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兰这辈子在政治生涯中先后有4次沉浮。第一次是在1960年冬“整风整社”运动中，受到批斗和审查。第二次是1964年冬的粗线条“四清”中，再次受到审查。第三次是在1967年上半年“文革”中，挨斗挨批，几乎被人害死。第四次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被免去省上的所有领导职务，受审查3年多。这第四次沉浮时间最长，对“不惑之年”的玉兰，身心上的损害也最深。是的，这3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对于玉兰来说，却是漫长的3年，几乎占了她整个政治生涯的十分之一。我亲身体验到，这1000多个日日夜夜，是多么难熬啊！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党中央对青年干部提出了知识化、专业化的新要求。这对没有大学文凭甚至连中学门都没进过，只有几十年一直坚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基层工作经历的玉兰来说，就显得有一定差距了。当时全国许多农业战线的劳动模范，纷纷受到降职、下放的对待，甚至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指责。在这种情况下，玉兰也做好了下基层的思想准备。我在日记本上，这样记着她对下去说的“私房话”：“俺原来就是农民，还怕下去吗？关键是要思想下。现在有的人，说是下去了，到了地委、县委，就算下去了，实际上还是下不去，俺现在一下，可以下到大队。”

　　在这期间，河北省的领导班子先后作了重大变动。1979年3月，中共中央调原卫生部部长江一真到河北工作，任河北省委第二书记。1979年12月，长期担任河北省委主要领导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调出河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同时，原国务院秘书长金明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原广东省委常委李尔重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1979年春，中央召开了河北汇报会议。4月6日，玉兰从北京回到石家庄，当晚向我谈到会上的一些情况，以及中央领导同志对她的关怀。据我的日记本记载，胡耀邦、王任重、宋任穷等在接见河北代表时，都提到了玉兰。宋任穷说：“我没听到玉兰同志的发言，对年轻人还是要多注意。”王任重说：“还要搞老中青三结合，以后要提拔40岁至50岁的年轻人，不要一说年轻人，就都说不行。玉兰，你身体怎么样？你快40岁了吧，快不是年轻人了。”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河北省委主要领导找玉兰谈话，说省上准备让她下去，名曰“锻炼”。

　　在这种形势下，对党忠心耿耿的玉兰，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79年12月1日，她从北京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回来，兴奋地向我谈起这次开会的情况，特别介绍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发言内容，为我们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感到由衷高兴。

　　玉兰还谈到了在会上见到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情形。玉兰向邓大姐的秘书赵炜谈起了她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和思想的情况，谈到了她可能要下去锻炼，问邓大姐有什么指示。因为，玉兰每当到北京开会，总要见见邓大姐、康大姐等几位老领导，向她们汇报工作和请教问题，这次也不例外。赵炜说：“好，我一定向邓大姐汇报。”

　　果然，第二天，邓大姐就来找玉兰，高兴地对她说：“听说你要下去锻炼，这也是一种考验，一定要好好干！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写信来。”

　　康大姐见到玉兰，同她亲切握手。她向康大姐汇报了自己将要下去锻炼的事，康大姐热情地鼓励说：“下去锻炼一下，过两年再上来嘛！”

　　这时，一股莫名其妙的忧愁袭上玉兰的心头。她如实地向康大姐袒露了自己的心情：“能不能再上来，就难说了，咱没有信心啦。因为再有几年，就到女同志的更年期了。”

　　康大姐说：“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都老了，以后就看你们的啦，可不能灰心啊！”

　　玉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女劳模宝日勒岱，还一起去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耀邦的家里。玉兰柔中带刚、豪爽得体的性格，再一次表现出来，只见她笑着说：“耀邦同志，你不是说我们应该有闯劲啊，俺今天就闯到你家里来了！”

　　胡耀邦高兴地说：“好啊！1966年，我听过你的报告，很好嘛！”

　　玉兰说：“眼下俺要准备下去了。”

　　“中央领导兼职也不怎么多了，以后邓小平也不兼总参谋长了，李先念也不兼副总理了，我也不兼中宣部部长了。下去锻炼好啊！”胡耀邦说。

　　“下去，往往是被人看不起的时候，但也学习最好、进步最快！”玉兰说。

　　“对，我也是在下去时看点书。”胡耀邦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的家里，这两位劳模在一起亲切交谈、互相鼓励。倪志福说：“玉兰，咱们的腰杆子还要继续硬下去，敢说敢当、敢想敢干才行啊！”

　　我在东留善固采访时，原村党支部书记孙文德还介绍了玉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几次回村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1979年3月，玉兰主持了村党支部会，为全村所有的“四类分子”（注：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摘了帽，并为他们的子女改了出身。这年10月，在玉兰的主持下，村党支部经报公社党委、县委批准，为村上所有的历次“运动”中受到处分的党员干部，恢复了党籍和名誉，有的重新当了干部。原村党支部副书记杨建文深有感慨地对我说：“玉兰敢于批评人，但不整人。她当干部这多少年，从来没有直接处理过一个人。这次恢复党籍的人中，有的当年曾反对过她，也不是她处理的，她照样按政策落实，你看她的胸怀有多宽！”

　　然而，当河北省委决定让玉兰从省上到县上工作时，她却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和震动。1980年11月3日傍晚，天空阴沉沉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玉兰从省委大院回到家里，脸上失去了平日那红润的光彩和生动的脸形，没有血色，没有表情，像傻了一样。她晚饭也不吃，就进了卧室，躺在床上。我见她神情沮丧，赶忙问她：“玉兰，怎么了？”

　　“八大问题——，八大问题——，”说着说着，两行热泪从她脸上滚了下来，“省委讲有人告状，说俺有‘八大问题’，还说问题很严重，是什么问题也不给俺讲，还要进一步审查。有的人长期专门搞诬告，啥事干不出来？万一俺回家当农民，或是进监狱，你和孩子咋办？”

　　我听了，不觉心中一沉：“玉兰是个直性子，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可不能让她出什么岔子。”于是，我就极力安慰她：“我们要相信党组织，早晚会实事求是地把你的问题弄清楚。就是一时委屈了你，当农民、进监狱，我负责带两孩子，一定经常去看你。”我还给玉兰讲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主席等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曾一时受过委屈，有的被免职或审查，甚至被关进自己的监狱，仍然坚持革命的故事。

　　我们一会儿谈，一会儿哭，整整谈了一夜，也哭了一夜。她一直紧紧地偎依在我的胸前，是那么近，那么亲，至今难以忘怀。

　　几天后，我看到了由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于1980年12月6日发出的题为《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关于吕玉兰同志免职的通知》，全文如下：“各地委，石家庄、唐山市委，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各直属单位党组，省政协党组，省法院、检察院党组，省各人民团体党组：中共中央批准：免去吕玉兰同志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常委职务，下放锻炼。”

　　当我提笔写玉兰被免职和审查这段往事的时候，我的心不禁又在发颤。我真不愿意再重述这所谓的“八大问题”。比如，说什么玉兰在“文革”中是造反派，“打死了人”，“参加过武斗”。又比如，说她的父亲“出身富农”，祖父、几位伯父是“被抗日政府枪毙”的，等等。这些问题，已在过去的历次运动中曾一再被诬告并接受审查过多少回，如今又翻了出来。

　　在思想上经历了一番激烈震动之后，玉兰要我跟她一块儿写申诉材料，也可以说是辩解吧！也可以说是申冤吧！由玉兰口述，我整理的这些申诉材料，长达几万字，我至今仍保留着。玉兰当时曾这样对我解释为什么要写这些材料：“不管怎么说，这也属于党组织对自己的审查，俺要好好地向他们说清情况，争取早日把它结束了。”可是，后来事情的发展，却与玉兰的愿望大相径庭。

　　玉兰向我谈到，写这些诬告材料的人，主要是村里当年反对过她的少数几个犯错误的下台干部。后来，又听说县上有个别人也参与了此事，据说主要是那个曾是省委造反派头头的县委主要负责人，玉兰曾批评过他，他怀恨在心，于是借机报复。最为恶劣的是，此人写了一份“揭发”材料，竟冒充县委5名领导联合签名，诬告玉兰反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有一回，调查人员把这份材料让玉兰核实，她一看就发现这根本不是县上的5名领导联合签名，因为这份材料和五人署名的笔迹完全一模一样，可以明显地看出是一个人的所作所为。

　　职务上的被罢免，特别是政治上的受审查，使玉兰身心受到巨大的压力和刺激。“八大问题”像毒箭一样，深深地刺进了玉兰的心里。然而，她当时背着“八大问题”的“大黑锅”，还要负重前行去正定县委工作，还去河北农大学习，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我记得，那几年，玉兰在家里，经常莫名其妙地发火，有时牢骚满腹，反映出内心深处的极大痛苦。我记得，玉兰每次从河北农大回来，顾不得看看自己的母亲，顾不得看看自己的女儿，总是首先急急忙忙地到省委大院去，一个个地找省委领导语不厌详地汇报自己的情况，一遍遍地找调查人员提供申诉材料和各种调查线索，希望她们早日能把所谓的“八大问题”弄清楚。她不仅要洗刷自己的冤屈，更重要的是要让组织上早点弄清楚一个干部的真相，这样才好站出来工作。她说：“有人对俺说，你别管这些问题了，只管去好好工作和学习吧！那怎么行哩？俺这‘八大问题’不弄清楚，怎么能静下心来好好工作和学习啊？俺真想大干一场，可这‘八大问题’压得俺头都抬不起来。没有取得党组织的信任，俺心里不舒畅啊！”

　　我还记得，玉兰一次又一次地给我讲这些材料，有时反反复复地重复着一件事或一句话。她白天想这些事，晚上也想这些事。有好几次，她睡着睡着，一轱辘爬起来，要我给她写材料，自己边说边哭。

　　我忘不了，那次吃晚饭的时候，她突然说起了“八大问题”，我们都吃不下去了，放下筷子，流起泪来。后来，她就给我说起了有关情况，让我整理材料。已经深夜12点了，她还在说着……凌晨两点了，她还在说着……已经东方发白了，她还在说着……她仿佛想用一夜时间，就把“八大问题”都说清楚，立即让组织上彻底闹个明白。

　　我忘不了，又是一个夜晚，劳累了一天了，可她的脑子还在活动，还在说着梦话：“爹，娘，俺有‘八大问题’，对你们也有刺激啊！俺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啊！”她常常在梦中还说着：“俺家出身中农！”“俺没有打人！” “俺不是造反派！”

　　我忘不了，那天一早醒来，她突然像疯了一样，大喊大叫：“俺不活啦，俺要去找邓大姐，俺要去找康大姐，俺要去找党中央，俺要向他们说说，俺没有‘八大问题’啊！”可事实上，她从来没有为这事找过任何中央领导同志，这只是她一时神志错乱的结果。

　　但是，中央领导同志也没有忘记玉兰。

　　1981年8月21日下午，当时到河北视察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接见河北省委常委和党员副省长时，特地问到了玉兰的情况：“吕玉兰到哪去了？”“准备到县里去，还没走。”一位省领导回答。“有情绪没有？”“有。”

　　胡耀邦停了停，用一种深情的口吻说：“鼓励她嘛！1966年，有一次开团中央全会，请她做报告，我主持会议，她侃侃而谈，两个小时，讲得不错，当时才26岁。她谈不上是‘造反派’，不是罚下去的。60年代泼泼辣辣，学毛选，抓生产。按她的情况是可以上去的。她对老同志是有感情的，对我们的党是有感情的，对毛主席是有感情的，不是胡来的人。到一个县搞它一年嘛！”

　　第二天，省上就有人把胡耀邦同志询问玉兰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她。晚上，玉兰同我热情地交谈起来，回忆起了1966年4月她到北京参加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时，共青团第一书记胡耀邦在听完玉兰报告后，立即在大会上表扬她，要求有关部门宣传她的事迹，号召全国共青团员向她学习的情景。玉兰对我说：“耀邦同志一直对我们青年干部很有感情。他这个人是个热心肠，总是关心人、鼓励人、鞭策人，像一盆火，走到哪里燃烧到哪里。总书记这样关心我，我要听党的话，尽快到正定去，好好工作，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党的关怀。”　　接着，我们俩就给胡耀邦、邓大姐、康大姐、宋任穷等中央领导分别写了信，汇报了她坚决服从省委安排，下放到正定县去锻炼的决心。

　　又过了一天，玉兰就到正定上班去了。

　　当时，河北省委在让玉兰下去的同时，把她的户口从农村老家迁到了石家庄，给她的工资待遇定为行政18级，并考虑到我和两个女儿都在石家庄工作和学习，特地把她的工作单位安排在石家庄附近的正定县。

　　对于党组织的安排和照顾，玉兰是十分感谢的。她多次对人说：“党和人民是对得住俺的，就是到县里当副书记，也不简单。俺过去只是个农村的女孩子，没有党的培养，哪能到这一步啊！”

　　常言道：“葱皮薄，蒜皮薄，不如人的眼皮薄。”玉兰下去的消息，很快在省委大院里传开了，有些人的面孔也马上变了。过去，每到节假日，我们家的客人总是络绎不绝，如今是冷冷清清，有的熟人见到我们躲着走，一些朋友也不来串门了。

　　不久，在玉兰的家乡，还传开了“江山要同吕玉兰离婚”的谣言。玉兰父亲特地从老家赶到石家庄，对我说：“村里一直有斗争，所以有人告状。俺清楚，玉兰没啥大问题。”我知道老人怕我这时有变化，告诉他：“不管玉兰遇到啥情况，我永远不会同玉兰离婚！”

　　现在回想起来，玉兰也不是没有某种“担心”，因为她总是特意地向我详尽解释当年这些问题产生的背景和经过。她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要让我帮她写申诉材料，而且是否也担心我会“变心”呢？这是因为，我跟玉兰结婚比较晚，她的所谓“八大问题”，都是在我们结婚前发生的。关于村里和县上发生的那些斗争，我都不了解。不仅要“对外”做工作，还要“对内”做工作，玉兰真难啊！

　　其实，当时我的心跟玉兰一样，也是忍受了多大的压力和委屈啊！我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和玉兰一直有病的父母亲，一边还要安慰玉兰。玉兰有时情绪不稳定，我就安慰她，多少次打击，你都顶过去了，还怕这次吗？她说：“这些道理，俺也懂，可是没落到你身上，落到谁身上，谁也受不了。”我说：“是的，我讲给你听，其实是安慰你，也是在安慰我自己。”患难与共，不仅使我和玉兰的爱情得到了考验，也使我们的爱情进一步升华。

　　当我回忆这一段往事的时候，我的泪水又止不住地流下来。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玉兰饭吃不香，觉睡不着，没有了笑容，没有了往昔那惯有的幽默和风趣，她的丰采消失了。在她的影响下，那一段时间，我们家里几乎没有笑声，没有欢乐，可以说是死气沉沉。到后来，她不能提起这“八大问题”，一说起来，手就要发抖，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好多，面容憔悴了许多，额上的皱纹，更多添了几道，头上的乌发突然窜出了几绺花白。在这之前，她说话总是滔滔不绝。经过这次打击后，她说话也有点迟钝了。过去，她从来不睡午觉，精力也挺充沛。经过这次打击后，体质弱了，精力大不如从前了，有时夜里睡觉稍稍晚一点，第二天早上就不太愿意起床。而且，她梦话也说得更厉害了，饭量也大不如以前了。我这才深深感到，一个人遭受打击，莫大于精神上受到的刺激；而且精神上的刺激，又莫大于蒙受不白之冤啊！

　　后来，随着河北省委主要领导的人事变动，对玉兰的“八大问题”重新进行了调查。

　　1983年5月的一天，初夏的阳光铺满大地，天热人心更热。玉兰一进家门，就大声地喊：“江山，快来看！”

　　好几年没有听到玉兰这么欢快的声音了，我赶快从房间里走出来，只见她满面笑容，喜气洋洋。我连忙问：“什么事这么高兴？”

　　她兴奋地说：“你看，省纪检委的结论出来了，全部推翻了‘八大问题’，俺没事了！”我接过来一看，是关于玉兰“八大问题”的调查结论。

　　说着笑着，玉兰又哭了：“3年啦，俺娘都死了，俺对不起她啊！”

　　我劝道：“不要哭了，因为问题终于解决了。”“3年啦，俺没有好好工作，没有好好学习。”“你不是一直抓得挺紧的嘛！”“哎，当干部太难了！当女干部更是难上加难！”她拿着这份决定，念了又念。到了晚上，又拿出来念。第二天，又拿出来念。一边念，一边笑，又一会哭，口中反复念叨：“党的实事求是的政策，又一次在俺身上落实了。”

　　“我说吕玉兰可是个好同志啊！”曾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的金明，后来在北京他的寓所向我谈到对玉兰的印象时，充满感情地说，“吕玉兰文化程度不高，可是忠诚、老实、厚道。吕玉兰多次找我谈过她的问题，觉得自己受了冤枉，有时还边谈边哭。吕玉兰这个人老实，不大活动。她带着‘八大问题’下去，心里难受，心情不舒畅。我鼓励她，安慰她，我也不好多说，当时没办法。我是尽量保护她。我不是故意保护她，因为事实不对嘛，有问题我们就处理她，没问题我们就要澄清嘛。当时不应该那么对待吕玉兰，但是很多事情有阻力，我遇到很大压力，受到很多限制，没做到。吕玉兰的家里不是那么个情况，工作上面没什么问题，没有什么失误。不要说没有犯大的错误，就是小错误也没有犯过。她后来生病跟这次打击有关系，她是受冤屈得的病，也就是说，她心里窝着一肚子火。”

　　说到这儿，金明热泪满面玉兰通过这次打击，变得更深沉，更成熟了，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也更深了。她对我说：“你一定要把俺的材料和组织结论保护好，将来把这段经历告诉咱们的两个女儿，要让她们懂得人生的道路是多么曲折。”

　　不久，玉兰对来看望她的东留善固干部们，回顾了这些年来一次次经历的斗争。她对这次谈话很重视，特意在笔记本上起草了几句提纲：“这些年来，整风整社、粗线条四清、文化大革命，我们是挨整的，回想起来，大字报没少糊，头没少低，难没少作，泪没少掉，但靠毛泽东思想坚持下来了。感谢上级党的支持，感谢广大干部、贫下中农和群众的支持。我们经过斗争，形成了团结的、艰苦奋斗的领导班子，这是干出来的，也培养了自己。荣誉应该记在党的账上，应该有决心，步步攀登高峰。”

　　5年后——1988年5月，河北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们在对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副省长进行差额选举时，许多代表自发地发联合提名玉兰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或副省长候选人，正式选举时有263名代表投了她的赞成票，比大会提出的正式候选人得到的选票还要多。第二年，玉兰再次获得代表提名候选人资格，得到的选票达376张，接近当天有效票数的二分之一，只差20票就可当选。第三年，玉兰又一次获得许多代表的提名。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玉兰没有当选，但在心里上还是获得了安慰。她几次对我说：“人民没有忘记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