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经济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利用、吸收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马克思的这一说法，是针对资本主义以前阶段的、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生产力不发达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提出来的。毛泽东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成为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脉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突出的中国特点，是毛泽东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成熟的一个典型标志。而且，在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是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即使是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因此，了解和把握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之发展脉络、基本内容和现实意义，不但是全面学习、研究和贯彻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需要，也是改革、创新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一、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形成

　　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是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建设实践逐步探索而形成的，在上述几个发展阶段均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至今仍具有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形成

　　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在阐述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时就指出，根据地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的，尤其是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到193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将这一理论与决策具体化，他说：“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是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告诫全党必须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否则，任何损害私人工商业利益的言论和行为都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从193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更加丰富，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更加具体，有着更加鲜明的实践指导特点。一方面，这一时期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外延扩展了。他认为，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言存在三种资本形态，即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本国的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就根据地的国民经济而言，也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分。这是不能忽视更是不能混淆彼此概念的客观事实。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不但不能消灭相反要保护、要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内涵也更加丰富。除了对党内仍然有不少同志没有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产生疑虑、困惑，甚至抵触情绪，以及对农村中普遍流行的破坏工商业的倾向进行批评外，毛泽东还着重对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尖锐地指出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认为那种跨越新民主主义阶段，“奢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这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缺乏社会化生产的坚实物质基础，而要不要这个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很显然，毛泽东将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资本严格区别开来，并采取认真保护和鼓励发展的方针，适应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实际需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就是创新发展了的崭新一章。

　　(二)过渡时期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加进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限制和改造的内容，使他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更加丰富而周全。

　　还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他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中一方面重申党的六大、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精神，同时更重要的是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他对未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预见，他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既利用又限制的理论正是从这时萌生的。不久，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经济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既“利用”又“限制”的意见，但允许资本主主义经济在多长时间内存在，毛泽东这时以及在建国后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都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有党外人士询问毛泽东，过渡到社会主义要多长时间?毛泽东说大约要二三十年吧。直到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才明确提出完成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性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如果加上建国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时间，共计18年。从1953年提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三大改造”，毛泽东对待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由“利用”、“限制”转向实行改造即消灭的方针。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理论，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深刻考虑：一是建国后我国经济还十分落后，工商业不发达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还需要继续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后仍然具有两面性，即既有剥削工人阶级而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社会主义宪法，合法生产和经营的一面。因此，实际上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也就是逐步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二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条件。我们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重要依靠力量;我们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随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被我们消灭了。然而，资本主义在新中国的存在，前后只有7年时间，如此之快是谁也没有意料到的事。

　　正当全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甚至有的资本家也认为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还是过得很好”的时候 ，问题和矛盾出现了：城乡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日趋紧张，老百姓买东西因小商店、夫妻店都实行公私合营而造成了许多不便;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出现了“地下工厂”、“黑市”等情况。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和思考，他开始怀疑参照实行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早，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过于急促。他考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继续利用和发展社会有需要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解决过早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因此，1956年12月，毛泽东约见黄炎培、陈叔通等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负责人座谈，在充分交流思想并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后毛泽东发表了讲话，阐明了继续利用资本主义的理论。

　　此后，毛泽东又和中央一些部门的同志谈话，提出了他亲自定名的“新经济政策”的设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变“地下工厂”为地上工厂，可以合法化，私营业主也可以雇工。二是最好开设私营工厂，同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公开公平的竞争。三是小商店、夫妻店也可以开，请工也可以。四是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五是国家与上述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工商企业、地上商场等签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总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这被毛泽东自己称为“新经济政策”。

　　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得到了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赞同。刘少奇随后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也讲到：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 周恩来也在国务院会议上说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 虽然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农村中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但是当毛泽东发现这样做的弊端后，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59年5、6月间连续发出了几个重要指示，强调应当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和农村的集贸市场，允许农民从事家庭副业，从而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直到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对于在全国范围内20%以上的农村实行的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及恢复农民的自留地、集贸市场等做法没有进行否定。这年的7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那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那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那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可见，这一时期尽管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的发展缺乏连续性、系统性和相对稳定性，虽然有一定的曲折性，但毕竟是在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有益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二、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成效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席，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家这个最大最根本的实际出发，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各阶段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形成了他整个经济理论中很有特点的部分。他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构成了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内容，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使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成效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没有将民族资产阶级列为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性，难以胜任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领导权的行使，这个领导权历史地落在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肩上。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除了革命的领导权不同外，“他们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 因此，“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采取的方针政策。

　　可见，毛泽东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大大超越了党的六大决议，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基础。毛泽东自己说，党的六大和七大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发展，并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是完全实行党的六大的决议案的。 1928年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以及提出的十大政治纲领，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决议没有提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而继续针对的是整个资产阶级，也就把民族资产阶级也看作是革命的敌人了。十大政治纲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也并不是十分明确的。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六大决议中的正确思想，而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观点和基本方针、原则及其政策，适应本国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我们党的比较完整地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主义经济的理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取代封建社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其结果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其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性质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既不能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就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就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面对这一“中国向何处去”的难题，毛泽东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构想：中国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那么，这个革命就既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区别，而是中国特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建立中国特点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里，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但要保护、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才找到了一条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不可能是完整的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应有的胜利。

　　(二)过渡时期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成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安定人民生活就成为当时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那时，我国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在数量上占国民经济的90%，对于弥补国营企业生产严重不足、活跃城乡经济、吸收人员就业、增加国家积累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毛泽东主张在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还要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方面，而限制它的消极方面。接着，国家开始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的工作，在经营范围、原料分配、销售市场、劳动力条件、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私营工商企业大力支持。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管理条例》，这从法律上起到了安定私营工商业者、提高他们投资和生产经营积极性的作用。根据统计，1950年下半年，上海、武汉、北京、天津等10个大城市的私营工商业达32674家，是该年第二季度开业户的5.5倍;1951年同1950年相比增加了11.9%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总额增加36.6%，这一年民族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时期22年中的任何一年 ;私营工业发展更快，1953年同1952年相比，私营工业的职工增加了8%，总产值增加25%，资金增加10%，利润的增加更是惊人，达到146%。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指导下，在建国后的最初几年里，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这对于进一步提高私营工商业者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安定人民生活，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好转，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由“利用”、“限制”转向了“改造”，目的就是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改造”事实上就是“消灭”，只不过这种“消灭”不是采取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剥夺剥夺者”的暴力手段，而是采取了“和平赎买”的办法。

　　“和平赎买”资产阶级，是实行公私合营形式，通过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来实现的。当时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生产效率较低。私营企业中发展水平较高的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也只及国营纺织业的四分之三，而且差距还在扩大。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逐渐感到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而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4年和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公私合营企业由1953年的1036户增加到1954年的1746户，1955年又增加到3193户，其产值占全国私营工业(包括已合营的在内)总产值的49.6%。企业合营后，由于国家派遣干部加强领导，投资进行扩建、改建和新建，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人劳动积极性普遍提高，使合营企业的生产迅速发展，效益提高，利润增加。以平均每人劳动生产率来看，以1950年为100，公私合营工业1955年为314，增长两倍多，而同期私营工业为158，仅增长50%多。 公私合营的优越性非常明显。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 ，都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公私合营后，国家实行定息制度。经过清产核资，全国合营企业中，私股共24亿元，由国家按年息5厘计算，从1956年1月起付给114万私股股东定息，每年约1.2亿元，到1966年9月止。这样，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中设想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的目标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完全稳妥地建立起来。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胜利，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性胜利。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这就有利于解放社会生产力，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个胜利证明了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们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但没有做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重要创新和发展。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成效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20年时间里，毛泽东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时期他对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刻思考，有着突出的理论创新意义。

　　首先，毛泽东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考不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相联系，而是同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他认为这样就可以调动和发挥多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可以达到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同时存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竞争，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繁荣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一理论指导下，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从事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的人数大约为70万，从事小商小贩的人数也接近70万。成功的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在被消灭后又有所恢复和发展，使出现的社会问题和暴露的利益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

　　其次，毛泽东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他试图在中国避免像苏联那样由于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而造成的弊端，想引以为戒。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探索和勇于实践的胆略，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值得坚持和发扬光大的。

　　第三，毛泽东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是在两难选择中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在中国，既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与公有制长期并存，允许长期发展商品经济，但又担心私有制的存在、商品交换的发展会危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心态。在这种情况下，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然而，只有毛泽东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只有他在中国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后，又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虽然这种尝试不够充分，也时间较短，没有持续下去，但毕竟为我们党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认真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因此，对于任何一种经济理论观点，只有放在其所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中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同样，任何伟人都受到他所处的时间、空间、环境条件的制约。毛泽东提出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尽管这是他当时曲折探索中的创新理论，此后，随着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以及赫鲁晓夫叛徒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训，他再也没有提出或坚持类似的理论观点，但是我们也只能回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其缘由，顺应世态变化，不应求全责备。

　　总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在过渡时期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也是深刻的、系统的和科学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宝库，闪耀着毛泽东杰出的经济智慧和独创风格。

　　三、正确贯彻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

　　回顾几十年来党和国家走过的历程和贯彻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轨迹，不难发现，当正确贯彻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及其方针政策，处理好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比较符合中国实际，就能够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顺利发展。反之，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则会遭受挫折和损害。例如40年代末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和取得最后胜利，建国头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奇迹的创造，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二十多年里迅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都与按照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能够制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策密切相关。而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左”的或右的偏差和失误，都是由于没有继续全面准确地贯彻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及其方针政策，在认识和政策上出现了错误。这些“左”的或右的错误和偏差，给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利益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和危害，应当吸取这些令人痛惜的教训。

　　重温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对认识当代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仍具有重要的意义，仍然要坚持全面准确地贯彻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及其方针政策：一是当代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仍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始终毫不动摇地大力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包括巩固和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同时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必须接受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和限制，遵循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法规，合理合法地经营，不能损害中国人民长远的根本利益。二是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既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要依法合理兼顾国家、企业和职工各方面的利益。只顾私有制企业的利益，不顾国家和职工的利益，是不对的，坚决反对损害国家和职工利益的违法犯罪现象。三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在大力保护、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前提下，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有限制的正常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依法经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但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富裕和国家富强。四是贯彻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及其方针政策，旨在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文明成果，即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不断增强国家实力，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福利，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有利于稳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由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等一大批特权人士，贪官污吏，腐化堕落，背叛党性宗旨，借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之机，以各种借口，贪赃枉法，化公为私，与民争利，侵吞国家和人民的巨额财富，损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使公有制财产转化为私有制财产，是最严重的叛党祸国侵民罪行。中国腐败问题自1993年以后达到顶峰：仅被惩处的县处级以上官员就有32万多人;腐败涉及的金额愈来愈大，金额以百亿千亿计，级别愈来愈高，层面愈来愈广，而人民群众的怨气、怒气也愈来愈大。这就要求，一定要吸取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坚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把从严治党治国、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坚决制止化公为私、复辟资本主义，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罪恶行径。

　　如今我国改革开放面对的主要困难和危险是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按照既得利益集团的喜好决定改革开放的取向，那么改革开放势必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从已经揭露和处理腐败案件的情况看，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陈良宇、陈绍基、苏荣、孙政才等等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开放中产生的社会毒瘤怪胎，是对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最严重的破坏者。他们利用改革开放谋取了资本主义的巨额私利。

　　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状况的实证分析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交易活动基本呈逐渐上升之势,半数以上为多次重复交易,腐败交易强度在1990年之后大幅度提高,平均交易金额是前期的30倍。国有企业是腐败最为严重的部门,其次是事业单位、非国有工商企业和党政机关;高级管理人员腐败交易强度最高,其次是政府工作人员、高级技术人员群体。在政府工作人员中,正职官员腐败普遍比副职官员严重,但腐败程度与职级高低并不完全对应,省部级以上官员腐败交易强度最高,其次是科级、县处级、厅局级官员。不论就腐败交易次数还是腐败交易总金额而言,科级官员均位居首位。 面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势力蔓延和猖狂行径，党要严格管党，依法治国，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党和人民别无选择。腐败的既得利益集团是新生的社会毒瘤，毒瘤不除，政府就难于清正廉洁，社会就难以公正清明。从制度根源上切除社会毒瘤怪胎势在必行!只有到那时候，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和正义，全国各族人民才能真正走向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

　　由中央纪委、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一书已出版发行。《论述摘编》共分9个专题，收入216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15日至2014年10月23日期间的讲话、文章、批示等4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许多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系统论述了我们党反对腐败、解决既得利益集团问题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如书中指出：党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是来自党内的腐败和不正之风。权力寻租，体制外和体制内挂钩，形成利益集团，挑战党的领导。我们惩治腐败的决心丝毫不能动摇，惩治这一手始终不能软。“诛一恶则众恶惧。”要保持政治定力，持续强化不敢腐的氛围，使有问题的干部及早收手、收敛，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势头。同时也要抓不能腐的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建党建国、利用资本主义经济、解决既得利益集团的理论和方针政策，这也是中国广大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殷切希望和坚定拥护之所在。

　　(注：摘自《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辑要》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