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评国内外学者关于经济思想史分期及西方经济学性质的不同观点

　　一、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于19世纪30年代转化为庸俗经济学

　　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经济学演变历史过程划分为两个基本阶段：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明确写道：“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1]17可见，马克思将1830年，或者更准确一些说是英法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间，看作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分水岭。资产阶级经济学从16、17世纪产生，经过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杰出经济学家的发展，到1830年这个时期达到了它的巅峰，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1830年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包括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内，都属于庸俗经济学范围。

　　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承认资产阶级经济学曾经经历了从古典经济学向庸俗经济学的转化

　　从19世纪后期开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沿用了马克思的褒义的古典经济学的称谓，而当然地拒绝了庸俗经济学的说法。他们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转化为庸俗经济学的事实。他们将18世纪末期开始从古典经济学中分离出并继续发展的庸俗经济学，看成是对以斯密和李嘉图学说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学的发展。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否定前人理论时，扩大了古典经济学的范围。凯恩斯写道：“‘古典经济学者’是马克思所首创的名词，用以泛指李嘉图和詹姆斯·穆勒以及他们的前辈们。这就是说，泛指集大成于李嘉图经济学的古典理论的那些创始人。我已经习惯于在‘古典学派’中纳入李嘉图的追随者，即那些接受李嘉图经济学并加以完善化的人，包括(例如)J.S穆勒、马歇尔、埃奇沃思以及庇古教授。我这样做，也许犯了用语不当的错误。”[2]可见，凯恩斯仍沿用了马克思“古典经济学”这一名词，但他没有接受马克思关于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划分的依据，本能地抛弃了庸俗经济学概念。在凯恩斯那里，“古典经济学”范畴是相当宽泛的。他把古典经济学界定为“从李嘉图的前辈起到他的剑桥老师及同事，这一整串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3]935

　　如果说在凯恩斯那里没有拿出新的依据，只是冒着犯“用语不当的错误”风险，人为地硬性扩大了古典经济学的范围，那么，萨缪尔森则完全不同，他根据另外的标准重新解释了“古典经济学”的含义。萨缪尔森写道：“用现代经济学语言来讲，我们将那种强调经济中自我矫正力量的学说称为古典理论;古典宏观经济思想植根于亚当·斯密(1776年)、J·B·萨伊(1803年)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48年)的著作。”[4]可见，萨缪尔森所谓的“古典经济学”和“非古典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及现代经济学)的区别在于，是否“强调经济中自我矫正力量”。他将所有的“强调经济中自我矫正力量”经济学都称为古典经济学。

　　在萨缪尔森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在撰写经济思想史时，一般都将古典经济学界定为从亚当·斯密开始，经过李嘉图及其弟子们的发展，到1870年结束;而将1871年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看作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始，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马歇尔均衡价格论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1936年凯恩斯《通论》出版，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产生。

　　总之，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史学者，虽然他们之间对如何界定古典经济学的范围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出于本能否定了马克思关于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划分的依据，进而拒绝了马克思关于庸俗经济学的说法。

　　三、国内外学者关于经济思想史分期的认识

　　1.以陈岱孙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学家的研究

　　1987年陈岱孙进一步指出：“西方经济学发展史表明，马克思这一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1830年以后，西方经济学的辩护色彩日甚一日地浓厚起来。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由于《资本论》的问世和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迅速传播，西方经济学的辩护性有了新的发展。如果说在此以前，西方经济学的辩护性主要表现为早期庸俗经济学反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那么，从此以后，西方经济学的辩护性便主要表现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新兴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西方经济学的辩护性又有了新的发展，即不仅反对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更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3]840这种思想，在鲁友章、李宗正主编的《经济学说史》教科书的篇章结构安排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书中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的分期是这样划分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和修正主义经济学说”[5]可见，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学界坚持了1830年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的基本判断。

　　2.晏智杰为庸俗经济学翻案

　　实事求是地讲，晏智杰教授早年也曾坚持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写过一部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论文和著作。但是自2000年以来，晏智杰教授的理论研究工作明显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分期问题上，晏智杰教授无法接受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转化为庸俗经济学的事实。

　　首先，晏智杰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百多年来经济的巨大发展和成就”来推断西方经济学的进步性质。晏智杰教授说，如果马克思的划分是正确的，“就是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一直处于不断庸俗化、进一步解体和总危机之中，那么，该如何解释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百多年来经济的巨大发展和成就(尽管走着一条曲折的路)呢?除非断定这种发展同流行的这种或那种经济学说无关，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历来强调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功能到哪里去了呢?”[6]11晏智杰教授在这里力图要证明：将资本主义经济的所谓“巨大发展和成就”，等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巨大发展和成就。

　　这里我们要提醒晏智杰教授注意：第一，资本主义经济的所谓巨大发展和成就，是资产阶级政府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武装干预等办法对内加强对本国工人阶级的剥削，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等各种手段综合作用所取得的，而不单纯是靠所谓的经济学的科学性而取得的。对于晏智杰教授所津津乐道的这种经济的“巨大发展和成就”，以工人阶级为其阶级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显然是不屑一顾的。第二，近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所惯用的经济政策伎俩是，“一方面，对外输出经济自由主义，指责和制裁发展中国家经济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对内实行国家保护主义”。晏智杰教授作为外国经济学说史研究的专家，似乎对此事是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必须提醒晏智杰教授的是，政治经济学是有阶级性的，政治经济学运用也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明明知道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不利于一个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他们自己不实施这种经济政策，他们却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实施此政策，这就是他们的阶级利益所在，也是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的生动体现。因此，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和为资产阶级攫取经济的“巨大发展和成就”是并行不悖的。

　　其次，晏智杰教授关于庸俗经济学的下限时期的理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批判西尼尔“节欲论”时，马克思谈到“城市无产阶级在里昂敲起了警钟，而农村无产阶级在英国又燃起了熊熊烈火。海峡此岸在传播欧文主义，海峡彼岸在传播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主义。庸俗经济学的丧钟已经敲响了。”[6]12晏智杰教授把“庸俗经济学的丧钟已经敲响了”的时间，看作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下限。由此晏智杰教授批评坚持1830年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仍然是庸俗经济学的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晏智杰教授兴奋地写道：“大家知道马克思说古典派丧钟敲响了，是指它要寿终正寝并被庸俗经济学所取代;同样他说庸俗经济学丧钟已经敲响了，也是指庸俗经济学已经完结，要被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取代，他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这一点。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决没有后人所说的庸俗经济学进一步解体、庸俗化和总危机”[6]12在这里，“马克思说古典派丧钟敲响了，是指它要寿终正寝并被庸俗经济学所取代”，晏智杰的这个理解是正确的。不过我们在这里还要补充的是，“被庸俗经济学所取代”是就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和演变而言的。但是，马克思绝没有说经济思想发展到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不能被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取代。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1]18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丧钟敲响，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范围内是庸俗经济学泛滥，而在更宽阔的视野来看，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无产阶级经济学的产生。至于晏智杰认为马克思“说庸俗经济学丧钟已经敲响了，也是指庸俗经济学已经完结，要被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取代”。[6]12我们认为，晏智杰对“庸俗经济学的丧钟已经敲响了”，显然是做了形而上学的理解。“丧钟已经敲响了”，绝不意味着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不会以花样翻新的形式进行所谓的“理论创新”。“已敲响”只是意味着各种所谓的“理论创新”没有任何真正的科学价值。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决没有后人所说的庸俗经济学进一步解体、庸俗化和总危机”，是晏智杰教授将其个人偏见强加给了马克思!晏智杰教授指责坚持1830年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仍然是庸俗经济学的人们，说他们的说法不符合马克思原意。我们认为，这些同志的观点，不是真的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而是不符合强加给马克思的晏智杰教授的错误观点!

　　晏智杰教授在从总体上对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划分进行否定以后，又分别从科学性、方法论、社会作用等各个方面对传统的庸俗经济学范畴提出了质疑：第一，“传统观念中的庸俗经济学果真同科学无缘吗?”[6]13在这一标题下，晏智杰针对马克思当年严厉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包括萨伊、马尔萨斯、西尼尔等人以及德国早期的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逐一的予以翻案。他认为从一个较全面的观点来看，这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贡献是主要的，个别理论错误是次要的，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看法存在片面和不妥。问题在于，我们说一个经济学家是一个庸俗经济学家，或者说一种经济学说是一种庸俗经济学说，我们都是就总体评价而言的。庸俗经济学与科学无缘，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常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对德国经济学家和德国经济学的论述，已经把这个道理讲得明明白白。另外，像晏智杰这样，把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和经济学的三分法奉为是科学;不问时间、地点和社会历史条件将经济自由主义作为萨伊对经济学的贡献。所有这些，要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欣然接受，的确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首先放弃它们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第二，“传统观念中的庸俗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一无是处吗?”[6]13在这里，晏智杰教授首先轻描淡写地承认庸俗经济学以现象掩盖和代替本质，以一般代替特殊等等一些庸俗经济学的特点，然后就把矛头指向了传统观念。他认为：“以往的看法总是过头：否认描述现象的科学价值，否认经验归纳的必要性，否认经济生活中存在‘一般的’规律性。由此出发，必然低估甚至完全抹杀所谓‘庸俗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历史贡献，同时又必然不恰当地抬高抽象演绎法的意义，满足于高度抽象的据说是揭示了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理论，将本来异常丰富、生动的‘一般’与‘特殊’、‘本质’与‘现象’辩证统一的思想发展过程，简单化为生硬干瘪的教条集成。”[6]13,14这里，晏智杰教授是在以批判传统经济学为借口来批判马克思。我们这里只需指出，晏智杰所批判的这些所谓的方法论上的缺陷，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都是不存在的!第三，“就传统观念中的庸俗经济学的社会作用来说，问题更明显了。”晏智杰的意思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经济学代表和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不应该叫庸俗经济学。晏智杰在这里杜撰了一个所谓“生产力标准”。他说，“问题在于，他们的学说和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否代表和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一旦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任何一位不存偏见的研究者就不难发现，以往的所谓古典和庸俗的划分就完全站不住了。因为这种划分所依据的标准不是在与他同生产力发展的关系，而是看他是否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6]13,14晏智杰教授在这里把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与代表和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这两者对立起来了。在晏智杰看来，马克思在评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说时，是以是否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本质为标准的。而晏智杰教授所提出的新标准则是，评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说时，可不必问津其是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本质，只看它是否代表和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在这里，晏智杰教授遇到了一个如何对待经济学的科学性和经济学的适用性的关系的问题。马克思在评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说时，是以其是否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本质为标准，这充分体现了经济学科学性的要求。一种经济学作为科学，它必须是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的正确认识和反映。否则这种经济学就不能成其为科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是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因此，对这种经济制度进行研究的经济学的科学性，就在于是否正确地揭示和反映了这种经济制度的本质。因此，经济思想史研究，涉及到对一种经济学说进行评价时，提出以这种经济学说是否客观地反映了这种经济制度的本质作为标准，这是很自然的。这和数学史研究中涉及数学家的数学思想评价时，只要以其是否正确地反映了自然界物质变换中的数量关系作为评价标准是一致的。在这里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首先是科学性。一种学说只有具有了科学性，才能谈到它的适用性。如果一种学说的科学性被证伪了，那么也就不会有人再去以其具有适用性而加以弘扬。晏智杰教授将经济学的科学性和经济学的适用性对立起来，拿出所谓的经济学说评价的“生产力标准”是不能成立的。另外，按照唯物史观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关系的原理，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经济学说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它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这些社会存在的反映。马克思强调：“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7]就是说经济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它对生产力的作用还要通过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等诸多环节才能体现出来。因此，不存在立竿见影的经济学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晏智杰教授以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个非常现实的目标至今也没有实现为“依据”替庸俗经济学所做的辩护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不是“马克思的语言和论断有历史局限性、过于激进”，而是晏智杰教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3.高鸿业的疑惑和辩解

　　高鸿业教授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著名经济学家。他对新中国的西方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众所周知的是，他翻译了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0版)、编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鲜明特色的《西方经济学》统编教材、撰写了一系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文章、在晚年重新翻译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等。高鸿业教授批判中国经济学界对待西方经济学的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两种极端态度。高鸿业教授的这些贡献，是我们从事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同志都不应该忘记的。但是在对西方经济学性质的认识上，高鸿业教授却有他无法消除的带有时代印记的疑问和困惑。高鸿业教授的问题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分期开始，对这个问题高鸿业教授提出了“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以后这四个阶段”[8]3的四阶段论。其中，庸俗经济学从1830年开始，这是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但庸俗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以后两个阶段之间的界限，高鸿业教授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然而，我们从其后面的论述中能看出其中端倪：“那时的庸俗经济学主要在于反对空想社会主义。当《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以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经济学的任务之一便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8]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高鸿业教授将1870年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看作是庸俗经济学以后。高鸿业教授如何认识庸俗经济学?又是如何认识所谓“庸俗经济学以后”呢?

　　高鸿业教授引证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有关论证，将“马克思所指出的庸俗经济学”的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庸俗经济学停留于研究事物的表面现象。第二，庸俗经济学只不过把资本主义市场上的成规、行话、生意经和经营法则用经济学术语系统地表述出来。第三，庸俗经济学的目的在于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9]122,123在此之后，高鸿业认为，“根据上述三点，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特点的论述无疑是正确的。”高鸿业继续论证道：“既然萨缪尔森《经济学》是一本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庸俗经济学性质的著作，既然庸俗经济学又属于非科学范围之内，那么，关于《经济学》的个别概念、论点和方法有值得借鉴之处的说法是否与马克思所指出的庸俗经济学的三个特点相冲突?”对于这个问题，高鸿业自己回答道：“我们认为，冲突并不存在。因为《经济学》的内容并不全是庸俗经济学。退一步说，即使他的全部内容都是庸俗的这也不能否定《经济学》中的个别概念、论点和方法的有用之处”。[9]124　　首先，高先生所谓的“全部内容都是庸俗的”，是否包括《经济学》中的个别概念、论点和方法?如果包括，那么就可以认定：《经济学》中的个别概念、论点和方法都是庸俗的。庸俗的就是和科学背道而驰的，而和科学背道而驰的对科学研究来说就是无用的，这是最基本的科学研究是非标准。可见，“即使他的全部内容都是庸俗的这也不能否定《经济学》中的个别概念、论点和方法的有用之处”的说法的逻辑混乱是显而易见的。撇开这一点不说，我们再来看高鸿业提出问题的方法。高鸿业首先肯定“马克思指出的庸俗经济学的特点的论述无疑是正确的”;然后高鸿业又认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具有庸俗经济学性质;最后，根据“内容并不完全是庸俗经济学”，得出结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的“个别概念、论点和方法的有用之处”。这里问题关键就在于高鸿业教授对萨缪尔森《经济学》是怎么“认为”。换言之，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高鸿业教授作出“萨缪尔森《经济学》是一本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庸俗经济学性质的著作”和“《经济学》的内容并不全是庸俗经济学”的判断的根据是什么?

　　高先生没有抓住马克思划分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精神实质，还只停留在摘录语录、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关于庸俗经济学的论述。事实上，马克思划分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原理的具体应用。经济学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古典经济学反映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当时社会经济客观现实的反映。而当英法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代替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主要任务是反对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按照马克思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基本原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做的划分，庸俗经济学是一种客观存在。1830年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本质上都是庸俗经济学，只是其庸俗化的形式不同而已。高鸿业教授一方面认为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描述是正确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有马克思所描述的庸俗成分，从而部分是庸俗的;而另一方面高鸿业又认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除了庸俗部分以外还有部分是科学的。那么，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到底有多大比例是庸俗的，又有多大比例是科学的?这完全依赖于高鸿业教授自己主观上的判断。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就是庸俗经济学。如果为了证明萨缪尔森《经济学》中的“个别概念、论点和方法的有用之处”，就不承认其庸俗性质，这本身就是一种庸俗化。萨缪尔森《经济学》从整体上是庸俗经济学并没有否认其“个别概念、论点和方法的有用之处”。

　　高鸿业教授将西方经济学看作是一架机器，也是不正确的。前面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过，高鸿业教授对西方经济学各个部分内容所做出的科学评价是不可磨灭的。高鸿业教授的理论贡献没有被众多的一线的西方经济学教师所接受，有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但也有高鸿业教授理论的不彻底性的原因。高鸿业教授对西方经济学的总体评价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仅就其中的两个大的方面作些说明：第一，关于庸俗经济学是否有用的问题。高鸿业教授长篇引用马克思关于庸俗经济学特点的论述，然后用各种办法再去证明庸俗经济学有用。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曾指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反，庸俗经济学知识在表面现象上兜圈子。高鸿业教授在引证了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之后，就用唯物辩证法现象和本质的关系原理论证庸俗经济学有用。他认为，科学的任务就在于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要掌握事物的本质第一步就必须掌握大量的现象。而西方经济学大量地描述经济现象，因此西方经济学有用。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批判庸俗经济学，不在于庸俗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而在于它只是描述经济的表面现象，进一步说它被经济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或者用马克思的原话说就是在表面现象上“兜圈子”。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研究过程，这些属于在表面现象上“兜圈子”的部分，恰恰是属于“粗”、“伪”之列，是在科学研究中必须被去除掉的东西。马克思关于庸俗经济学特点的论述，是就庸俗经济学总体性质而言的。庸俗经济学就其庸俗性整体而言，是没有用途的。但庸俗经济学也有总体特征和个别理论、个别结论和个别方法之分。就个别理论、个别结论和个别方法来看，庸俗经济学可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可能在实践中有用。因此，西方经济学作为当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就其总体特征来看是没有用的，和西方经济学在某一个别理论、某一个别结论和某一个别方法来看有用，是并行不悖的。第二，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和西方经济学的运用问题。高鸿业教授在《西方经济学》一书结束时，以一种十分模棱两可的语言写到，“在结束之际，作为本书作者，我们感到已经把西方经济学这件既有功用又能损害自己的工具交给了读者。对工具的正确使用固然对我国有利，而不适当的使用以及西方经济学在意识形态上对社会主义的侵蚀又能带来害处，甚至造成灾难。正反两方面的事例都已在世界上出现。”读者会很自然地想到：西方经济学正确使用是不是也能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确使用那样产生同样的积极作用呢?或者还会同样联想到：西方经济学正确使用是不是也能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正确使用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更大?实际上，西方经济学作为整体来看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是不科学的。既然是不科学的，就不存在正确使用和不正确使用的区别问题。西方经济学绝不是像武器弹药一样不属于任何阶级的超阶级产品，不能说无产阶级用它，它就能为无产阶级服务，资产阶级用它，它就能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且都能服务得很好。经济思想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不加改造地拿过来就为资产阶级服务，资产阶级经济学同样也不能不加改造地拿过来就为无产阶级服务。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低潮，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政党没能有效地抵御资产阶级经济学思想和西方敌对势力对这些国家在思想文化领域从理论上的分化和瓦解。因此，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和斗争。特别要注意在关系到培养什么人问题的大学课程里和大学讲台上，一定要有说服力地讲清楚，西方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为资产阶级辩护的，在理论方法论上和理论观点上为什么是错误的，西方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事业可能带来哪些危害，等等。

　　四、我们的看法

　　本来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历史划分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两个时期，其意义是十分清楚的。从马克思论述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够体会到：古典经济学，是对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经济学所给予的一种褒奖。而庸俗经济学，则是对资产阶级从一个代表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力量的阶级转而走向反动的阶级的经济思想的一种无情的批判和讽刺。马克思作出这一划分所依据的基本理论标准也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过程历史地划分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时期，所依据的客观历史事实就是，资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是一个代表当时时代前进方向的阶级。但是，当资产阶级完成其推翻封建统治，取得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权以后，随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就由一个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先进的阶级转变为阻碍时代前进的落后的阶级。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处于潜伏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相反，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就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

　　晏智杰为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庸俗经济学本质鸣不平，但是，晏智杰并没有办法证明1830年以后的资产阶级不是走向没落的阶级。他也无法否认，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立场和根本方法。至于高鸿业教授的疑惑，我们感到还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马克思的确在对庸俗经济学的分析批判中，说过“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也曾经说过“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式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但我们究竟应该怎样领会马克思这些表述的精神实质?是不是有了马克思的这些语录，我们就可以把1830年以后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解为“研究经济现象的经济学”，或者说是“研究经济运行状态的经济学”?我们认为，这种语录式解释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是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关于庸俗经济学范畴的本质要义的。说庸俗经济学停留于在表面现象上兜圈子也好，说庸俗经济学不过是把资本主义的生意经等用科学的语言加以描述也罢，归根到底，马克思的用意在于进一步说清楚它是替反动的资产阶级辩护这一阶级本质。

　　长期以来，我们经济学界很多同志却看不到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将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作是能够相安无事的，可以并列进行传播的思想体系。当前我们社会上所出现的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观念淡漠，社会道德沦丧等等和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相协调的现象，都不能说与我们对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不恰当的宣传和教育没有关系。因此，我们必须认清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宣扬的价值观，是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价值观根本对立的。

　　从以上我们对马克思关于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历史分期的考察可以得到如下的基本结论：古典经济学虽然有不科学的地方或有庸俗的成分，但总体来说它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因此，还是属于科学的经济学。相反，庸俗经济学虽然不能排除其在个别的理论甚至是较重要的理论有科学成分，但就其整体来讲是不科学的，因而也是不高雅的经济学。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庸俗经济学，虽然我们不排除它在个别概念、个别观点和个别方法上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就其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来看，它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工人阶级利益诉求的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是我们必须分析批判和予以否定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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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9.

　　[8]高鸿业,吴易风.现代西方经济学:上册[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9]高鸿业.评萨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