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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150周年之际访著名《资本论》研究专家李成勋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成勋(资料图)
一、信念的魅力
第一、“你们的同志！”
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宣传理论战线展现呈现出一派崭新的蓬勃气象。在党中央颁发的 “2013年【9号】文件”的指引下，马列主义正风高昂；一些歪理邪说受到严正的批判，人们的心情为之大畅！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中宣部隆重推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目的是培养出大批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态度坚决、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深厚、解决中国实践问题本领高强的复合型高级专门理论人才与教育教学人才。这个计划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实施，吸引更多政治素质高，真正有学术研究潜力和远大志向的同志攻读博士学位。该院聘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研究生导师均是在马列主义研究领域学养深厚的一代著名学者，如卫兴华、李慎明、程恩富等等，其中就有笔者颇为崇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资本论》研究的著名专家李成勋同志。笔者有个朋友想报考“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研究生。经过斟酌，我建议他报考李成勋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因为我年轻时认识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就是从李成勋同志的著作《马克思与〈资本论〉》入门的。至今忘不了李成勋在这本书的前言结束的时候署名对读者亲切的呼唤——“你们的同志：李成勋!”
在一个融融的暖日，我们拜望了这位著名的前辈。
第二、奋斗历程
胡澄：李老，请您说说奋斗经历。
李成勋：我是1934年3月9日(农历正月二十四日)出生在河南省获嘉县史庄村一户标榜为半耕半读的家庭里。1948年10月郑州解放时，我是一个初中三年级学生。我亲眼看到了威武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进队列，也看到了大批大批的战俘，这一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的真实画面使我一直记忆如初。那时我才14岁。我转入本县中学完成了初中学业。毕业后摆在我面前的道路有三条：升学、就业、参加革命。年仅15岁的我自主决定参加革命。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个飞跃。我于1949年7月25日进入设在河南焦作的太行第四专区革命学校学习。这是一个“抗大式”的学校，进入这个学校就标志着正式参加革命，享受供给制待遇。在这里，我学习了毛译东的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还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和时事形势与党的政策。通过这段学习，在我年幼的犹如一张白纸的头脑中从理论上初步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在这里，我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于1949年10月19日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后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
从革命学校毕业后，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当时属于平原省的武陟县参加土地改革。我先后在这个县的杨凹村、小刘庄和小董镇进行了三批土改。经历这场对于中国农民和中国历史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斗争，使我的心灵受到了震撼和鍛炼。
经过三批土改使我更加坚定了革命立场，在和农民同吃同住同战斗中大大增强了阶级感情。这感情是那样的深厚、那样的纯补。记得在杨凹土改时，一位农民老大娘见我冬天没有袜子穿，硬是给我做了一双新袜子送给我。所以，至今我还经常教育自己的子女：决不能看不起农民和工人。
胡澄：说到 “土改”问题，这是我们党和共和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土改”可以说是我们党科学运用马克思的理论解决中国历史问题的成功之作。现在有些人企图反攻倒算，典型代表就是《软埋》！您也亲身参加过这一伟大历程，请您谈谈相关情况。
李成勋：是的!你说的非常正确!土改也使我提高了对党的认识，特别是认识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在土改中，绝没有对地主和富农分子进行人身打击，这就能使更多的人理解和支持土改。记得有个工作组一位年轻干部骂了地主子女，事后还受到警告处分。还有，党的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政策，决不只是依据人们的政治态度而定，而是有着精确的经济上的定量分析。例如，极易混淆不清的是“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界限。按规定在都有家庭主要成员参加劳动的条件下，年剥削量超过总收入25%的为富农，有剥削行为但剥削量不超过总收人25%的为富裕中农。还有，党的土改政策处处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例如，在分果实时，规定“套跟牲口走”、“辘轳(提水器械)跟井走”等。因为套和牲口、辘轳和井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生产力，如果把它们分别分配给不同的农户，就无法和不便于进行生产。
总之，党的土改政策证明了我们的党不仅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而且是科学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
胡 澄：土改以后您的经历如何？
李成勋：土改后，我被分配到武陟县粮食分库(后改称粮食局)从事粮食保管和粮食统计工作。
1951年春，我被选调到驻在焦作的平原省新乡专署粮食区库(后改称粮食局)工作。半年之后，于1951年11月，我就被选派到中央财政部粮食总局干部训练班学习储粮技术。在当时，进北京，不论对谁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机遇。次年6月结业后，我又是少数幸运地被留京工作的一个。不久国家粮食部成立，我便转入粮食部防治检验技术室工作，职称是技术员。留京工作是我一生中的又一个飞跃，从此，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同时，接触一段技术科学，对于我后来长期从事经济研究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经历。我在粮食部工作期间的最大跨越是于1956年1月9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终生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集体中的一员。
1956年暑期，我是当年国家粮食部12个参加高考的青年干部中唯一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的考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是我一生中又一次飞跃。 在人大我学习政治经济学专业。著名经济学家宋涛就是我的良师。在这里，我开始学习马克思的科学巨著《资本论》。《资本论》所蕴涵的科学性、阶级性和逻辑性深深渗入到我的灵魂，使我立志要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而奋斗。我在大学学习期间曾先后担任班级的、系级的和校学生会的工作。加上在粮食部期间兼做团的工作的经历，使我在社会工作能力方面得到了鍛炼，至今在我身上还能看到社团骨干的影子。在人大，我曾经获得“北京市优秀大学生”的称号。1960年暑期毕业后留校任教。在1966年以前，我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已经从头到尾讲授过6遍，这种“基本功”的早期鍛练对我后来的学术发展相当重要。
1982年4月，我正式由中国人民大学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工作。尽管我真挚地热爱在其中学习和工作20多年的母校，但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使我感到活动的“平台”更宽广，更有利于思维的发展。到所后，曾先后任马恩研究室副主任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室主任。1983年被评为副研究员。
我在这段工作时间里，除了协助院领导联络编书组的工作外，我做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件是我研究了马克思《资本论》中丰富多彩的1330个脚注。这些脚注是《资本论》正文的必要补充，也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锐利武器，还是研究马克思经济理论形成的向导。最后，我写成了《一份珍贵的遗产----读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脚注》一文，发表于《经济研究》1983年第4期，正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际。这项研究应该说是一个拓荒之举。
另一件是，1983年全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每10万人平均占有的大专毕业生数，河南省竟居全国末位，这是离开家乡已30多年的我万万不能接受的，于是我决心在家乡创办一所大学。经过一番奔波，在各级党政领导和教育主管部门特别是新乡市党政领导的支持下，1985年终于在新乡创建起了平原大学。这是我作为一介书生所可能作的一件大事了。新乡市委市政府聘我为名誉校长。
1992年，我由研究生院调入该院的经济研究所。此后，我一方面关注和研究经济改革所引发出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经济社会问题;同时，又经常带领一个专家团队深入到全国各地，协助地方政府研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的是为创建经济发展战略学这一新学科奠定实践基础。
我今年整83岁了，回首人生征程，我的的生命旅途中明显地贯穿着两条线：一是干经济、学经济、教经济和研究经济的一条线;一条是学习马列、信奉马列和坚持马列的一条线。
今天我们先就“学习马列、信奉马列和坚持马列的一条线”和你们交流一下吧。
二、真理的光芒
第一、《资本论》的中心与精要
胡澄：李老，您的同乡前辈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 “少则得，多则惑”，《资本论》煌煌四百万言，对一般读者来说颇有些 “博而寡要”的感觉，您作为一位专治《资本论》几十年的专家，可否在这里向读者简明扼要地把此书的主要理论与精华接示出来？
李成勋：好的!那我就试着把这部巨著的中心与精要之处说一说。
1、《资本论》的中心——以剩余价值为中心。《资本论》论的是资本，那么什么是资本呢?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论》说：“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所以，恩格斯说;“马克思的全书，是以剩余价值为核心的。”
《资本论》第一卷的卷名是“资本的生产过程”，主要是阐明剩余价值是怎样产生的;第二卷的卷名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分析资本流通的形式和条件，主要阐明剩余价值是怎样实现的;第三卷的卷名是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主要阐明剩余价值如何在各个剥削集团之间进行瓜分;第四卷的卷名是《剩余价值理论》，阐述了十七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史。在这一卷中，马克思围绕着剩余价值理论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对各派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进行了系统的历史的分析批判。
《资本论》的前三卷，马克思称作理论部分，后一卷则称作历史文献部分。前三卷是正面论述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也就是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如何在剩余价值规律支配下发生、发展和必然走向灭亡;后一卷则是分析批判这种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头脑中的反映。
全部《资本论》以剩余价值为中心，就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揭露得清清楚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创造了全部剩余价值，而不占有分文剩余价值，甚至连自己的必要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还要被侵夺;资产阶级根本不从事生产劳动，却占有全部剩余价值，甚至还要侵夺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深刻根源就在这里。
在第一卷里，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的分析，揭露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
在第二卷里，通过对资本流通的分析，进一步揭露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因为资本流通并不是单纯的物的形式变换，而是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阶级关系的形式变换。
在第三卷里，通过剩余价值瓜分过程的分析，一方面，更加深入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即各个资本家集团共同剥削无产阶级，同时无产阶级受整个资产阶级剥削，这样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揭露就更加深刻。另一方面，也揭露了资本家各个剥削集团之间以及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就其本身而言也是不可调和的，但它们从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居于次要地位。
2、《资本论》的精要——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
（1）劳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的永恒的基本条件。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发挥就是劳动或劳动过程,而劳动力则是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马克思对于生产过程中人及其劳动力和人的劳动给予了高度的科学评价。马克思正确地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因此,在人的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中,人的劳动是发挥主导作用的。因为人类生产活动就是人为了自身需要来发动和调控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具体说,这个物质变换过程就是由人使用一定的工具进行劳动,从而改变自然界的物质资源,使之成为适合人的需要的产品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确认,如果没有劳动,人便无法改变自然,也无法过人的生活,人便回到了动物界。所以说劳动“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2）劳动是价值增值即剩余价值的源泉。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都只是来源于劳动在量上的剩余,来源于同一个劳动过程——在一种场合是棉花的生产过程,在另一种场合是首饰生产过程——的延长。”正如《资本论》中详细分析过的那样,如果雇佣工人每天的劳动时间只够创造出相当于他的工资的价值,那么这个劳动过程就只是价值形成过程,资本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因为工人没有为他创造出剩余价值。这样长的劳动时间对于资本家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他必然让工人把每天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必要劳动时间即创造工资价值的时间以上,工人必须为资本家付出剩余劳动时间。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就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所以,没有工人付出的剩余劳动,就没有剩余价值可言。
（3）农业劳动具有特殊重要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分析“重农学派”时指出:“农业劳动不仅对于农业领域本身的剩余劳动来说是自然基础,……而且对于其我一切劳动部门之变为独立劳动部门,从而对于这些部门中创造出的剩余价值来说,也是自然基础。”对马克思这段话如能从农业劳动的特殊功能来思考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农业劳动是人类衣食之源,是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农业劳动能够保证人类生存,人类得以生存以后,就不仅能够创造使用价值,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还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所以,马克思认为农业劳动是一切劳动部门得以创造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
在上述基础上,马克思还进一步提出了农业是一切社会的基础的著名论断。他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这是因为只有农业生产率提高到除了能满足农业人口自身需要以外还能满足其我人需要的条件下,非农业部门才能从农业部门中独立出来,否则这些非农部门的劳动者就难以获得衣食之源。所以,农业不仅是本部门而且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的基础。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工业、商业以及金融业为主体的社会,因而就更加有赖于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见,农业劳动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功能。
第二、《资本论》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胡澄：现在的一些人总认为《资本论》已不适合当今社会，对此，您怎么看？
李成勋：《资本论》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同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的主要矛盾在基本方面并无二致。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无疑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大土地所有者阶级已经和资产阶级融为一体：竞争使资本更加集中，从而资产阶级已发展成为垄断资产阶级;
2、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有所缓解：不少工人还拥有少量股票，但其本人仍然从事劳动;
3、生产工人比重下降，第三产业员工日益增多;
4、出现了一个比较庞大的中产阶级，它由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拥有一定资产的中高级公务人员组成。
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上述变化，但是雇佣和被雇佣关系仍然是主要关系，因而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即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有资者对剩余价值的掠夺和剥削仍是社会的基本事实。
《资本论》就是论“资本”，只要有“资本”存在，《资本论》就不过时。有资本就必然有“雇佣劳动”，也就必然有被剥削现象，就需要运用《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解释现实，同时，《资本论》就必然能为广大劳动者认同和接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预见的未来社会和“自由人联合体”，至今还没有实现，因而《资本论》仍然是指引我们走向更美好未来的灯塔。
第三、《资本论》论中国
胡澄：李老，有些人之所以认为《资本论》不适合中国，他们以为 在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时期，即1840-1880年代，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封建主义的经济关系还根深蒂固。那么，《资本论》和中国能有什么关联呢？ 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时关注到中国并有所论及吗？
李成勋：那是一些人的无知!《资本论》雄文四卷，就我所见，可以认真地讲：中国，一直在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视野之中，他把中国作为研究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参照物。在马克思看来，关注中国在《资本论》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
经我的仔细核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中国的地方有33处之多。这是以论题为单位统计的，如果以出现中国字样为单位来统计那将更多。33处中，第一卷中有14处；第二卷中有5处；第三卷中有12处；第四卷（《剰余价值理论》）中有 2 处。在《资本论》全部33 处论到中国的地方，其中在正文中论及的有8处；在引文中论及的有15处；在马克思写的注释中论及的有10处。
胡澄：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到了中国的哪些问题，我们又应该如何分析认识这些问题？
李成勋：可以从以下几点认识。
1、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稳固了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在中国，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使农村传统的生产方式得以持续稳固。这种生产方式以个体私有制为基础，以家庭经营为特征，以自给自足为目标。它抵御了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以雇佣劳动制度为特征，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为运营轨道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 20 章“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中说：“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同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马克思还指出，英国人靠我们在印度拥有的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通过他们的低廉的商品价格破坏了印度的经济公社，但是这种解体工作进行得是极其缓慢的。“在中国，那就更缓慢了，因为在这里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给予帮助。因农业和手工业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中国的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生产成本特别是流通成本则是非常低微的。
中国传统的小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为什么能顽强地抵御资本主义商业的冲击? 除了别的原因以外，同广大手工业者迫于生存而形成的吃苦耐劳的韧性和主动服务的工作方式是分不开的。马克思通过在中国的传教士提供的考察资料掌握了最具体的第一手信息。他在《资本论》第四卷第三册中引述道：“最早的传教士在中国看到过这样的情况：‘那里的手工业者从早到晚在城里到处奔走，寻找主顾。大部分中国工人都是在私人家里劳动。例如，你需要衣服吗? 裁缝便从早上到你家里来，到晚上才回家。其他一切手工业者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经常为了寻找工作而走街串巷，甚至铁匠也担着我的锤子和炉子沿街寻找普通的零活。理发匠也是……肩上扛着靠椅，手里提着盆子和烧热水的小炉子走街串巷。’这种情况至今在整个东方仍然是常见的现象，在西方世界也有一部分是这样。”
当然，马克思并不认为单纯依靠手工业者和个体农民的吃苦耐劳精神就可以抵御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浪潮，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科学与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所具有的那种强劲竞争力。
2、鸦片战争打开了进入中国的门户，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商品销售的市场。资本家为了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就必须让工人生产更多的商品，而要生产更多的商品，就必须不断地把已经生产的商品销售出去，但要销售出去，就必须有市场。所以，开发商品销售市场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的潜力都十分巨大。所以，开发中国市场就成为19世纪以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梦想。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引用了名叫罗•加德纳的工厂主的话，说：“中国条约( 指1842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的南京条约)签订后，国内立即出现竭力扩大对华贸易的广阔前景，因此，除了现有的全部工厂外，又有许多大工厂专门为了做这种生意而建立起来，以便制造那种主要是销往中国市场的棉织品。”据统计，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的棉纺织品充斥中国市场。1867年，中国从英国进口的棉纱为360万磅，比1855年的290万磅增加了70万磅; 1867年，中国从英国进口的棉布为420万匹，比1855年的200万匹增加了220万匹，它们分别增长了20%和110%。与此同时，中国的大量白银或直接或换成茶叶不断地流往英国。
3、英国为了垄断中国市场，在中国实施委托销售制度。为了大量倾销商品，英国垄断了同中国的贸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所谓原始积累”时说：“大家知道，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它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公司长期垄断了对印度的贸易，并且操纵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管理职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根据英国工厂视察员的报告，指出：“棉花危机时期机器的迅速改良，使英国工厂主能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立即又使商品充斥世界市场。到1866年下半年，布匹几乎就卖不出去了。于是商品开始运往中国和印度委托销售，这自然使商品充斥更加严重。1867年初，工厂主采取了我们惯用的摆脱困境的手段，把工资降低5%。工人起来反抗，并且宣称，唯一的出路是缩短劳动时间。”
4、中国的小商品经济也加入到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中。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档次、不同历史进程中的经济形态。小商品经济脱胎于封建主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它是为买而卖，目的在于满足自身的需求，最终将通过竞争分化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替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源于小商品经济的分化，它是为卖而买，目的在于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其最终结局是走向自我否定，走向灭亡，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所代替。上述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经济看来是难以相容的，但是，由于二者又有一些共同之处： 一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反映不同时代要求的各种经济形式可能同时并存，因而两者有交往的共同空间;二是两者都要生产商品，甚至是生产同一种商品，因而，在技术上有协作交流的要求;三是两种商品经济都要流通，因而商品、货币在流通中就会交叉重合。
由上不难理解，中国的小商品经济会加入到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循环和周转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阐述“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时，指出：“在产业资本或者作为货币或者作为商品执行职能的流通过程内，产业资本不论作为货币资本还是作为商品资本的循环，是和各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错在一起的，只要这些生产方式同时是商品生产。不论商品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生产的产品，还是农民的产品( 中国人、印度的农奴)，还是公社的产品(荷属东印度)，还是国家生产的产品(如从前在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国家生产)，还是半开化的狩猎民族的产品等等，它们总是作为商品和货币，同表现产业资本的货币和商品相对立，既进入产业资本的循环，在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时，也进入商品资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循环，也就是说，进入商品资本的两个流通部门。作为它们来源的生产过程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商品来源的全面性，市场作为世界市场而存在，是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特点。”也就是说，小商品生产者的商品和货币想不加入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也是不可能的，它的加入是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固有特征。
但是，小商品生产以及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生产方式，并不会永久地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作为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总是要排斥甚至摧毁一切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分析“货币资本的循环”时，写道：“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越发展，它对主要是直接满足自己需要而只把多余产品转化为商品的任何一种旧生产形式，就越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它使产品的出售成为人们关心的主要事情，它起初并没有显著地侵袭到生产方式本身，例如，资本主义的世界贸易对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人民最初发生的影响就是如此。但是接着，在它已经扎根的地方，它就会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是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但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复杂的，因而历史前进的道路也是曲折的，中国的小商品经济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而是走向并正在走向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5、外国银行在中国汇票买卖中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分析资本的“流通时间”时引用英国《经济学家》期刊上的有关文字，并写道：“1847年的危机，使当时的银行业和商业能够把印度和中国的汇兑习惯(这两国和欧洲之间的汇兑期限)由发票后十个月，减为见票后六个月;二十年来，由于航运的加速和电报的设置，现在有必要再把见票后六个月减为发票后四个月，或者作为第一步先减为见票后四个月。”
1870年苏伊士运河的正式通航，使欧洲与中国的航距大为缩短，从而使航运时间也大为减少。与此同时，1871年，由英国伦敦到中国上海的海底电线也铺设完成。由于海运通讯的改善，使贸易周转时间大为缩短，从而为外国银行在中国控制金融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由此，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在中国设立银行，展开了金融市场的竞争。
1865 年4月，英国在香港设立了汇丰银行，这是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家外国银行。同年，除了在上海设立了分行外，还在福州、宁波、汉口、汕头设立了代理处，继而又建分行。之前，即 1845 年，伦敦的丽如银行在香港和广州设立了分支机构。1851年，汇隆银行在广州设立了分行，接着又在上海等地设立了代理处开展业务，法国的法兰西银行想在巴黎和上海之间建立直接的商业和金融联系，以期改变中法贸易必须通过伦敦的被动局面。但在中国金融市场上，法国银行实难同在中国拥有星罗棋布的分支机构的英国银行相抗衡。
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决不在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的视野之外，因此，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不能不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也决不能不认真研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述。
三、《资本论》与中国现实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分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胡澄：记得《资本论》中说过：“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品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劳动力的最低价格应是劳动者吃饭、穿衣、住房、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生育、养老、失业救济等所需费用的总和。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的劳动力价格是否低于其价值？
李成勋：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对它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工业化城镇化，已经在全部工人中占多数的“新工人”即农民工的工资，事实上并不足以完全满足你所提到的这些需要。他们的家庭收入中还有一部分是务农得到的。对许多农民工来说，如果没有一块承包地，光靠打工养活一家人是较为勉强以至很困难的。农村家庭抚养的小孩一般比城市多，而且之前也没有什么社会保障，没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因病致贫返贫现象大量存在。为什么现在国家在农村推行医疗保障体系非常得民心呢?就是这个原因。此外，克扣和拖欠工资的现象也较普遍。所以，说我国劳动力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低于其价值，是有根据的。
胡澄：那您觉得现阶段我国劳动力价格比较低的原因是什么？
李成勋：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在初次分配中，企业利润和工人工资的分配比例不合理。多年来，初次分配中资本的利润占比逐渐升高，而工人的工资占比逐渐下降，导致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较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如果说“工资侵蚀利润”是改革初期普遍存在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普遍问题是“利润侵蚀工资”。显然，对过度无偿占有雇工劳动成果的现象必须通过立法加以限制。
其次，劳动立法不健全，社保体系不完善。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很多社保政策不配套、不健全。从十七大以来，党中央一直在努力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劳动立法来矫正这种由于大量私营经济存在造成的后果。历史上，二战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还有北欧都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保体系。我国那时候虽然没有搞这些东西，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大包大揽，企业都是国家的，企业建有医院、学校、幼儿园、食堂等等，等于国家把劳动者的权益全部给包了，虽然工资较低。后来推行市场导向的改革，要求政企分开，企业成为市场竞争主体，这就要求减负，因此这些劳动者的福利就一点点都去掉了。特别是新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些福利。私营企业普遍存在某些学者所说的“社会欠账”，即原来属于工人必须的生存资料中间的一部分，没有支付给工人；社保基金中应有企业上缴的部分，往往也没有上缴。
胡澄：是呀！我们来自基层，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劳动者连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在艰难中度日。
李成勋：最后，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农民工家庭的全部生存资料的一部分，是靠农业、靠种地来的。刚才说的私营企业的欠账，也包括这一部分。进城务工人员的最后的保障就是他的土地，这是前任总理温家宝说的。他可以依靠土地赚取农业收入，所以他才能够接受这么低的工资，但如果城镇化后变成城里人，没有土地了，原来的这点工资就不够维持家庭的生存了。这是我们建设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土地确权”中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第二、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强调劳动与劳动者的的地位
胡澄：我们今天学习《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的目的应该是是什么？
李成勋：你问得非常好!我们是强调劳动、劳动者，还是强调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后者，当然要重视，这是毫无疑问的。没有生产资料，任何财富、使用价值也生产不出来。但是，首先应当突出的是劳动、劳动者！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
尊重劳动、劳动者，根本目的在于解放劳动、劳动者，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第一位的是不断解放劳动、劳动者;发展生产力，第一位的是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效率(文化、科技)。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劳动积累的过程，就是劳动、劳动者解放的过程，就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
人的劳动力既然是形成财富的原始要素,那我们就应该信守“以人为本”的理念,倍加关爱劳动者,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此,我们应该从以下诸层面努力而为。
1、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在当今世界由于私有制尚未完全消除,就难以根除贫困,人类的生存保障还未解决。在全球近70亿人口中,大约还有10亿人口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在中国,人民生活虽然不断得到改善、贫困人口不断减少,但目前仍有2000多万人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试想当人们处于饥饿、半饥饿和待救济的状态下,还怎能充当创造财富的要素呢?贫困不能消除,并非人类创造的财富缺乏,而主要在于分配不公。
我国当今的贫富差别不仅严重存在,而且呈逐步扩大之势。在全部居民储蓄存款中,最富有的20%的人群拥有全部存款量的80%;而80%的人群仅拥有全部存款量的20%。所以,要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首先就要消除贫困,使人人足食足衣,实现社会公平。
2、力争劳动者充分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贫困往往与就业相联系,人们失去了工作就断绝了收入来源,就必然走向贫困。失业意味着劳动力不能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因而也不能形成生产力。这样,失业者不仅不能创造财富,而且还需要消耗在岗人员创造的财富。目前,世界各国都存在着劳动者不能充分就业的困扰。因此,必须通过发展产业广开就业门路;还要改善就业结构,保证劳动力供需平衡,避免造成结构性失业;更要倡导自主创业,自谋职业,以求实现充分就业。现在一些企业家提出的“无人超市”是荒谬的，都无人了劳动者怎么就业?
3、积极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为就业和创业奠定基础。在当今世界不仅许多人受教育程度较低,而且还存在大量文盲。据联合国统计,全球1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是文盲。中国的就业人口中,有60%左右属于小学文化程度。这样低素质的劳动力是难以创造出高质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的,更难以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不断创新。所以,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包括强化职业技术教育,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创业与创新意识。
4、改善人力资源管理,避免人力资源浪费。人力资源管理不善,将造成人力资源浪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至少有250万人不能人尽其才。人才的地区分布不平衡,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人才过分集中,造成人浮于事,有人无事做,而基层和中西部地区,人才奇缺,有事无人做。还有大批海外留学归国人员长期找不到合适工作,有的不得不重返旅居国。农村待转移人口因信息不对称或缺乏专业技能等原因,找不到用人单位。除此以外,广泛存在的是人们虽然各有工作岗位,甚至学用相符,但由于体制机制不合理,工作分工不妥当,人际关系不协调,薪酬待遇有问题等,阻碍了劳动者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妨碍了业绩的创立。
四、《资本论》中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论述对当今中国发展的启示
胡澄：李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的资本主义生产在压榨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同时，也疯狂地掠夺自然。《资本论》这种的这种分析对我们当今可持续发展理论这一热点问题密切相关的。您可否介绍一下？
李成勋：好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对自然的破坏有着深刻的揭露。
1、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土地的滥用和破坏。土地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因此，土地的减少或被破坏，都将使人类的生存难以为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大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时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业资本家为了在租约有效期内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就只使用土地，而不养护土地，以致土地越来越贫脊，单位土地面积的产量随之不断减少，以致有的经济学家竟“发现”了所谓“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可见，在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中，取之于土地的多，而还之于土地的少，造成了土地利用的不可持续性。
2、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对森林等自然资源的破坏。森林是人类的朋友，在完全没有森林的地方，也难以有人类生存。森林可以调节水分，从而影响气候，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森林还可以通过光合作用形成有机物质和放出氧气，为人类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所以保护和培育森林就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在马克思的研究中，从来没有忽视森林这个重要问题。他认为："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养护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工业产业的发展对木材的需求大量增加，而在当时还普遍缺乏生态平衡意识的条件下，就必然造成对森林的破坏，从而使生态环境恶化，特别是造成土地荒漠化。
3、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不“清洁生产”的严重性。“清洁生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它要求对生产过程与产品采取整体预防性的环境策略，以减少其对人类及环境的危害。简单地说，“清洁生产”就是从源头控制做起，把废渣、废水、废气消灭在生产过程中。“清洁生产”是直到1989年才由联合国环境规则署首先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但是，马克思早在1867年发表的《资本论》第1卷中，就大量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工厂中的不清洁的恶劣现象，并且指出这种现象直接损害着工人的安全和健康。他写道：“在这里我们只提一下进行工厂劳动的物质条件。人为的高温，弃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都同样地损害着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了。这些机器像四季更迭那样规则地发布自己的工业伤亡公报……傅立叶称工厂为‘温和的监狱’难道不对吗?”今天，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工厂的清洁生产状况已有了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改善;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像马克思所揭露的那种工厂生产条件还是大量存在的。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清洁生产”这个概念，但他至少要求必须有一个有益于工人健康的安全的生产环境。难道这不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产环境吗?
4、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住区”的不可持续性。 “人类住区”是人类直接居住的生活环境，它是生态环境中最活跃的部分，可持续的人类住区除了在选址和建造中要尽量不占和少占优质农田和破坏森林等外，要充分满足在供水、住房、道路、绿化、环境和卫生以及城乡布局等方面对人类生存与持续发展的需要。“人类住区”的理论萌发于20世纪的50年代，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出于对无产阶级地位和命运的关心，早在19世纪中期，就调查和研究了广大劳动者的住区问题，恩格斯还专门撰写了与人类住区问题密切相关的先驱性著名著作《论住宅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有许多相关的精辟论述。他曾引用一位医生的话写道：“毫无疑问，伤寒病持续和蔓延的原因，是人们住得过于拥挤和住房肮脏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从光线、空气、空间、清洁各方面情况，简直是不完善和不卫生的真正典型，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男人、妇女、儿童夜晚混睡在一起。男人们上日班和上夜班的你来我往，川流不息，以致床铺难得有变冷的时候。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肮脏，不通风，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这里描述的是被称为“住宅地狱”的19世纪中期英国太恩河畔新堡的情形。在当时，这样的“住宅地狱”在英国还有许多许多。我们不是说，今天英国的人类住区还会像马克思当年所描绘的那样，而是说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观察到并提出了“人类住区”的不良已经威胁到了劳动者健康和持续发展这个严重的问题。
胡澄：那《资本论》的这些论述对我们当前的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启示？
李成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营者对利润最大化和资本最大化的无限追求，加以片面理解“发展是硬道理”而不顾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致使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过度消耗，能源的保证能力日趋弱化，环境污染久治不果，这在我国“人口大国、资源小国”的具体国情条件下，就更加使资源约束成为我们可持续发展和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严重障碍。
而《资本论》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只有公有制才能解决人和资源环境日益严重的矛盾。生产资料为社会占有的公有制社会，为什么能够避免资源和产品的浪费，从而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呢?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我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我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我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这就是说，在公有制社会里，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控制之下，根据人的需要按最集约化的方式来组织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就可避免浪费，从而有利于持续发展。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已接近具备这种可能性。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之下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它既可以收市场竞争之利，又能设法避免市场竞争的盲目性。当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经济运行中的问题还很多，预计要经过长期探索才能实现“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物质变换。”
五、理论工作者必须深入基层、到经济生活第一线、要关注弱势群体
胡澄：李老，感谢您对我们的教诲！我们无论是否考得上您的研究生，您永远都是我们的人生导师。我们想请您为我们今后的做学问指出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以利于我们的成长。
李成勋：你们来自于基层，这是您们最大的优势。我要嘱咐你们的是，经济理论工作者必须深入基层、到经济生活第一线、要关注弱势群体。我认为，广大劳动者处于经济生活第一线和社会生活最基层，占国民的大多数，他们掌握的信息最丰富也最真实。我们的劳动是否有效率，付出和报酬是否均衡，他们心中最有数;他们的衣食是否有保证、住房是否够用，心中最清楚;他们对下岗、失业、疾病、伤残、以及衰老以后怎么办，最富亲身感受;对于物价的涨落、收费的高低、供应的余缺、商品质量的好坏，他们最敏感;村务是否公开、社区是否平安、片警是否负责、父母官是否勤政、亷政，政府职能转变是否到位，他们心中自有一杆秤;进一步说，他们是否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开放对他们有什么利与害，他们自有评说;等等。
由上可知，要研究经济社会问题，只是看书、看报和上网是不行的，只是在大楼里讨论来讨论去也是不行的，必须走出去，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工厂里、到社区里去，到弱势群体中去，甚至到居民家中去，坐下来，慢慢地请教、细细地品味，这是做数学模型所代替不了的。
我这一辈子有两条行为准则：一是“助人为乐，人乐己乐，其乐无穷”;一是“与人为善，心善事善，从善如流”。我认为，人要生活在拼搏之中、快乐之中和友谊之中。
今天你们拿着我的书来向我求教，我很感动，很高兴结识你们这样年轻并肯用心钻研马列的同志。你们无论是否考得上我的研究生，今后我们都是朋友，我愿用友谊帮助你们。还是我在《马克思与《资本论》》这本书的序言中说，我永远是——“你们的同志!”
祝你们成功!祝你们成才!
(访问者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经典链接：
毛主席谈《资本论》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
——《关于农村调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
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论创造。他从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商品开始，周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商品这个东西，千百万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有马克思科学地研究了它，他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作了巨大的研究工作，从普遍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学的理论来。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
这个法则(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1、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2、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挚领。
3、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
(中发〔一九七五〕5号)
习近平谈《资本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追本溯源，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指导之下取得的。《资本论》作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加强《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要学以致用，切实发挥理论的现实指导作用，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面对当今开放的环境，理论工作者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和研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继承、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广大理论工作者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水平和素养，切实以理论的力量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
——2012年6月19日考察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时的讲话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2014年7月8日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的讲话
近平每次去“五七”干校探亲或外出，总能带回来一些新书。有一次，他带回来厚厚一本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躺在炕上专注地阅读。过后，他对我议论起这部著作。他谈了很多关于《资本论》不同版本沿革的知识，并说《资本论》的翻译版本研究很重要，他特别推崇郭大力和王亚南这个译本。他介绍道，这两位翻译家同时也是社会学者，一生矢志不渝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到中国来，他们一生都在做这件事。近平讲到他们的执着和毅力，即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矢志以恒，一以贯之，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夙愿。他对这两位学者非常推崇，不仅推崇他们的学术造诣，更推崇他们的高尚人格。
——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8月版，第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