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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兰这辈子真是甘于吃苦、吃屈、吃亏，三样都摊上了。”这是东留善固老干部、曾同玉兰长期共事的贾俊刚，对她几十年干部生涯的总结。
贾俊刚对我说：“玉兰常给俺们讲，当干部就是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吃苦上苦，难得甜上甜’。玉兰当支书那一阵子，给村里卖的力气真不小，吃苦耐劳的故事说也说不完。三夏大忙，地里热得像蒸笼，玉兰割麦打场，棉花打杈，样样干在头里。三九天，玉兰领着大伙儿开荒植树，挖河引水，平整土地，脚上冻疮化脓流水，鞋子都脱不下来。玉兰这么拼命干，可吃的是啥呀！困难时期，糠菜窝窝，就算强的啦！有时还把玉米芯、花生皮，打碎了当饭吃。”
1961年初春的一天，冰雪还没融化。正在忙着积肥的玉兰，突然听到从村东传来一阵喊声：“决口了！决口了！”她急忙拿起铁锨，朝村东奔去。呼呼的北风迎面扑来，她穿着厚厚的棉衣，还觉得透心凉。
一到村东，果然是卫西干渠决口了。只见渠水带着薄冰，直往麦田里灌。几个社员站在渠堤上，不知所措。玉兰想，决口堵不上，这一大片麦田就完啦！她顾不得脱衣解鞋，“扑通”一声，就跳进了冰水里。
玉兰一带头，在场的20多名社员，也纷纷跳进冰水里。一场向冰水要麦田的战斗，紧张地开始了。
只见玉兰站在冰水里，一面抢堵决口，一面大声地喊：
“加油干呀！坚决保住咱们的麦田哪！”
“党团员同志们！考验咱们的时候到了！”
玉兰热情地鼓励着社员们，大家更是干劲十足，不一会儿浅水处的决口就堵住了。接着，她又领着大伙儿奔向深水处。水一步比一步深，眼看快没顶了，她两腿发麻，全身发酸，手脚有些不听使唤，只觉得脚底一滑，一头栽倒在冰水里。队干部吕世周急忙扑上前去，紧拉一把说：“玉兰姑，快上去吧！这里有俺们在，你只管放心！”
玉兰挺住身子，大声回答：“共产党员在战斗时刻，哪能离开阵地！”
到天黑工夫，大伙儿终于把卫西干渠的决口堵住了。玉兰在冰水里，足足坚持了两个多小时。她上得岸来，光着两只脚，跑回家去。当她盖上棉被，才觉得浑身阵阵酸痛。原来，她当时正带着“例假”。由于受了风寒，她一下子病倒了，在炕上躺了好几个月。吕世周在向我讲述这个故事时，动情地对我说：“玉兰为了维护群众的利益，连命都豁出去了！”
那年冬天，玉兰到临清县城去开会，脚上的棉鞋破得飞了花，又赶上一场大雪，踏得水湿，鞋底和鞋帮都张开了大嘴，实在不能穿了。她找到县妇联副主任白玉凤，说：“白大姐，有没有多余的鞋？先借给俺双穿穿。”
白玉凤看着她的脚，说：“没有。我给你钱，你自己去买吧！”
“不！俺长这么大，还没穿过买的鞋哩！”她指着床底下布满尘土的旧鞋，“这儿不是有几双吗？”
“那都是旧的。”
“旧的没事。俺穿鞋，都是头里露着脚指头，后边露着脚后跟，才让它休息哩！这不是挺好的吗？”说着，她拿起旧鞋，就往自己脚上穿。
“咳！这些旧鞋，都是调走的同志扔下的，正准备让通信员清理清理，送废品收购站哩！”白玉凤一边说，一边从几间屋里，一下拣出了20多双旧鞋来。
玉兰说：“这些鞋还挺好的，让俺‘收购’起来吧！”
白玉凤想到玉兰家里不富裕，生活又很俭朴，就说：“这咋不行！以后有了旧鞋子，我替你留着。”
当玉兰背着旧鞋，回家路过西王庄时，遇见一位名叫王玉梅的远房亲戚。
“玉兰，背的啥啊？这么沉的东西。”王玉梅问。
“玉梅哥，俺背的是几双旧鞋子。”玉兰回答。
“背到代销店，说不准能换几毛钱。”
“俺背回去穿哩！”
“哪个姑娘穿旧鞋！咋不叫你娘做几双新鞋？”
“俺穿鞋子太费，娘做不及。旧鞋子拿回去补补，也能穿一阵子哩！”
“当官了，还不要好啊！俺真没见过。”王玉梅自言自语地说。
玉兰把这些旧鞋子，背到家里，让母亲补了补，穿了好几年。
最近，当白玉凤、王玉梅向我讲述这个故事时，都显得感慨万分。王玉梅说：“俺们农民有句老话，叫‘能吃苦受罪，才能享福’。当时东留善固多穷啊，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富村子，要不是玉兰舍得吃苦，哪有今天的好日子过！”
玉兰的亲戚，还给我讲了另一个关于鞋子的故事。有一次，她到姑姑家去。表嫂给表弟做了双鞋，又肥又大，方方的口，活像只大簸箕。表弟一看就腻歪了，和表嫂吵了起来。
站在一旁的玉兰说：“别吵啦，俺这个老虎爪子脚，不嫌好歹，你不穿俺穿，让表嫂再给你做一双。”
玉兰把鞋拿回家去，紧了紧鞋帮子，就穿上了。为了节省鞋子，她夏天还常常光着脚下地。
“玉兰不但能吃苦，还能吃屈。当一把手难，难就难在有啥事你都得顶着，委屈、埋怨、误会，都能受得了。”贾俊刚还给我讲了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场“误会”。
那次，玉兰到县上开会，“老黑”一伙以为有机可乘，就在村里到处散布流言蜚语。
“喂！听说了吗？那粮食的事？”说话的人，是“老黑”一伙的。只见他一手掐着腰，另一只手伸着，手指头还比划了个“八”字，面部表情颇为神秘：“上边给咱们大队拨了8万斤救济粮，吕玉兰硬是不要，一句话把粮食让给了别的村。”
一些私心重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气红了眼：“眼下正是困难时候，上级给咱，咱就要呗！”“老黑”一伙人，见到有人开始发牢骚，不禁喜出望外，接过话茬，继续煽动：“唉，这只是管自己当模范，不管咱一村人的死活呀！”
“吕玉兰的胳膊肘，尽往外拐。有她，就没有咱过的啦！”一些人又随声附和道。
那天，玉兰开完会回到村里。往日，她开会回来，干部和社员们总是问这问那，非常亲热。可这天走进村来，气氛却有些不一样。 她走到村东头，看到几个小孩子坐在牛槽里，学着大人的样子，一边捏着鼻子哭，一边诉说：“傻玉兰，傻玉兰，你为啥不让俺吃白馍馍呀？”
玉兰停下来，弯着腰，和气地问道：“谁说俺不让你们吃白馍馍呀？”
那个孩子扬着头说：“俺娘！”
有个妇女正切菜，见玉兰走过来，一边使劲剁菜，一边恨恨地说：“剁死你！剁死你！”
这是怎么回事呢？玉兰很纳闷。
当天夜里，玉兰在路上碰到社员吕天明。他半信半疑地对玉兰说：“傻闺女，听说区里拨下几万斤白棒子，你为啥不要啊？人家说你想当模范，图露脸，坚决不要救济粮，当真有这回事儿吗？”
这时，玉兰才恍然大悟，知道这又是“老黑”一伙传出的谣言。她为了避免群众对上级党组织产生误解，就没有向吕天明作更多解释，只是坚定地说：“天明大爷，咱们要相信党。”
在这以后，玉兰一面妥善安排困难户的生活，一面反复向社员宣传应该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那天，她到五嫂子家里去串门。五嫂子劈头就说：“人家说啦，再选举，长短不叫你当干部了！你当谁的干部？有你这么傻的人吗？上级救济咱8万斤粮食，你都不要！”
“嫂子，你别急！俺先问问你，你怎么知道上级救济咱村8万斤粮食？”
“俺怎么知道？他们在全村都嚷遍了！”
玉兰知道她上了别人的当，又不便讲明，只是安慰她说：“嫂子，俺知道，你为粮食的事儿生气。你知道，全国连着两年灾荒，国家还要建设，城市需要粮食，工人需要粮食，解放军也需要粮食。咱们是种地的农民，咱村一人合四五亩地，还向国家要粮，国家哪来那么多粮食？咱们不能给国家担担子，也该给国家减少点困难。就是有救济粮下来，也得先给比咱们更困难的生产队。嫂子，咱们要相信党。”
玉兰又说：“如果咱们真的过不去了，就是不要，国家也会给咱们的！”
五嫂子拍着玉兰的肩膀，笑着说：“俺以为玉兰傻得不透气了呢，这不是不傻吗!”
但是，村里仍有一些人在责怪玉兰，以为是她捣的鬼，使大伙儿分不到救济粮。玉兰一点也不责怪社员。她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总有一天，这事会弄清楚的。
两个月过去了。在一次大队群众会上，临清县委来的一位负责同志告诉大家：“前些日子，上级拨下6000斤粮食，因为南边几个村子灾情重，都拨给他们了。至于说什么8万斤救济粮，那是没影儿的事。”这一说，大家才明白了。
有的社员找到玉兰，道歉说：“玉兰哪，你受冤了。”
玉兰还是那句话：“咱们要相信党。”
1963年9月，大水刚过，由国家调拨的大批救灾物资，不断运下乡来，什么单衣棉衣、布鞋雨鞋、袜子手套，可说应有尽有。一天，队干部们拆开大包，这个拿件单的，那个拣件棉的。他们一边拣，一边还往自己身上试着穿。这个说：“这件俺穿着正合体。”那个说：“这件像给俺做的。”整个院子，活像开了个估衣店，站满了试衣服的干部。东一件，西一件，摊得满地都是。
玉兰从外边走进院里，望着这情景，还以为他们是往下分配呢，就说：“还没研究哩，怎么就分开啦？”
话音没落，一个队干部冲着她说：“玉兰，给你留了两双皮鞋，可好哩！就在那个纸盒子里，你试试。”
他这么一说，玉兰才明白，原来他们都是为自己挑的。她对那个纸盒，看都没看一眼，立即大声说：“多好的皮鞋，俺也不要。救灾物资，应该先分给贫下中农。当干部的，谁也不许先挑先拣。挑了衣裳的，赶快放回去，重新分配！”
玉兰这一说，尽管有些人不大满意，可他们还是把已经挑到手的衣服，又放回去了。
玉兰不仅严格自律，而且要求家属和亲友，也做到这样。
村里的老人告诉我，有一回，玉兰父亲见树林里叶子很多，就搂了一大筐，用自行车驮回家来，准备用来烧火做饭。玉兰回家看到树叶，向父亲问明了情况，非让他把树叶给队里送回去。
父亲说：“树林里叶子那么多，搂筐叶子算个啥？”
玉兰坚决地说：“不管是一筐还是一片，凡是集体的东西，咱一点也不能沾！”
从此，玉兰父亲再也没有到集体树林里捡过一枝一叶。
“赔本干部”，这是父母给玉兰起的“雅号”。几十年间，玉兰当干部，从来不陪吃陪喝，不但没有从中沾一点便宜，反而往里贴东西：出差贴路费；上级来人在家吃饭贴饭菜……1966年3月，《邢台日报》曾以《赔得合算 赔得值实》为题，登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那是一个初春的日子，临清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后天就要集合了。去参加会议，来回坐车要花钱，会上吃饭要花钱，也无可非议，可玉兰不愿这么做。从1955年当干部后，从来没有因为外出，拿过队里一分钱，不是用自己的一点日常积蓄，就是让家里变卖点鸡蛋什么的。
可是，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鸡还没下蛋，手里又没有钱，怎么办呢？玉兰坐在堂屋里，两眼望着门外出神。忽然，她看到两只叫着往外跑的羊羔，便对母亲说：“娘，给俺只小羊，卖几个钱，作路费吧！”
母亲不高兴地说：“你当干部，老是出门开会，也不能光自个儿掏路费！几十斤鸡蛋给你搭进去了，3窝小猪又给你赔进去了。一个旧套子，你也送到收购站换了钱。今儿，你又要算计这两只小羊，办不到！”
“叫你当干部，哪能‘赔了夫人又折兵’！”父亲更不满意，“从你当干部，家里的事不问一句，自留地不看一眼。说声出门，自行车的气儿给你打好了。说声吃饭，碗给你端上了。全家人，都跟着你忙活。这样干下去，啥都得赔进去。”
玉兰笑了笑：“俺不早说过，俺能做点工作，爹娘给了很大的支持吗？你们叫俺‘赔本干部’，为革命，把人都搭上了，几只小猪小羊，还有啥舍不得的？”
父母听着她说得是这么回事，不吭声了。第二天，父母就把羊羔拉到街上卖了，把钱给了女儿。
玉兰的亲戚告诉我，玉兰在家很受“宠”，她要干啥，父亲就答应她干啥。就拿养母猪来说，她父亲开始不愿养，她就在家“闹事”，天天嚷嚷，弄得父母也拿她没办法，只得依她。母猪买回来了，她又顾不上喂，还得由母亲去饲养。为了支持她当干部，家里人可没少费劲。
后来，每当有人喊玉兰“赔本干部”时，她总是微微一笑。她觉得，自己搭上几个钱，对工作有利，对集体有利，赔得合算，赔得值得。
玉兰每次因公外出回来，都向父母交账，借这个机会，向他们进行大公无私的思想教育。慢慢地，父母对她“贴钱”当干部，由不理解变成了支持。过去叫她“赔本干部”，是怀着一种不满的心情；后来叫“赔本干部”，却换成了一种赞赏的口吻。
如今，在东留善固人的心目中，“赔本干部”已成为一种光荣的称号，反映着公而忘私的美德。
“玉兰的‘赔本干部’思想，影响了俺们村的几代干部。”许多老干部告诉我，当年在玉兰“当干部要甘于吃亏”的思想影响下，东留善固的干部们纷纷以争当“赔本干部”为荣，干了许多“赔本”的事：村干部们外出开会，从不上队里领取出差补助；上级来了人，该谁接待谁接待，都是领到自己家里吃饭，从不到公家领补助费……
贾俊刚告诉我：“那时，大队干部到县上和公社开会，别的村再穷，干部都下馆子，就俺们东留善固干部，从来没下过馆子，都是自带干粮，向人家要碗水喝。有一回，俺跟玉兰到县上开会，开玩笑说，‘玉兰，弄一顿儿吧！’玉兰说，‘不沾！不沾！’多少年来，玉兰也没和俺们下过一回馆子。玉兰常给俺们说，当干部，除了带头干，除了吃亏，还有啥说的？她还说，东留善固穷，不当干部，也照常挨饿，把咱村搞好了，全国都好起来了，咱们再享福，也不晚。再说，当年那些老红军、老八路，为咱们打天下，许多人连命都搭上了。毛主席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家里牺牲了6口亲人。咱们下点力、吃点亏，这还算什么？玉兰那会儿说的话，如今实现了，全村人均收入几千元，老干部每月都拿补助，吃亏变成了享福。”
“东留善固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可以说是玉兰用甘于吃苦、吃亏、吃屈的‘三吃’精神换来的。”贾俊刚最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