人都来，年轻人也来，工人们也来。会上并没有发表什么选举名单，但是大家都参与，大家都讨论。当我参观这些集会时，我觉得这样形式的民主自由，较诸我在伦敦所见的，毋宁是亲切得多。在伦敦我是从不参加投票的，因为那儿的竞选全无意义。你去投了谁一票之后，当选人就不再理你。你再不会听到他的消息，可是他却在代表着你去管国家大事。

　　现在，让我们仔细看看中国人如何成功地享有各方面的自由。在英国、美国，也许在香港(我对香港还不大熟悉)，人们往往生活在一大堆忧虑之中。我们忧心的东西很多：担心自己的前途能否成功，担心自己的考试成绩好坏，担心自己受别人欢迎与否，担心自己能否谋得优职——很多大学生根本不喜欢念书，只是为了那一纸文凭所能带来的利益而被迫死读。我们担心的真多：通货膨胀、失业的情况，我生病了怎么办，看医生的昂贵费用，我老了怎么办，如果我要照顾年迈的双亲又怎么办，如果我的孩子生病了又怎么办，种种事情，令我们忧心忡忡。我们的自由，就是这样被种种的忧虑蚕食着，以致我们渐渐忘记了自由究竟是什么意思了。

　　可是，中国人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并不为个人的前途担心焦虑，也不担心个人的成就，也不担心自己穿得体面与否，模样好不好看。他们不忧心疾病的问题，因为健康已有了照顾，也不担心老之将至，因为那也已有了照顾。也不担心物价的飞涨和通货膨胀，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和十八年前当我访问中国时比较，中国现在的物价并没有什么大改变。所以，中国人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我认为，当我们谈民主自由时，我们是应该避开一些狭窄的概念，而着眼于那和我们生活直接有关的一面。

　　当然，西方的社会，在几个世纪内，也不是完全没有发展某些称做资产阶级的自由。这些是中国人尚未享有的。但这些与其说是真正的自由，毋宁说是关于自由的神话。比如，当谈起这个问题时，有人会说：“噢，在我们这个社会，任谁都有自由，可以办报纸，可以宣扬自己的见解。”他说的是不错，但那还得要他拿得出巨资来做办报的费用。这样看来，一般的人是没有办报的自由的。我们社会的报纸和传播媒介是操纵在极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就产生了一些奇怪的关于自由的说法。人们也会说，我们有权在海德公园或纽约广场，或就在这个地方站起身来大声指摘政府的不是，在中国却不可以。说得不错，但这里面的原因，却是因为指摘政府的人本身就没有力量。如果这些人团结在一起，力量强大到足以威胁政府时，你才会看到他们究竟是怎样的“自由”哩!正是由于攻击政府的人不能动摇政府一分一毫，他们才能“自由”地发表言论。

　　当谈论到关于对现存秩序的抗议时，我想提醒你们回忆一下几年前震动美国公众的大示威运动。你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因为年纪轻，想象不到那数以百万计的美国青年参加的大示威游行、静坐示威以及演说的场面。他们走出来打破现存的制度，要求在美国“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今晚特别高兴指出，在听众座位中，有一位美国青年，他叫杰里·鲁宾，在示威运动中，他站在最前列，事实上，他是对美国政府的越南战争提出言论挑战的策划者。他组织了向五角大楼的示威游行;或者我们会想起，在这次游行中他是领导者与受害者。不过，可能对他自己来说不是“受害”，那次“芝加哥事件”的迫害，你们或者会记得吧!杰里，我看你应该站起来，让我们为你鼓掌。(鼓掌声)

　　我要多谈一些关于杰里的事情。他是一位对那些他认为不值得尊重的权威采取完全鄙视态度的人。在杰里之前，凡是受到国会的“美国活动委员会”质询的人，都是十分害怕与惊惶的，可是杰里却作出了“荒谬”的行动——穿上独立战争时期的革命军服前往接受聆讯，那些委员愕然地对他说：“你不能穿着这样的衣服前来聆讯呀!”杰里马上质问他，凭那一条法律不准他这样做。结果，他们只好无可奈何地让他进去。

　　我想起一个名叫“妇女争取和平”的美国组织。当她们受到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传询时，非常忧虑，不知如何是好。但杰里对她们说：“不要怕!带同你们的婴孩，塞满它的聆讯厅，抱着孩子，拿鲜花赠给参议员。”这使得那些议员们不知所措，场面非常尴尬。

　　本来，我还能告诉你们多些关于杰里的情况，但由于时间问题，我只想指出：就是在这个巨大的运动中，美国青年表现出远大的志向与勇气。现在表现怎样?少了。它们之间出现一些分裂与瓦解。美国左派运动为什么会变得软弱呢?我认为应该向中国参考与比较。我认为一个准确的分析就是他们不能把生活中的三个重要方面联系起来，而中国则能够做得到。

　　这三个方面，在中国来说，首先就是正确的政治路线。对美国人来说，就是他们的正确任务是什么。在中国，他们有正确的政治哲学。第二，他们能够把个人的行为、道德与政治方向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互相抵触。在美国，杰里会同意，他们有政治方向，但是个人的行为表现与政治方向并不相协调。他们的生活方式，所说的言语，实际上并不能与政治联结起来。第三，中国能够做到的，是对工作态度的结合。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个人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每一个人的工作的态度，行为的表现与政治思想这三个方面都能够相互联结起来，达到和谐的阶段。

　　我认为美国青年运动的不能取得成功，便是在这三个方面还没有结合。这个可能不是永久的，但是无可否认，在中国的实践是成功的，而在美国还没有这样做。

　　有一个题目我想提及的是关于教育。你们都是教师或学生，在教育方面都有所涉及，我怀疑你们是否知道真正的教育应该是怎么样?很多人相信教育是知识的积累，如果能够牢记大量的事实，便能够在考试卷上答中，取得学位。我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但是我怀疑这是否与真正的教育有任何的关连。这只是在充满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社会才需要的。教育只是使他们能够向上爬，出人头地。但这是否一个真正使人受到教育?知识的积累又是否真正的教育呢?

　　我认为这与真正教育无关。在能够接受教育之前，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一位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并不是一个只是得到哲学博士或很多衔头的人。事实上，我认识一个在伦敦的经济学家，他有满身的头衔和所谓成就，但若是由我来负责的话，我不会把部门交给他管理，因为他会把事情搅得一塌糊涂。

　　对于这一点，或许有很多人反对，但我觉得教育应使每一个人都能够从多方面懂得做人的道理。他不但要在认识上有所了解，而且能够通过一双手，从实践上有所了解。那些只凭书本知识来认识事物的人，就只不过是从一个极狭隘的角度去认识而已。

　　我想指出的是：体验比知识更重要，就像我自己，年纪比你们各位都要大吧，可以说比你们有较多的生活体验。我认识一些具有才智的人物，他们不一定天资聪颖，或读过很多书，但由于艰苦的生活磨炼，而智慧充盈。一位诗人曾叹息说，现代的人舍弃生活的体验，盲目追寻知识，而不晓得世界的进步，需要的是人们对生活的真正了解。照我的看法，像大学这样的机构，应该是人们共同寻求对生活认识的地方，教授和学生不分彼此，一起通过实践和体验来学习知识，中国人现在正是尝试这样做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学者与知识分子需要到农村及工厂去。西方世界对此曾表哗然，认为这样做是浪费人才。但是我曾与其中一些教授谈及他们的体验。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说，在文革前，他原是一位学者，而他的朋友亦是学者或作家，他们也因其知识高深而受到尊敬。有一次，工人群众提议他到工厂去工作。由于他的知识纯属理论，在实践上，便要和工人一样，在同一水平上学习。最初，对他来说是很不习惯的，好像是新生的开始。但现在他回想一下，以前的生活却是何等的狭窄。现在他认识了很多工人朋友，而在工厂中所学的东西也非常难得。

　　我不以为我的说法是全对，我可能太主观，或太偏见。我曾在剑桥大学就读，后来退学，转往美国加州工作。现在想来，那时离校的决定却是一件好事，虽然我学不到什么高深的知识，但我却懂得了什么是剥削制度。

　　今晚我所说的可能太着重个人。我并非提议你们立即到工厂去工作。但我希望大家能摒弃以往对教育的抽象看法，认为教育只是知识累积的过程。我强调真正的经验较知识更为重要。

　　最后，我再就自由、民主和教育问题说明一下。我认为真正自由的人，真正接受教育的人，应该不受谎言、神话和歪曲了的东西所干扰，而是能真正客观地，唯物地了解这个世界的各方面。不认识这点，纵使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博士，也不能说真正了解自由之真谛。答复听众的问题

　　大家提出的好几个问题都是有关最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国从历史中学到，除了建立一个政权外，更要改变人民的意识，中国不但有最初期的革命，更有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后者不仅是为了夺权，而且唤醒人们，使他们不要当特权分子。人民的中国，不是像过去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最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事实上对人民是一个教育运动，它并不像文革时那么轰烈的公开斗争，而是在团体里学习，在学校、工厂里学习，使大家不再存有特权阶级的思想，要大家加以检查。目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延续。

　　第二个问题问我：“你是否认为实践比知识重要，是否轻视了知识的重要性?”我的意思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很明显地，知识也是很重要的，我会喜欢一个懂得做手术的外科医生，他能够给我割去发炎的盲肠。我会喜欢一个懂得桥梁工程的工程师，他能使我所乘坐的火车安全通过。这些知识很明显地是必要的，是不可以低估的。我不是轻视知识，而我的意思是，知识一定要是多方面的，是要与生活体验相结合的，是要全面的，而不单只限于专业方面的。

　　有人问我：“要有进步我们便得要有竞争”，对吗?不对(笑声)。我有一个看法：竞争和民主，是互不相容的。人与人之间竞争愈厉害，相互的关系便会越差。如果你说的进步只是指福特汽车公司和雪铁龙汽车公司之间因竞争而取得的进步，则可以举出大量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进步，大家竞相推出新品种、新牌子，以使他们的汽车能更有销路。但我不认为这是进步。如果你与我都在进行竞争，为取得更高分数，为取得一份更好的职业，向上爬，这样我们彼此之间便会有隔阂。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竞争得更厉害的了。在那里，人们彼此隔阂，连晚上外出也害怕，是“我”与其他的人对立。我会不惜任何代价来取得我要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具有民主程序的地方，也是最进步的。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赖和互爱已消失了。有一次我在加州一个大学城里漫步，看见前面一位女士拿着相当笨重的手提袋。当时我便走上去问她：“女士，我帮你吧!”那位女士却大不以为然，她望着我——一个陌生人，然后，四十五度转角地跑开了(笑声)——这正是人和人之间的“隔阂”。在美国，一个如此高度竞争的国家里，人们是如此隔阂以致出租小汽车司机和乘客之间都要竖起了一度防弹板，以免被人射击或箍颈。美国人民之间的分裂是最使我伤心的——一个本来是很易相处的国家，陌生人可以随意交谈的，已经不再存在了，归根结底是由于他们的“竞争哲学”。“唯我为先”，一大群人在争食。所以我认为，“进步靠竞争取得”这个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

　　最后一个问题：我认为是极重要的。有人指出我在讨论自由和民主时，缺乏阶级分析，我认为他是完全对的。我想补充几句。用最简单的说法：世界分成剥削者及被剥削者两个阶级，而这并不是单指某个工厂或者某个人，而是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越南战争，就是一场国际性的阶级战争——富人对穷人的战争。那些由资本主义国家所给予拉美、亚洲等等的“外援”，是一种剥削性的援助，因为它希望从“援助”中获得比付出的更多。当通用汽车公司在巴西成立一间车厂，拿钱去投资，只因为他们知道这样便可从巴西赚取比成本的更多利润。所有这些都是反映阶级，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很自然的，人与人的一切关系都取决于他的阶级。在一个存在着阶级剥削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民主。这就说明为什么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也就说明为什么我相信整个资本主义时代——它曾对人类的知识和生活作出极大的贡献——现在已走到了它的尽头。私人财富的积累已变成一个公共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我寄望于中国——一个仍然可能犯错误、而且还存在着错误的国家——但这是她所走的总方向：朝着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迈进，没有人会感到高人一等，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能互相联系，而没有竞争，不需要自卫，没有互不信赖和歧视，而能够做到你所渴望做到的：人与人之间能建立一种合乎人性的关系。

　　出版日期:1975.08.03～1975.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