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总体的回顾

　　从2006年我们提出伟大的转折到现在党中央提出发展方式转变，实践证明了我们的基本理论、我们的基本判断和我们的基本主张，都是正确的。极端右翼势力从妖魔化我们的理论转变为近来对我们人身攻击，也说明我们理论和判断是正确的。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把我们理论上的胜利转变为政治上的胜利。回顾以往我们的总体判断表现为以下三个基本方面，这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话题。

　　一，就中华民族的历史地位而言，我们的基本判断可以概括为三句话，这就是：1，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2，中国再次走到了肥大国家与强大国家的十字路口;3，中国将进入正反合发展的第三阶段，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发源地，奠定中华民族崛起的基础。

　　二，就当前我们所处的历史环境而言，我们的基本判断概括起来也是三句话，这就是：1，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人类历史进入了第三个质变飞跃期;2，世界进入了文化转型期，中国进入了政治转型期;3，转变发展方式(胡锦涛新政)是中国实现不流血转变的最后机会。

　　三，中国将要丧失不流血转变的最后机会，判断也是来自三个方面：

　　1，海内外所有反华势力，以及国内买办势力、汉奸势力、分裂势力等，已经拥有了共同的政治领袖，推翻共产党、解体中华民族的政治事变随时都会发生，“杀左族毛”不再是一句威胁口号。

　　2，转基因主粮，定向型通货膨胀，股指期货加信用交易，外资控股自来水等城市基础设施，外资和私企进入包括公共资源和国防军工在内的所有领域，住房、粮食、蔬菜等成为谋取暴利的投机对象，耗光稀有资源等民族自毁行为，正在摧毁中华民族崛起的根本基础。

　　3，极端右翼势力堵塞了所有对话与交流渠道，政治和解与政治对话已无可能，连转基因主粮这种涉及所有人安全的问题都只有咒骂和妖魔化，其他方面更是没有丝毫共存余地。国内外媒体突然高调推出胡耀邦，实际上是在呼唤和纪念对文革造反派的镇压，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大规模镇压造反派的运动。那些著名文化精英绝大部分都退隐到了幕后，目前活跃在前台的基本都是一些被美国媒体封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街头流氓……这些，无疑都是制造中国社会内乱的征兆。

　　当然，中国右翼势力的流氓化也是一件好事情，它为采用西化手段解决汉奸问题，创造了成熟的历史条件。如果目前活跃在前台的汉奸仍然是一些文人学者，反倒是一种历史麻烦。

　　当今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表明，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毛派共产党人为避免动荡、实现和平转变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都将会付诸东流，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已经把中国推到了大动荡的灾难边缘。实现不流血转变的机会已经消失，剩下来就是让谁流血的问题，是让极少数制造内乱的买办汉奸流血，还是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流血。我们只能站在这个角度来看待转变发展方式问题。

　　第二部分，转变发展方式的背景和意义

　　一，中国转变发展方式是整个世界社会历史转变的反映和关键，是大众时代与精英统治之间矛盾发展的结果。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六大转变——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变，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资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转变，独立化发展向一体化发展转变——拉开了人民大众与精英集团之间斗争的序幕，特别是虚拟经济和网络系统，已经形成了人民大众直接占有社会财富和直接表达政治权利的物质基础，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和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大众经济，以大众时代取代精英时代，将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历史潮流。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世界金融危机，欧美反资本主义大游行，中国各地民众的反抗活动，都标志着大众政治时代已经到来。中国转变发展方式，既是这一伟大社会历史转变的必然结果，又是能否完成这一伟大转变的关键。只有中国拥有能够战胜资本文化的五千年文明，只有中国拥有能够摆脱精英政治的大众政治文化，只有中国切身经历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极端野蛮和灭绝人性，所以也只有中国能够带领世界走上大众政治道路。战后资本主义数十年的和平与发展，与根本制度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引入社会主义因素的结果，现在社会主义因素用完了，将再次陷入危机和动荡之中。

　　就这方面来讲，目前中国转变发展方式，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同时也关系到世界人民的发展安危。所以，目前中国的极端右翼势力，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敌人，是一批反人类反文明反进步的邪恶势力。

　　二，中国转变发展方式，是各种矛盾发展到极限的结果。

　　1，首先是人民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人民的承受能力是有极限，而不是无极限的。在物质方面，这个极限就是不能让人民生活与社会经济发展成反比，不能在财富巨大增长的同时，让人民生活现在不如过去，未来预期不如现在。当前工资占GDP比重连续22年下降，中国经济增长世界第一，工资占GDP比重倒数世界第一，就是在物质剥夺上超出了人民承受的极限。在精神方面，这个极限就是可以把老百姓变成穷人，但是不能把老百姓变成罪人，不能把老百姓变成畜生和野兽。马克思和列宁等经典作家都曾经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而逼迫“男人为盗，女人为娼”的社会环境，把所有人类美德都变成“犯罪嫌疑”的野蛮法律，恪守天理良心就活不下去的生活法则，就是在精神剥夺上超出了人民承受的极限。最近频繁发生的“杀童案”，就是把老百姓“非人化”和“兽性化”的一个标志。

　　中国老百姓到了真正牛马不如的历史最悲惨境地，历史上的奴隶尚且如同牛马一样是主人的财富，不会随便往死里整，而今天把老百姓往死里整，还起了一个漂亮名称：叫做改革。把老百姓整死了，就是改革必然付出的代价;没有整死，则还要继续深化改革。

　　回顾最近几年就会发现，党中央提出的所有民生政策，最终全部变成了整治民众的政策：党的十七大提出要让老百姓拥有财产性收入，马上就有人出台了股权分置改革，把超过十多万亿的老百姓财产，强行划入了极少人的腰包;党中央提出要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马上就出现了定向型通货膨胀、股指期货和信用交易等;党中央提出要建设“五有”社会，马上就有人推出了高房价、高药价等改革措施;现在要抑制高房价，又把矛头对准经济适用房和分期付款等这类老百姓的经济生活，逼得无数家庭“妻离子散”，恩爱夫妻手拉手去办离婚;党中央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马上就有人推出了转基因主粮，一下子把亡国灭种的风险加到了老百姓头上……，总之，一方面继续采用劫贫济富的办法来扩大差距，另一方面，采用把尚未贫困的那部分人群也变成贫困人群的办法，来回答老百姓的平等要求。

　　最近又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把水电煤气，城市交通，学校医院，核电矿山，金融保险，国企股权，包括国防军工等所有领域，全部放开，除了几百万军队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这实际上是一场空前未有的权力变现运动，能够进入这些领域摘桃子的，只能是官人、洋人以及少数依附于官人和洋人的富人。

　　2，自然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最近数十年西方自由主义的乐观和西方国家的繁荣发展，基本是建立在中国资源耗费的基础上，随着中国资源的耗光，西方国家的预期增长达到极限，加深了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基本上已完全丧失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摧毁了子孙后代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继续鼓吹原有发展方式和阻挠发展方式转变，已经成为反民族反人民反人类的法西斯分子。

　　3，民族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军事包围，政治操纵，经济控制，基础设施控制，“中美国”殖民体，转基因主粮等等所有这些，已经把中华民族逼到了生存的极限。中华民族再次走到了强大国家与肥大国家的十字路口，并且比当初洋务运动时期的肥大国家更加险恶，那时至少自然环境没有毁坏，至少还能做到“国破山河在，亡国不灭种”，而如今面临的则是“国破山河尽，亡国亦灭种”的空前危险。如果说以往历史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指的是做亡国奴，那么，目前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甚至连亡国奴都做不成，而是要成为亡国魂、亡国鬼。

　　4，官权泛滥达到了极限。持续30多年对上约束中央集权、对下剥夺百姓民权的官权改革运动，导致中国官权泛滥超出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官僚集团最大胆的想象，即便一个普通官员的权力都超出了历史上的皇权。以往历史上的皇帝都无法给“二奶”一顶乌纱帽，而今天的官员随便给“二奶”一顶乌纱帽，则完全是小菜一碟。极端右翼势力总是造谣说什么，这是一党专制的结果。如果真是一党专制的结果，就不可能连一人专制的古代皇帝都做不到。可见，其根源绝不是什么集权专制问题，而是官权泛滥并且与洋权相结合的结果。所谓“制度决定论”，不过是掩盖官权泛滥的最大谎言和欺骗。

　　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没有改变，但是期间既有太平盛世，也有黑暗年代，它们之间哪个是制度决定的?数百年来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改变，可是二战之前一直动荡混乱，只是二战之后才有了和平发展，其中哪个又是制度决定的?还有，一提晚清政府挨打，那些汉奸学者就张口闭口说什么是专制制度造成的，按照这个逻辑，当初清兵入关统一天下依靠的就是民主制度，可见所谓“制度决定论”是何等荒谬。其实，散布“制度决定论”的那些汉奸学者，自己也未必真的相信，不过是用来推翻共产党、解体共和国的幌子罢了。无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还是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都表明了在相同制度基础上，完全能够形成截然相反的两种社会状况。

　　目前中国官权泛滥的根源，是民权完全空白，党权基本空置，官权空前强大的权力结构造成的。只要改变这个权力结构，树立民权、独立党权，完全能够解决官权泛滥的问题。中国官权集团之所以持续30多年控诉文革，目的就是要维护官权对民权的彻底镇压，就是要维护官权党权的利益一体化。只要牢固地把民权踩在脚下，只要牢固地把党权和官权融为一体，就必然是官权的一统天下。所以，官权泛滥不仅不是一党专制的结果，相反，恰恰是党权被废置的结果。如果仅仅从表面现象上看，好像中国是“党管干部”，是由党委和组织部在任命各级干部，但实际上是“官管干部”，因为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的人都是官员，他们所有的利益和发展前途，并不是由其党员身份决定的，而是由其官员身份决定的。党组书记和部长，党委书记和厂长，除了权力大小不同之外，其官员身份完全相同，与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共产党已经变成了官员的政治招牌，根本不受共产党的任何约束，由此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官权极度泛滥。

　　官权泛滥导致中国老百姓苦到了极处，国家弱到了极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掠夺达到了极处。近来几件事就表明国家已经软弱到了极点，一是美国总统奥巴马采取了向台湾销售武器、会见达赖、支持热比亚、对中国贸易制裁、坚持对华技术禁售等一系列损害中国根本利益的敌对政策，然后美国副国务卿在一个早餐吹风会上说了一句“承认一个中国”，中国外交部一天之内连续三次发表声明表示感激。二是美国警察公然闯入中国领事馆殴打中国外交官，中国媒体居然欢呼“打得好”。三是根据黎阳先生揭露，中国舆论居然要求国际仲裁机构来裁定中日之间领土归属。这是历史上第三次要求国际仲裁机构裁定中日两国的领土争端。第一次是日本入侵中国的甲午战争之前的所谓“以夷制夷”；第二次是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全面爆发侵华战争之前的“国际仲裁满洲国”。前两次国际仲裁的结果是差点儿亡国灭种。这第三次后果将更加严重。一个国家不得不求助别人来仲裁自己领土的归属，表明国家已经弱到了不能再弱的地步。

　　极度官权泛滥决定了转变发展方式的政治方向只能是：建立民权、独立党权、打击官权、限制洋权。

　　5，中国极端右翼势力丧尽天良达到了极限。这是造成国家极度软弱的又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是比官权泛滥更加重要的原因。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像当今中国极端右翼势力这样如此仇恨人民、如此祸害人民、如此丧尽天良、公开歌颂罪恶的现象，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他们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剥削社会的精英集团——无论是奴隶社会的精英集团、封建社会的精英集团，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集团——所不同的是，以往历史上所有精英集团，虽然在客观上此事罪恶活动，但是在主观上却并不认为是在作恶，至少不敢公开歌颂作恶。秦桧杀岳飞的罪名也只是“莫须有”，一个“莫须有”表明了秦桧还没有完全丧尽天良，还没有颠倒黑白地对岳飞泼脏水。可是当今中国的极端右翼势力，却完全突破了秦桧的底线，把当初抗击外来侵略的义和团妖魔化为野兽;把对官僚造反的老百姓妖魔化为野兽，并且老百姓造反三年，却妖魔化了30多年;把数千万工人赶出自己的工厂，歌颂为是文明进步;把数百万劳动妇女变成妓女，歌颂为是文明进步;把扒房子圈地制造残童买卖妇女贩运“黑奴”，歌颂为是文明进步;把全世界都不吃的转基因主粮强塞给中国人，歌颂为是文明进步;把在美国由国防部直接管理的自来水公司交给外国人控制，歌颂为是文明进步;等等。特别是转基因主粮和自来水问题，西方国家是怎么做的清清楚楚，在这个问题上与西方国家反其道而行之，欢呼歌颂转基因主粮和外资控制自来水，已经不再是一个认识问题，也不再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而完全是一个丧尽天良的问题，是一个灭绝人性的问题。

　　三，当今中国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是不仅对中国乃至对世界具有重大历史的社会变革。党中央把转变发展方式的意义提得特别高，看作是继1949年政治制度根本转变、1979年经济制度根本转变之后的中国第三次根本转变。虽然党中央的这个基本解释已被媒体全面封杀，大家很少注意到，但是这个基本解释却把中国共产党推到了当今世界政治文化的前沿。这一点，从目前党中央已经明确的转变内容中就能够清楚地反映出来。目前已经明确的转变内容：一是由经济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转变；二是由以资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三是由丛林社会向和谐社会转变；四是由权贵富豪独享发展成果向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转变；五是由断子绝孙的发展道路向可持续性发展转变；六是由纵欲主义向理想主义转变。这几个方面的转变，不仅是生产力内部的转变，更是生产关系的根本转变，是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变，是社会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是西方文化主导地位的根本转变。

　　既然党中央明确指出了目前转变发展方式与1949年和1979年两次转变一样，同样是根本制度的转变，是社会利益关系的根本改变，那就绝不仅仅是现有制度内部的一种调整，而是新世纪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之否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残暴血腥的剥削制度复辟的红色翻盘。由于前两次转变都是在政治镇压的基础上实现的——1949年是在镇压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实现的，1979年是在镇压文革造反派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一次的转变，也绝不可能离开政治镇压。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被堵塞再次表明，在当今中国，没有对买办汉奸的镇压，任何哪怕是一丝一毫有利于人民的转变，都根本不可能实现。

　　第三部分，转变发展方式的性质和内容

　　一，转变发展方式的性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反合发展的第三阶段，是毛主席率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新中国的完善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1979年的肯定阶段，是公平正义等社会主义正面因素发展的阶段;第二阶段是1979年——提出转变发展方式之间的否定阶段，是历史上所有邪恶势力和所有邪恶罪行在中国汇聚泛滥的阶段，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欺负人、人拿人不当人等负面因素发展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否定之否定阶段，是综合前两个阶段优势的完善阶段，是构造中华民族崛起基础的发展阶段。

　　根据黑格尔的正反合理论和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理论，以及中国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由于事物发展的第二阶段极其野蛮残暴，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自我否定，所以，只要再否定掉第一阶段即肯定阶段，事物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这就是买办汉奸拼命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根本原因。因为支撑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全部价值都在那30年，只要能够彻底否定掉那30年，就能够彻底否定中华民族存在的合法性，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证明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是应该清除的“垃圾人口”。

　　由此可见，维护毛泽东时代，维护人民革命，维护社会主义的创业奋斗，并非仅仅是要维护过去，更不是要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要维护未来，维护我们民族发展的未来，维护13亿中国人民生活的未来。连反对斯大林的梅德韦杰夫和普京都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曾多次指出，我们严禁妖魔化斯大林时期，绝不是对过去历史上的是非对错有兴趣，而是要维护俄罗斯的未来。我们老祖宗更是提醒我们：“欲灭其国，先去其史”。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对毛泽东时代的否定，目的就是要帮助西方反华势力灭绝中国。所以我们一直提醒中国人民，一定要认清他们是一伙要把中华民族置于死地的法西斯匪帮，借用俄罗斯议会严禁妖魔化苏联历史的立法解释来说就是：“鼓动国民妖魔化祖国历史的罪行，是比任何刑事犯罪都更加严重的罪行”，如果不清算铲除这伙法西斯匪帮群，不仅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甚至中华民族必定会亡于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毒瘤”——汉奸。

　　二，转变发展方式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由肥大国家转变成为强大国家，进而再转变成为伟大国家。摆脱肥大国家，超越强大国家，建设伟大国家，就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目标。目前由肥大国家向强大国家的转变，关键在于彻底完成资本主义补课任务。我们一直反对野蛮血腥的“资本主义补课论”，但是，鉴于中国已经被推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历史事实，目前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要把资本主义这一课补全，要把法国大革命、英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以及美国镇压叛国者这一课也补上。可以说，毫不留情地严厉镇压叛国者，是欧美所有大革命的共同特点，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为经典的历史课程，无论是英法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处死的罪犯几乎都是一个罪名——叛国罪。目前中国其它资本主义课程都已经补完，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再补上镇压“汉奸”这最为经典的一课。如果漏掉这个最为经典的课程，中国人民就会白吃二遍苦、白受二茬罪，对中国人民太不公平，中国也永远不能够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所以，这一课一定要补上，绝对不能漏掉。俄罗斯就是因为搞了一部“惩办汉奸言论法”，立刻就变成了强大国家，重新返回了西方列强的行列。

　　本来，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和对资本主义进行和平赎买，再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一直在探索一条不同于欧美大革命那样的非暴力途径，为未来世界一体化这个人类大家庭提供一种非暴力的制度变革模式，因为迄今为止，人类所有制度变革几乎都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历史价值，就在于此。为此，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历史代价，这个巨大历史代价就是没有大规模镇压反革命阶级，而是坚持和平改造和文化革命，结果，留存下来的反革命集团，不仅对毛泽东的和平改造和文化革命没有丝毫感激之情，反而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了旷古未有的残酷报复，连住房、医疗、教育、养老这些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人权，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反观那些采取暴力镇压的国家，无论社会制度如何反复，都没有发生对革命者和造反派的残酷报复，都没有剥夺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最基本的人权。经过共和国前后六十年的反复，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这就是在当今中国，必须首先走欧美大革命的道路，先铲除掉买办汉奸这个中华民族最大的政治毒瘤，然后才有可能继续坚持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历史探索。

　　况且，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历次挨打的根本原因，无一不是根源于汉奸。今天美国所有对华战略，也几乎全部是建立在汉奸基础上，“中美国”的运转主要就是依靠汉奸推动的。只要打掉汉奸这个基础，美国所有对华战略就会土崩瓦解，“中美国”也会随之烟消云散。大家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国内外所有极端右翼势力，对中国人民提出的其他政治口号，并不是十分敏感，唯独对铲除买办汉奸这个口号，特别敏感，特别仇恨，特别疯狂，只要一触及这个口号，立刻就会丧失理性和人性。这从反面也说明了，当今中国铲除买办汉奸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才有可能成为强大国家，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进而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伟大国家。否则，即使社会主义再次胜利，也依然会再次复辟。所以，转变发展方式，就其本质来说，是回归社会主义的复兴运动。

　　三，转变发展方式的内容。党中央规定了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原则。这就是：科学发展观取代经济发展观，以人为本取代以资为本，和谐社会取代丛林社会。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指导性原则。

　　具体来讲，应该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相对于精英民主而言，大众民主具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不仅具有直接选举权，而且具有直接罢免权，直选式与直免式民主相结合;二是民主选举不仅适合于国家主席等高层领导，同样适合于各级顶头上司;三是民主约束不仅适合于权力，同样也适合于资本，必须把权力和资本同样置于民主约束之下。显然，大众民主包括了精英民主的所有要素，但是却把精英民主排除在外的人民大众纳入了民主范围。网络通讯已经具备了建立大众民主的物质基础。

　　第二，建立民族独立、人民共享的大众经济制度。虚拟经济具备了人民大众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物质条件，形成了重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物质基础。完全能够实现变官有经济为全民经济，变外资经济为国有经济，变民营经济我民族经济，变个体经济为社会经济。彻底消除私有化和殖民化的经济基础。恢复社会福利制度和保障制度，全面实现“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教，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的五有社会。

　　第三，建立社会主义劳动平等制度，真正实现人人生而平等的天然法则和人类共同理想。以往社会的平等只是权力基础上的平等和资本基础上的平等;以往社会的政治进步仅限于资本平等取代权力平等。而无论是权力平等制度还是资本平等制度，都是一种剥削和压迫人民大众的平等制度，都是一种把人民大众排除在平等之外的罪恶制度。如果说，在权力平等制度和权力世袭制度没有废除之前，建立资本平等制度和资本世袭制度是一种进步的话，那么，在废除了权力平等制度和权力世袭制度之后，继续鼓吹和建立资本平等制度和资本世袭制度，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法西斯罪行，就是一种反人民反人类的野蛮罪行。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具备了建立劳动平等制度的历史条件，已经达到了能够保证人人生而平等的发展水平，彻底废除资本平等制度和资本世袭制度，将成为21世纪文明社会的基本政治要求。凡是阻碍建立劳动平等制度的任何力量，都将成为危害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邪恶力量。

　　第四，高举民主、自由、平等的人权大旗，实现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政治权利。中国右翼势力为达到推翻共产党、解体共和国的目的，天天宣扬民主、自由、人权等抽象概念，却从不赋予这些概念以实际内容，但是毕竟他们已把这些概念深入人心，现在到了赋予这些概念以实际内容的时候了，使这些概念能够成为人民大众争取自身利益的政治武器。什么是人权？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就是当今中国最基本的人权！什么是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就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自由！什么是民主？造反有理就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民主！什么是平等？废除权力世袭制和资本世袭制，就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平等！

　　第五，重建符合天理人心的法律制度。法律丧尽天良是社会丧尽天良的一大根源，建立一套人类社会绝无仅有的丧尽天良的法律体系，是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对中华民族乃至对整个人类社会最大的犯罪。必须彻底废除所有丧尽天良的法律，建立符合天理人心的法律体系。道德为本，法律为用;法律只能成为贯彻和推行善良和美德的工具，只能成为惩恶扬善、锄强扶弱的武器。社会必须奉行民比天大、道比天大、德比天大等人间正义原则，而绝不能奉行“法比天大”这一邪恶原则。“法比天大”的最大弊端在于，一旦形成如同现在这样的遍地恶法，老百姓必然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目前中国之所以会形成如此丧尽天良的恶法体系，主要是主导立法的那些法学精英，本身就是一群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法西斯野兽。目前被法学界推崇为领军人物和自由派领袖的那个无耻讼棍，就是一个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典型，此人曾经担任过江青的辩护律师，居然到处演讲写文章，宣扬他与江青进行的坚决斗争。在此暂且不论是非对错，仅仅就其作为辩护律师天天与自己的“委托人”进行斗争、天天向控诉方汇报自己“委托人”的动向这一点来说，其卑鄙无耻、极端下流的程度，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此人参与了30年来所谓法制建设过程中诸多重大法律的起草工作，如此一群丧尽天良、毫无人性的衣冠禽兽来制造法律，又怎能不会形成当今中国恶法遍地的邪恶状况!最近，此人及其制造中国恶法体系的诸多同伙，又把遍地恶法造成的一系列恶行，反手扣到了共产党头上，声称要“豁出他们这把老骨头”与共产党玩儿命，赢得了海内外反华势力一片欢呼。如果再不摧毁这套丧尽天良的法律体系，重建符合天理人心的法律体系，共产党、共和国和13亿老百姓，最终非毁于这套恶法体系不可。

　　第六，以毛泽东思想实现民族意志的统一。建立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核心，以理想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为主体的社会道德体系。在此基础上，全面恢复中华民族高尚的伦理价值和良好的道德风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要形成统一的民族意志，英国女王、日本天皇、基督教国家的圣耶稣、伊斯兰国家的圣穆罕默德等，所起的就是这个作用。在当今中国，能够起到这个作用的只有毛泽东。所以，在当今中国妖魔化毛泽东，如同在英国妖魔化女王，在日本妖魔化天皇，在美国妖魔化耶稣，在伊斯兰国家妖魔化穆罕默德一样，是不可饶恕的重大刑事犯罪。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不折不扣的全盘西化。

　　第四部分，转变发展方式的途径

　　一，由党政一体化向党群一体化转变，这是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基础。对于目前中国的腐败和卖国现象一定要理性分析，弄清楚这些罪恶现象，是由共产党根本宗旨和共和国根本制度决定的，还是破坏这些根本宗旨和根本制度造成的。如果不是共产党根本宗旨和共和国根本制度决定的，就必须依靠共产党来消除这些罪恶现象。这就是我们提出党群一体化的根本依据。14至15世纪西藏的藏传佛教，就出现了如同今天官僚的腐败现象，那些喇叭几乎达到了无恶不作的地步，但是佛学大师宗喀巴活佛，并没有因为那些喇嘛胡作非为、声色犬马，就去打倒佛教、摧毁寺庙，再另创新教。而是通过恢复佛教宗旨和戒律制度，使藏传佛教获得了新生。16到17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初期的基督教同样如此，宗教腐败与当今中国的政治腐败差不多。也是通过从路德到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使基督教最终获得了新生。历史上各种陈旧罪恶和陈旧势力延续到新的社会制度中复辟作乱，是一种正常现象。正确的选择是应该清除掉在这些陈旧罪恶，维护新制度的健康和发展，而不是把新制度连同陈旧罪恶一起埋葬。不能因为新生婴儿带有母体的脏东西，就把新生婴儿和脏东西一起抛掉。

　　当今中国需要的是能够更新共产党的红色宗喀巴，能够把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制度化的红色拿破仑，而不是打倒共产党和推翻共和国。这是我们与中国右翼势力之间最根本的政治区别。中国右翼势力要推翻共产党、解体共和国，实行多党制和联邦制的政治主张，无论其出发点如何，其结果都只能是造成大动荡、大分裂、大混战、大流血的民族大灾难。并且在当今世界条件下，中华民族一旦陷入大分裂的灭顶之灾，就再也没有历史上多次出现的重新统一机会，绝大多数老百姓将会白白死掉。所以，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从13亿中国人民的根本安危出发，我们都只能选择更新共产党、回归共和国、重建公有制、实行大民主的道路。而且，目前中国完全具备实现党群一体化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左翼代表的人民大众追求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党群基本目标完全一致。唯独中国右翼势力，在竭尽全力维护美国利益，维护“中美国”这个殖民经济综合体。

　　二，确立反腐锄奸的根本任务，坚决铲除买办汉奸这两个危害中华民族的最大毒瘤。当今中国最大的腐败是权力的腐败，是乌纱帽的买卖;当今中国最大的危险来自于买办汉奸;并且买办汉奸已成为腐败滋生的一个重要根源。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总是造谣说，腐败来自于一党专制，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应该看出，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胡说八道。希特勒、东条英机的专制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但是当时的德国和日本却很少腐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德国和日本没有“买办汉奸”。目前，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必然要进行利益调整，这就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官僚集团和买办汉奸的根本利益，如果不能做到反腐锄奸，转变发展方式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目前反腐锄奸的关键，在于发动群众。对于反腐来说，在建立起完善的权力约束机制和罢免机制之前，暂时恢复以往中国社会的政治株连和法律连带责任，体现社会管理的公平原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关系，与“一人犯法，鸡犬不留”的株连法律，是相对称的公平原则。在没有消除裙带关系的情况下，单方面取消株连法律，完全是中国精英集团立法保护腐败的结果。所以，在没有消除裙带关系的情况下，必须恢复株连法律。不仅要恢复家庭株连，还要恢复政治株连，谁提拔的官员谁来负责，绝不能卖完乌纱帽就拉到。连路边炸油条卖豆浆的小摊贩，都要对制作的产品承担责任，而提拔官员却不承担任何责任，这同样是中国精英集团“西门庆立法”的结果。

　　对于惩办买办汉奸来说，一是建立与《反分裂法》相配套的《反汉奸法》，恢复宪法中惩办卖国贼的条款;二是建立人民信仰自由制度，发挥人民大众惩办买办汉奸的优势力量。

　　三，恢复国家基本制度的各项政治功能。最主要的是恢复人代会的人民代表制度，把官员排除在外;恢复全国政协的政治协商功能，把名流大腕排除在外;恢复国务院的人民政府性质，严格置于全国人大领导之下，并接受人民委员会的直接监督，国务院只能是执行机构，没有资产和资源的处置权。目前中国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原本应该代表民权的全国人大是民权空白，原本应该提供治国安邦方案的全国政协是明星俱乐部，原本应该是领导力量的党权空置，全部权力都集中到了作为官权代表的国务院，国务院的权力大到了无边无际的程度。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机构，都没有对外出卖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的权力。以前中国也没有，周恩来总理主政国务院几十年，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个矿山和企业卖给外国人。现在必须重新划分国务院的授权性质和授权范围，明确国务院作为执行机构的性质，有关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的重大决策，必须收归党中央和全国人大。

　　四，建立公民委员会，转换党的权力基础。前两次转变都是在政权更替和政治力量更换的条件下实现的，没有政治力量的转变，就没有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必须在官僚机构之外形成一个新的权力监督机构，才能实现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这个新的监督机构就是公民委员会。公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和约束官僚集团，打击和惩办买办汉奸。公民委员会可以单独建立公民法庭，由公民陪审团决定是否有罪。公民法庭的主要任务，就是弄清制度原因和刑事犯罪之间的界限，制度性腐败和人格性腐败之间的界限，制度性损失和有意卖国之间的界限。集中打击买办汉奸，以最小成本完成转变。

　　五，加强国防工业建设，做好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准备。“中美国”的形成，已经形成了美国控制中国经济的基本事实，如果转变发展方式，势必要打破“中美国”殖民经济综合体，引发中美之间利益冲突，中国必须做好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准备。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准备越充分，就越是对敌人具有威慑力量，国家和人民就越安全。并且，一旦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将是转变发展方式最好的历史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