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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的10月9日，一个史诗般的游击英雄在作战时因伤遭俘遇害，如同基督受难般被他的敌人用枪弹夺去了39岁的生命。两位修女清洗了他的遗体，忽然发现，他原本闭着的眼睛不知什么时候竟神奇的睁开了，眼神依然是那样澄澈，嘴角也隐约浮现出一丝微笑。面庞和表情都与《基督之死》中的基督惟妙惟肖，只不过基督的下身盖着毯子，他的下身穿着裤子。
卡斯特罗说：“切这个名字后来出了名，成了一个象征。”悲壮的死使切•格瓦拉成为一个介于神话和童话之间的英雄，他被奇妙的艺术化了，成为20世纪象征着某种纯粹力量的波普符号，一个性感的圣徒。“死后，他成为第三世界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运动的象征。这位战士以一种幼稚的激进游击战，一种以卵击石、视死如归的气概，成为当代最伟大的乌托邦战士。”——一本刚出版的名为《切语录》的书这样评价。书中说，“切，就是革命、乌托邦和青春的同义词”。
40年后，切•格瓦拉的那张由摄影师阿尔瓦罗•科达拍摄的、戴着贝雷帽、取名为《英雄游击队员》的“世界上最有革命性最有战斗性的头像”，已成为最流行的大众文化符号和时尚元素。它出现在T恤衫、打火机、啤酒杯、艺术作品、摇滚乐队海报、流行音乐封套和拳王泰森的肚子上，球星马拉多纳的臂膀上……他的影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曾为之奋斗的这个世界。透过印制于各种商品上的肖像，他仍焦急地注视着世间的疾病、贫穷与不公。
人类热衷为死者唱赞歌和颂歌，并习惯按着自己的想象和情愿去图解历史，神化偶像，而切•格瓦拉，很可能是人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合适的神化对象，因为他身上具有革命者、梦想家、圣徒、艺术家和受难英雄相混合的复杂气质。在许多人的思维中，切•格瓦拉，已经不是那个具体而真实的个人，他的人生被抽象成无数个片段，无数种意味，无数种符号，无数种象征，是理想、正义、激情、勇敢、牺牲以及“输出革命”和“武装斗争”的代名词，是一个被误读并带着强迫记忆的观念。
作为一个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伟大革命者，切•格瓦拉成为青年人成长道路上无法超越，不可回避的文化墓碑。先锋摇滚青年膜拜着他那不可复制的叛逆精神，只是觉得他“酷”。在他们心目中，切是名牌钟表、雪茄烟、摩托车、高尔夫等时尚用品钟爱的形象大使，除此之外，切•格瓦拉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很多人知道他如何死去，但没人懂得他为何去死。
“切”系西班牙语感叹词，是人们打招呼和表示惊讶时的常用语，类似于汉语中的“喂”、“喔”，在阿根廷的意思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哥儿们”、“伙计”。1953年，格瓦拉在左翼主导的危地马拉得到了这个使他永远被铭记的历史绰号。从此，这个名字成为某种影响潮流精神的代名词。
历史学家称他是“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唐吉诃德”、“西蒙·波利瓦尔之后，拉美最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文学家称他是“尘世的基督”、“复活的普罗米修斯”、“拉丁美洲的加里波的”……现在，我们或许还可以称他为红色世界最特立独行的自由冒险家，是“游侠诗人”：他的生命，他的革命，像一部浪漫而悲壮的史诗！
2005年，巴西著名导演沃尔特·塞勒斯用他的史诗电影《摩托日记》，在全世界重新燃起了切·格瓦拉热。而此时的中国北京，八位女演员和一位女导演创造了将《切·格瓦拉》话剧连演15场的纪录，剧中主人公的一句经典台词“不革命行吗？”，成为众多年轻观众的“口头禅”。
切·格瓦拉崇拜毛泽东，曾公开说中国的公社模式和对精神因素的强调，符合他的“世界革命思想”。1960年12月1日，代表古巴来中国访问的切·格瓦拉，见到了被他奉为导师的毛泽东。他竟然像歌迷见到心仪已久的偶像一样，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而毛的第一句话则是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问候：“切，你好年轻哟。”
在那个沉郁又亢奋的时代，张扬不羁的切·格瓦拉，注定是困惘与怀疑中的中国青年记忆里一个遥不可及的偶像。他们诵咏他的诗歌，默记他的事迹，咀嚼着他当时流传还不甚多的话语。切·格瓦拉代表一种生存的意义，是当时那个两极对峙的世界上最先锋的力量象征。人们高举着偶像的旗帜，只是想找到一种生活与精神的依据，
无论何时何地，人们的内心里对美好精神的最纯洁的追求从未泯灭。因为我们永远需要保留一些记忆来提醒自己，比如一段苦难而伟大的自我流放的历史，或者，一个坚定、浪漫又辉映着理想主义荣光的偶像英雄。而格瓦拉的浪漫的和诗意的生活，他的游击战，他的刚果革命和拉美革命，他的绝不可能重来一次的古巴革命，本身就像是一出完美而虚幻的戏剧。
格瓦拉的故事，总是以一种煽情的方式演绎，又充满矛盾。出身于丰衣足食的中产阶级家庭，却投身于解放贫民的战斗中；一生为哮喘病所困，却成为最英勇善战的丛林游击大师；一个天生具有诗人气质的人，流传后世的却是一本教科书般的《游击战》；纵贯南美大陆的冒险旅行，奇遇和艳遇无数，却在终点开始了革命之路；一个阿根廷人，却参加了解放古巴的革命战争；一个医学毕业生，却成为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在事业和声望处于人生巅峰的时候，却突然选择“出走”，到刚果、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争；对抽雪茄烟、打高尔夫球、佩戴劳力士手表的“奢侈的爱好”，与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强烈的抵制“物质刺激”、包含些许清教徒主义成分的经济政策，看起来是那样的对立。
敌视他的人也不得不钦佩他。冷战年代的美国《时代》周刊曾说，“切是一位危险人物，他的脸上充满着使妇女为之动心的伤感微笑。这种着装使他与20世纪60年代那种革命激情与充满北美大陆的反叛气质相吻合。美国的激进分子把他当成自己的目标与榜样。即使那些整天在台上嘶吼的摇滚歌手也是如此。因为没有多少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会像他一样，性感、不拘一格，甚至有些放肆。这些都是执政者与革命者令人难忘的形象，切轻易就做到了。”有强烈反共倾向的美国记者丹尼尔·詹姆斯这样评价切：他鹤立鸡群，比当代所有大人物都更加高贵。
格瓦拉特别喜欢聂鲁达的那首叫《别了》的诗：“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系住，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绑在一起，我喜欢海员式的爱情，接个热吻就匆匆离去。我要走，我心里难受，可我心里总是很难受。”
在革命的每一个历史时期，诗歌一直鼓舞着这位极富传奇色彩英雄的激情。
“基督，我爱你，因为你向我揭示:人有热血，泪水，痛苦，钥匙，工具，去打开紧锁的光明之门。是的，你指点我们说，人是上帝……”这是加利·普拉多上尉在清点切·格瓦拉的遗物时发现的一首诗，抄写在一本破旧的笔记本上，诗的作者是西班牙诗人莱昂·费利佩。
切·格瓦拉的表妹卡尔曼·科尔瓦多回忆，切·格瓦拉能够把聂鲁达的《二十首爱情诗和一首绝望之歌》从第一首背到第20首。“为了成功，你必须先抛弃一切”、“革命并不会瓜熟蒂落，你必须亲自采摘果实”……当《在路上》的凯鲁亚克们为了性、毒品、背叛和所谓的自由漫无目的地横贯北美大陆的时候，切·格瓦拉开着那辆1939年产的“大力士”摩托车，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了整个南美，了解到了什么是苦难、压迫和贫穷。摩托日记中起初略带轻佻炫耀的记录逐渐变成对世界的控诉，“我的皮鞋沾染上了真正的尘土。”这次旅行本来是为了考察麻风病和热带病，但是，切·格瓦拉却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人民的一边”，他的耳边回响着委内瑞拉诗人奥岱罗•西瓦尔的诗句:“我听到光着双脚的受苦人在船板上划桨击水，他忍饥挨饿的憔悴面容显现在我的脑海中……”
1953年7月7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火车站，大学毕业的切·格瓦拉对他的父母说:“一个美洲士兵向你们告别了!”从此开始了他的“为理想和自由而战”的革命生涯。他告别父母，到达危地马拉之前，在一首无题诗里写道:“我走上了一条比记忆还长的路。陪伴我的，是朝圣者的孤独……”
1956年7月，在墨西哥移民局的监狱里，切·格瓦拉还写过一首《献给菲德尔》:“前进，预示着黎明将要到来的热情预言家，解放你无比热爱的绿色鳄鱼（古巴地图形似鳄鱼），当第一枪打响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你身旁！”
在切·格瓦拉的日记、书信、文章以及答记者问里，也常常澎湃和洋溢着诗人的激情。
在《南美丛林日记》里，他写道:“我感到自己的鼻孔在膨胀，在品味着火药与敌人的鲜血的刺鼻气味;我绷紧身体，做出格斗的姿态，准备把自己的身体用作一片宗教圣地，而凯旋的无产阶级带着新生的活力与希望发出野兽般的咆哮将在这里回响。”在发表于《绿橄榄》周报上的《古巴的社会主义和人》里，他指出:“我们的自由和我们吃的面包是血色的，吸满了牺牲者的血液。”
1967年10月9日，在他最后的战场——玻利维亚的拉伊格拉山峡谷里，刽子手问他现在想什么时，切•格拉瓦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在想，革命是不朽的。”
切·格拉瓦是个“情圣”，短暂一生，却有N段可圈可点的“情史”。“我把我的那个女伴引到湖畔，谈了一会儿生物化学以后，我们双方同意进行局部解剖学，我希望不要闹到谈论胚胎学的地步”，这是他在那段被称为“荷尔蒙之旅”的南美之行途中写下的日记。《切语录》评价说，“直到今天，格瓦拉都是个伟大的情感标本”。
一顶黑色贝蕾帽，一支棕色雪茄烟，一头卷曲飘逸的长发，一对深邃忧郁的眼睛。在切·格瓦拉的一生，雪茄似乎从未离开过他的指间。早在古巴还未解放时，他与战友卡斯特罗一起抽雪茄的照片，一次又一次点燃了古巴人民的希望。
1964年12月格瓦拉出现在联合国第19次大会上，在西装革履的人丛中，他一身橄榄绿军装，始终衔着古巴雪茄，引起媒体的关注。他从容不迫发言，谈到了老挝、越南和中南美洲受美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呼吁各大军事集团尽快停止制造和实验核武器，全面裁军；要求美国停止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和破坏行动。据说古巴难民中一个女示威者身上藏了刀子，想要刺杀格瓦拉。格瓦拉打趣地说：“死在女人的刀下，总比死在男人的枪下好。”
出访法国时，格瓦拉还是像往常一样穿着土黄色大衣，戴着贝蕾帽，叼着雪茄烟，漫步在塞纳河畔。结果这个奇装异服的人立刻就引起了巴黎市民的注意。一些人对他大叫：“老兄，真有你的，竟然打扮得跟格瓦拉一个样子！”
切·格瓦拉曾经说过：“雪茄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它是枪，它是道德，某些时候帮助我战胜自己。”这句话现已成为世界雪茄烟生产厂商最经典的广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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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无处不在。
在古巴，你能拍到的格瓦拉的全身塑像永远是拿着武器的。21世纪的贤人智者可以分析他的时代局限。可是，有哪一个人曾在当时那个时代站出来，为受压迫的拉丁美洲指明另一条出路？
切·格瓦拉曾走过智利丘基卡马塔铜矿（当时属美国资产）——埋葬着一万多名死难矿工的墓地。他在一对矿工夫妇家借宿。男主人参与抗议活动曾被关进监狱三个月，他的许多同伴永远失踪了。
切·格瓦拉在日记上写道：“冻僵的夫妇蜷缩着偎依在一起，那是一幅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见到的无产者的生动写照。他们连一床过夜的破被子都没有……那是我一生中记忆最深的寒夜……智利人首先应该做的，是摆脱背后那个不怎么可爱的美国佬朋友。”
在亚马孙河热带林区你可以感受到格瓦拉的温情、仁慈与博爱，即今天讲得较多的人道主义。格瓦拉曾在亚马孙河岸边一所条件恶劣的麻风病医院参加治疗工作。穷苦的病友们凑了一笔钱赠给年轻的流浪医生，送他乘木筏前往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起航时，麻风病友在岸边进行告别表演。拉手风琴的人右手没有指头，用木棍绑在手腕上代替手指。格瓦拉承认：“让我冒着让人嘲笑的危险说出来吧，引导真正的革命者前进的，是伟大的爱。”负伤被俘后，在被杀害前夜，格瓦拉还向敌军军官要求允许他为政府军的伤员医治伤口。
切·格瓦拉两次来到秘鲁的马丘比丘，心中萌发过当考古学者的念头。切写道：“今天我们在哪儿能欣赏到这座印第安古城的珍宝呢？答案很明显：在美国的博物馆里。”“印第安美洲的公民们，起来夺回过去吧！”
切的祖国阿根廷是以欧洲移民为主的国家，切的血管里本来没有印第安人的血液。经过秘鲁的旅行后，切知道“‘我’已不再是过去的我”。他已经属于“大写的美洲”。他和圣马丁、玻利瓦尔、何塞·马蒂一样，是“拉丁美洲人”。他们率军跨过一道又一道边界，征战异国慷慨赴死，是因为拉丁美洲是一个整体。拉丁美洲各国讲着一样的语言，500年来经历着同样的苦难，面临着相同的命运。这个大陆上，印第安人被屠杀和奴役、资源被掠夺在各国都是一样的；经济被控制、政治被操纵、主权被侵犯是一样的；军人专制与政变频繁、没有完善的工业基础、背负着沉重外债是一样的。一个阿根廷人死在玻利维亚的原因，就这么简单。
1961年美中情局策划雇佣军在吉隆滩登陆，这是从美国“输出”的对古巴政府的武装颠覆。格瓦拉曾在抗登陆作战中指挥比那尔德里奥省的部队。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对美国的妥协，让格瓦拉咬牙切齿，在他嫉恶如仇的脑海里妥协就是投降，和平共处就是绥靖政策。在哈瓦那召开的第一届拉美青年大会上，格瓦拉这样告诉从各国来的代表：今天的古巴人民想让你们知道，即使他们在一场为彻底解放而引发的热核战争中被全部消灭，只要你们接过革命的火种，“他们也会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感到无比幸福”。当革命只是墙壁上或窗户外的花鸟鱼虫时，革命的血腥也是灿烂的。要允许遭蹂躏的人喊痛。喊痛不是反抗，而是一种反应或反响。
写家书的格瓦拉，是柔软的父亲，深情的丈夫，忠诚的儿子。——他的人性部分在家书中发挥得最为突出；向卡斯特罗递辞行信的格瓦拉，成了罕见的从集权主义的阴影中自我突围的革命者。——他的批判激情在这里表现得最为尖锐。
1966年，格瓦拉辞去在古巴的党政军职，带着十几名老兵和聂鲁达的诗集重返丛林开展游击战争。他给父母的信写道：“我的脚跟再一次挨到了罗西南特的肋骨；我挽着盾牌，重上征途。”他给子女的信写道：“你们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应当永远都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最宝贵的品质。”
一个占据高位的人总是有很多的机会展现自己道德情感的一面，并永远能为符合自己利益的行为找到道德依据，用最经济的付出换来大公无私的美名，用恰当的表演塑造个人神话。他们是最适应人类生态环境的动物，但真正有道德的人常会像切那样，不合时宜，并为自己的信念伤痕累累。
爱是血肉，正义是骨骼。在格瓦拉一生中，态度和行为完全统一，没有距离。哪怕这个选择意味着捐弃个人利益以致生命本身。在世间所有形而上的追寻理想的行为中，格瓦拉最为直接。他言出身随，这使他从骨子就区别于某些空谈政治家。
在玻利维亚北部查钦山区干旱的荆棘丛中，可以看到延续至今的贫困。1967年10月8日，格瓦拉的游击队在玻利维亚东科迪耶拉山脉的尤罗山谷遭遇美军顾问指挥的玻利维亚特种部队伏击，格瓦拉负伤被捕，关押在拉伊格拉村。美国中情局一位前特工披露了10月9日切·格瓦拉被杀害前的情况，“我们当时和玻利维亚最高军事当局已经约定好了代号，其中５００代表切·格瓦拉，６００表示死亡，７００表示活着。就在我准备对他进行审讯时，玻利维亚最高军事当局的一位负责人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５００－６００，这一暗语表示切·格瓦拉必须被立即处死。”玻利维亚政府军在杀害切·格瓦拉之后，又指示行刑者砍下他的双手用以验证身份。刽子手曾用冲锋枪向他扫射，之后拍照对外宣称切·格瓦拉是阵亡的。玻利维亚内政部长阿格达斯设法将两只手和缩微胶卷一起送到了古巴。这位部长的理由是自己被英雄所感动。他需要完成此事内心才会平复。
当“切为了帮助穷人而牺牲”的消息传开，无论悬赏多高，那些曾经因为害怕而告密的玻利维亚农民，再没有告发过游击队员，甚至主动保护他们。
1967年10月18日，100万古巴人民在哈瓦那庄严哀悼格瓦拉。礼炮沉痛地鸣放了39响，代表格瓦拉短暂的39岁。10月8日被定为“英雄游击队日”，全国哀悼三天。
1995年，玻利维亚、阿根廷、古巴三国联合专家小组开始寻找格瓦拉的遗体。1997年7月5日，联合小组终于在玻利维亚的瓦列格兰德机场跑道附近发现了一个7具遗骨合葬墓坑。法医认定，二号遗骨就是格瓦拉的。7月12日，格瓦拉与其他6名游击队员的遗体，重返古巴。10月17日，烈士安葬在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圣克拉拉市的一座叫格瓦拉司令广场特别的陵墓之中。到2004年，大约205832人参观了格瓦拉陵墓，其中127597人是外国人，包括来自美国、阿根廷、加拿大、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游客。在每年10月8日这一天，总有青年学生和各种人物来到寂静的拉伊格拉村，为英雄点燃一支守夜的蜡烛，献上一束朴素的鲜花。
据说上世纪90年代末，阿富汗抗苏战争的民族英雄马苏德的画像常常在许多场合和格瓦拉的画像放在一起。在9年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许多阿富汗地方武装偃旗息鼓，惟有“潘杰希尔谷地的雄狮”马苏德率部坚持为挽救民族危亡拼杀，自始至终威胁着苏军的生命线萨兰公路和兴都库什山2700米的隧道。苏军撤离后，马苏德任阿富汗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后被奸细刺杀身亡。外在形态上，马苏德和格瓦拉都是高大英俊的男人；都决绝坚韧；都手握武器走到生命最后；在异性眼里，都那么性感。这，也许是两者被西方偶像崇拜者并列的原因。
如今，“支援世界革命”，“献身解放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暴力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已成为过去。在商品经济社会里，“理想主义”通常受到讪笑，似乎越庸俗越容易被理解、被认可。英雄无法解放一个自己不愿意战斗的民族。在不相信崇高的环境里，格瓦拉式的以自我牺牲为核心的英雄主义是一个不容交流的概念。
当年“格拉玛号”起义，只能坐十几个人的小船，竟然挤了80多人，漂泊在汪洋大海中，他们要驶向丛林去对抗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看上去绝对的“非理性”的行为举止，却在“义利之争”中代表了“为正义而献身”这一边。
“奴隶们打下天下后，要成为奴隶主该怎么办”？许多历史上的伟人都无法摆脱这个“新阶级”循环问题，而格瓦拉非常纯粹，他出走、参加丛林游击战、牺牲，“无数的生活经历告诉我，当一个旅人乃是我的宿命。”这样的结局，给人们提供了巨大的反思空间。
“永久胜利时见!”“请不要忘记20世纪这个渺小的征人。”这是切·格瓦拉在致父母的一封信中，给自己下的定义。格瓦拉更愿意做一个永远在途中的职业革命者，并努力保持对革命的必要警惕，正是它，使格瓦拉成功地逃避了从革命走向集权的宿命。在这个过程中，格瓦拉曾经针对革命逐步走向体制化反复说过：“我们手中最主要的制动器是一种担心：担心任何一种形式的东西使我们脱离群众，忽略具体的人，忘记革命的最高、最终理想是使人摆脱异化，走向自由。”如今，即便是对于他个人的命运，格瓦拉的这种“忧虑”也已经不是多余。
在1960年8月一次对古巴医务工作者的演说中，格瓦拉提出“新人”这个概念。他以自己从一个医生转变为革命家为例说明革命的核心是消灭个人主义，号召用“彻底的批判的激情”去清除旧时代留给个人的一切，“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成为自己的设计师的话，创造一种新的人类——他们将是新古巴的象征——就将容易得多”。
格瓦拉的这一思想被他用最直观形象的语言表达在他一系列的演说和文章中，他曾定义人为“一件半成品”，并把“新人”比作革命车轮上的一颗“幸福的齿轮”，一颗“有觉悟的，有自己特点”的齿轮。
2007年10月８日，卡斯特罗在《格拉玛报》发表社论，纪念４０年前倒下的“杰出战士”切·格瓦拉。他说，切•格瓦拉好似“一朵尚未怒放即被掐断根茎的花朵”。
“坚强起来才不会丧失温柔！”在格瓦拉很酷的面孔背后，要发现他的良心。他给世界带来的不是一种消费乐趣，而是告诉人怎么生活，为什么而生活。
21世纪，革命这一概念正在淡化和异化，你可以看到时尚革命、影像革命、技术革命……但似乎谁都不愿再单纯地提一提只有两个字的革命，是否这个世界已经消除了革命的动因——一切的不平等和受压迫？深受格瓦拉影响的巴西总统卢拉曾经表示，他此生最大的目标就是让所有巴西人民都能吃上饭，这也许就是革命在今天这个世界最质朴的表达。
1968年，大学生们曾举着格瓦拉的画像，在欧洲、在美国、在全世界举行游行示威。法国哲学家、作家萨特认为格瓦拉是“当代最完美的人”。法国总统密特朗说：“作为一个法国左派，我可以这么说，切·格瓦拉的战斗就是追求自由的人的战斗。”法国学者福柯则说：“他（格瓦拉）的光辉成就并不在于真正取得胜利，胜利与否实际上并不重要，而在于将现实化为符号。”
在北京使馆区附近有家叫做“A——切”的西餐厅，大厨来自古巴，烧得一手很棒的西班牙风味菜。餐馆墙壁上挂着几幅不同时期的格瓦拉肖像照。餐馆的广告语颇为“后现代”：“A——切”——加勒比海的燃情岁月／一个魅力革命家理想的终极地／一个狂野天才作家的灵魂归宿／一个充满良辰美景和混血姑娘的饕餮之乡／一个激情音乐与舞蹈的浪漫国度——离天堂很“远”，离快乐很近……
这个革命者，已经成为消费时代的时尚符号，它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生活在别处”的秘密通道。成为了这个庞大体制中的人们寄托反抗、反叛梦想的偶像，进而被这个庞大体制加以利用，成为也仅仅成为消费符号。
在剧院里看《格瓦拉》，人们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而第二天，他们又会戴上职业的表情，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在写字楼里联系客户；在大班桌前向外国老板汇报工作。这才是生活，斯宾诺莎说过：“不要哭，也不要笑，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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