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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的庚子鼠年注定是要载入中国史册的一年。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尚未来临，就传来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消息，给除夕之夜的团圆饭带来了丝丝不安。正月初一人民领袖习主席亲自主持、亲自安排、亲自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吹响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号角。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人民领袖习主席亲历亲为，展现出了非凡的魄力和高超的智慧，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认为中国为抗击疫情所作的努力值得尊重和赞赏，值得学习致敬，为各国防疫工作设立了新标杆，我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巨大优势和巨大潜力。
一、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人民健康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壮举
(一)“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向世界豪迈地宣布了中国人民消灭了“血吸虫病”
新中国刚刚建立的1950 ，日理万机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接到了一封来自上海市郊任屯村农民的联名反应了血吸虫病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巨大痛苦和人民群众期盼根除血吸虫病的强烈愿望。百忙之中毛主席对这一群众呼声高度重视，一场自上而下的轰轰烈烈的抗击血吸虫病战役在全国拉开了帷幕，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第一次抗击瘟疫的群众运动，也是我国抗击瘟疫最长的群众运动，时间长达8年之久。
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了2000多年，主要存在于水乡湖沼地区，遍及江南12个省、市的350个县，患者1000万人，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达1亿以上。血吸虫病对于人民健康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它是一种慢性寄生虫病，由皮肤接触含尾蚴的疫水而感染，反复感染或治疗不彻底会引起肝硬化、肝腹水，肚大如牛，俗称“大肚子病”，轻则丧失劳动力，重则死亡。死亡率极高。患病的妇女不能生育，患病的儿童发育受影响，病区人口减少，生产力下降，少数病区甚至田园荒芜，人烟凋敝。
上海是全国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之一，地处上海西郊的青浦县，24个乡镇有23个流行血吸虫病，重灾地区莲盛乡的任屯村，1929年有275户，960人;到1949年解放时，全村只剩154户，461人，死绝户121户，死剩1人户28户。郊区十个县除崇明县外，九个县都有血吸虫病流行，解放后累计查出患者75.9万多人，约占流行疫区总人口的24%。其中晚期病人20541人，还查出患血吸虫病的耕牛27000多头，疫区300多万人民受到了血吸虫病的严重威胁。
1950年冬，上海西郊的青浦县莲盛乡任屯村群众的求救信发出不久，毛主席就派出的医疗队就到了任屯村，不分昼夜查病治病，抢救了不少病人。后来，任屯村农民代表还被请进京参加国庆观礼，见到了敬爱的毛主席。
毛主席的接见既是对任屯村人民的深切关怀，也是对整个疫区人民的巨大鼓舞，更是对全国人民的巨大鞭策，全国的血吸虫病防治的持久战也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1950年的新中国一穷二白，全国的医护人员总共才不过60万人，医疗设备是最简陋、最落后的，药品也是非常匮乏。但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在最基层的农村建立起了具有空前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党支部的巨大堡垒作用，最基层的村党支部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不仅进行农业生产，还进行思想宣传、政治动员，从村庄到中央建立起了严密的组织体系，发挥共产党从战争时期经过革命实践淬炼的制度优势，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包括水利、农业、卫生等部门，一声令下就能使得各行各业齐动员，集中全社会力量组织实施庞大又复杂的社会卫生工程，建立起了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最成功的模式，从根本上扭转了被动局面。
在长达八年的血吸虫病防治持久战中，毛主席亲自推动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毛主席深入疫区亲自调查，掌握了第一手材料，还号召在全国开展了深入持久的“爱国卫生运动”。同时更着力建立起了改变亿万农民健康状况的“赤脚医生”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农村实行了初级免费医疗制度，从农村到城市，从人员到设备，在全国建立起了人员分配清晰、设备配置科学、分级医疗合理的整个医疗服务体系，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先进社会主义医疗体制，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喜讯。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欢呼，血吸虫病防治从1950年开始到1958年全国重灾区基本解决，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造了人类防治疾病的奇迹。
毛泽东主席读了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重点疫区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这则消息后，激动不已，连夜写下了《送瘟神》诗二首：
读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6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普及，爱国卫生运动在农村得到更大范围的开展。在一些疟疾、丝虫病、黑热病、克山病疫区，于70年代初开展了大规模的普查普治工作。大批医务工作者和赤脚医生深人田间地头、工矿车间，为群众免费检查，送医送药，注射疫苗。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的大部分急、慢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到70年代中期，全国范围内的血吸虫病防控体系已经相当完善了，不仅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而且改变了民族的形象，振奋了民族精神，创造了中外社会卫生史上的奇迹。
(二)为了完成周总理的重托“人民科学家”顾方舟用他七岁儿子的身体完成了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实验
1955年，一种被称为小儿麻痹症的恶疾在江苏南通暴发，患者多是7岁以下儿童，感染病毒后，会肢体残疾、瘫痪甚至死亡，这种病就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南通一地就收到上千例报告。随后，发病地区迅速蔓延，青岛、上海、济宁、南宁……人人闻之色变，家家不敢开窗，儿童不让外出，每年因病致残的儿童多达数万名，控制脊髓灰质炎，成为新中国公共卫生工作的重点。
为应对疫情，周总理将这一重担交给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所，31岁的顾方舟和团队成员董德祥、闻仲权、蒋竞武等科学家临危受命开始着手研究。
为了总理的重托，顾方舟的团队在1958年很快就将“脊灰”病毒成功分离出来。随后顾方舟和七位同事选择在云南昆明西郊隐蔽在热带雨林中的猿猴基地玉案山创建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当时的玉案山一片荒芜，海拔高达2100米，一砖一瓦都得从山下去拉;没有水，没有电，冰窟也没有，一些培养细胞、实验用的药品都需要在冰窟里保存，只能每天山上山下地跑，把东西存在昆明市肉联厂的冰窟里。科研人员还亲自扛着大石头压地基建房子，九个月时间大家一砖一瓦，在一片荒山上为全中国的孩子建起了生产疫苗的基地。
1959年初春，顾方舟和董德祥、闻仲权、蒋竞武4位科学家被卫生部派往苏联考察。当时国际上有活疫苗和死疫苗之争，顾方舟查阅了所有能获取的公开资料，立足我国患病人口多、经济欠发达的实际，大胆提出了走活疫苗技术路线的建议，最终被卫生部采纳。这一决策，对我国战胜脊髓灰质炎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卫生部召集中国医科院及北京、成都生物制品所组成协作组，由顾方舟任组长，短短3个月就试制出Ⅰ、Ⅱ、Ⅲ型各500万人份的减毒活疫苗。1959年底，第一批减毒活疫苗诞生了，经过动物临床试验，证明在动物身上安全有效，但能不能用在人的身上?
冒着瘫痪的风险，顾方舟义无反顾地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一周过去，他安然无恙。但是脊髓灰质炎多发病于七岁以下的儿童，必须要在儿童身上进行临床实验。于是，他不满一岁的儿子顾烈东，就成了中国第一个喝下脊灰疫苗的孩子。
1960年的春天，周总理是去缅甸访问的途中，路过昆明来到了疫苗生产基地。顾方舟对正在视察疫苗的总理拍着胸脯保证把疫苗生产出来，让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服用，彻底消灭掉脊髓灰质炎，周总理拍了拍他的肩膀，赞许道：“好!中国人就要有这个志气!”
历经3年，顾方舟团队不断改进糖丸配方和滚丸工艺，终于在1962年成功制出可在室温条件下延长保质期的糖丸疫苗，第二年全国推广。自此，一颗颗糖丸，挡住了“脊灰”病痛，成了全中国孩子们心中永远的甜。
1965年，全国农村逐步推广疫苗, 从此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明显下降。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免疫, 病例数继续呈波浪形下降。
此后顾方舟继续从事着脊髓灰质炎的研究。1981年起，顾方舟从“脊灰”病毒单克隆抗体杂交瘤技术入手研究。1982年，顾方舟研制成功“脊灰”单克隆抗体试剂盒，在“脊灰”病毒单克隆抗体杂交瘤技术上取得成功，并建立起三个血清型、一整套 “脊灰”单抗。
1990年, 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此后几年病例数逐年快速下降,自1994年9月在湖北襄阳县发生最后一例患者后,至今没有发现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
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卫生部举行，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我国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
顾方舟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消灭脊髓灰质炎这一儿童急性病毒传染病的战斗中。他是我国组织培养口服活疫苗开拓者之一，为我国消灭“脊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乙型肝炎之所以能有“奇迹般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疫苗特别是婴幼儿疫苗的使用，而顾方舟在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年1月2日顾方舟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告别仪式上，妻子李以莞写给他的挽联是：“为一大事来，鞠躬尽瘁;做一大事去，泽被子孙”。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金秋，顾方舟获得首次颁发的“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回顾老一辈中国科学家，他们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为了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一腔热血奉献给了生他养他的新中国，他们不记名利和个人得失，以服务于国家和人民为唯一目标和第一追求，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科学奇迹。
与老一辈科学家相比，当今中国学术界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有的甚至是一些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把在所谓的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作为考核政策导向和最高荣誉。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一篇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论文，引起了不少人们的关注，不少人质疑科学家不应该把精力耗在在国外发表论文上。人们的质疑不管正确与否，还是请诸位花着国家天价的科研经费的科研人员拿起“人民科学家”顾方舟这面镜子照一照自己，问一问自己的良心，是否对得起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问一问自己的良心，在西方人控制的国际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是不是有益于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
(三)1952年美帝飞机撒向东北和自愿军大量罪恶的昆虫细菌并没有吓到中国人民
“生物战”这个听起来像是新生事物的事，其实也是自古有之。美帝不仅在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中就使用了细菌战，而且在70十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帝就对我国东北边境和朝鲜北部使用了细菌战。
美军的细菌战是经过长期准备的。二战结束后，美军掳获了原关东军731部队石井原班人马和资料，一直没有停止细菌战研究。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又在日本设立特种学校，专门培养美军细菌战人员，包括训练进行细菌战的特种飞行人员。
1952年1至3月，美帝秘密派出军机，在朝鲜北方和我国东北部分边境地区投下细菌弹，弹壳中装满细菌粉剂或带菌昆虫。朝鲜北部和东北各地发现大面积奇异昆虫，人畜皆因被昆虫叮咬，凡被叮咬，不论人畜。轻则发烧呕吐，重则昏迷不醒，以至死亡。美帝飞机马达声从夜空掠过不过半月，感染伤寒、鼠疫者，数以千计。
当时的志愿军军长李湘脸上长了个小疖子，挤破了后被细菌感染后，回到军部第二天脸就肿了，很快发展到脑袋肿胀得像水桶一样粗大，不久病情转化为败血症和脑膜炎，从发病到去世，前后只有8天时间。军长李湘脸是因细菌战而死亡人员中职务最高的，也是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损失职务最高的指挥员。随着死亡情况出现，中朝部队和朝鲜居民中开始引发恐慌，一旦爆发疫情，不但将直接影响部队作战，且将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产生重大影响。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断然决策，1952年2月21日，反细菌战斗争正式开始，周恩来担任反细菌战斗争的总指挥，先派昆虫学家、细菌学家、卫生防疫专家，组成志愿军防疫检验队，深入朝鲜战地和东北各地，检验查证，计发现美军投放带菌媒体十余种，有蚊子、苍蝇、跳蚤、蜘蛛、老鼠、白蛉子等。病菌亦十余种，计为炭疽杆菌、鼠疫杆菌、霍乱弧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沙门氏菌等。中央军委向志愿军下达了进行反细菌战斗争的指示强调：“现时重要问题是必须抓紧每一分每一秒针的时间，进行细菌散布区的消毒和隔离，克服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但在部队中则亦应特别注意不要造成惊慌和恐怖。”志愿军上下动员，展开规模庞大的宣传教育和防疫工作，部队的疫情很快得到控制，官兵情绪也平稳下来。
中央军委确定朝鲜北部与中国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反细菌战斗争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防疫区域由朝鲜北部扩大到中国东北以及内地部分地区。先后组织l29个防疫大队，深入疫区指导灭菌 ，对由朝鲜进入东北和由东北进入关内的车辆，进行强制消毒，人员进行强制注射，发现有症状者，立即隔离治疗;非必要物资暂停运回，非必要人员和部队暂停来往与调动。各地应该立即以春季防疫为口号，展开广泛的卫生清洁运动。反细菌战斗争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不但在朝鲜的志愿军部队深入展开，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形成了全民动员、全民防疫的运动，各种防疫措施不断调整完善，宣传动员普及深入，揭露美国实施细菌战罪行的外交等各种斗争也全面展开。反细菌战斗争在几个领域同时展开，达到高潮。
至1952年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经过将近一年的斗争，终于彻底战胜了美国进行的细菌战。在这期间，我军同美军进行细菌战有关的疫病患者384人，其中有258人治愈;1952年同1951年相比，朝鲜北部传染病发病率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大减少,美军实施细菌战，不仅未达到其预期目的，军民卫生健康水平，也随着反细菌战的斗争的开展，得到了显著提高。
中、朝部队击落了一些投掷细菌弹的敌机，俘虏了二十五名飞行员，其中美空军第5航空队第3轰炸机联队中尉领航员伊纳克、中尉飞行员奎恩，在驾机投掷细菌弹时，飞机被志愿军地面炮火击落，跳伞后被俘。二人感谢志愿军优待战俘的政策，在战俘营中，将如何从事细菌战训练，如何在中朝境内进行细菌作战，细菌弹种类、菌类、如何投放等技术细节，一一交待，又在无线电中向全世界广播。中朝两国政府皆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军进行细菌战，美帝在政治上、道义上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70年前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历经一年多的奋斗，取得了反击美军细菌战的彻底胜利;70年后的今天，从武汉开始蔓延到全国的新冠病毒肺炎，这种传染病的根源，已经有不少学者经研究发表了个人观点，均认为不能排除美国对我国暗地再次实施“生物战”的可能。
2020年1月21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郝沛研究员、军事医学研究院国家应急防控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钟武研究员和中科院分子植物卓越中心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李轩研究员合作，在《中国科学：生命科学》的论文认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是SARS的的升级版，如果是自然变异，至少要经历1万变才能实现，无疑是人工干预的结果。该观点当然地排除了“野生动物携带病毒来源说”，结合2003年的SARS病毒，除了中国人，外国感染病毒的也都是华裔移民，本次新冠病毒聚集性传播、集中的也是亚裔人群，自然会让中国人 产生合理怀疑。
还有医学杂志《柳叶刀》则分析认为病毒起源除了被感染的动物和进入市场的单个动物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人在市场外被感染，然后再将其带到市场;《科学》杂志刊文表示华南海鲜市场未必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且确定首次人类感染病毒发生在11月;北京化工大学教授童贻刚认为华南海鲜市场是病毒集散地，而不是第一站。
美国致力于生命学科技研究的创刊25年以上的《生物学科学杂志》官网上有一条新闻，新闻题目为《实验室制造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争论》。该新闻显示美国在2015年就在SARS基础上制造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可引发人类高传染性肺炎，并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科学界对该研究可能带给人类社会巨大风险展开争论。
在美国已经在战略上将中国列为全球最主要对手、美国精英层普遍存在反华意识的大背景下，承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美国狂人总统特朗普在中国发生疫情的第一次国际场合曾讲到“我们有很棒的、很专业的专业团队”，明显是话里有话并带有某种炫耀意味，很容易让善良的中国人产生怀疑。
在中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武汉新型病毒肺炎疫情的危难时刻，美国接连使出了派军舰到中国南海示威，通过干涉中国内政的“涉藏法案”，第一个将美驻汉領领事馆全部人撤离，在世卫组织要将中国列入全球突发性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叫嚷全面停飞中美间所有航班，攻击中国采取隔离措施是侵犯人权，第一个拒绝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入境，还有美国主要官员公开宣称中国疫情有助于工作岗位回流美国等一系列“落井下石”的不道德的行为，善良的中国人对“生化战”的怀疑也不全是“空穴来凤”。
二、从四面八方逆行而上奔向重灾区武汉的“国字号”队伍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一)除夕之夜响彻中国夜空嘹亮的军号奏响了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战斗的号角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的除夕之夜，在万家团圆的时刻，在我们闻武汉而色变，唯恐避之而不及的时候，我们的人民子弟兵、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却逆向而行，原解放军三总部陆海空三大军种医院400多人组成的医疗队全部抵达武汉，迅速加强到武汉地区指定接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人的地方医院，开展救治工作。
2月2日凌晨，空军出动8架大型运输机，分别从沈阳、兰州、广州、南京起飞，向武汉紧急空运795名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和58吨物资，上午9点30分全部抵达武汉天河机场，这是继汶川、玉树抗震救灾之后，空军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同时出动大型运输机数量最多的一次。
2月3日人民军队又抽组1400名医护人员，承担起了武汉火神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科医院医疗救治任务;湖北省军区派出支援队共130辆军用卡车、260多名官兵，根据地方配送中心的每日需求，派出运输力量保障武汉市民生活物资配送。
“人民的军队与人民共患难。”每到关键的时刻，每到危险的时候，人民军队总是与人民心连心，冲在第一线。此情此景，不仅让1000万武汉人无比感动，更会让14亿中国人增强了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决心!
(二)“国字号”白衣天使再次上演了“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壮举
在除夕吃年夜饭、看春晚的时刻，与人民解放军同行逆行而上奔向武汉的，还有另一只“国字号”白衣天使，那就是全国各省直医院的医护人员。
在武汉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刻，全国各大医院的医疗专家和九零后的医护人员纷纷请战，他们举拳宣誓，他们放弃了自己的阖家团圆，他们含泪告别了白发苍苍的老母，辞别了如胶似漆的爱人，离开活泼可爱的孩子，踏上了前往武汉的征程。他们携带精良装备和捐赠物资，水陆空日夜兼程奔赴武汉。许多省又相继派出了第二支甚至第三支医疗队，支援武汉的“国字号”外省医务人员多达6000多人以上。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一种中华民族的舍身取义精神的延续，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集体性迸发，这是毛泽东时代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家国情怀的传承，这更显示和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的动员力和执行力，这种大疫之前的众志成城和万众一心，一定会令世界惊叹和敌人胆寒!
(三)舍生忘死战斗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基层干部和共产党员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
战争年代，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喊的口号是：“共产党员跟我上!”“跟我上!”而国民党的军队喊的口号是：“”给我上!”这一幕在今天的抗击疫情战役中再次重现，党员冲在了抗击疫情战役的第一线，让多少守在家里看电视的人们泪目。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主席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发挥积极作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党组)、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挺身而出、英勇奋斗、扎实工作，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习主席一声令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打响了控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阻击战。“让党旗在疫区上空高高飘扬!”的号召，有多少党员主动请缨，有多少党员奔赴前线!在抗疫第一线的医疗队伍中，临时党支部组建了，党小组组建了，共产党员冲在了抗疫的第一线。甚至有的医疗队提出了不是共产党员不要去，奔赴前线的全部都是共产党员。党员说：“我是党员，我先上!那一刻，我感到无上光荣。”
世界上能有几个国家有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这种政党优势?世界上又能有几个国家有中国这种强大的执行力?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正是有了这样的制度优势，政党优势，有了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缔造的政党的高度信赖，每到关键时刻，我们党才能够做到一呼百应，人民群众才能够做到万众一心，才能够凸显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不论是地震、水灾，还是疫情、战争，每到关键时刻，你都能够体会到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党是伟大的党，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是伟大的军队，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共和国是伟大的国家，看看澳大利亚的山火失控，看看法国巴黎圣母院大火后的重建，看看美国十年过去了一公里的高铁也修不成，日本海啸2011年3月11日发生后，至今已近九年，被迫离开家乡的灾民还没有妥善安迁，你就知道我们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国家能比。
三、“市场原教旨主义”编织的美丽的神话在大灾大难的实践检验下风光不在
(一)面对汹涌而来的疫情和病人对发热门诊的渴求人民看不到“莆田系”医院的踪影
随着医院市场化改革，民营私立医院应运而生，闻名遐迩的莆田系有6000多家医院，莆田健康产业总会现有6000余家会员，基本是莆商参与投资的私立医院，莆田系在全国的私立医院中，也算三分天下有其一，“莆田系”医院几乎成了私立医院的代名词。据统计，到2019年底，全国公立医院减少到11941个，私立医院增加到2.32万家。
大疫当前，在关系国家安危的“武汉保卫战”中，相比数量是公立医院近两倍的私立医院，却像与己无关的局外人，没派一支医疗队，没见任何捐助，也没见任何举动，至少在资讯发达今天，没有看到相关的任何消息，主动请战的几乎清一色都是公立医院的医生。
从细心网友的图片中，我们看到，国内民营医院的标杆和号称有着国内最顶尖的医疗团队的和睦家医院，尽管国家卫生部门指定该院设立发热门诊，但该院贴出了“从即日起，‘和睦家’医院发热门诊升级改造，暂时停诊。所有发热或有新型冠状肺炎接触史的成人和儿童患者，请到指定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其他门急诊不受影响。”的公告。表面的理由“升级”，背后的考量只能是避免因为发热病人进入医院，影响医院的生意。
由此可见，如果顶尖的医疗资源都外流到民营资本手上，再有疫情来袭，我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征集起这样的资源。这不能不让人们对“仇和式”卖光所有公立医院的做法重新进行审视，也不能不担心，如果私立医院不断挤占公立医院的空间，如果将军队医院继续实行诸如原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改为南方医科大学那样的改革，一旦再次面对重大疫情，怎么体现举国动员力?又由谁来保卫共和国卫生安全?
卫生医疗事业的使命不仅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实现病有所医，更担负着防疫除疫、救灾抗震、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置、防止细菌战等国家安全，卫生医疗安全必须上升为重大国家安全。改革开放的40年来，每逢重大的疫情发生还是各种大型抗灾救灾活动，冲在最前头的可靠的医疗队伍，只能是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眼下正值举国抗击新型肺炎的关键时刻，眼前发生的铁的事实应当引起全国人民特别是负责决策的卫生部门的深思。
还有从事药品生产和经销领域的私人资本，特别是疫苗的生产和流通，尽管一再加强政府监管，但最近几年的丑闻和悲剧仍然不时爆出;私人药品零售店用医保卡刷非医保用品现象屡禁不止;还有甚者把药品价格溢价抬高零售，一盒疗效相当的5毛钱一粒的感冒药，变换成各种牌子包装后，可以卖到最高近40元的价格等。
医疗乃是国计民生的大要事，关乎到亿万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应当坚持以国有企业和各级国有医院为主体，在各级党和政府领导的重视下，在全国城乡的各个社区医院、卫生院及人口密集的生活区域，合理设置以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为主的药品零售网点，严格控制私人资本的药品零售，并对销售药品的品种、质量和价格严加监管，对于人命关天的大问题，必须从根本上保证国家改革的正确导向，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最根本的利益。
(二)“一罩难求”的窘迫击碎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美丽的神话
口罩不属于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其实中国有着全球最全的工业体系和最快速的生产能力，应该说生产起来很容易。新华社就报道了南昌一个大药房囤积口罩等疫情防控用品，哄抬物价，结果被罚款300万元。还有有知名的大超市趁机抬高白菜、黄瓜、西红柿等民生商品价格的，大发“国难财”，被媒体爆光后向社会道了谦，对哄抬物价的商家国家市场监管部门当然也做了罚款处理。
为什么会出现“一罩难求”和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呢?
这让人想起了抗美援朝时期的不法商人坑害志愿军的故事。
1950年11月25日，华北军区后勤军需部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向天津橡胶工业同业公会会员代表人乔铭勋订购200万件雨衣，而乔铭勋不仅私自非法扣留货款搞投机，不仅造成无法正常交付货物，而且所交付志愿军的雨衣也出现大量次品，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和恶劣的社会影响。毛主席在批阅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李六如报送的关于中央军委订制二百万件军用雨衣被奸商诈骗、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简报时，做出批示：“必须严格处理，教育干部。”1951年12月10日，天津市人民法院以犯诈欺罪判处乔有期徒刑三年。这是共和国建立后审理的第一起不法资本家的案件。
还有在承制供志愿军用的罐头中以少报多、以病死牛肉充好牛肉的;有用烂棉花为志愿军制做急救包的;有用霉变大米供给志愿军的;有往供给志愿军的腌菜里添沙子的;有给志愿军制作的鞋子偷工减料，一穿就破的;有用汽油桶铁板为志愿军做铁锹的，志愿军在挖工事时候，一碰就弯……总之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为什么在国家有难时，总会有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身试法，甚至甘冒杀头之罪来添堵?其实这就是资本的天然属性决定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转移。我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五反”之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通过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将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国营为主，兼顾其他，固然是社会主义的内在需求，也在于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即便通过“七反八反”，也是无法从根本上将那些污毒洗干净的。
在这次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斗争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控制疫情蔓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正如习主席曾所指出的，“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我们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规定性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属性不能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相违背。无限夸大市场经济的作用，放任市场失灵、破坏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其结果必然走向市场原教旨主义，并将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依然严峻复杂形势下，医疗物资紧缺是当前防控工作的焦点、难点、痛点，尤其是防控前线急需的医用防护服、口罩等物资尚处于紧张状态。面对疫情，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医疗物资是保障，而中央企业坚决执行习主席的决策和部署，把支撑保障疫情防控当做头等大事，加班加点、科学排产、提高负荷，加快生产进度，支援战“疫”一线。同时他们郑重承诺，服务抗疫战线的医疗保障物资，绝不涨价，假如放任市场的自我调节，假如放弃坚守国有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改革的底线，假如放任市场原教旨主义在社会主义中国大行其道，面对今天这样的大规模疫情，后果将不堪设想。
古语云“多难兴邦”。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也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民族，更是一个越挫越勇的民族。我们的民族，每经历一次困难，就会坚强一次，成长一次，这种敢抗争、不怕输、不服气的性格，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
面对突如其来的空前的疫情，人民领袖习主席亲自动员、亲自部署、亲自指挥，采取的世界最强力度、最大规模、最高水平的应对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最强有力、最高效的措施，显示出了高超的驾驭全局的领导艺术和高超的处理突发重大事件的智慧;人民解放军闻令而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无疑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坚强支撑;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冲在第一线的模范带头作用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充分显现;14亿中国人民在人民领袖习主席的坚强领导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同舟共济抗击疫情，肆虐的疫情终将被中国人民所制服，肆虐的疫情终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佘富勤
作者：，大同市政协委员广灵县政协常委司法局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