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大党，起于何处?上海兴业路76号、浙江嘉兴南湖红船，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和“摇篮”。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

　　万事开头难，起步最艰难。如果将历史的指针拨回百年之前，我们党成立前后的那个时期，没有人认识到这将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正如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展览结束处所悬挂的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钜”。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个怪物就是共产主义。”这是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里的第一句话。如果用今天通行的译文，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是通过阅读这本书以后开始确立自己的信仰。

　　毛泽东多次说过：我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以后，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邓小平晚年谈起青年时代的往事，也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即便几十年后，周恩来仍对陈望道说：“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

　　一本书孕育了一个政党。也许，《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在今天的人们记忆中早已是遥远的过去。然而，历史的变迁总是从第一步开始的。无论时代怎么发展、变化多么巨大，最初的这一步总会镌刻在历史的长廊上。之后，作为“幽灵”的共产主义，在黑夜沉沉的中国大陆“游荡”一番后，最终凝聚起了一个先进组织——中国共产党。

　　历史往往富有戏剧性。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为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之一，在当时的社会并未引起特别大的关注，除了会场一度遭到租界暗探、巡捕的搜查，对普通人而言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甚至连这个“创业团队”最初的成员，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921年6月29日傍晚，湖南青年毛泽东和已是中年的何叔衡，在长沙小西门码头，乘着暮色，登上一艘开往上海的小火轮。对此，谢觉哉在日记中平淡地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没有写出的5个字，也许是“共产党大会”或“共产主义者”。

　　就这样，在那个闷热的季节，13名刚刚认识的人在上海望志路106号的一座石库门房子里，秘密举行了中共“一大”。他们衣着各异、口音不同，有的已经年过四旬，有的才刚刚19岁，平均年龄还不到28岁。这些人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手中没有枪，兜里没有钱，只有心中的主义。

　　作为“南陈北李”、曾经相约建党的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位最重要的人物都没有出席。原因竟然是，陈独秀时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为筹办广东大学预科，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就派个人代表包惠僧参加;而李大钊，当时正在领导8个学校的教职员工向北京政府索薪。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与当时社会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各种政治力量相比，是多么的势单力薄、毫不起眼。

　　人间万事出艰辛。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最后一天的会议还不得已转战到了嘉兴南湖的一叶游船上进行。代表们装扮成游客，在这艘风雨中的小船里，通过了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一个将改变中国社会的政党，开始起锚远航。一出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甚至是惊天动地的历史“大剧”，就这样悄悄拉开了序幕。

　　这是一个关于中国梦的寓言，也是一个关于中国梦的传奇。红色的游船，红色的起点，成为通向未来的一个坐标。彭真同志在参观嘉兴南湖红船时感叹：“这只船虽然还很小，但是前途远大。”100年来，从嘉兴南湖红船上寻找光明的摆渡人，到驾驭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航者，中国共产党激励与召唤着亿万人民，掀起汹涌壮阔的狂澜，荡涤风雨如磐的暗夜，汇聚成光耀中华的绚丽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