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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1日，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召开了由王宏甲同志主讲的千人报告大会，大会奏响了大方县人民“发扬塘约精神，践行塘约道路”的冲锋号角。会议在大方县委书记张瀚时同志的主持下，伴随着雄壮激昂的《到人民中去》的歌声中圆满结束。
《塘约道路》是由著名作家王宏甲同志主笔的一篇报告文学，写的是贵州省安顺塘约村通过走集体化发展道路，反映出塘约村在党支部领导下，把承包地重新集中起来统一经营，走同步小康之路后产生的奇迹，指出“塘约道路”是新时期破解“三农问题”的农村发展希望之所在!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我国现阶段经济世界第二，不可谓不富;在改革开放中鼓励全国人民下海经商，不可谓不活。可在经济发展了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三农”问题：农村凋敝，农业荒废，农民穷困。如何解决占全国总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全面小康问题，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和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千秋大业。
解决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最大的政治问题。回望过去，建国以来农村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实践，逐步验证了今天贵州安顺塘约村的发展道路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我们想多从哲学的层面来解读“塘约道路”的历史发展必然。
毛泽东时代的山西省大寨村的“大寨之路”，是农村发展道路探索的初步尝试，是新中国农村全面步入改革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是在一片废虚中建设社会主义，随着“三大改造”的胜利结束，在生产工具相当落后甚至严重欠缺、劳动者素质普遍有待提高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大寨村的发展之路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选择。通过农村互助合作的初级社、中级社到人民公社的集体化道路，是建国初农村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集体化道路，充分调动了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热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计其功”，“但问耕耘，莫问收莸”。建国三十年具有这种无私奉献精神的农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中流抵柱!农村农业一片欣欣向荣，农民在粮食生产能自给自足的同时，在人力和物力上全面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使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建成完备的国民工业体系，运用时间之短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史上的奇迹!这不得不归功于集体化的农业生产，大力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发展的方向是螺旋式上升的，前进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所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集体化道路也面临着诸多现实考验。
以集体劳动为基本形式的公有制经济，是一种典型的扶弱经济模式，能者多劳但不多取，弱者少劳但有保障，这种能者对弱者的扶助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但这种经济形式离不开高效率的管理，离不开大公无私的榜样引领，否则必然给人们以“干多干少都一样”的认识错觉。管理层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个人的自利本性，是集体化道路的天敌。如果缺乏高素质的干部管理队伍，集体化道路必然走向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死胡同，挫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事物必然走向问题的反面，从而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这就必然为农村经济的另一种发展道路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可能。
邓小平时代的安徽省小岗村的“小岗模式”，是“十八个血手印”掀起的全国单干热潮，于是“包干到户”就成了发展农村经济的又一探索。
“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单干这种个体经济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避免了大锅饭的一些弊端。但这种“干多干少不一样，一切只为自己干”的农村个体经济模式，在润物细无声中滋生出一种以自利为主的私有制文化，为他人着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的行动理想也逐步淡出历史舞台。社会劳动管理的思想也从原来的对不劳者的监督、对弱势者的扶助为主，转向对首先能富起来的部分人的鼓励和扶助。“夫强者凌弱，则弱者服之矣。智者诈愚，则愚者事之矣”。随着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第二次工业化，从自己的土地上解脱出来的千千万万的廉价农民工，不自觉地又托起了祖国现代化建设的蓝天，但工业的长足发展并未及时反哺付出了莫大牺牲的农业，反而让逐步扩大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彻底葬送了农村经济，出现了现阶段严重的“三农问题”：农村凋弊，农业荒废，农民穷困。
管子云：“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这种“利出多孔”而无限放大个人的自利本性，忽视人本具有的利他属性的顶层设计，鼓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农村改革道路，在当前贫富两极分化的现实里只能变成一句危险而美丽的谎言。
“初念是圣贤，转念是禽兽”。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事物的否定应该是在肯定的基础之上的纠偏和扬弃。但现实总是在扮演出一出出的历史玩笑，事物发展呈现给我们的，总是不左即右，难以执中。嗟乎!难道曰“万物一体是中庸，一物独化是太极”?!
天地万物的存在和演变，都离不开“万物一体，一物独化"”之自然规律。“万物一体”是指天地间所有事物都是一个整体，是个大系统，这个系统中的每一个体都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为条件，不能单独存在，就象人体中的各个器官之间关系一样。在这样的系统中，每一个个体的存在，都是为了保障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是必不可少的利他性的存在，每一种存在都不多余，每一种存在都遵循“存在就是合理的”的原则。这样的个体存在是一切“善”的价值判断，是一切公平正义产生的原始摇篮，是公有制社会赖以存在的自然基础。
“一物独化”是指每一个体的存在，在利他的大前题下的自我发展，是自我存在需要的独善其身，是一切“恶”的生物性根源。万物一体和一物独化是自然界中的两大存在规律，是矛盾的统一体。“万物一体”是矛盾发展的主要方面，是统一、稳定、均衡、共生、利他、和谐，是共有的、全局的、宏观的、计划的，决定着事物向前发展的方向，是天之大道“取有佘而补不足”，是人类社会走向大同世界的物质源泉。
“一物独化”是矛盾发展的次要方面，是独立、差异、自生、利己、矛盾，是局部的、微观的、特色的、市场的，是阶级社会“人之道”的物质根源，是典型的“损不足而奉有余”。万物一体是“公”，一物独化是“私”;“公”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私”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公私矛盾推动事物不断向前发展。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发自然”。人类社会发展的依据，都能从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中寻找到最终答案。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公有制是“万物一体”在人类社会中的价值展现，私有制是“一物独化”在人类社会中的有力解说。公有制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私有制是社会发展的准备和补充手段。《易》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智而百虑”。人类社会最终目标是完全消灭私有制，进入完全公有的大同共产主义社会!
“积乱之后，当生大贤”，最可贵的是坚持，不是历经磨难，而是保持初心。以习近平为核心时代的贵州省塘约村的“塘约道路”，是农村经济改革在新时期的历史发展必然。
塘约道路之所以伟大，是历史地拒绝以扶贫的名义让资本下乡搞圈地运动，有力避免权贵资本第二次盘剥人民。塘约道路是一种以抓村党支部这个基层关键少数的农民集体化经济发展道路;是党组织带头领导老百姓先富起来的发展道路;是以公为主，抱团发展，同时也不忘调动个人积极性，兼顾公平的发展道路;更是“先立乎其大者”!高屋建瓴，而不为私心所蒙蔽的发展道路!
根据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三段论，“正题”必然地派生出它的对立面——“反题”，并且和“反题”构成“对立”，最终二者都被扬弃而达到“统一”的“合题”。如果说“大寨之路”是“正题”，是属于事物矛盾发展的肯定阶段，“小岗模式”是“反题”，是事物矛盾发展的否定阶段，那么“塘约道路”就是“合题”，是事物矛盾发展的否定之否定阶段。
《天官书》云：“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一大变”。在建国一百年的最后三十年历史关键时刻，时任贵州安顺市委书记的周建琨同志，被组织安排到毕节市出任市委书记，在曾是“科学发展观”策源地的毕节全面复制“塘约道路”，充分展现了党中央和贵州省委对“塘约道路”的高度重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相信贵州的“塘约道路”和时下的“雄安模式”，将在不远的明天，必然掀起不同以往发展模式的农村和城市共同发展的历史新篇章!
2017年4月16日于大海坝烈士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