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人生最难的，不是选择，而是抉择。回首70年前那场艰苦卓绝的出国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虽然只有8个字，但新中国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作出抉择时的艰难、勇毅与坚定，至今让人无比钦佩。

　　1950年10月1日晚上，天安门广场庆祝建国一周年的焰火还在尽情绽放，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室里，气氛十分紧张。当天，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同时“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以最后通牒的口气要求朝鲜人民军立刻“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并狂言“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危急时刻，朝鲜领导人向中国发来急电，请求我们出兵援助。要不要出兵支援，要不要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战争较量?这不仅考验着一个刚刚历经劫难重新站起来的民族的胆略智慧，更直接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前途命运。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打还是不打，这个抉择太难了。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胡耀邦也回忆：“考虑出兵不出兵朝鲜的问题，他不作声，一个礼拜不刮胡子，留那么长。想通以后开了个会，大家意见统一了，毛主席就刮胡子了。”由此可见，作出抗美援朝决定，并非一锤定音，而是一波三折。

　　抉择之难，难在权衡利弊、观古鉴今。从历史上看，对敌妥协只能引狼入室，报以铁拳才能赢得尊重，这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从地理上看，中朝两国一衣带水，唇齿相依，有道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况且战火已经烧到自家大门口，理应出兵。可是，刚刚成立一周年的新中国，长期战争的创伤尚未修复，财政经济状况十分困难，解放军海军和空军尚处于初创阶段，陆军装备也相当落后，而我们的对手却是世界头号强国，双方实力差距太大，就连当时苏联领导人也紧张到“普通人不易想象的程度”。

　　“抉择”这个词，多少有些悲壮的意味，选择某一方，就意味着舍弃另一方。但也正是这种“悲壮”，方能凸显出抉择的深远意义。此时，新政权虽已成立一周年，但列强环伺的局面并没有改变，“三把尖刀”正插在中国的头上、腰上和脚上：北面，战火烧到鸭绿江畔;西南，美支援法军侵越威胁中国边境;东南，美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两弊相衡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是加紧恢复经济建设，还是出兵援朝作战，孰轻孰重?党中央在充分讨论、反复权衡之后，更加清晰而坚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中国想要安心搞建设，那是一厢情愿，只有打得一拳开，才能免得百拳来。正如彭德怀所言：“老虎总是要吃人的……向它让步是不行的。……不同美帝国主义争个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

　　很多时候，当选择成为抉择，尤其是决心已定，需要的已不再是利弊得失的权衡，而是“长剑既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毅决绝，以及“剑气如虹贯长天，宝光入鞘风云淡”的从容淡定。我国决定出国作战之后，苏联却取消了原先与我们达成的关于对志愿军提供空中支援的协议，这意味着朝鲜战场的制空权将掌握在敌人手中。尽管如此，党中央的决定不改，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出兵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

　　“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作出这一战略抉择，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果敢的历史担当。如果没有“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战略考量，缺乏“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较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看选择在什么地方”的底线思维，没有“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的宏伟气魄，顾虑这顾虑那、前怕狼后怕虎，就不可能“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出国威军威，打出几十年的和平岁月。

　　无论什么时候，抉择总是艰难的。惟其艰难，方显勇毅。今日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风云变幻、波谲云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我们需要作出的抉择越来越多、难度越来越大。“欲粟者务时，欲治者因势。”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信心决心，强化使命担当，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作者单位：77675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