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如云说不尽，让人频搔头。

　　世界太大，事情太多，让人没法说清，麻烦。

　　但人是不怕麻烦的，赿说不清赿来劲，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就产生了争论。

　　争论在中国古代有个文绉绉名字，这就叫做“辩“。

　　辩，一般是在理论领域进行，和辩同时并称的是论，论，是我来说，一家之言，辩，是我和你说，争的是谁对谁错。

　　有些事永远也说不清，谁也不服谁。这一辈说不清，下一辈继续说，一说千年，也没个定论，这就叫千古之辩。

　　千古之辩最著名的有两个，一个是善恶之辫，一个是义利之辩。

　　善恶，辩的是人性，义利，辩的是人行。古今文章言论都脱不出这两个辩。

　　人性善恶，那是圣人之辩，咱也不敢问，咱也不敢说。孟子和荀子，你们俩继续，咱搬个板凳听就行。

　　义利之辩是平民之辩，谁都可参言，今天就说说这个。

　　人的行为无非是指两个方面。义，是人对人，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对得起你，这就是义，否则不义。利，是人对物，是人和物的关系，物为我用，即为利，不能为我用，就是无利。所以义利之辩总是具体在某一领域的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今年瘟疫流行，大家都关心，都议论。中国迅速扼制了瘟疫，美国却没办法，如今已有八百多万罹患疫病，二十多万死于非命，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人得出结论，中国是社会主义，免费医疗。美国是资本主义，老百姓看不起病。所以，这次瘟度检验了社会制度的优劣，所以，社会主义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公费医疗好，是这次瘟疫检验出来的唯一真理。同时证明了私费医疗不好。

　　那么，扩而广之，除了瘟疫用公费治疗好之外，其他疾病用公费治疗好不好呢?

　　这就是公费医疗义利之辩。

　　人的一生无非四个字，生老病死，谁也躲不过，谁也摆不脱。这四个字都和医疗息息相关，有病需要医疗，这不必说。老了病多，需要医疗。生在医院，死在医院，哪个字离得开医疗?所以人这一生，离开医疗，寸步难行。千万别说你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总有你得病的那一天。

　　瘟疫是一种病，公费医疗好，这么大的病，用公费都好，推而广之，更别说小病，其他所有的病了，用公费医疗那就必然都好，这没毛病吧?

　　得病的是人，公费是物，用公费治病，公费为人所用，这就是利，是大利。可以说，人的生老病死，用公费，利莫大焉。

　　公费是国家统筹，用来治人民的病，国家对得其人民，这就是义，亿万百姓身体健康，这就是国家的大义。

　　大义所行，大利在其中，义利统一，莫此为甚。

　　公费医疗的钱是国家的，此言差矣。所有财富都是劳动创造，国家起个统筹作用，也只有社会主义国家能做到，资本主义国家虽也照猫画虎学点，但肯定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做的完全彻底地好。

　　医疗基金的统筹是国家从劳动者创造的财富中，通过初次分配取其一定比例集中使用的社会资源，其用途是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健康方面的花费。劳动力的生产只有一个，就是生孩子，并让孩子健康成长，劳动力再生产，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治病。

　　譬如，从每人劳动财富中抽取100元，14亿就是1400亿。国家可得到的行义的规模就是1400亿。人们治病后都说国家给报销了，国家仅仅做了从社会收钱的工作，可花出去后却白白获得行义者的好名声。(从社会角度长期看，每个人都是劳动者，不是从一时看，这里不计算有老有小，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这些情况可用别的经济学方法计算)

　　14亿人在同一时段使用医疗资金的总量相对恒定，而每个人使用的额度是有差别的。以一年为期，有人健康没得病，他没有使用这些钱。他对社会大义的贡献度就是100元。还有人用得多些，例如，他一年花了150元医疗费，那他就获利50元，这是没使医疗资金的人对用得多的人的接济。长远看，医疗资金的使用总体大致平衡，这就是整个社会的利，每个人都从公费医疗中得利。既是人人为自己，也是人人为他人，一个人一年中健康，他所提供的医疗基金为别人所用，也可以看作是义。有人一生健康，所用医疗资金甚少，对多病之人是义，可很少有人知道他所花的医疗费具体是谁提供的，他就会感谢国家，感谢社会，于是这就成了公义，社会之义。国家就成了这种公义的道德承载者，而获得了人心民意，这种义变成了国家的大利，获得好世道的赞誉，如果这种义积累的足够多，就会被历史标榜为盛世而万古流芳。

　　医疗经费的公共使用，可达成各因其病，按需分配。可延长人的寿命，可提高生存质量，这就意味着降低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成本，这对国家是大利，譬如，人的寿命为30岁，他成长到18岁，其有效劳动时间为12年，若寿命为42岁，就节约了18年的劳动力生产成本，依此类推，寿命赿长赿对社会有利。人赿健康，劳动力再生产就赿顺利，还低成本。

　　由于资本主义的退休制度，老人的的劳动能力不能发挥，把老人看成是社会负担，这是不应该的。公有制条件下没有所谓退休，就象著名的一句话所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还有一首歌唱得好，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如果发挥老年人的作用，对社会的利益极大，这都是公费医疗的大义所带来的大利。

　　资本主义的退休制度是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力效率比较的产物，对资本家来说，老年人提供的剩余价值少了，由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让老人退休更合算。不幸的是我们还照搬了这个制度。这些是题外的话，但也说明医疗的利和义，长寿和健康都既是义，也是利。

　　社会总会有些人天生或大部丧失劳动能力，不仅不能提供医疗基金，还需要救济，这些救济就是其他人贡献的义。这是人类所特有的。

　　私有制社会中，医疗是个人的事，医生治病收钱天经地义，医疗是产业，是个很来钱的职业，这就是利。

　　也有医生品德高尚，少收或不收钱，这就是义医。但这是个别的，偶然的，不可能普遍而长久。

　　公有制条件下才有了医疗资金社会统筹，公共使用(非平均)的条件。这就实现了医疗方面的义利统一。

　　我国现行的医疗体制是混合型的，有公有性质的医保和农合，也有纯货币关系的私立医院。从这次疫情看，公立医院是中流砥柱，公费医疗是最根保证。私立医院无所作为，甚至胡作非为，哄抬药价，制售假冒伪劣药品和医疗用品。可见，公费医疗是大义，私立医疗是大不义。

　　在普通病症治疗中，公立医院也有不义行为，如收红包，冷漠，见死不救等等，这些不义之举都是私有制医疗体制污染所致。

　　医药制造，行医场所和人员是国家健康之本，公有制是灵魂，当有人以此作为产业谋利，就是大不义。而回归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助合作的公有医疗，才是义利双收，义利统一，义利和谐的好方法。

　　以医取利过度，虽获利而失义，丧失人心民意，其最终结果是既失义，又不利(不是不能获经济意义上的利，是政治道德之利)。现在的情况是，私人占用社会医疗资金，假借国家之名，让国家既损失了大量资金(利)，又背上了不义的罪名。

　　真实的公费医疗应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只是尽统筹之责，由此换得人民拥护，国家安康，既得大义，又获大利，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