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玉兰结婚半年后，有次她回东留善固，仍然坚持起早贪黑参加劳动，不几天流了产，才知道怀了孕。河北省委有的领导同志考虑到便于照顾玉兰的身体，建议我从北京调到石家庄工作，可以在省直机关担任个职务。我和玉兰商量了几次，觉得我基本上属于从家门、学校门走进机关门的“三门干部”，年纪又轻，到省直机关工作不一定合适，应该到县或公社第一线去锻炼几年，或者到新华社的最基层——省分社当记者。我征求了新华社总社和河北分社几位领导的意见，他们欢迎我到河北分社工作。于是，1975年10月，我调到了河北分社。

　　当时，玉兰还是住在带有套间的办公室里，我在分社要了间房，实际上还是分居。玉兰在机关时，我就到她办公室住。那时，省委大院有供普通干部用餐的大食堂和省委常委用餐的小食堂。按规定，玉兰应该在“小灶”吃饭。可她刚到省委时，曾在这里吃过几回，发现饭菜太贵，就常到大食堂排队买饭吃。我在玉兰办公室住时，也都是在大食堂用饭。

　　1976年初，玉兰怀孕了。因为在上年流过产，医生便嘱咐她一定要十分注意，千万不要干体力劳动，以防习惯性流产。然而，这年却是个多事之年，周总理、朱委员长、毛主席先后辞世，保定动乱不已，唐山发生大地震……一件大事紧接着一件大事。玉兰也一直忙于工作，挺着大肚子，多次跑保定、上唐山、进北京，坐汽车、乘飞机、搭火车。期间，玉兰几次喊肚子疼，经过医生治疗，有惊无险。这年的11月18日，通过剖腹产，我俩的第一个女儿江河安然降生。就在这前几天，省委办公厅为我们在省委机关医务室所在的平房里，挤出了两间房。我们向公家借了张双人床，买了锅碗瓢勺等几件常用物品，算是第一次有了家。

　　当时，玉兰户口还在农村，没有正式工资，报酬实行工分加补贴，工分就是村里每天给记一个工，补贴就是由省委机关发给的每月40元钱。村里记的工分，主要用于给玉兰和她的父母拿口粮，年底“分红”分到几十元钱，给她父母做零用钱。我那时的工资级别是26级，每月36元。所以，我和玉兰每月的经济收入加起来也只有76元钱。孩子生下来后的第一个现实问题是由谁来带，有人建议，我们俩工作都很忙，应该请个保姆。但是，这一点点工资，根本请不起。这样，我们一边想着办法，一边由我带孩子，同时照顾正在坐月子的玉兰。我们考虑到玉兰经常出门开会，带着孩子不利于工作，同时小孩吃奶也不方便，尽管玉兰奶水很足，还是让孩子一生下来就开始吃牛奶。后来玉兰给我说起没有让孩子吃上一口母奶，总是感到十分遗憾。

　　我带了两个月的孩子后，便请在我老家江苏武进农村的妹妹江勤芳来帮助带孩子。当时，国家计划生育的政策是“两个最好”，而且允许35岁以上的妇女可以连生两个孩子。我们考虑到玉兰工作忙，晚生不如早生，于是第二年的12月1日，她又剖腹生下了我俩的第二个女儿江华。为了照顾第二个女儿，玉兰的母亲从临西来到石家庄。玉兰的父亲也经常来住。

　　说来可怜，省委书记却过着石家庄市民最低层的生活。我们俩76元的工资，要负担大小7个人的生活，其艰辛不堪回首。就在这时，省委几次动员玉兰，让我们从平房搬到了省领导住的石家庄市红军路一栋二层楼里。房租先是一个月两元，不久就涨到十几元，后来又涨到了20多元。这样，我们每个月的生活费，人均还不到10元钱，生活显得非常紧张，小算盘打了又打。

　　由于家庭经济紧张，玉兰就动员我们“开源节流”。开源，就是拣废旧物品去卖，家中所有的废纸，都装起来卖掉了，5分钱一斤。节流，就是千方百计节省开支。我不抽烟不喝酒，生活费用比较低。玉兰就常说：“江山这个对象找对了，光烟酒得省多少钱！”我们成家后有十几年，买不起一件家用电器，包括收音机。在红军路的时候，我们想看电视，就到别的领导家里去看。玉兰开玩笑说：“这样既省电，又充分利用了电视。”

　　我从北京往石家庄调，全部“财产”就是两床被子一床褥子、一纸箱书和一提包衣服。玉兰从县里往省上调，也基本上是这些东西，只是多了一个从老家带出来的暗红色木头箱子。我们刚在平房建立小家庭时，没有一件自己的家具。我们搬到红军路，屋里由公家配备了双人床、书桌和坐椅。后来，因为交不起房租，我们在这里住了两年，又搬到位于维明街上省政府宿舍的一栋四层楼的一楼，红军路的家具没让带过来。搬家时，被褥和锅碗瓢勺，连同饲养的一窝小鸡，只装了不到半卡车。

　　吃饭也十分俭朴。玉兰每次回老家，都要往石家庄带粮带油。为了节省菜钱，玉兰带领我们全家人，在门口开了一块菜地。我们除了种菜，还养了好几年的鸡，吃鸡蛋基本上没买过，一直养到石家庄市区禁止养鸡。玉兰的父亲在农村过惯了苦日子，在城里看到人家扔的白菜帮子可惜，总说：“哎呀，这么好的菜呀！”就从街上拣回来吃。每天，我们家的主食就是蒸馒头和窝窝头，副食就是炒一两个素菜。平时，很少买鱼买肉，油条也难得吃一回。当时，我们住的红军路这个大院，逢年过节，都要供应一些鸡鸭鱼肉和高级烟酒，而且是平价，但我们也常常买不起。平时，院里还代卖一些雪花梨、深州蜜桃等土特产品，我们家几乎没买过。

　　玉兰更是带头节约。她怀孕了，我有时买点带鱼，买一回她说一回：“买这个干啥，挺贵的！多吃点蔬菜就行了，俺就喜欢吃菜。”每逢开会，是她改善生活的时候。许多领导不在会上吃，可她却在会上吃。她说：“在会上吃饭，既便于接触从基层来的同志，还可以改善生活。”怀二女儿时，她就想喝点桔子汁，没钱买，我说只买一瓶，她也不干。后来，我父亲来石家庄看望玉兰时买了一瓶，但她说要留给大女儿喝，自己实在想喝了，就轻轻地在瓶口舔一下。

　　那是个星期天，有个服务员端了一盆蜜桃到我们家，对玉兰说：“来蜜桃了，一家10斤，一毛五一斤。”

　　玉兰看着那又大又红的桃子，咽了咽口水，说：“我们家不要。”

　　服务员说：“这么便宜都不要？等于白送了！”

　　玉兰摇摇头：“真的不要！”

　　服务员知道我们家生活困难，十分体谅：“暂时没钱，以后给也行，不给也不要紧。”

　　玉兰说：“不要钱，俺更不敢吃了！”

　　最后，还是请服务员把蜜桃端走了。

　　玉兰的穿着也很朴素，平时老爱穿蓝白相间的粗布方格褂，的卡蓝布裤，的确良衬衣。脚上一直是平底布鞋。就是到北京开会也是这套服装。她衣服不多，刚够换洗的几件，到哪儿去，打个小包袱就装完了。

　　她很要强，再穷也不收礼。再说，那时的社会风气和党风也正，极少有请客送礼的，即使有也都要退回去。那是我和玉兰结婚不久回到东留善固，刚进家门，玉兰母亲拉着玉兰的手往里屋走：“玉兰，你来看看，这咋办呢？”我有点纳闷，也跟着进去了。只见里屋炕上放着好几块用红纸包着的被面、布料。还没等母亲说完是谁家送的，玉兰就打断她的话说：“俺们家啥时候收过礼？还不赶快退回去！”母亲有点迟疑地说：“他们说，你好不容易才结婚了，太难得，这一辈子就这一回。”玉兰坚定地说：“这是搞特殊的事儿吗？一户也不能留！”母亲答应了。

　　玉兰对自己要求很严。当时石家庄电视机厂刚试产彩电，给她送来一台免费“试看”，她坚决不要。后来，这台彩电被搬到了省委办公厅秘书处，放在了办公室，让秘书和服务员们看。不久，又将这台彩电还给了电视机厂。

　　当时，河北省委领导同志对玉兰还是比较关心的，包括她的工作安排、理论学习到家庭生活。对于我们的家庭困难，有次省委主要领导主动提出年底一次性补助200元钱，但玉兰不要。她给我说：“咱们家困难，国家也困难，咱们还有吃有住有穿，能过得去就不要伸手。”那年春节，玉兰的秘书冀平，给她拿来100元钱，说是机关给她发的生活补助，所有拿工分加补贴的工农领导干部都有。她仍然不要，硬是叫冀平退回去了。

　　事实上，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只是玉兰保持劳动人民本色的一个方面。

　　“玉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作风朴实、平易近人。”

　　“玉兰待人诚恳，善于联系群众，群众关系比我们好。许多司机、伙房的大师傅和招待所的服务员，接触时间不长，她就能叫上人家的名字来。”

　　“凡是熟悉玉兰的人都知道，她待人诚恳，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她的本质就是这样的，因为她出身劳动人民，本色一直没变。”

　　……当我在采访从省委领导直到一般同志对玉兰的印象时，许多同志都这样说。

　　玉兰关心韩长林的成长，可以说是她关心同志、作风平易的一个缩影。那时，韩长林是省委一号楼的年轻服务员，玉兰一有时间就跟小韩一块排队打饭，一块在门前的空地上种菜、散步。有时，玉兰从老家带来一些西瓜等土特产品，也叫他一块吃。玉兰对小韩的政治思想也很关心，经常表扬小韩学习好，是第一个鼓励他写入党申请书的人。当小韩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后，玉兰又勉励这位“韩大学”好好学习文化。说到这儿，韩长林感动得流下了泪水：“我活了这么大，没见过玉兰这么好的人！”

　　玉兰对自己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一直十分重视。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上半年上党校时，她联系实际，考虑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如何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她1978年4月写在笔记本上的一首自编顺口溜儿，表达了这位身为省委书记而要保持劳动人民本色的农民后代的决心：“参加劳动不能忘，艰苦朴素最高尚。全心全意为人民，保持本色第一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