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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重分别，中国重和合。所以“六艺”中的内在精神，无一不与治国原则相通，音乐尤甚。在古人看来，五音中的“宫”代表君主，“商”代表臣子，“角”代表人民，“徵”代表事项，“羽”代表器物。君、臣、民、事、物五者能谐和不乱，就不会有暗哑嘈杂的曲调出现。
《九零后读通鉴》卷一：五帝纪
原文：元年，少昊之立也，凤鸟适至，因以鸟纪官。帝之御世也，诸福之物毕至。爰书鸾凤，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风；作大渊之乐，以谐神人，和上下，是曰九渊。
大意是，少昊亲政元年，凤鸟适然来到，所以就用带“鸟”的字眼给百官命名（如正鸟氏历正、玄鸟氏司分等）。不但有此祥瑞，自他在位之时，各种有益的自然现象纷纷显现。少昊于是使人描刻那鸾凤的形象于乐器之上，又设立建鼓，制造浮磬（浮磬是指泗水岸边可作磬的石。石在水旁，水中见石，若在水中漂浮。用此石作磬，故曰浮磬），用来疏通山川之间的气流。而后下聆深不可测的渊泉之声，有所感怀，慨然作乐！乐曲既成，便使之祭祀郊庙、宴飨朝会、传诸四野。因为在撰词谱曲的过程中，作者曾先后到过九个地方（亦即：鲵旋之潘、止水之潘、流水之潘、滥水之潘、沃水之潘、氿水之潘、雍水之潘、汧水之潘、肥水之潘）激发灵感，所以给作品取名叫作《九渊》。
丹阳讲评：张居正说，从三皇开始，就已经流行‘以乐愉人，刑罚不兴’的原则和措施，到了少昊这一代就更加完备，的确如此啊！先贤如此重视“乐教”，并非指雁为羹，其用有二。
一是化育德胎。《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曾经说过：“人类生来既不爱好和平，也不喜欢战争；既不倾向合作，也不倾向侵略。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他们的基因，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教给他们的行事方法。”
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都拉（Albert Bandura）也认为，人类的本性是“一种能被社会影响塑造成许多表现形式的潜在能力……侵略性不是人类与生俱来和不可变更的特性，而是一个鼓励侵略的社会环境的产物。”
什么样的环境就塑造什么样的人，此语诚然不虚！
生在“教绝四维，刑参五虐”的暴隋，如果不“重权谋，轻品性”就无法存活；降临“景气融朗，昏奸涤除”的盛唐，不“讲信修睦”就无法立身。
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就会预先为大众营造一个“清新朴素，自然朗畅”的良好氛围，使百姓在不知不觉中崇德尚志，逐步确立高雅优美的言行规范，从而达到利己利人的目的。这样，就可以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了！此即礼乐之所务！
二是观乐变俗。西方重分别，中国重和合。所以“六艺”中的内在精神，无一不与治国原则相通，音乐尤甚。在古人看来，五音中的“宫”代表君主，“商”代表臣子，“角”代表人民，“徵”代表事项，“羽”代表器物。君、臣、民、事、物五者能谐和不乱，就不会有暗哑嘈杂的曲调出现。
《群书治要》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由此可见，音乐实在是与世情紧密相联，不可分割。为政者仔细审视民间的乐谱典章，就不难发现一个规律：假如宫音一乱，歌唱就构造虚词，不标实迹，其间接反映出君主荒淫无耻，刚而遂非，不近百姓，《陈风·株林》便是一例；商音一乱，歌唱就荒腔走板，大胆泼辣，其间接反映出臣子官箴败坏，祸盈恶稔，以权谋私，《魏风·伐檀》便是一例；角音一乱，歌唱就充满忧愁，秋气并高，沉郁寡欢，其间接反映出政令苛刻，众恶乃著，民不堪命，《唐风·鸨羽》便是一例；徵音一乱，歌唱就含混散乱，有气无力，怨气灼人，其间接反映出徭役不休，赋税加重，饥鼯嚬呻，《豳风·七月》便是一例；羽音一乱，歌唱就急促不安，凛冽刺耳，放荡无忌，其间接反映出财力匮乏，大盗窃柄，国势日衰，《魏风·硕鼠》便是一例。
如果五音全乱，则代表这个国家逐渐步入“以苛为察，以利为公，以割下为能，以附上为忠”的境地！如此一来，其灭亡的时间就不远了。因此，真正的明君，为了替百姓谋福，一定会从音乐中体会他们的利益诉求，虚心调整政事。
故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
作者赵丹阳九零后半知名作家微信号：wuleihuaji Q：7944873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