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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真理说起。什么是真理?真理是认识主体对客观对象及其运行规律的正确反映。人们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检验真理、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真理具有客观性，即它的内容是不依赖于人们主体而外在客观存在的。真理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人们的认识，是由无数相对真理不断接近绝对真理的无限发展过程。真理同错误相比较、相矛盾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
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来看，南朝梁宗室文学家萧统的《令旨解二谛义》曰：“真理虚寂，惑心不解，虽不解真，何妨解俗。” 唐朝诗人方千的《游竹林寺》诗曰：“闻僧説真理，烦恼自然轻。” 宋代翰林学士钱易的《南部新书》辛曰：“ 卢演为长句……樽前有恨慙卑宦，席上无聊爱靚粧，莫为狂花迷眼界，须求真理定心王。” 现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艾思奇在他的哲学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第九章中说道：“人们的认识，符合于客观规律的就是真理。”毛主席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文中指出：“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为什么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人们对真理的发现是个不容易而漫长的过程，是不断的认识和经验累积的结果。真理往往就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原因有三，一是最初的真理，最开始都体现为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的新发现、新见解和新突破，他的新突破往往会遭致人们不理解、反对或不被接受，然而人们反复认识，反复交流，不断实践，逐渐成为常识。二是同时新的发现又在孕育，然后再由少数人或个别人突破，形成一个不断超越，不断创新而被再反对，不断创新，不断交流，不断实践，成为常识即常理的循环。三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是由少数人的真理到多数人的常理的不断循环。这就是人们经常认识、交流、检验、接受和运用真理的路线，即科学的认识路线。
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就简称为民主集中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组织原则和决策原则。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这就是说，人们的认识路线与民主集中制相结合，二者辩证的统一，是政党、国家和人民团体进行科学决策的基本原则和运行机制。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一观点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真理可能在少数人一边。革命导师列宁也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这个命题出自马克思。马克思告诉我们：“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地大道可走的，只有那些在陡峭的山路上，不畏劳苦，奋力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峰。”在众多的人群当中，掌握真理的人是刻苦钻研、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人，是那些革命家、科学家和发明家。而这些人在人口当中毕竟是少数。这些人除了他们自身的健康和聪明条件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在实践中探索和发现，这一点是一般的人所难以做到的，也是多数人难以做到。因为探索、发现和坚持真理，是非常艰难困苦的，甚至是要付出鲜血和生命代价的。1600年，意大利著名天文学家布鲁诺由于反对地心说，拥护哥白尼的日心说，主张宇宙是无限的，被教会打成异教徒，并于当年3月17日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被活活烧死。后来的历史实践证明，布鲁诺的观点和主张是正确的，真理确实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很多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少数派。在党的历史上，毛主席曾经是少数派，其“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思想，一度被认为是“富农路线”，其“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诱敌深入，集中力量全歼之”的战斗策略，曾经诬蔑为“流寇思想”、“游击主义”，而因此受到排挤，一度被剥夺领导权，结果使数万红军被围，流尽鲜血，牺牲性命，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损失。在事实的教育下，广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逐渐认识到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正确性。让毛泽东来领导党和红军，是党心所向，军心所向，可谓众望所归。毛主席的核心领导地位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自然形成的。在遵义会议上，增选毛泽东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那时虽然毛泽东在名义上还不是党的总负责人，但在理论与路线的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机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从毛主席的正确意见屡次被否定也一再提醒我们：在肯定大多数人的意见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一般而言，多数人的意见往往比较正确，这是由多数人实践的广度和认识的深度所决定的，也是我们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实践依据。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多数人的认识有时也会发生与客观实际相脱离的情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简单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少数服从多数来定调子、作决策，那就难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在很多情况下，少数人的探索、钻研和思考，要比多数人更为理性、更为理智。在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历程中，真正的思想家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严格保护少数人的话语权，也是社会进步所必需的。因此，在决策过程中，我们应当坚持广纳博采、从善如流、闻过则喜、言者无罪的虚心态度。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犯极大的错误，给革命和建设工作造成不应有的失误。在如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践行科学技术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之时，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我们很有必要牢牢铭记这样的历史经验教训。
我们利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重大历史事实，进一步深入阐述忽视“真理往往掌握在象毛泽东少数人手里”的经验教训，既是进一步努力学习革命真理，提高觉悟，也是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及其历史虚无主义全面恶毒否定、抹黑和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功绩的罪恶，始终不渝地认真学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地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到底!
一、建党初期毛主席屡遭排挤周恩来数次力挺“定军心”
1943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工作，毛泽东同志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具有最高决定权。这意味着党内彻底清除了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犯下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错误，同时也消除了在革命时期照搬苏联模式夺取大城市，以堡垒对堡垒的不适军事思想。会后，周恩来同志语重心长地回忆说：“经过几年实践，我对毛主席的领导心悦诚服地信服。”事实上，周恩来同志在我党发展的初期，无论是威望还是职位都要比毛主席高。可是他后来甘于做毛主席的副手，就是因为他在实践中充分认识到毛主席坚持真理的伟大之处，并且认为只有毛泽东的思想和方法才能救中国，这一切都要从周恩来开始直接指挥红军战斗说起。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毛泽东出任政府主席，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毛主席被人们广泛熟知。一个月后，中央常委周恩来从上海来到苏区指导工作，开始了和毛主席的合作生涯。随着周恩来一起到达苏区的还有王明、博古、李德等人。他们刚从苏联留学归来，虽然年纪轻轻还没有任何革命斗争经验，却被共产国际授予了比毛泽东、朱德等人还高的职位。他们受苏共教育和领导经验的影响，认为只有武装工人夺取城市，才是正宗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刚来到苏区，他们就不顾实际，指手划脚，决定调集军队要攻打江西赣州城。毛主席感觉大事不妙，可博古贬低毛主席的思想，说他是山大王出身，只会武装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毛泽东与他们商量无果，只好找周恩来说服。周恩来也是难以决断，只好召开会议让大家投票表决。毛泽东据理力争，坚定地说：“以我们现在的武器装备，怎么攻打坚固的赣州城墙?”毛泽东的意见并没有引起多数人的思考和赞同，会议上大家还是愿意相信从苏联回来的博古、王明、李德等人的决定，周恩来尊重了多数人的意见。毛泽东也只能继续坚持，耐心劝说：“有时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苏联经验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可惜没有丝毫效果。
1932年，十四万红军连续进攻赣州城三十三天，但战绩微乎其微，红军也因此牺牲损失了三千多人。博古等人急得说不出话来，全然没有了应对策略。这时毛主席主动献策，摊开地图，诚恳地说：“当前敌人都向赣州增援，其他地方就会薄弱。如果我们死打赣州，就会被敌人包饺子。如果我们分散突围，深入白区打漳州，敌人就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走，回援漳州。那时我敢保证，我们已经拿下漳州而且顺利地转移走了。”博古则对毛主席的发言很不满意，说什么：“这是逃跑主义，漳州远离苏区，万一敌人进攻我们根据地怎么办?”毛主席说：“我们有群众基础，根据地很稳定，深处大山之中，敌人短时间内进不来。再说一旦敌人进攻我们根据地，就会失去漳州，敌人承受不了这个损失。战场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不能计划好了打死仗。”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毛主席的建议，红军快速行军，仅用了10天就攻克了漳州，敌人果然回援，红军则在大山之中隐秘行军，安全返回了苏区。这一场胜利让周恩来看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妙之处，可博古等人依旧不认同，他报告共产国际让周恩来主持军事，让毛泽东回到后方去搞生产。周恩来则坚决反对，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收他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但共产国际没有同意周恩来的要求，毛主席进一步受到排挤。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人知道后，都抱怨道：“打了胜仗还受到处罚，哪有这个道理?”毛主席倒是很乐观地说：“好在由恩来同志掌管军事，只要他多听你们的意见，革命就会胜利。”毛主席再次预料正确。
1933年，周恩来、朱德等人继续运用毛主席的策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令毛主席没有想到的是，李德的到来彻底打破了毛主席的预料。李德是德国人，属于共产主义战士，苏共让他在伏龙之军事学院学习了一年，就派他到中国搜集日军情报，随后竟然安排他担任苏区的军事顾问，从而代替了周恩来的位置。刚到苏区的他还不了解当地战况，就模仿推行苏联的堡垒对堡垒经验，彻底打破了毛主席定下的游击战的策略，并将富有作战经验的彭德怀、刘伯承等人调离指挥岗位，换上了认同自己作战理念的新人。博古不懂军事，看李德是苏联派过来的专家，就万事听从他的。他信誓旦旦地说：“李德是苏联伏龙之军事学院毕业的，不像有些人只会读《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这显然是针对毛泽东的，毛泽东无奈地笑了笑说：“向老祖宗学习还有错吗?”结果在李德统领下红军牺牲损失惨重，一年的时间里就损失了大部分苏区和红军力量，红色首都瑞金也岌岌可危。红军不得已开始走上艰难险阻的长征路，实在让人痛心!
1934年，红军正准备长征，国民党反动派察觉红军在转移，调整部署，追击红军。但在博古瞎指挥下，红军带上了共和国所有的物品，包括笨重的印刷机、印钞机，甚至桌椅、板凳、痰盂和儿童尿布等，后来被斯诺形容为：“移动的共和国。”此时，周恩来正在指挥红军转移的工作，当他查看留守人员名单时，发现了毛泽东的名字，他马上找到了博古就说：“毛主席是苏区共和国的政府主席，绝对不可以把他留下。”在周恩来的说服和坚持下，博古也只好同意。后来毛主席回忆道：“如果没有周恩来，我很可能留在苏区打游击，结果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长征伊始，敌人紧追急赶，但红军却行军迟缓，如果不及时改变策略，红军将有倾覆的危险。党内也对博古、李德怨气很大，呼吁周恩来掌管军事。博古、李德等人只好退居二线，但是李德犯下的错误太严重，周恩来很难在短时间里纠正过来。1934年11月27日，周恩来率领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湘江渡口，急等着赶紧组织博古等人渡河，但他们两天后才慢腾腾地到达湘江渡口。也就是在这两天里，红军将士死守湘江渡口，直接牺牲减员三分之二，曾经赫赫有名的中央红军仅剩三万余人，很多军团级以上的干部都牺牲了。惨痛的失败让人清醒，红军该往哪里去，这是所有人都在紧急思考的问题。就在毛主席渡过湘江之时，周恩来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说道：“你总算来了。”毛主席则说：“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周恩来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如果再听任博古、李德胡闹，后果不堪设想。但当务之急是过江，周恩来只好说：“我明白，你先走，我还要指挥军队过江。”但此时的周恩来心中已经决定，要紧急开会，彻底解决这个问题。1934年12月12日，周恩来紧急召开会议，并邀请毛泽东参加，大家看到毛泽东再次复出，都热烈鼓掌。会上李德坚持要按原计划突围，可是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则说：“我们必须向敌人薄弱的地方挺进，再按原计划走，那就是自投罗网。”这次周恩来认可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随后会议上举手表决，大家也都同意了毛泽东的策略。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并在此召开会议。周恩来首先检讨了自己的失误，张闻天总结了经验教训，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同。随后毛主席接着发言，痛斥博古、李德等人的严重错误。周恩来赞成毛主席的讲话，主张由毛主席领导红军。大家无不赞同，博古、李德等人没有发言。后来毛泽东回忆到：“遵义会议的成功，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领导军队后，率领部队离开遵义，准备向北渡过长江进入四川与徐向前会合。刚渡过赤水河就得知蒋介石命令四川军阀加强防御的消息，进入四川已经不可能，敌人追兵也再次赶来，情况十分危急。思前想后，毛主席率领部队走进大山中，二次渡过赤水河返回了遵义，蒋介石赶紧命令军队往回追击红军，他判断红军最好的出路应该往南进入云南，断定红军必定会南下。但他收到消息时，红军居然又往北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蒋介石一时摸不着头脑，难道红军还要进入四川?蒋介石只好让军队向北追。摸不着头脑的不仅是蒋介石，连很多红军指战员都不清楚毛主席的意图。只见他胸有成竹，命令一只小分队带着中共中央的电台设备，打开信号继续往北走，大部队则在大山里隐蔽起来。这一举动让蒋介石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想法，他命令军队快速向北追击，而毛主席则隐蔽在大山中，等国民党军队过去后，一路迅速向南，进入云南境内，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而此时国民党军居然还在向北搜索。此时的红军已经彻底甩开了国民党的追击。蒋介石找不到红军主力，只好到处搜索。毛主席领军四渡赤水，用兵真如神，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部署，使得红军有了充足时间转移。经此一役，再次证明毛主席的军事策略符合真理，他也得到了周恩来的无条件信任。虽然暂时冲出了国民党的包围圈，但昆明也不是毛主席的目标，这其实又是他释放诱敌策略的烟雾弹。
红军只是在昆明虚晃了一枪，然后迅速向西挺进，渡过金沙江，而后一路向北，与徐向前率领的部队会师，最后到达陕北苏区。面对突出重围的红军，蒋介石怎么也想不明白。其实从今天来看，就是不断诱惑敌人，如果想往东，偏偏往西走，以混淆敌人的视听。敌人见红军向西，肯定也会向西，此时红军再向东就安全了很多。但当时一些领导干部看来，这样翻越“之”字“弓背”山路是浪费体力，尤其是一线指战员经常要到处奔跑。每当这时周恩来都站在毛主席的身边，耐心劝说大家服从命令。当行军方向或进攻方向发生分歧时，周恩来也总是力挺毛主席。比如在贵州时，许多高级将领建议夺取打鼓新场来获取一些补充。毛主席提出了反对意见，为了一点给养耽误时间是很不值得的。这件事情又交给周恩来处理，他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毛主席。因为在红军长征期间，周恩来亲眼见到毛主席用兵如神之处，并对此折服，才选择无条件地信任和支持毛主席。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一路向北进入了宁夏地界，再往前走就是安全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了。红军登上六盘上，毛主席望着辽阔无尽的山峦，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诗：“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而等到红军安全到达陕北时，回想起长征路上的壮烈情景，毛主席又写了一首《七律·长征》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长征结束后，毛主席经受了艰难实践的检验，得到广大指战员的认可和拥护。但是，共产国际不顾中国实际，继续对中国革命指手划脚，难道还要再来一次博古、李德的胡闹吗?当然不会，毛主席就此展开了延安整风运动，彻底整顿和肃清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瞎指挥，中国共产党终于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194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使得整风运动的成果得以正式通过，从此以后毛主席在党内取得了绝对的主导权。而中国共产党也在他的带领下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而取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多年后周恩来与外国友人谈到长征时，感慨地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正是毛主席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
二、陈毅说毛主席有四个缺点历史证明其实是四个真理
毛主席是举世公认的伟大领袖，但是他的一生也并非一帆风顺，尤其在前半生，经常遭到排挤，他的主张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但是，历史已经数次证明：毛主席胸怀大局，远见卓识，就是站得高、看得远、看得准，那些反对过他的人，后来都不得不承认，还是毛主席正确。比如陈毅元帅，曾经批评毛主席有四个缺点，但历史证明，这不但不是毛主席的“缺点”，反而是我党之所以能够成功的“真理”!
那是在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总结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由陈毅主持会议。陈毅对当时革命存在的问题非常痛心，就在这次会议上畅所欲言，言辞很激烈，还公开批评毛主席有四个缺点：第一，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不够彻底，他认为马列主义只规定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中国革命的具体办法还需要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创造，否定马列主义的普遍适用性;第二，有个人英雄主义，他常说革命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要失败，实际上就是说革命没有他毛泽东领导就要失败;第三，喜欢搞“一言堂”，爱发火，他总是批评别人不对;第四，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不对的，因为任何人都有发言权，不能剥夺别人的发言权。陈毅列出的毛主席这四个缺点，在会议上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最后会议作出了对他“严重警告”的处分，还撤销了他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改由陈毅担任。毛主席非常生气，在会议结束后就提出辞职，去乡下养病，痛心地离开了他一手创建的红四军。那么，陈毅说的毛主席这四个缺点，到底对还是不对呢?后来的历史证明，不是毛主席错了，而是陈毅错了，这四个不但不是“缺点”，反而是“真理”!
首先来看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在创立初期，是受到共产国际领导和控制的，甚至对共产国际马首是瞻，言听计从，只要是共产国际发来的命令，或是派来的人，都无条件服从，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任何革命的成功，都离不开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马列主义虽然是伟大的革命理论，但是在跟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冲突，即水土不服。毛主席很早就看出了这个问题，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多次主张马列主义要跟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重新走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革命的道路。然而，在共产国际指导一切、包揽一切、控制一切的时代，毛主席的这个正确主张，却被认为是党性不足，信仰不彻底，遭到了批判，比如这次红四军代表大会。但是，真理终究是真理，中国革命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吃过很多苦头和大亏之后，中国的革命者才开始重新审视共产国际的领导作用，最终在遵义会议时撇开共产国际的影响，选出了一位真正能带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领袖——毛主席!所以说，陈毅列出的 “缺点”，实际上就是中国革命能够成功的“真理”。
再来看第二个。陈毅说毛主席“有个人英雄主义，认为革命没有他的领导就要失败”，在那个时候按教条看，似乎是错误的，但是后来的历史却证明，这句话其实是对的，没有毛主席切和实际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确实屡屡遭到失败，只有让毛主席来领导，中国革命才最终取得了成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先后有过好几位领导人，比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王明、博古等人，但是，在这些人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屡受打击，甚至一步步滑向深渊。直到遵义会议，大家才认识和推举毛主席上台，才让中国革命逐渐走出了泥潭，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后来，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写道：“从白区到中央根据地，越是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就越是感到王明等人推行的路线是错误的，逐步形成了我的坚定认识：只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势，革命就大发展，反过来，只要王明路线占上风，革命就受挫折，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就遭殃。”叶剑英元帅后来也说：“毛、刘、周、朱、陈、林、邓，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
然后是第三个。陈毅说毛主席“喜欢搞‘一言堂’，爱发火，总是批评别人不对”，这个问题确实也是存在的，毛主席自己也曾说过：“我这个人呀，40岁以前肝火大，动不动就发脾气，总觉得真理、正义在自己手里。”不过，这只是在毛主席在年轻的时候，后来毛主席还是很注重修养的，喜欢倾听不同的意见，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而且，毛主席即使是“爱发火，总是批评别人不对”，也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他看到中国革命在一些人的领导下损失惨重，非常痛心，才不得不发火。如果看到问题不发火，而是不闻不问，常和稀泥，那才是对革命的不负责任。至于“喜欢搞一言堂”，也要具体分析，我党虽然提倡民主，但是如果过分强调民主，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就像这次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一样，本来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但因为大多数人都不理解，在投票的时候就把毛主席给选下去了，结果后来给红四军带来了不小的损失。所以，后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强中央的集中领导，避免过分民主，错失很多发展机会。有时候，真理确实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在危急时刻搞点“一言堂”，也未尝没有道理。
最后是第四个。“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今天早已成为我党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但是在早期，却一度被认为是霸权主义，剥夺别人的发言权。其实，这个问题跟上一个问题有相似之处，民主作风虽然是好的，但在很多时候也是有弊端的，比如你经过详细缜密的调查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而大家都没有经过调查，只凭印象觉得你的结论不对，这时候应该听谁的呢?绝对的民主，没有集中，带来的往往是懒政、庸政和失误，劣币驱逐良币，让真正有能力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发挥空间。毛主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其实就是给民主设置了一个条件，你只有达到了一定的条件，才可以谈论民主，而不是不负责任地乱说一气。所以，陈毅给毛主席列出的这四个缺点，历史事实证明，不但不是毛主席的“缺点”，反而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真理”。后来，陈毅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说：“说老实话，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朱德同志也有一些责任。我挂了几天帅，感到自己不行。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在那个位子上干就不知道，一干前后一比较，就觉察出问题来了。”于是，陈毅亲自写信，敬请毛主席重新出山，并当面向毛主席承认错误。两人都是胸怀大志、心胸宽广之人，很快就和好如初，从此成为莫逆之交的知己。陈老总1972年病逝，毛主席还带病亲自出席他的追悼会，还说出那句著名的评价：“陈毅是个好同志。”
三、毛主席坚持正确主张党中央果断决策避免重大危险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被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的军事助手。紧接着又成立了前敌司令部，朱德当选前敌司令部总司令，毛泽东当选前敌司令部总政委。当时林彪和聂荣臻向前敌司令部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求攻打打鼓新场。林彪和聂荣臻攻打打鼓新场的报告交到朱德总司令的手里，朱总司令看了认为林彪的建议可行，然后把报告交给前敌总政委毛泽东。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后，认为绝对不能攻打打鼓新场。他分析认为如果攻打打鼓新场的话，就会出现被动局面。因为打鼓新场是个盆地，周围就有许多国民党的部队，他认为如果攻打打鼓新场，很有可能被附近的国民党部队包围。朱德总司令坚持认为林彪的建议可行。之后毛泽东和朱德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参会的人员都认为林彪攻打打鼓新场的建议是正确的，应该实施这个建议。毛主席在会上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攻打打鼓新场非常危险，很可能造成被包围的后果。但是所有开会的人员都赞成林彪的建议。张闻天主持会议，最后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决定是否攻打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个人不同意攻打打鼓新场。最后毛主席说：“你们坚持要攻打打鼓新场，不听我的意见，我这个前敌总政委不干了!”何凯丰和王稼祥都怼毛主席说：“你不干就不干!”会议通过举手表决执行林彪的建议，攻打打鼓新场。而且还举手表决撤销了毛泽东前敌总政委的职务，任命彭德怀担任前敌总政委。这就是著名的苟坝会议。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始终很不安，认为自己的观点明明是正确的，攻打打鼓新场，红军可能有灭顶之灾。已是晚上深夜了，毛主席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为什么要去找周恩来呢?因为周恩来是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者。所以毛泽东主席找到周恩来,彻夜跟他详细分析敌情，指出攻打打鼓新场的十分危险性，如果攻打打鼓新场，红军可能有灭顶之灾。周恩来倾听毛主席的分析后，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推迟攻打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并共同说服了朱总司令。第二天侦查员回来报告敌情，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第二天早上就开会，毛泽东阐述了自己意见以及侦察兵带来的敌情，说服了大家，最后大家举手表决，都不赞成攻打打鼓新场，并恢复了毛泽东前敌总政委的职务。这次会议和实例再次证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通过这次苟坝会议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认为军事指挥是一项高深的艺术，战机稍瞬即逝，打仗再不能靠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举手表决，如果每一次战争都要靠这么多人开会表决，那效率就太低，也太危险了。所以这次会议之后，张闻天也说：自己不懂军事，又要主持会议，最后靠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太误事了。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包括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个人，周恩来担任团长。
又如1931年，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中共中央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派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并兼任苏区中革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和毛泽东任中革军委副主席。蒋介石吸取了第一次围剿失败的教训，1931年2月调集18个师又3个旅，约20万人的兵力，以其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兼任陆海空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积极部署第二次“围剿”。而当时红军只有三万多人，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传达了中央的会议精神，认为有时候可以放弃旧根据地，重新创建新的根据地。项英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二次反围剿军事策略方针问题时，与会的同志讨论得很激烈，各有各的观点，以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为代表的认为：要分兵对付围剿的敌人。项英认为可以放弃苏区，再到别处开辟新的苏区。只有毛泽东力排众议认为：我们开创的苏区根据地有牢固的民众基础，苏区根据地军民团结如一家，试看天下谁能敌?毛泽东阐述反围剿的方针策略就是诱敌深入，把敌人诱入苏区根据地，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它们。也就是主要采取运动战，并采取游击战争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策略。毛泽东提出的方针只得到了朱德的认可。以项英为代表的大部分人不同意毛泽东的军事策略，要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放弃根据地，重新建立新的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叶剑英也被派到苏区来，叶剑英一开始也支持项英的主张，听了毛主席诱敌深入的主张，也得到朱德的支持，觉得毛主席对战争形势分析的非常正确，立即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支持诱敌深入的方针。叶剑英说：“毛主席是个大才，他料事如神，用兵如神，可以做我的老师。红军有了毛主席就可以百战百胜。”有人说，你敢顶撞项英同志。叶剑英说：“自己有错误，认识到了就一定要改正啊。不能因为自己的面子而坚持自己的错误方针。”这个重要事实也表明有时候真理就掌握在毛主席等少数人手里。
这样的重大事例还有著名的出兵抗美援朝决策。一开始决心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决心是很难下的。因为毛泽东自己对出兵抗美援朝这件事情也是非常谨慎的。因为面对的是一个刚刚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世界帝国主义头号军事强国。美国有厚重的工业基础，有很多飞机大炮，还有原子弹。所以大部分同志一开始都转不过弯来，一开始都不同意出兵。他们认为中国刚刚打了八年抗日、四年解放战争，国内需要休养生息和土地改革及经济建设，而且还要剿灭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以政治局绝大部分同志都不同意出兵，当时同意出兵的也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根据解密的资料，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半人同意出兵，实际就是毛泽东一个人。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毛泽东说如果任由美国打到北朝鲜，美国可以随时轰炸中国东北重工业，而且随时可以侵略中国东北，这样中国东北和朝鲜有1000多公里的边界线。这样中国就要在东北陈兵百万，以防美国侵略，这样就好像顶着定时炸弹过日子，国内也不可能安宁，也不可能安宁地进行经济建设和土地改革，哪里还能抽出兵力解放西藏以及剿灭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以毛主席认为美国占领北朝鲜是在中国头上插一把刀，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是插在中国腰上的一把刀，美国侵略越南，又在中国脚下插一把刀。一旦有不测，美国就会从三个方面打击中国，国内不可能安宁，所以毛主席认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最终毛主席说服了政治局所有同志，决心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说：“我们和美国早打晚打必有一战，晚打不如早打，绝不能坐以待毙。”杨尚昆后来也回忆说，对于毛主席力排众议，主张抗美援朝，非常地佩服毛主席的雄才大略和长远眼光。他说，抗美援朝这件事，如果由我来决策，我会选择苟安，也就是不出兵抗美援朝。杨尚昆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也是中国的伟人，但是杨尚昆自认为自己和毛主席有非常大的差距。杨尚昆非常佩服毛泽东力排众议抗美援朝。美国为首的18国联军打到了三八线以北，不但出兵抗美援朝，而且还打了胜仗。因为中国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勇表现，苏联不仅佩服中国，而且主动放弃了中东路以及在旅顺的驻军。这一战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高，使中国人有了大国的尊严。所以说抗美援朝的战略意义非常大。抗美援朝战争时吃了一代人的苦，维护了中国上百年的和平。吃了一代人的苦，立了五代人的功。这个重要事例也充分表明，毛主席超越常人的军事才能，超越常人的洞察力，也证明真理往往掌握在像毛泽东少数人手里。所以邓小平也说过，毛泽东思想过去是革命时代的旗帜，将来永远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事业的旗帜，我们将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前进。如果没有毛主席就没有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不知道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少年。
四、建国后毛主席称赞何人“话很正确真理在这人手里”
“大跃进”遇到“瞎指挥”、浮夸风盛行时，他敢于将1959年钢铁的生产指标由原定的2700万吨至3000万吨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一步步地降下来，最后降到1300万吨。正因为如此，毛主席后来称赞他：“陈云同志的话是很正确的”，“真理在这一个人手里”。
陈云为什么能做到多谋善断、思想方法对头?我们通过《陈云传》，深深感到这主要源自他坚定地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正确对待个人生死与名利地位的态度。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遭遇国民党军队封锁，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因为收交公粮过多，老百姓有怨言。陈云明确提出：“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共产党要处处依靠群众。先了解群众，帮助群众，群众才能帮助我们。”他主持边区财经工作，开源节流，发展经济，扭转了贸易逆差和财政上靠发行钞票的被动局面，出现了陕北老百姓家中存粮的可喜局面。周恩来说：“我们就靠这个打了三年的解放战争，胡宗南的部队也无可奈何。”
在党的七大上，陈云说：“是否对人民尽了责任，可以考验谁是优秀子孙，谁是不肖子孙。”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陈云提出：“从使基本群众得到益处去争取群众。”他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其大等于天!”正是由于千方百计地“从使基本群众得到益处去争取群众”，才把观望中的群众发动起来，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从而在东北实现了由被动到主动、由弱势到强势、由防御到进攻的伟大转变，进而走向东北全境解放的胜利坦途。
新中国成立后，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服务，是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基本立场。他说：吃、穿、用，油、盐、柴、米，这是人民的大事，“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陈云不是把为人民服务看成抽象的口号，而是强调其具体的、历史的内容。开国之初，农村经济占绝大部分，城市的繁荣要靠农村经济支持。对此，陈云指出：“城乡交流是一件大事，要动员全党的力量去做。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对财经工作者，陈云认为其“为人民服务的主要标志，是尽可能地合理地为国家节约资金，增加财富”。财经工作者要为人民管好钱，用好钱，“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
在陈云同志心中，人民是天，唯此为大;人民是地，唯此为本。“党的事业重于山，个人名利淡于水。”在革命生涯中，陈云多次遇险。1945年9月中旬，陈云同彭真等乘苏联飞机去东北，飞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猛插到一块稻田里，机尾翘了起来。飞机舱门撞开时，陈云被一下子掉进了驾驶室。1946年冬，南满形势危急时，陈云自告奋勇去南满。在斗沟子车站，一辆货车差点撞上陈云乘坐的火车，幸亏扳道员眼疾手快，奋力扳开了道岔。1949年7月，陈云坐火车去上海主持财经会议，行至昆山时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袭击，火车头被打坏。每次，陈云都是处变不惊，泰然处之。
陈云向来在意的是革命的需要、人民的需要，而不是个人的地位升降和名利得失。他在延安时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离开中组部部长的高位，去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持边区财经工作，又是一个重要事例。他不仅在财经工作岗位上解决了当时边区最急迫的财经需要问题，而且对纠正当时党内存在的轻视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倾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屡建大功，却从不把功劳记在个人名下。他说：“我们的功劳是哪里来的?头一件，老百姓要革命。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他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贡献是有目共睹、人所共知的，然而，他同样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1982年4月，他在审阅《陈云文稿选编(1949年至1956年卷)》书稿后，特别叮嘱编者要在后记中说明：他在财政经济委员会主持工作期间，几乎所有的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除了他作了必要的调查研究以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作出的。在具体工作中，薄一波同志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根据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的，或者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他强调指出，同志们在阅读这卷文稿的时候，如果觉得那一段工作还有成功之处，决不要把功劳记在他一个人的账上。
正是因为陈云以人民利益为重，置个人生死与名利地位于度外，所以他勇于从实际出发，敢于坚持真理。“大跃进”时遭遇人为破坏、浮夸风和盲目蛮干盛行，他敢于将1959年钢的生产计划指标由原定的2700万吨至3000万吨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一步步地降下来，最后降到1300万吨。正因为如此，毛主席称赞他：“陈云同志的话是很正确的”，“真理在这一个人手里”。
伟大领袖毛主席不仅热情评价陈云同志，高度重视国内大事，而且关注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注意到苏共赫鲁晓夫鼓吹“三和两全”等修正主义，苏联开始“和平演变”，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而且对中国实施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政策和罪恶行径，立即组织中共党内宣传骨干，总结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连续发表“九评”，反对苏共修正主义错误。在国内，毛主席也注意到有些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在蒋介石反动派阵营里不得志，便混进中国革命队伍，投机于革命事业，他们手里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真理，是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革命一旦成功，他们就要复辟资本主义。晚年的毛主席极度关注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已经注意到“和平演变”倾向，心情极为沉重，不怕跌得粉身碎骨，不怕为革命牺牲，毅然决然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奋斗，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兑现了他为实现伟大理想而奋斗终身的革命誓言!
五、为共产主义真理奋斗终生的毛主席晚年缘何几次恸哭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虎气雄风、一世坚强，但往往忽略了他柔情似水、忧患如山的另一面。有人说，毛主席晚年是哭死的。此话可能有点偏颇，但也确实反映了毛主席晚年心绪、心境和心结的一个侧面。据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2003年12月由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毛主席晚年确是常动感情，甚至痛哭失声，常在泪水中生活倒也是事实。
如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主席，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主席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第二年4月，毛主席复信说：“寄上300元(稿费)，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这可能是促使毛泽东进一步了解基层群众生活，特别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十分困难的生活状况和“文化大革命”对全国生产和人民生活影响的重要原因，这也可能是1975年11月6日毛主席下决心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依据之一。
如1975年的一天，毛主席在读了根据他的指示有关部门写出的详细叙述贺龙亲属及友好遭受残酷迫害情况的报告后，他“一会儿把报告放在胸脯上，一会儿眼睛望着卧室的顶棚。看完后，他非常难过地把报告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两行热泪滚落在枕头上……”可以说，这其中可能也有毛主席对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倒乱和破坏的愤慨，以及对自己失察和失误的反思和认识。
如1975年7月28日，即毛主席刚刚做了白内障手术的第五天。亲自为毛主席做手术的眼科大夫唐由之后来是这么叙述的：当时“房间里只有毛主席和我两个人，戴上眼镜的毛主席起先静静地在读书，后来小声低吟着什么，继而突然嚎啕大哭，我看见他手捧着书本，哭得白发乱颤，哭声悲痛又感慨。事发突然，我既紧张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赶快走过去劝慰他，让他节制，别哭坏了眼睛。过了一会儿，毛主席渐渐平静一些，同时把书递给我看，原来是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写的《念奴娇·登多景楼》”。陈亮力主抗金，曾多次上书南宋孝宗皇帝，反对“偏安定命”，痛斥秦桧等奸佞，倡言恢复中原完成国土统一大业。朝廷置之不理。出于爱国者的责任感，陈亮又于1178年一年之中，连续三次上书，由于奏疏直言不讳，大胆揭发了一班大臣退让求和、苟且求安和儒士们脱离实际的空谈之风等，即遭到了当道者们的忌恨和诬告。陈亮曾两次下狱，经受严重打击和排斥，但并未对恢复中原之志有所改变。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陈亮为驳斥投降派所谓“江南不易保”的谬论，亲自到京口、建康等地观察地形，并准备依据实际调查结论，再向孝宗皇帝上书，提出一系列经营南方，进取中原，统一国土的具体方略。多景楼，位于镇江北固山上甘露寺内，北临长江。陈亮登上多景楼，见景生情，心潮澎湃，挥笔作词，在词中直抒胸臆：“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毛主席离我们而去已经40多年了。当年毛主席内心深处的真实境况，很难准确揣度。但毛主席此时的心境，无疑直通700多年前的陈亮。从目前已知毛主席晚年的哭声中，此次“嚎啕大哭”，可能最能窥见毛主席晚年忧患百姓忧患党的心绪、心境和心结。正因为如是，我们在这里特地多一些激情阐发。
有人认为陈亮的《念奴娇 ·登多景楼》是一首批判现实、积极进取、气宇轩昂、鼓舞斗志的抒情词。而我们认为，陈亮此词无疑是借古论今、批判现实之作。此词下阕之中也不乏“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的气宇轩昂、鼓舞斗志之旋律，但陈亮深知，这仅是“应然”即“美好理想”，而“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和“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则是“实然”，即“无情现实”。多景楼已是座危楼，作者还是把南宋王朝比作“危楼”，亦可能兼而有之?这无从考证。但此词的主调却是作者抒发内心诸多的忧患、积愤、悲愤乃至无奈。在我国历史上，东晋和南宋两个政权，都被北方强敌击败流落江南，凭借长江天险，当权者却都不思收复失去的大片国土而苟安一隅。大凡读史，常常会引人共鸣。深谙我国历史的毛主席，阅诵古文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沟通古今，古为今用，以推助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毛主席在阅诵陈亮这首词时恸哭失声，我们对毛主席此时强烈共鸣的内心世界如何较为准确地揣度、把握和诠释呢?试谈如下三点陋见。
一是1975年的7月，毛主席认为，他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已遇到极大的阻力，且极可能失败;中国党、国家和民族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而自己的身体却如西风残烛。此时的毛主席还认为，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虽然正确且无任何私心，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更鲜有人坚定有力地支持。环顾当时的天下大势：从国际上看，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三线”、“小三线”建设，成功化解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权行径企图对我国进行“核打击”，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和神圣领土。加上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勒紧“裤腰带”，支持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成功打破外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国的严重封锁，真正跨入了大国的行列，并即将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总之，此时的国际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但从国内看，“文化大革命”虽已进入“收尾阶段”，却极不顺利。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无疑仍然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但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面临的国际国内严峻形势，毛主席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关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论述。在党的八大特别是反右斗争之后，由于政治混乱和管理失误，毛主席一直强调阶级斗争的现实性、严重性和长期性，甚至在其晚年他还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来一次”等石破天惊的结论来。在毛主席看来，对自己的上述思想，包括与他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在内的相当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仅不理解、不接受、不支持，甚至反对者众;他所精心培养的一批批新人对他虽然支持但却很不得力、屡屡出错甚至严重干扰，直至把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推向另外一个极端，使自己亲手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已经处于失败的境地。联系到1969年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针对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突然袭击，毛主席说，党的高级干部“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党的高级干部要读十几本马列的基本著作;联系到1974年下半年毛主席对“四人帮”一系列的严肃批评，如“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联系到1975年4月23日毛主席对新华社关于报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上“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的批语;联系到1975年7月25日凌晨，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20多个小时还蒙着眼睛的毛主席，在六张纸上“盲写”了对电影《创业》的评价：“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等种种复杂现实，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体味到毛主席曾经叹喟“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心境和此时深深的焦虑。当年陈亮的“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这一沉重悲壮的感叹自然会引发毛主席的强烈共鸣。
二是毛主席认为，我们党、国家和民族虽面临着如此险境，但有相当多的干部，却不察此危险，碌碌无为，得过且过，甚至“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即不少领导干部为了个人家庭蝇头私利而放弃党、国家和人民的大目标，满足于自己眼前利益而不顾党、国家和民族未来根本利益之风日盛，有的甚至恰如当年的王谢诸人，虽也曾跑到“多景楼”上登高望远，流下所谓的英雄慷慨悲歌之泪，即在公众场合发出为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并奋斗到底的誓言，但这仅仅是为掩饰图谋“门户私计”故作姿态而已，其结果只能是“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即任由普通百姓重受无际的“腥膻”之苦。这真是令人悲叹!
三是此时的“文化大革命”已历时9年多，党内外忧心之事繁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已有明显的坏人捣乱和失控之势，中国共产党将来的前途如何?中国老百姓未来的命运何在?这正是对我们党、国家和民族有着极其强烈责任感并已达82岁高龄且疾病缠身的毛主席所日夜深深牵扯挂念的。此时此刻的毛主席，除了对资本主义复辟，即“河洛腥膻无际”危险的深深忧虑之外，他对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特权阶层“只成门户私计”私心的顽疾，对党的干部队伍中真懂马列不多的现状，更是深深地忧虑。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和党的干部队伍中的私心、理论素养不高，这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党的干部队伍中的私心和理论素养不高同样是结伴而生、相辅相成的。私欲膨胀和理论素养不高发展的最终导向则必然是资产阶级的重新上台。捧读并浸入当年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这首词所渲染的悲壮的意境之中，毛主席的忧患、无奈、悲伤、悲愤的强烈共鸣，自然会油然而生。此时的失声恸哭，则应是毛主席忧患百姓忧患党的强烈责任心的集中迸发。
如1976年1月8日下午，工作人员为毛主席读周恩来总理逝世的《讣告》，身在重病中的“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睛里渐渐溢出两行泪水”。14日下午，工作人员为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这其中无疑有对自己亲密战友的深切怀念，同时也可能有他对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强烈关注和深深的隐忧。
如1976年前后，“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想着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诚心支持，毛泽东渐渐地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失声大哭，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另据毛主席身边卫士周福明回忆，当电影《红灯记》放映到李玉和搀扶李奶奶走向刑场时，毛主席难过地哭了，喃喃地讲：“敌人又要杀害我们的同志了。”以上两个例证可以作为毛主席对身边护士长吴旭君所说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这一谈话的沉痛心灵的注释。
如1975年夏天，由于连降暴雨，河南省南部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河堤溃决，水库坍塌，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30多个县(市)严重受灾，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天，工作人员给毛主席读有关河南水灾的内部报道。当读到受灾某县仍有大批群众处于危难之中，解放军救援队伍赶到现场已有几十名群众丧生时，工作人员忽然听到抽泣声。这才发现，毛主席眼中早已浸满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为了避免术后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员立即用消毒巾为他擦拭眼睛。毛主席自言自语道：“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人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这时候，毛主席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当他清醒时仍十分关心唐山震情。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道：“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伤亡达二十四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毛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毛主席嚎啕大哭。”这体现着他把对党和国家根本命运的深切关注与千千万万基层百姓的根本利益及眼前安危冷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晚年毛主席的眼睛里常常涌流泪水?因为他对我们这个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爱得无比浓烈和深沉。他与他的战友们，历经艰辛，指挥千军万马，用28年岁月，率领亿万人民，用千万先烈的头颅与热血终于换来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在毛主席看来，新中国建立后，党领导人民无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无比辉煌的成就，但新中国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脱胎而来的，绝不可能彻底摆脱旧中国遗留给我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遗产中各种腐朽痕迹梦魇的纠缠，加上面对比我们强大得多的西方世界军事威胁、经济封锁、政治文化侵蚀与“和平演变”阴谋，以及我们对完全崭新道路、制度等探索中出现的失误甚至是严重错误，使得我们党和政权内出现很多不尽如人意的腐败和乱政现象，甚至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性，因此，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成了萦绕在毛主席特别是其晚年心头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情结。毛主席的理想信念、思想理论与客观历史和现实以及他本人根本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的巨大反差，“文化大革命”中常常出现的连毛主席本人也无法想象和掌控的混乱局面，对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在整个党、国家、民族和人民中最终竟出现了“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的状况，使得晚年的他在思想理论及精神意志上常常处于忧虑、不安、孤独、孤寂、无助、无奈甚至是伤感、凄凉、内疚、悲愤、痛苦的集合之中。晚年的毛主席深深认识到，自己发动的这个旨在促进继续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如他自己估计的那样“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分明变成了现实。他在生命垂危之际，几次背诵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其中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便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此时的心境，而常常涌流的泪水则从另一个层面上反映出他“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对事物的发展进程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无奈之态。任何伟人都不是能力无限和完美无缺的，这是被已有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我们绝不能也决不应替毛主席的失误和无奈辩护，但也应高度重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其进行具体分析，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进一步做好我们今后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应深刻认识到，放入历史的长河中，一些伟人所不可避免的失误与他的巨大功绩是无法相比的。仅把伟人失误与普通人所犯的错误相比，往往会造成伟人的错误至大至重，不可饶恕，其他领导干部以及普通人，特别是张子善、刘青山、周永康、令计划、柳传志等走资派所犯的错误至小至微，可以略而不计。这就常常出现一些人往往对已故去的伟人随时随地拉出来毫不负责任地进行置评的现象。更须警惕的是，别有用心的国内外敌人以及在国内外资本的操纵之下，更是对毛主席等伟人公然进行无耻的否定、谩骂、攻击甚至恶意的诽谤、造谣。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我们的花钱最少而最有效、最直接、最便利的手段，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认真应对。另外，也有不少同志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事的沧桑，一些人所肆意歪曲、伪造的一些所谓历史细节将会永远成为“历史的铁案”，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所以我们主张，了解历史特别是重大关键历史细节的同志，都有责任把历史特别是关键的细节真实地留给历史和人民。但从另外一方面说，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观其大略特别是把其放在“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和“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架天平上去衡量，常常无需繁多琐碎的历史细节。历史对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的所作所为以及各位“历史撰写者”所撰写的历史最终都会进行公正的审视，越是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功过是非，人民和历史最终将会对其辨析得清清楚楚。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等伟人巍巍然如永远屹立的昆仑，而那些丝毫不顾事实、任意否定、造谣、攻击毛主席等伟人的小人，不过是毛主席等伟人脚下的一抔黄土或烂泥而已。还是让我们回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晚年的泪水上来吧。无情未必真豪杰。毛主席晚年常常涌流泪水，不仅丝毫无损于我们伟大领袖的辉煌，反而使我们平添了对他老人家的无限敬仰之情。
从一定意义上讲，毛主席的一生，是为保持中国共产党和祖国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和永不变质而奋斗的一生。尽管毛主席晚年在探索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之中有失误甚至是错误，但其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在我国当前特别是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及执政能力建设中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资料来源：建党初期毛主席常遭受排挤—周总理数次力挺“定军心，阿乐聊文史，网易首页;苟垻会议：一盏马灯一条小道一个重大决策，求是杂志调研组，求是网;真理掌握在谁手里就跟谁走，顾伯仲，学习时报;毛主席晚年缘何几次恸哭?李慎明，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以及《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十大元帅》、《红军的故事》等记述光荣革命传统的著作。本文如有差错，欢迎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