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1日，东留善固大队成立革命委员会，玉兰当选为大队革委会主任，不久又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

　　这个村的老干部、老党员、老贫农，紧密团结在玉兰的周围，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大干苦干，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场空前规模的彻底改造东留善固贫穷落后面貌的新战斗中。玉兰这样鼓舞大伙儿：“咱们做梦都想着早点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村在哪儿？就在咱们手中！不靠天，不靠地，只能靠咱们自个儿，靠咱们自个儿的双手。天大的事由地大的人来干！”

　　当时，东留善固虽然通过植树造林，基本控制住了风沙的危害，但旱灾、土地不平和地薄肥缺，对农业生产仍然影响很大。为此，玉兰和大队干部们决心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变旱地为水地，变薄地为肥田。

　　“年年有计划，天天有打算，一年一个新台阶”，这是东留善固老干部和老党员们，对玉兰抓农业生产的生动概括。玉兰和大队干部们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打井、平地、积肥三项工作“逐步展开、交叉进行”的方针。

　　原来，这个村先后打过几十眼大口井和浅机井。由于这一带浅层水咸，水位又不断下降，不但浇地的水供不上，甚至连人畜饮水都发生了困难。为此，要想水足、水好，就必须打深机井。

　　“俺们村打深机井，最早是在1966年春天。”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老干部，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曾先后担任东留善固村的生产队长、大队长和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等职的贾俊刚，说起这个村打井的过程，如数家珍，“那年春节刚过，县委书记安经章就来到俺们村。玉兰说，咱们出去转转，把井位定一定。那天正下着大雪，雪那么深，风刮得‘呜呜’响，冷得不行，这咋下地呀！还能去吗？玉兰态度很坚决，雪再大也不闲着。玉兰还说走一会儿，就暖和了。玉兰叫俺带了一把铁锨，俺们几个边走、边看、边商量，看那儿需要就在那儿封个印儿。比方说多大一方地打一眼井，还得拣高地方，要不垄沟里的水浇不上去。那年是省上派来的打井队打的井，两年后俺们村自己成立了打井队。打了又坏，坏了又打，打了好几茬，才打出好水。刚开始，村上的打井队一年也打不了两眼，到后来越打越快，一个月就打好几眼，质量也高多了。为了打好机井，玉兰还联系让队员到外地学技术，队员们打起井来几天几夜不休息，可吃了苦了。”

　　玉兰在笔记本上也多处记载了村里打深机井的事。她在1968年5月25日大队研究建立机井管理制度时写道：“大队建立水利组织，生产队要有机手。但是，在林、农、机上，互相争劳力。主要次要、有急有慢，要服从主要的、急的。每个机井要有机长、机手，哪一个方面都要有骨干，不准乱拉人。越打乱了，我们越不好办。我们强调生产要有计划，不要劳力拉不开，平地、浇水各需要多少人，要落实到人。”

　　东留善固老人们告诉我，甭看这个村地处华北大平原，眼下望去地平如镜，可原先到处是沙岗、大坑、深沟。别说浇地、耕种受影响，就连走路、行车也不方便。早在宋代之前，这一带是黄河故道，汹涌的河水在这片土地上滚来滚去，堆积成了十几条小山似的大沙岗。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革命根据地，绕村挖遍了防战壕、交通壕和作战工事，经过风侵水冲，留下许多深沟大壕。再加上老百姓常年从村边取土，盖房垫圈，使村边一些地方逐步形成了又大又深的坑塘。1968年春，东留善固一气打了12眼机井。但由于地貌复杂，灌溉面积仍受限制。于是，从1968年冬天开始，这个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揭开了连续四年平整土地的大会战。

　　提起当年“男女老少一齐上，起早搭黑连轴转”的热烈场面，至今人们的心情依然十分激动。年过花甲的吕天成，当年曾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同玉兰一道亲自带领社员大干苦干。他告诉我，这个村平整土地，又是搬沙岗，又是填大坑，工程量特别大。为了不影响干农活，都安排在冬季干。冰天雪地，一镐刨下去，常常只落个白点儿，直震得虎口发麻，许多人手上都磨出了血泡。拉土都是人拉手推，劳动强度大极了。西北风一个劲地刮着，天寒地冻，可大伙的干劲儿很大，热情很高。有人风趣地编了几句顺口溜：“锨把磨手，手磨掀把；掀把越磨越细，俺手越磨越壮。”不少青年还暗地串联组织“夜战队”，干了一白天，到了晚上，又偷偷的跑到地里干了起来。仅几年时间，全村打井40多眼，平整土地4000多亩，动土50多万方；开挖渠道15条，长达30多里；还建起两座小型扬水站，基本实现了水利化和大地园田化。

　　那几年，农村化肥很缺，他们就靠多积农家肥来增加肥料，年年持续不断。我手头保存的一份临西县委1968年底印发的题为《穷沙窝里斗出一个新天地》的总结材料，这样描写当年东留善固广积肥源的情况：“为了增加肥料，针对这里烧柴缺，秸秆不能还田的情况，干部社员反复讨论后，决心在肥料上搞革命，春季大挖泥坑、茅坑、改水厕所，多头多路积肥。白天深翻地，晚上送肥。保证每亩施肥量由过去2车增到了5车，并消灭了‘卫生田’。夏季开展了群众性的沤绿肥和换老房、换老炕、换老锅灶的‘三换’运动。狠抓人畜肥，大造土杂肥，共集中各种杂肥、房炕土5000多车，把460亩谷子普遍追施了房炕土，400多亩晚玉米、高梁，一棵棵地施上了追肥。同时，积极发展绿肥，春播田菁120亩，全部留种，晒麦地种绿肥土菁370亩，还搞紫穗槐育苗30亩，决心在发展绿肥上闯出一条路来。”

　　改善了水、肥、土生产条件，玉兰和她的同事们又越来越感到科学种田的重要性，先后进行了普及优种、间作套种、合理密植、深耕深锄、深层施肥等科学种田活动。就拿间作套种来说，东留善固先后搞成了粮棉间作、棉菜间作、粮菜间作等10多种间作套种，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复种指数。

　　为了更好地开展科学试验，东留善固大队专门建立了试验农场。当年的农场场长、后任下堡寺镇政协联络组副组长的孙秀蕊，向我介绍了玉兰利用农场抓科学试验的情景。这个农场是1970年建立起来的，有十几亩地。玉兰的目的，想通过它来试验外地的新品种、新技术，也可以说它就是玉兰的试验田。拿小麦来说吧，那几年，外地推广的高产新品种，数量很多。到底哪一种适合东留善固的水、肥、土条件呢？人们不清楚。玉兰就让农场先进行试种，叫做中间试验或中间示范。最多的时候，农场种的各种小麦品种多达几十种，秆儿有高有低、有粗有细，品种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他们在同样的水、肥、土条件下，进行对比试验，看看哪种小麦，既高产，又适合这个村的生产条件。看着不错，才在全村大田里推广。这样，通过短短几年的试验、示范、推广，逐步使全村各种农作物品种改换成了优种。孙秀蕊说：“玉兰对农场的工作一直非常重视，一有空就到这儿转转。她在外地看到或听到什么新技术，就及时讲给俺们听；有了啥新品种，她就拿来给俺们种；俺们在搞玉米杂交等试验，或者在收获季节人手不够时，她就及时调来劳力支援。”

　　“走出去、请进来”，这是玉兰推广农业技术的一个重要手段。如她在组织东留善固干部和群众，向曾经创造间作套种技术的邯郸地区何横城大队学习时，就是这样做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担任东留善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杨宗勤告诉我：“那几年，俺们村的干部、社员，每年都要上何横城去好几趟，多的去过十几趟，几十趟。玉兰自已到底去过多少趟，谁也说不清楚。后来，玉兰干脆把何横城的技术人员，请到东留善固，常年住在村里，请他们手把手地教俺们。玉兰这么做，就是想让俺们全面的、认真的学习何横城的先进技术，把间作套种从耕地、开畦、播种到田间管理，这一整套技术都学到手。”

　　东留善固的树木很多，如何用科学方法，更好、更快地发展林业，是件大事。当年长期在东留善固帮助发展林果事业的临西县林业局高级农艺师王季云、林业工程师张茂昌，向我谈起了玉兰重视林业科技的事迹：“玉兰的事业，可以说就是从植树造林开始的。她是个不断上进的人，看到原来栽下的三尖杨品种老、生长慢、质量差，就主动找我们商量，并且带领社员，嫁接了大批的毛白杨，用以更新换代。后来，又栽了许多生命力强、能抗旱的刺槐。从1964年开始，她在村里发展果树，先后种了杏、桃、枣、梨、苹果、葡萄、山楂、核桃等。当时，对于玉兰来说，只要能找到的果树品种，她都要种植，终于使东留善固的果园成为全县最早的果树试验圃。经过试种，我们发现苹果和梨树，最适宜在这里生长，并且效率高、年限长。于是，她就决定大面积推广。她很重视技术推广工作，专门组织了12名肯学习、爱钻研的青年人，成立了果树队。经过几年的传、帮、带，他们后来都成了东留善固果树管理的‘土专家’。”

　　玉兰自己更是带头学习林业技术。那时，她工作很忙，白天要处理公务，晚上又要开会。这样，她的学习时间就常常安排在深夜。她曾多次在半夜来到科技人员居住的地方，向他们学习有关知识，一提就是好几个问题。而且，问得很仔细，记得也很认真。他们几个科技人员，都被她的刻苦学习精神所深深感动，再晚也热情地教。后来，他们就主动找玉兰，给她献计献策，从果园规划到果树品种，从栽培技术到打药治虫，有啥想法就提啥。玉兰还十分注重实践。在这方面，她自己就是一个榜样，经常带头栽树、剪枝，技术掌握得很好，成了一个“编外”技术员。

　　“那时候，到俺们村来传经送宝的外地技术员，可‘海’了，长年不断、川流不息，都是玉兰想方设法请来的。”已到中年的东留善固实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冯明亮，曾是村里新闻报道组的主要成员，被人称为“小文化人”，向我谈起当年玉兰组织村里年轻人学习农业技术的往事，又焕发出了青年人的激情，“这些请来的技术员，既有省上的、地区的，也有县上的；既有搞小麦和棉花的，也有搞果树、农业机械的；既有搞农业的，也有搞医学和兽医的，可以说应有尽有。玉兰多次说，俺们村的每个年轻人都要学一门技术。凡是外地来了技术员，玉兰总是叫俺们年轻人跟着学。后来，技术员走了，技术却留了下来。俺们通过学技术，成长起一支‘永久’牌技术队伍。如今，俺们村从作物种植到果树管理，从防治病虫害到农机修理，一直到医务人员，各种人才都有。农村常见的技术活不用出村就能解决。”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是毛主席的一句名言。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玉兰和她的同事们在积极发展农业机械化方面，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邢台日报》1978年8月23日刊登的一篇访问东留善固大队的通讯，生动地记叙了东留善固大办农业机械化的情景：“离开田野，跨进大队修配站的大院，我们立即被一种崭新的景象吸引住了。院子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农机具：开沟机、打埂机、点播器、收割机、脱粒机、扬场机、烘干机等。机房里，一拉溜儿的电钻，车床飞快地运转。”

　　文中这样介绍该村依靠集体经济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过程：“公社化以前，东留善固连一台柴油机也没有，人推水车驴拉磨，人担扁担牛拉车。那时，人们就向往着‘点灯不用油，耕地不使牛’的美好远景。可当时是小家小户，力量单薄，哪能办得到呢？公社化后，人多力量大，集体经济雄厚了，才为机械化铺开了路子。现在大队有一部汽车，大小拖拉机15辆，各种农业机械390台（件），在耕作、排灌、植保、运输、米面加工、饲料粉碎等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自力更生、因地制宜，这是玉兰指导农业生产的一贯思想，在发展农业机械化方面也是如此。据1974年10月20日《邢台日报》题为《实现农业机械化根本在路线》一文介绍，东留善固“根据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并举的原则，以‘土、小、半’为主，从改革农具着手，积极推广各种新式农具……在改革农具过程中，广大贫下中农和能工巧匠纷纷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创制和改革思想的方案。修配组经过反复试验，改革了耧、犁、耙和小型机引、畜拉等新式农具，适应了科学种田和间作套种的需要。”

　　我国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多年实践表明，农机发展不仅有赖于“硬件”，即拥有一定的资金和众多的农业机械设备；还有赖于“软件”，即拥有一定的技术知识和管理水平，才能使农业机械使用好、保养好、修理好、管理好，以充分发挥其效用。在学习、掌握农业机械的技术和管理方面，玉兰和东留善固的干部们也是十分重视的。

　　他叫贾新华，现任东留善固实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当年是大队农机修配站站长、革新能手。他向我介绍了玉兰领着他们创办修造站、开拓学习农机技术新局面的动人情景：“那是1972年，村里刚建农机修配组时，一没房子，二没车床，三没技术，唯一的家当，就是一座烘炉，一把钳子和两把铁锤。玉兰这样一再鼓励俺们：‘毛主席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个出路，是靠人走出来的。’没有房子，俺们就在露天干；没有技术，俺们就走出去，到先进社队、厂站学习，在实践中琢磨；没有车床，俺们就抡大锤；没有烘炉，俺们就从公社采购站的废品堆里找来一个破铁砧子，自己动手打风箱制造。俺们硬是用大干苦干，突破了道道难关，使简易修配组发展到拥有3台车床、2台电气焊机、一座翻砂炉和多种农机配件的农机修造站。那时候，俺们除修理一般机器外，还能制造十几种拖拉机零件，做到了拖拉机小修不出队、中修不出村。同时，还先后制造、改装大中型农机具30多台（件）。通过多年的实践，使俺们村有史以来第一次涌现出一支拥有驾驶、修理、制造简单配件的农机技术队伍。”

　　为了进一步管好农业机械，这个村还建立了一套农机管理制度。据前面提到的《邢台日报》载《实现农业机械化根本在路线》一文介绍，这套农机管理制度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建立了一套专门的农机管理领导班子。在大队党支部和革委会的领导下，大队组织了一个农业机械领导小组，有一名支委和老贫农、技术人员组成，负责全大队的农业机械管理工作；各生产队也相应地建立了管理小组。二是建立了一支专门的技术队伍。大队先后挑选了100多名文化素质较高、责任心较强的人担任各种农机手，做到管机先管人，管人先抓思想。同时，还经常组织他们进行业务学习和经验交流，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做到既会使用、又会修理。三是建立了一套专门的农机管理制度。对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等大型农机，建立了操作、安全、保养和财务等管理制度，做到定机、定人、定制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经过玉兰和全村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东留善固的自然面貌和生产条件终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这个本来有名的“穷沙窝”，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林茂粮丰、五业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粮食亩产在1966年上《纲要》即《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求的亩产400斤的基础上， 1969年过“黄河”即亩产600斤，1972年跨“长江”即亩产800斤，1973年超千斤，亩产皮棉也突破了百斤关。从1973年起，东留善固粮、棉亩产一直保持在粮食超2000斤和皮棉过百斤的高水平上，每年向国家贡献的粮食和棉花，抵得上几十个村或几个公社。大队还购买了2部汽车、3部大型拖拉机和12部小拖拉机。

　　在经济获得大发展的坚实基础上，玉兰和她的同事们又开始了建设新农村的战斗。他们从1967年开始，齐心合力，精心规划，统一施工，苦干5年，先后整修主街4条，胡同20条，建房1620间。到1980年，全村男女老少全部搬进了新居，家家户户吃上了自来水。《邢台日报》1978年8月23日发表的一篇通讯中，用极其兴奋的语气，这样描绘东留善固村的新面貌：“如今，我们来到这里，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种新景象：一幢幢新盖的红砖瓦房，整整齐齐；新建的南北大街上，一串银珠似的路灯当空悬挂，两旁的白杨、绿柳秀丽挺拔；那一望无垠的田野里，谷子弯腰，玉米挺立，豆棵摇铃，棉枝压蕾；郁郁葱葱的果林里，沉甸甸的苹果、鸭梨结满枝头……”

　　东留善固建设新农村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他们的成功经验，先后引起了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的重视。当时担任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农业部顾问王观澜，以及河北省老领导、老同志李雪峰、刘子厚、马辉、马力、曾美、尹哲、李炳良、李永进、徐纯性、洪毅、周欣等，先后到东留善固村视察和检查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创东留善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业中，曾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先进模范人物。诗人、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尧山壁，当年曾长期在东留善固体验生活，他写于1972年的长诗《渡“江”进行曲》，热情歌颂了大干社会主义的东留善固人。当年的《河北日报》、《邢台日报》等报刊杂志，多次以整版篇幅，连续报道了他们的英雄事迹。让后人永远铭记他们的光辉业绩和献身精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