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节早期在各个国家的发动、传播，都带有鲜明的工人阶级崛起、底层呐喊的色彩，所以这个节日才可以和众多国家的文化产生融合。

　　因其阶级性，也因各国都存在阶级压迫这一现实。

　　在工人阶级夺权的世界历史上，女性运动本就占据着光辉的地位。

　　在英国，19世纪初期只有男性拥有选举权，随着工业革命的迅速扩展，很多工厂开始大规模用人，如曼彻斯特Quarry Bank纺纱厂招工的女性最小为9岁，年满21岁的女性才有工资。

　　同时，女性工作场所危险性高，每晚被锁起来的集体休息、每天残羹冷炙般的饮食、每周六天的工作时间、每周日教堂的祈祷和感恩……这些都令女性越来越不能忍受。

　　而且，还有来自男性监工的恶意骚扰、来自管理层的盘削克扣……

　　在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克拉拉·蔡特金，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领袖之一，1910年作为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在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前夕主持召开了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代表工会、先进政党和职业女性的十七个国家、百余名代表，起草了一份《关于争取妇女选举权基本原则的决议案》。

　　这里我摘抄其中一部分内容：“各国社会主义妇女每年要有一个节日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妇女获得选举权，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并连同整个妇女问题一起对待妇女的选举权要求。妇女节必须具有国际性和认真地筹备。”

　　此后，克拉拉·蔡特金、亚历山德拉·科伦泰、罗莎·卢森堡和纳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等共产主义者的名字，被永远铭刻在国际妇女节的历史中。

　　在这次社会主义国际妇女大会上，克拉拉·蔡特金说：“妇女节必须具有国际性。”

　　但协议没有指定具体日期，所以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日期都是随机确定的。

　　至此，为了妇女权益这一个主题，个别国家的个别活动已经上升到了世界舞台，开始焕发更为强劲的能量，并以更快的速度在全球扩展。

　　需要科普一个冷知识：妇女节的起源并不是所谓的“1857年美国女工大罢工”，这是1955年冷战时期炮制的历史谣言，一直荼毒至今。

　　法国著名学者莉莲·坎德尔（Liliane Kandel）与弗朗索瓦丝·皮克（Franoise Picq）对此早有考证。

　　无论在美国女权历史研究的著述中，还是19世纪中叶的美国报纸上，都找不到1857年3月8日的这次所谓女工罢工，后来发起国际妇女节的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领导人也从未提到过这次罢工。

　　「三八妇女节源于纽约纺织女工游行」这个说法的第一次出现，是在1955年3月5日发行的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上——距离1921年莫斯科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确立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已有三十多年光景。

　　与之配套的，所谓「1908年3月8日纽约女工抗议，喊出‘面包与美国’的口号，并产生了三八妇女节」，同样是谣言。

　　实际上，上述游行历史上从未发生，国际制衣女工联会（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自1900年成立以后，领导层在意识形态上偏极端保守主义，其主张仅仅是以温和教育的方式逐步提高极少数熟练技术女工的待遇，对非熟练技术女工、东欧与犹太移民女工则是采取排斥和排外的态度，不可能放任其发动大起义。

　　真正的「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起源是哪里？苏俄！布尔什维克！

　　1917年3月3日，彼得格勒（也就是圣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工人举行罢工，女工同时响应布尔什维克（后改称俄国共产党）号召，要求得到“面包与和平”，后达九万男女参与人数。

　　罢工愈演愈烈，沙皇尼古拉二世没有派兵大举镇压——这并非沙皇体恤民情，而是常年战争以及一系列的事件导致沙皇政府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得罪了俄国所有阶层。

　　于是，这些此起彼伏的事件最终发展为反对战争、反对沙皇腐朽专政的革命事件，即二月革命。

　　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行动最终赢取全面胜利，于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带领武装力量向圣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为十月革命。

　　统治俄罗斯三百余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是在俄国妇女的示威游行中实现的，其推动俄国的历史进入新篇章的同时，也展现了女性的强大力量。

　　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著的《斯大林时代》一书中曾写道，苏联充分利用工业化全面实现之机，通过宣传和法律规范，在国际上首先实现了男女平等，将陈规陋习彻底打击的烟消云散，妇女节第一次成为国家层面上的节日。

　　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布尔什维克的女权活动家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建议列宁，将3月8日设为法定假日，全国放假一天。

　　从1922年开始，苏联《真理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刊物《国际新闻通讯》、《共产国际》在每年3月都会开辟专栏，介绍妇女节和各国无产阶级妇女的斗争、生活和工作境况。

　　苏联时代，每年都会在3月8日纪念“英雄的妇女工作者”，这是除十月革命纪念日与卫国战争胜利日之外，苏联国内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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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联的推动下，联合国也从1975年国际妇女年开始庆祝国际妇女节。

　　在中国，1946年抗战结束后，当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就曾演变成为国共两党争夺中国妇女运动话语权与领导权的舞台。

　　之后通过土地革命（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等运动，妇女群体逐渐倒向毛泽东领导的红色阵营，特别是在淮海战役中，大量农村女性志愿支前，为共和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功勋。

　　为什么妇女们都支持中共、支持解放军？在国军中难道就没有妇女的身影吗？

　　当然有——以杜聿明、邱清泉为代表的国军军官，被我华东野战军围堵在青龙集和陈官庄一带、几乎喘不过气之际，依然不忘在一个个临时挖开的地下掩体里，搂抱着他们一路强征强抢的女子寻欢作乐，度过最后的狂欢。

　　1982年，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一部收入637篇文章、共计360万字的《星火燎原》丛书里，记载了这样的场景：“在不足20里的陈官庄地区的冰天雪地上，一张张降落伞张开做为帐篷，远远望去，就像一朵朵毒菌长在冰雪之中——那里面就是国民党军官和他们的‘临时太太’们得过且过，在等着死亡的来临。”

　　今天的某些影视剧、果粉热爱鼓吹的“旗袍女人味、民国优雅范”，这种“撑着油纸伞”的小资情调，在民国的比例不到1%，更多的是横尸街头的妓女。

　　甚至，哪怕是那1%的阔太太，1948年的“景明楼事件”了解一下。

　　而我解放军呢？

　　早在建军初期，毛泽东就给革命军队伍定下包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内的一系列军纪，其中就包括革命军人“洗澡避女人”、“不调戏妇女”的铁律。

　　40年代时，根据苏北地区土改工作者调查：“地主对佃户的妻女，可以随意侮辱、霸占……甚至有若干地区如宿迁北部，还保留‘初夜权’制度，佃户娶妻，首先要让地主睏过，然后可以同房。”

　　“初夜权”，为一种极端封建男权压迫的产物，在地主阶级的统治范围内更是沦为“惯例”。

　　当时苏北的“初夜之祸”，主要即发生在主佃之间。

　　仪征学者刘师培曾语：“禾麦初熟，则田主向农民索租，居佃民之舍，食佃民之粟……或淫其妻女。”　　

　　1942年4月，苏北新四军领导人邓子恢也指出：“贵族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包括可以自由奸淫以至霸占人家的妻女，可以享受初晚的权利！”

　　更有记载，许多地主在获得被霸占女子的初夜权后，还长期占佃户之妻女，不予归还。

　　泗沭县裴圩地主周继叔家的雇工朱尚队，积蓄多年替弟娶媳，却在入门头晚被周奸占，后被周长期霸作“小婆子”。

宿迁北部窑湾区王楼乡著名的大地主马知非(又名马如元)，有地60余顷、佃户200余家、“小婆子”逾30人，46岁时却还要霸占佃户孙广礼17岁的女儿。

　　在孙氏嫁果场张姓的当晚，马知非令人强行用花轿把孙氏抬到家中，后长期予以霸占。

　　同时，地主厌腻了佃户的妻女后，又可随时抛弃、不负担任何粮食给养。

　　比如沭阳曙红区崔沟村崔家庄的大地主丁杰三，家有80顷地，曾将佃户王春保的女儿霸占一年多，致其怀孕后便抛弃;另一佃户黄德安一个15岁的妹妹，也被丁霸占年余后抛弃。

　　………………

　　在封闭的乡村社会中，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大地主，不仅把自己土地上的佃户视为农奴，同时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对其土地上的妇女拥有性权力。

　　早在20年代，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议案即指出：“地主又在批耕约中时常规定：如欠租的时候，地主得直接没收其家产……甚者虽其妻儿，亦把来抵租。”

　　到1947年，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躲在烟台、青岛、济南等地的“地主还乡团”，也尾随国军而来。

　　有人曾说“战争让女人走开”，然而，女人在战争中根本就走不开。

　　国军携还乡团在解放区奸淫横荡，仅驻枳沟、淮河两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嫡系83师（师长李天霞），其部在9天时间内就强奸妇女2500余名…

　　战争，深刻地教育了中国女人。

　　血债累累的结果是什么?

　　正是毛主席所言：“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一年后，淮海战役打响。

　　我军大范围迂回包抄歼灭敌人，当时每名解放军战士身上都带着一双甚至两双新鞋备用——“你们男人在前面打仗，俺们女人给你们做鞋！解放军同志的鞋，俺们全包了！”

　　山东费县东南35里的沾化村，全村110户482人，男性劳力120人，分担架、运输、民兵3期全部赴前线支援；42岁的妇女会长李自兰，则兼任村长、带领97名妇女和老弱病残，在后方生产军鞋，号召妇女给解放军做军鞋支援淮海战役。

　　李自兰在村妇女大会上说：“你们忘记去年国民党来的时候吗？我们到处躲避，成天提心吊胆、担心受怕被那帮畜生扒衣裳、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现在咱有经济地位，有政治地位，彻底翻了身，再也不受那肮脏气！难道我们多做活是吃亏吗？谁说咱女人上不了战场？咱手里的针线就是战场！”

　　1948年11月，当战神粟裕指挥的华野第7、第10、第11纵队进攻徐州、掀起淮海战役高潮时，苏北地区的妇女老农们争着给解放军织军鞋、缝棉衣、打粮草、援前线……

　　1949年建国后，新中国的女权才是真正之雄起。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每年的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

　　此后，《人民日报》每年会发表“三八”国际妇女节社论，该社论成为了由全国妇联主持的代表国家行为的“三八节”大型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五千年浩瀚长史，女性社会地位最高、女性尊严最为自持的时代，无疑是建国后的前三十年。

　　毛主席文略一生，雄篇千万，其中最为震烁世界的即是四句话：

　　①“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②“为人民服务！”

　　③“帝国主义不过是只纸老虎！”

　　④“妇女能顶半边天！”

　　这句“妇女能顶半边天”，如一道惊雷划破长空，解放了数以亿计千百年来被父系男权社会压迫的中国劳动妇女。

　　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

　　在毛主席麾下，女性可以参加工业、农业的劳动，可以成为基层组织的骨感力量。

　　中国妇女历史上第一次挣脱了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个代表了封建宗法制度权力的压迫。

　　新中国建立后，大批的“妇女扫盲班”拔地而起，同时伴随着的是妓女、妓院在一夜之间被雷霆取缔。妇女在新中国拥有了在民国时期完全不可想象的劳动地位、家庭地位、社会地位。

　　毛主席有一句话：“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这句话深刻概括了那个时代的妇女观，也是绝对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恰如年轻的他曾高喊：“穿耳包脚为肉刑。学校家庭为牢狱。痛之不敢声。闭之不敢出。或问如何脱离这罪？我道，惟有起女子革命军！”

　　1956年10月，毛主席在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曾指出：“在中国，参加政府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妇女毕竟是少数……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占17%。在北京、上海、天津三个中央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仅仅占20%……”

　　他认为提高妇女政治地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提出：“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50%。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坏处！”

　　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中国妇女运动曾在50年代实现了县县都有女县长，乡乡都有女乡长，促成了50年代妇女政治参与的高潮。

　　中国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参与社会建设之深之广，使西方国家的女权团体都羡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