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聆听了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先生的《某种角度上讲，腐败恰恰是历史进步的产物》的演讲后，便有些毛骨悚然了，而后便默默的祈祷：历史不必再进步。

　　关于腐败的成因，范先生为我们做出了解释，而且“强调两个比较关键的方面，也是平时比较被忽视的两个方面。”

　　范先生认为：“第一个是腐败和平民社会、官僚制度高度相关，资本主义的诞生加剧了这种关系。”;“第二个和腐败高度相关的因素就是经济社会的高速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腐败泛滥的情况在各个国家基本上都是出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或者发生在经济崩溃的阶段，都属于社会迅速变化的阶段。”

　　上述，范先生将腐败的发生逻辑为“经济社会的高速变化”、“ 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 或者经济崩溃的阶段”三种社会形态。

　　范先生不仅研究中国上古的历史，还研究了诸多的外国的腐败史，而后得出了“腐败恰恰是历史进步的产物”的结论。

　　所谓的中国上古年代，也就是商周之前的奴隶社会。古希腊城邦或者古罗马早期共和国，大抵与中国式奴隶社会相差无几。在采邑制、食邑制的制度下，土地乃至人口都是属于统治者私人的财产，之所以基本上不存在腐败现象，首先是没有权钱交易的空间，其次才是没有腐败的必要。

　　到了秦汉的郡县制之后，社会转型到封建社会，这当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因此，就产生了如，漕运、盐铁、科举、工造等一系列腐败的现象，一直延续了二千多年。也就印证了“腐败恰恰是历史进步”的史实了。

　　依据范先生的逻辑，历史愈是进步，腐败则愈加发生。于此，我们无须从浩瀚的史藉中求证晚清时期无官不贪的腐败的证据，因为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英法联军的火烧园明园皆为“腐败恰恰是历史进步的产物”的一个佐证了，而《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与列强签订的三十余次的条约，也就是留下了“腐败恰恰是历史进步的产物”的字据。

　　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显然又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四大家族”的横行霸道，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接受大员们骄奢淫逸，而蒋经国的“打老虎”的失败，这又是“历史进步”的一个又一个的典例。

　　一步一步进步的历史，一部一部的腐败史，便形成了“社会越进步，腐败越加剧”的证据链，做实了范先生的“腐败恰恰是历史进步的产物”。

　　那么，历史会不会继续进步?会不会出现更加进一步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腐败是不是仍然加剧?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在地球上脱颖而出。因此，我们无须坐在书斋里劳筋费神的追溯中外的腐败史，求证“腐败恰恰是历史进步的产物”，回顾中国的社会主义的腐败史，这眼前的东西毕竟比在典藏里引经据典来得快且实在些。

　　新中国70年来，既经历了两次的“经济社会的高速变化”期，同时也产生过两次腐败高发期。第一次为腐败是建国后，党政机关中出现了大量的贪污浪费以及官僚主义，私营工商业界出现了大量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腐败现象，由此，中共中央发动了全民参与的“三反五反”，仅以不到二年的时间，就强劲有力的压制了腐败势头。

　　第一次的“经济社会的高速变化”是继“三反五反”之后的“三大改造”，邓小平说：“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那个革命搞了三十几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页)

　　邓小平又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经过三十一年的努力，我们的全部工交企业已经发展到近四十万个，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比解放初期增长近二十倍，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7页)

　　习近平总书记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根据习总书记的这一论述，前三十年的经济的高速发展亦是不容置疑的。

　　然而，在这个既是“经济社会的高速变化”、又是“ 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的三十多年间，却没有腐败高发的现象。甚至于没有发生过科级以上干部因腐败而坐牢的事件，这便与“腐败恰恰是历史进步的产物”的逻辑相悖了。

　　第二个则既是“经济社会的高速变化”，又是腐败高发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早在1982年，邓小平就说：“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的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2页)尽管党中央连年加剧打击腐败的力度，尽管治理腐败的法律越来越多，然而，四十年来连绵不断的腐败，却是愈演愈烈，涌现出来的一只又一只的大老虎，堪称中外历史的空前，至于能不能绝后，就不得而知了。

　　我除了赞赏范院长的“腐败恰恰是历史进步的产物”的理论创新，还赞叹他用人性来理解腐败，他说：“以在中国我们看到秦汉的郡县之后，特别是科举出现之后，大量的平民子弟进入到官僚阶层，变成了统治者，他的政治地位和财富水平之间的落差产生了腐败的空间。一个穷人的孩子，靠读书、靠读四书五经当了官，腐败也是他的正常人性。”于是，这便使我想起了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因科举制度进入官僚阶层的的统治者，靠的是笔杆子，以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大量的平民子弟，靠的是枪杆子，却有殊途同归之路。因于此，我就有些为在“三反、五反”中被枪毙的张之善、刘青山有些怜惜了。

　　其实，关于腐败，私有制才是万恶之源与罪魁祸首，而从根源上消除腐败，《共产党宣言》早就给出了答案——消灭私有制。近日，湖南的新晃一中的邓世平的“十六年埋尸案”，人们凭借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先生的“直觉理论”或者称之为“指脚理论”也能看到，如果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公权与私利失去了交媾的空间，这一桩沉冤是不可能发生的，当然，这不过是千千万万个腐败中的个例罢了。

　　虽然，范先生对腐败进行了研究，提醒人们“平时比较被忽视的两个方面。”而社会主义、八千多万共产党人的理想与信念、习主席的“不忘初心”，大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以人性来解释腐败，而党性也是不足为论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我在聆听了《某种角度上讲，腐败恰恰是历史进步的产物》后，感觉就是事实基本清，证据基本不足，逻辑基本混乱，就如同对于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罪犯，，法律却是束手无策，只能是无罪开释。又好象郎中先生为病人看病，虽然为病人把了脉，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你活得越长久，你的病情越加重，然而，却不能开出诊治病人的药方，在书斋里做出来的学问，于社会，于病人又有何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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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某种角度上讲，腐败恰恰是历史进步的产物

范勇鹏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07-04 17:01

　　我们认识腐败问题需要参考很多其他的因素。我这里强调两个比较关键的方面，也是平时比较被忽视的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腐败和平民社会、官僚制度高度相关，资本主义的诞生加剧了这种关系。想想中国古代，上古的宗法制度、封建制的血统制度、军功贵族以及不同形式的采邑制、食邑制，它基本上不存在腐败现象，因为土地乃至人口本身都是属于统治者私人的财产、家庭或者部落。所以不存在这种权钱交易的必要。

　　到了古希腊城邦或者古罗马早期共和国这样的政体里边，似乎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腐败，因为这种小国寡民的状态下，大家基本上都是直接参政，也没有复杂的科层官僚机器，很多公共的职位是由抽签、选举或按部落来分配，或者按家族、家庭来继承，也没有太大的腐败空间和动机。通常都是在出现了这种平民性质的官僚制度之后，腐败才会相应的产生。

　　所以在中国我们看到秦汉的郡县之后，特别是科举出现之后，大量的平民子弟进入到官僚阶层，变成了统治者，他的政治地位和财富水平之间的落差产生了腐败的空间。一个穷人的孩子，靠读书、靠读四书五经当了官，腐败也是他的正常人性。另外像欧洲的基督教会、中东哈里发国家的教俗合一体制，都存在类似的问题，腐败也都蛮严重的。从这个角度讲，腐败恰恰是历史进步的一个产物。

　　后来到了近代初期，比如英国的议会制，都是贵族，所以也不需要很腐败。美国建国初期统治阶层大都是大地产主、奴隶主或者动产持有者，他们持有大量的土地、债券或者证券，对这些人来讲，我不稀罕从公共职位上去贪污这点油水，或者去虚报这点差旅费。所以像华盛顿、杰斐逊这些前辈，这些早期的弗吉尼亚王朝的总统们，他们都不腐败，因为家里边良田万顷，黑奴数百，我不用去贪污那点钱。

　　那么(美国)从什么时候开始腐败的呢?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828年选出了一个军人出身的平民总统，叫杰克逊。从那之后，腐败就比较突出了。当时比较典型的腐败叫政党分肥制，前任下台之后，前任的官职全部免掉，跟着我打江山的全部分配官职。所以当时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杰克逊总统正在白宫工作，有人来敲门，一开门，一个老头子进来把衣服撕开，说你看我身上有伤疤，这是我跟着你在哪个战役里边留的伤。总统马上就说，OK，纽约或者哪的邮政局长你去当。说白了这就是一种公然的政党分赃，卖官鬻爵。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83年，国会通过《彭德尔顿法》，才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政党分赃的乱象。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了没有?肯定没有。因为它这个法案建立的是一个什么东西?是从东方、从中国借鉴来的一种文官体制，所以它会面临同样的腐败现象，比如贪污贿赂。

　　第二个和腐败高度相关的因素就是经济社会的高速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腐败泛滥的情况在各个国家基本上都是出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或者发生在经济崩溃的阶段，都属于社会迅速变化的阶段。比如美国19世纪后半叶，内战结束之后迅速工业化的时期，是当时社会最黑暗、最腐败、(腐败)最猖獗的时候。二战后也有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但是当时因为民主党的进步主义政策、工人运动带来的民权斗争，以及苏联的竞争，所以它的腐败有所收敛，但是到冷战结束之后又开始加剧。

　　另外社会的变化也会造成腐败，因为每当社会变化的时候，也就是社会的权力和利益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它难免会出现脱节、漏洞。法律和道德它本性上是保守的，往往跟不上社会演变的速度，所以会产生我称之为时差型的腐败现象。

　　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往往还会带来权力资源的转变。历史上任何一种制度，都要依赖于某种权力资源，或者靠军队，或者靠知识阶层，或者靠资本来统治，同时又靠统治地位来掌握社会的财富资源，包括资本、土地、人口的分配。那么在历史的发展里边，权力资源和社会资源、财富资源之间会形成比较稳定的关系，这个阶段腐败相对较少。

　　而每当新的技术或者产业形态，或者新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原有的关系无法维系，就会出现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不掌握社会资源，同时掌握社会资源的这些新兴阶层又接触不到政治权力的现象，这时候就需要腐败。例如近代的新型资产阶级，他就要靠腐败来和政治权利进行交换。掌权者比如像贵族，像过去的这种王权政治也乐于拿手中的权力来变现。所以这个游戏就会一直持续到发生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都是这样的情况。另外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讲过一句话，他说你用这个钱来贿赂警察局长，总比拿石头去袭击警察局要好。就是说在那种社会变动的情况下，腐败也是一种维系社会稳定的机制，是一种润滑剂。

　　那么今天有没有类似的这种危险情形呢?显然是有的。比如说大数据、网上交易、虚拟货币、信息流动，甚至将来的5G等，都会带来新的社会资源的变化。但是传统的国家政权和官僚机器还不能很好的理解这些东西，甚至还不能理解这些东西。所以我相信未来的世界上一定会出现新的腐败形式，我们的反腐工作也一定要跟这种形式往前走，现有的国家组织形式也要相应的发生变化，不然就会发生这种腐败的猖獗，然后带来新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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