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三进三同”潮考验干部作风（附图片）

发布时间：2011-06-27 08:16:08 来源：温岭市人大常委会    作者：温岭市人大常委会

　　在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倡导下，重庆的党政官员从去年3月起全面开展“三进三同”，即让官员们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重庆当地媒体产描述说，在国家减免农村税费后，乡村里看不到干部的影子，部分边远山区的群众更是常年看不到干部，诉求没法反映，甚至乡镇党委是否换了负责人也不知晓。

　　“要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但绝不能嫌贫爱富，整天围着富人转，淡忘了党的宗旨，疏远了困难群众。”薄熙来2010年元旦在合川、北碚看望慰问贫困户时说的一些话，被视为对“三进三同”思路的诠释。

　　薄熙来说，重庆缩小贫富差距的压力很大。当干部的要“结穷亲”，多交几个穷朋友，多到贫困户去走一走，更多地了解群众的实际困难，要做到“设身处地”，“感同深受”，与他们心连心。

　　根据这一要求，重庆市委要求全市机关干部每年一周、新提任领导干部和新招录公务员在试用期内用一个月时间，参加“三进三同”。且每年定期回访1到2次。

　　组织部对下乡的官员提出一连串“不准”--不准事先踩点，不准层层陪同，不准特殊接待，不准敷衍应付，不准缩短时间。并规定每天向同住的农户支付食宿费25元。

　　最为关键的是，将“三进三同”效果作为任用干部的考核指标。　　

　　数以十万讲的官员开始住进偏远的乡村。

　　在田间抡起锄头翻地或插秧的，可能是市政府的秘书长，是某市级部门的局长、主任，或区县的书记、区长，好些是农民一辈子都见不上一面的“大官”。　　

　　“三进三同”要求官员们到最艰苦，最边远，最基层的贫困村，入住贫困农民家，不能入住条件好的农户，不能住村干部家，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基层和农民负担。

　　这对一些30到40岁之间，平日养尊处优的官员是一个挑战。重庆市地税局两位女性官员入住的农户家，是张姓的老夫妇两人。张大爷成天叼着烟。烟灰到处撒。在晚餐时，一大截烟灰像撒胡椒面似的撒满菜盘。而大爷端汤上来时，两只脏兮兮的大姆指深深泡进汤里。两位女士不禁惊叫起来。当晚，她们俩个一个不停地上厕所，另一个靠着床直打嗝，一夜睡不着。

　　同住，则更难。有的人城里住惯了，担心有味道;还有的村子的厕所建在猪圈旁，用化肥袋子档门，有的干部很不适应。为此一些官员一度“住不下来”。

　　为纠正“住不下来”，合川区委组织部在2010年3月请了20名大学生担任调查员，对进村的人员情况进行电话全覆盖调查。有时一晚上两次打电话到农户家里，要求与干部本人通话。

　　第一天电话，发现有一半没有同住。次日中午，组织部将未按规定同住农家的官员名字，滚动出现在政府机关食堂的大电子显示屏，网上也挂出通报名单。当晚官员的入住率达到85%　，第三天达到100%。

　　“最后大部分人住下来了，被农民的纯朴所感染，自己也发生了转变”。九龙坡区区委书记刘光全介绍，过去一些机关干部常常抱怨待遇低、津贴少、加班多，与老百姓生活一段时间后，不平衡心理消除了，责任感和使命感明显增强。 农民们说，多年来头一回看见干部卷着裤腿下田，和大家围坐吃汤圆、聊致富经。老党员刘厚贵表示，县委书记李洪义来到自己家，吃农家饭，不搞特殊，真心帮扶自己，这种干部自己欢迎。

　　随着官员们的进入，偏远农村的真实图景被反映到决策层。

　　“总体上都给干部一些感触和震动。”一位参加“三进三同”处级干部说，在“三同”官员的帮助下，一些贫困家庭得到了救助。合川区委组织部长郭小忠住到最偏远的联珠村，帮助八旬老党员宋安富修房子、治病;荣昌县检察院检察长梁经顺来到偏僻的昌州村，为孤儿周星星筹资盖房，帮他重返校园;九龙坡区编办主任李登富和因病致贫的农民廖兴文“结穷亲”，一手为他修鱼塘、买鱼苗，授人以“渔”;交巡警女子特勤支队队员张菂西成为留守儿童孙立的“干妈”，主动挑起了送孙奶奶看病的担子……　

　　事实上，“三进三同”并非新发明，在1960年代的“四清”运动中，就有党政干部与贫苦农民“三同”的要求。因此，也有些同志对这一做法的效果持怀疑态度。而重庆挂职的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认为，重庆的探索有其价值和意义，“三进三同肯定对干部有触动作用。”

　　重庆社科院研究员丁新正认为，“三进三同”这种最高层与最低层的直接互动方式，是在实践一种新型的社会管理方法。“如何面对和处理农村发展中的复杂、重大问题，了解基层的想法，‘三进三同’无疑是躬身实践，了解基层，做好基层管理的有效载体。”丁新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