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仙飞 ：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和个人主义方法论批判

1979年，英国“运输和普通工人联合会”的抗议游行。（资料图）

        摘要：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如何超越新自由主义的课题,如今已摆在人们的面前。但在短期内,扬弃这一识形态决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存在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从方法论角度看,新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发展历史谱系上颇具生命力的变种;尽管经济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政策上与古典自由主义十分接近,但是它们却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社会阶层,并且有着截然相反的伦理诉求;新自由主义者有一种共同的社会和经济哲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这种个人主义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

一　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历史发展

        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主流的、基础性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形成于17 世纪的英国，在其代表人物洛克的《政府论》中得到经典表述。在自由主义降生的第一个一百年中，一代具有启蒙精神的思想家、政治家大力弘扬个人自由的理念。提倡宗教宽容，捍卫思想自由。要求放松经济管制，建立民主政治。个人自由，理性至上，成为反封建专制暴政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利器。由此而生的西方个人主义，是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生长的产物和前提。这个“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是一个容易引起歧义的概念。理解西方早期的个人主义理念里面有两个要点：其一，他是相对宗教群体主义而言的。不是反社会的，而是自由的反专制的；其二，他以理性主义观念相联系，不是非理性的、恣意妄为的，而是自律的、守法的，反蒙昧的。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个人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个人本位的理念。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体现了西方文化的传统价值，构成了资本主义最初的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由于地理环境，国家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存在着各种流派和分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历史实践中，欧陆传统的自由主义不同于英美传统的自由主义，美国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不同于欧洲现实中的自由主义，哈耶克、弗里德曼和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也不同于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派别实质上基本隶属于两大线索：一条可追溯到洛克、斯密的“英美传统”，另一条则是以罗梭为源头的“欧陆传统“。区别这两大线索关键在于两种自由观的差异，艾赛亚-柏林对两种“自由”进行了一个经典的界定，既所谓“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的本意是不受他人强制和干预的个人自由，他所要求的仅仅是免除限制；而“积极自由“”则是指“自由，就是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英美传统”的自由至上主义的思想，隶属于英美的“消极自由”传统。其基本理路是：个人自由是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应当不受强制；自由市场是个人自由之源，其自发力量能形成自然次序。应由“看不见的手”来进行“自然调节”，对国家对政府权力永远保持着充分的警觉，政府干预只会制约个人的自由。波普将这一信条极而言之。认为“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如无必要，他的权力不应增加”。“欧陆传统＂的＂积极自由＂的基本理路则是：自由是一种积极的、争取自主的能力，个人自由，有赖于个人对公共事务的付出；民主国家保卫真正的个人自由，国家权力越大，自由就越大；市场制度不是万能的，无限民主将毁灭自由。

　　在自由主义的古典形态中，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主张是一致的，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一般都共享某些哲学基础。自由主义产生伊始，就没有将自己的视角局限于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而是试图发展出一套关于个人、国家、社会的基本理论，这些理论构成自由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在现实社会政治中，自由主义最初的表现方式是政治自由主义，从洛克，贡斯当到密尔的理论大致反映了自由主义在这方面的诉求。随着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的确立，自由主义关注的重点转向经济自由主义。它的基石是私有财产，市场经济以及国家较少对经济的干预与控制。一些人将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学说称作古典自由主义。从十九世纪中后期起，经济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尖锐，自由主义开始关注社会问题。自由主义内部也开始进行反思，这就产生了政治新自由主义。既我们通常所说的New Liberalism ,也称作牛津唯心主义学派，其主要理论受黑格尔主义较大影响，强调国家应该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一是国家应该干预经济，保障公共利益；二是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提供更加充分的保障，保证社会公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自由主义再度复兴，而且批判的矛头直指凯恩斯的干预主义经济学。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哈耶克称之为古典自由主义，而最近二三十年的批判者则称之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下文所指新自由主义皆为此种）。1927年，奥地利的米瑟斯出版，《新自由主义》一书，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否定社会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奠定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起，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虽然没有被社会普遍接受，但是他们并没有放下自己的旗帜，而是一直坚持著书立说。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精心雕琢自己的理论。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滞胀危机的出现，凯恩斯主义陷入理论困境，新自由主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两个主要流派领衔，迅速崛起。本来“滞胀”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日趋激化的产物，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却将其归结为凯恩斯主义的罪过。

二　垄断的自由新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僭越

　　古典自由主义是十八、十九世纪由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发展的，他们相信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可以自动调节私有制经济，而使其有利于整个国家和人类。古典自由主义是一种简单鲜明的哲学，其中心思想是在法律之下的自由－－人们可以追求自己的兴趣和欲望，只受那些不允许他们侵犯别人自由的法律的约束。无论是作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是作为新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自称是“不同于英国实用主义自由主义者的欧洲大陆的理性的自由主义者”，其毕生所坚持的自由主义“都是从该术语的原始含义即他在十九世纪时的含义上加以使用的”。而“弗里德曼则自称是经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或者按照美国流行的术语是哲学上的自由派或激进自由主义者是对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进行革命的自由主义者”。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他强调：“我是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或用美国常用的术语来说，是哲学上的自由意志论。”新自由主义将现代计量经济学，全球化金融市场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现代术语收纳到传统自由主义中，可以说是古典自由主义极端的翻版，因此一些西方学者有理由把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看作是“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精神的传人”。

　　新自由主义者们宣称他们的自由观来自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观。这等于举起一面冠冕堂皇的大旗，因为古典自由主义总是和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杰出代表亚当－斯密联系在一起。斯密是公认的现代市场经济之父，他的学说典型地代表了这种古典的自由主义。这位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因其在学术研究活动上令人感动的业绩，唤起我们一致的尊敬感。普鲁士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马尔维茨在1810年写信给拉尔说，亚当－斯密是除拿破仑之外欧洲最强有力的君主。这话绝非过甚其词。在普鲁士施泰因一哈登堡时期的所有国家活动家都是亚当-斯密的学生。那一时期政府的绝大多数文告都带有古典学说的明显印记，甚至高级军事将领格奈舍瑙、沙恩霍斯特、维茨莱本全都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热烈信徒。斯密的理论是德国整个改革时期的圣经。正是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自然权利的无限的和毫无杂念的信仰，使国民经济学古典学者能够那样不带偏见地进行研究，那样坚决地得出结论，那样大胆地冲天飞翔，他们从这个信念出发，以天才的眼光，把握住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

　　如今，斯密的思想，已深深的，渗透到西方的文化遗产中去，以至于无法分辨出哪些思想是源于私密的，但是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说的“自由”，从来不是一个概念，他们的实际内容，和真实含义是不同的。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成于十八世纪，斯时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尚未成为统治阶级，自由主义所说的“自由”是反对封建主义国家对当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工商业资本家的种种限制，以求实现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和包括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斯密在撰写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时，同时在格拉斯戈夫任逻辑学和伦理学的教授。他不仅以敌视生命的、神学的道德观念作斗争，而且反对利己自私的道德思想，因此，他的观点与康德的绝对命令伦理原则非常接近，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斯密看到了只有当自由竞争的所有个体，都可以自由竞争时，才会有结果，出现一个正常的次序。所有个体行为的结果都是源于自我利益。而自我利益则是受到经济行为的调控。今天被遗忘的还有那些对“无形的大手”的限制，那些斯密在赞美劳动分工的同时提出的限制。他很早就指出了非人的劳动条件造成的恶果，“它们把人这样的生灵折磨到无以复加的冷漠和迟钝的地步，为了束缚“无形的大手”的毁灭性的力量，需要国家为了工人们的权益进行干预。

　　在迄今为止的新自由主义的讨论中，只有宣扬无调控市场完美性的思想得到了认同，而这些思想则以宗教信条相差无几。新自由主义所说的“自由"把政府干预说成是对自由的限制，对自由的剥夺。因为政府干预约束了垄断资本和大公司的自由，政府规模和干预范围的扩大，挤压了私人资本的市场空间，侵害了这些权势集团的利益，哈耶克在坚决主张个人自由的同时，同样坚决地反对社会平等，反对分配正义和福利国家。个人自由原则在哈耶克看来是毋庸置疑的刚性道德原则，是美好的人类生活所必须追求的终极目标，不能因为看到它在特定情形下对特定对象的不利结果而企图消弱它的价值绝对性。不仅如此，这种不受强制的自由同样也是保存它自己的手段，尤其在自由得以逐步扩展的过程中，自由的保存必然以牺牲社会上一部分人甚至大部分人的自由为代价。在哈耶克看来，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在竞争中获胜纯属个人责任，因而政府绝不应介入强行实现平等。在他看来，不平等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前提和根本动力，平均主义的发展方式必然失败，对于平等的诉求必然损害自由，从而妨碍社会进步，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反对弱势群体试图通过政府干预实现平等的任何努力，这种极富扩张性和攻击性的伦理以科学名义为社会生活中的诸多不善之举，下达了最终判决。

　　尽管经济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政策上与古典自由主义十分接近，但是他们却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社会阶层，并且有着截然相反的伦理诉求。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代表着反对封建特权的下层市民，他为自由企业制度辩护，甚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自由主义者还往往是某些西方主要国家的被剥削者和处于无权地位者的代言人。而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出现的经济新自由主义有关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张主要是有利于经营中小企业的富人。到了二十世纪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经彻底蜕变为大垄断企业的代言人，维护的是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美国的垄断企业的利益。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尖锐指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实践者“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关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经济新自由主义社会角色的这一转变来源于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残酷的年代，造就了冷酷的社会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市场所承诺的自由实际上已为另一种形式的奴隶制度所取代。这种与物质无关的自由表现为弱者在亳无保障的状态下被完全投入到竞争中。

三　反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嬗变

　　个人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它褒贬兼有，毁誉不一。在美国，个人主义起初是作为对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颂词而出现。从构成美国革命思想基础的宗教和政治小册子开始，通过关于宪法的辩论、通过实质上是整个十九世纪文学和哲学遗产，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个人主义得到颂扬，并被赋予高于其他所有政治美德的殊荣。但在法国，个人主义更多地是作为贬义词出现的，个人主义这个术语的最先使用，其法语形式是individualisme,来自欧洲人对法国大革命，及其思想来源，既启蒙运动的思想反动。来自不同层面的人，对个人主义的负面影响做了充分的揭示。KW．斯沃特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个人主义”》一文中说：在法国，直到现在，个人主义这一术语仍然包含着许多从前的，令人不快的含义。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戴高乐将军在新年广播讲话中，在它的规范的法国意义上使用了这个词。他说“我们必须克服精神上的不适，尤其要克服由个人主义所引起的不安。这种不适是现代机械主义和实利主义文明的固有特征”。他声称＂个人主义是道德病的主要原因＂。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主义褒贬不一，但在有一点上，多数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个人主义是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体系。这一点无论在维护资本主义或主张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的人中都是如此。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雅特-密尔在《纽曼的政治经济学》中称“社会主义是个人主义的敌人”，为了避免“战胜个人主义”必须反对和遏制社会主义。哈耶克自称是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他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个人主义这一社会理论就是”私人产权制度”的理论，并从多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是“个人主义的敌人"。

　　哈耶克的个人主义观是他主张的自由主义哲学传统的基础。哈耶克十分明确地把他所推崇的“个人主义”确立为一种反社会主义立场。哈耶克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以对社会主义的批判为最。他认为，社会主义在欧洲盛行的1848至1948这100年，将被历史学家视作“欧洲的社会主义世纪”。他按自己的理解，区分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一种是反理性主义的、真正的“个人主义”，一种是理性主义的，虚假的“个人主义”。前者必然有助于推进自由秩序的形成，后者则不可避免地倒向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因而他觉得非常有必要把“真正的个人主义这个术语同“社会主义”这个名字，区别开来，以便表明个人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立场，用他的话说，我们所关心的就正是这样一个取代社会主义的制度。

　　用什么来取代社会主义的制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新心自由主义被理解为一个装在经济理性新瓶，卖着保守主义思想的多个面孔的概念。安东－吉登斯在他的《超越左与右》一书中对保守主义作了分析并指出：这已不再是一个消除被神化了的过去的问题。保守主义利用进步和理性的概念来证明复旧的合理性，而这种复旧恰恰是要超越先进的思想和行为的。保守主义曾拒不接受具有自由竞争意识的资本主义，以及由其引起的深刻而又广泛的一系列变革过程；如今，他却将资本主义在欧洲，甚至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这几种表现形式或多或少地攫为己有，为己所用。乔万尼－阿雷吉认为，要想弄清楚什么是新自由主义，最好的方法就是要看到它是“意识形态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体制领域全球化”，则关系到经济和社会的世界一体化的历史进程，f．谢斯耐认为，新自由主义这个词，是指对金融资本和海外直接投资实行开放和放松管制的一整套政策。新自由主义政策全部或部分取消了对资本家剥削无产者的种种限制。Ｃ．凯茨认为新自由主义是想确立这样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框架：资本主义能在这一框架中享有更多的活动自由。米尔-阿明认为，新自由主义成了帝国主义的同义词。新自由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些固有倾向在当前有利的政治形势下的一种极端化的表现。除了批判新自由主义之外，还得批判资本主义。大卫-哈维认为，美国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武器来推动，旨在建立美国霸权主义和统治地位的运动。伊藤诚则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的条件下，资本主义正赤裸裸地显示出它的活动规律。马克思经过系统分析而总结出来的资本主义的基本运动法则，它的不良后果现在又重新在资本主义的当代的具体运作中得到证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的概念，在历史上是有根有据的，但它无法直接应用到当代世界经济中去再度提出一项“健康的”社会主义方案，只要通过人民群众的努力，才能办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在国际上通力合作，才能在这方面提出理论根据。

        从个人主义到新保守主义和新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经历了由“经济学理论嬗变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新自由主义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根本利益服务的过程。“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的主要标志。它的实质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它的传播，给世界经济政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新自由主义者宣称，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但实际上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并不是一种线形关系，相反，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正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而在国际关系上，新自由主义又导致新帝国主义。个人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帝国主义，他们都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 

      本文作者系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