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十月革命后的历史沉思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他(指马克思)可能有无数的敌人，但我敢说他未必有一个私敌”。恩格斯在高度赞美马克思得心应手的革命领袖品格和气质的同时，深刻地表明，尽管马克思的任何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都足以使马克思成为名垂青史的伟大科学家、思想家、理论家，但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首先是位革命家。恩格斯如此的判定与解读，不但符合历史，客观公正，完美无缺，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之统一，政治、历史、文化与自然的一致，伦理道德和科学理性的内在一体性，借助于人类导师的生命与生平，而完美地解释出来了。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是这样的伟大的历史人物。美国史上的塞缪尔˙亚当斯，也是类同人物，而杰斐逊、杰克逊，特别是林肯等也可以说是这样的人物。一定意义上摩罗乃至爱默生，也有如此类同的方面。甚至于基督教创始人耶稣，佛教创始人悉达多，伊斯兰叫创始人穆罕默德，当然至少也有形式化上的就道乃至殉道之意味。至于中国历史上的圣人，从三皇五帝直到“知天命而尽人事”的历史人物孔夫子，也无疑大体上是这类大人物。当然，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代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专政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在信仰，政治理念，政治建构，社会经济基础，文明与文化建构，包括现代政党、军队、社团、组织、人民与社会的存在与诠释方面，都有着摆脱宗教、神意、迷信，有着去魅化与理性选择及其启蒙意味，自然有着历史意志与历史自觉的双重社会认知与行为理性的科学一面。但两者之行为方式与精神形态的形式化同构性，却依然大体上还是存在的。

　　一、革命的含义、理道的时代与历史大变迁

　　关于革命、造反、起义，关于制度变革，政权夺取、暴力革命，关于剧烈的暴动性的激进的彻底的根本性的社会反转和历史颠覆，人类文明史上的动态解读，社会认知和天理大道乃至社会政治与法规的界定，是发生过许多次重大的历史变更的。由革命与运动，而变成政变，宫廷密谋策动，军事政变，社会与军队哗变等等，和社会暴动、暴政起事等等，或者外族、外来政权、军事介入与侵略，而形成了变动不居的实践和理论认知乃至政治审美，政治伦理，政治法定的践履统，学统或道统，审美意识之美统，法度制衡之法统的界定，其诠释和规范的方式，规则，道义解读，都是动态变化和不同的。

　　中国先秦演绎和发展着的是所谓古代圣人政治与经典政治时期，这长达六七千年，甚至更久远的历史存在，是从历法、祭祀、文字基本建构，和同农耕-游牧-采集-渔猎四大文明共生的旧石器时期、半石器、新石器、玉器相合，并与之同时相伴生的木器、漆器、陶器、铜器、青铜器时代，而长期共丰并行，行之有效的华夏大文化-巨文明集成化的诸种文明集群和地域带。表面上为儒家经典与原理所揭示，但实则是中华圣人-经典所演绎和诠释、载录的，并为诸子百家、各派所共同信奉的有如下两大基本政治原则和原理：(1)君或王或首领或领袖或统帅易为公举;(2)民可废君，重建政权与国体-政体，即为民本主义，也就是所谓“民惟邦本，本故而邦宁”。并具体进一步为孟子诠释的“民贵君轻，社稷次之”的政治伦理、政治审美和政治哲学，厚又被真德秀揭示出来的历史哲学的大轮回，即大一统，通三通，张三世等的相合。这就构成了古典中华的正道社伦。

　　从黄帝战蚩尤，统一天下后的大中国，到尧舜禹大战三苗，大禹战胜共工，大禹治水，以至于夏朝政权与统治变更，包括对孔甲乱夏的政治惩治，尽管夏政权后，曾经显示出秩序混乱与无力，并逐步转变成家天下的统治集团和阶级之间的实力与兵胜决定原则和规范，出现了暂时性的以力兼人的胜利，但“得人心者得天下”，民心向背的“用脚投票”，以民众自发选择以决竟败，行使“天视”(即民眼民观)与“天心”(即民心)，而成终极权威与裁决，作为最终主事与政理，则依旧是更根本性政治取舍和主权决断。

　　而汤武革命，文王武王革命法则，则更是所谓“替天行道”，“吊民伐罪”，伸张正义，从而导致民本社情的大化流行，以至于才能有人世间生生不息和海晏河清。

　　商鞅和韩非子关于历史阶段的划分，自始至他们当时所处的时代，同秦和战国时期的另一位楚国学者风胡子有所不同，将其大体上界定为：竟于德，逐于智，争于力三大历史退行性阶段，也就是历史演进随着时间而逐级沉沦下降，由开始的德伦道义，进而被智谋算计比拼所取代，而最后是走向以力兼人的霸道强权至上，靠严刑峻法之道术来进行政治军事经济较量上去了。风胡子却可以视作人类史上同于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最早期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的由生产力、技术水平发展决定的相应的历史阶段论者：他把历史时代划分为石兵器时代、玉木兵器时代、铜-青铜器兵器时代，铁兵器时代这四大时代。显而易见，在世人公认的所谓“春秋无义战”，共识性的“圣人不作，诸侯放恣，策士横议”的战国时代，革命与政治环境，战争与和平，治与乱，统一与分裂，自然是“礼崩乐坏”下的不一而足，乱像丛生了。

　　这种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从属于军功征伐，从属于力量与计谋的较量，显然打破了君圣民定，甚至于“君权神授”。春秋五霸“挟天子以令诸侯”，“初税亩”，“三家分晋”，田代齐国，三家分鲁，可谓天下大乱，而秦楚齐燕韩赵卫所谓战国七雄，是由几十个近百个大小诸侯国、公国、封国，经兼并剿灭或百般无奈的“敬献”，而成的战国七大雄国，最后于公元前221，由秦始皇一统天下，扫除六国，建立了中华史上继伏羲-女娲，神农-炎帝、，黄帝，尧-舜-禹，三代之治的夏商周之后的第六次大一统。尽管秦始皇的大一统，有类同于三代之治的阶级社会的共同性，但也有其独特的性质。

　　夏商无疑已经是东方式的奴隶制阶级社会。军队、政权、国家、法度和城市，中央皇权和城市中央王权，阶级与贵族身份等级压迫和剥削，都已经清楚地建构起来，人殉杀殉，厚葬，社会等级与两极分化，从史录记和墓葬考古挖掘，金钱宝货与宝物财货的事生事死阴阳两界的社会两极高贵与卑贱的泾渭分明，都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来。至于千耦齐耘，举杈为雨的大规模的奴隶制生产与大工程作业，也显示出相当的社会经济之基本生产和工作方式方法。但中国、东方式的奴隶制经济，从时空上同西方有近两千年和地域社会分布上的大错位。从井田制与前井田制，租庸调与前租庸调的贡切助看，似乎同西方和其他文明发展有巨大的不同。剥削烈度与压迫深度，利用人性、人情，统合阶级与社会，尽量缓和阶级社会矛盾，兼顾劳作者、做工群体的积极性、创造性，似乎还是好于西方和其他文明的。这究竟是因由中华文明长期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国制式的长期渗透与影响，还是同中华社会被统治阶级的猛烈的斗争与反抗，还是中华协和万邦，巨大的地域、多样性与庞大无比的部落群体的早熟的优先的大融合有关，还是他们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和科学研究。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同两河文明，即苏美尔、阿卡德、亚述、巴比伦(新-旧巴比伦)，或者赫递、波斯到埃及文化和东地中海大黎凡特文明，印度或印度古文明，民族与种性，种族与家族，同族的战争、战乱、侵略和族群统治，就是希腊地区的雅典希洛联盟，斯巴达和马其顿王国的帝国殖民主义似的奴隶制，罗马世界帝国的奴隶制等等比较而言，中华的奴隶制是有些另类性质的，并相对的不显著的，并似乎是极为短暂的。前后一千年左右。而西周开启的“以德配天”，德政礼乐制度，同宗法社会的封国体制，则是中国式的典型的封建制度。中央集权式文化、德道礼乐和朝贡聘的各封国是生产、经营、军政的实体、分治国家制式的。其同中世纪的西欧统治百衲衣，分崩离析，封建封臣采邑制度有某种制度和文化的相似性。而春秋战国时期，则是从政治军事到文化经济与艺术，类同于西方世界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最后的结果是君主立宪似的王权一统制式的资本主义建构：统一市场，统一货币，统一文字与度量衡，统一中央政权与法规，郡县制替代分封国别制，王权集中与契约经营。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就是法国、西欧法兰克的秦始皇。而一百五十年后的拿破仑，则是一定意义上的欧洲大陆的秦始皇。这一时代的西方列强的几大有为君主，从都铎王朝最后的伊丽莎白女王，到克伦威尔，从路易十四到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从士兵王到腓特烈大帝，甚至奥古斯塔，甚至日本的丰臣秀吉，都是世界其他文明与国度里的他们本国度的秦始皇。印度的阿克巴大帝，也是大体如此。

　　当然，从全球来看，各国各民族自己的秦始皇，在其后的两三百年中不断涌现。甚至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大体上完成世界各主要国家其所谓民族国家的统一之历史演进使命。

　　这样，革命就同战争，革命就由解放，革命就与造反、起义政变、哗变、暴动斗等等，形成了某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与联系。

　　同汤武革命，文武王等圣人的界定不同，秦始皇大统一，既被视作功比天高，又因暴政暴君，焚书坑儒，而被钉上同尧舜盛世美政善政仁政正面极为对应的反面的夏桀商纣王之苛政猛于虎的历史耻辱柱上。同这种两极截然对立的不同，而后的革命、起义、造反，则出现了成王败寇的历史叙说和多线条的历史回放与审判。刘邦布衣天子，尽管在九五之尊下，有着种种神话与胸襟的称颂，但美誉和美化依旧是有所保留的。而对于朱元璋，则更是如此，但对于顺治，尤其是康熙，则又似乎大为不同。至于兵变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在刀光斧影下替代皇兄的宋太宗，赵光义，并把皇权通过杀死亲侄子而转到自己的家系，子承父业，则就更加是左右开弓，不大留什么情面了。

　　无论如何，革命即便在刘秀式皇族后裔造反起家，东汉以降，从西汉董仲舒的模棱两可的《春秋繁露》的天人感应神学政治之后，到《白虎通义》一直到蒙元时期，就已经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清规戒律所渐渐明确，这就是举凡造反、举世、起义、暴动，无一不是成了十恶不赦的大逆不道，犯上作乱成了十恶不赦之首。从沙丘之变的假传圣旨，伪造圣旨，到玄武门之变的事后史书奉上授意而改写，中间经过汉武帝对实际当朝皇帝实录的不满而找借口宫刑司马迁，到唐太宗调阅唐史，直接干预本朝史玄武门之变，显示出中华革命观、革命意的重大的历史性的退行性之变更。

　　二、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的革命反转与大翻案

　　叶帅的《远望》着实是毛泽东深爱的一首七律。他对此的把玩、珍爱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将其原来的标题，从叶帅的《望远》改成《远望》，并手术写于毛岸青、邵华夫妇。叶帅此七律诗的最后一句就是“旋转还评革命功”。毛泽东49年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亲手起草的《元旦献辞》，就叫做《将革命进行到底》。76年三伟人战友，毛周朱相继谢世前，元旦发表的是毛泽东气吞山河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总理在癌症晚期，骨瘦如柴，整日被病魔病痛难以忍受的折磨下，反复聆听毛主席的诗词，竟发出了会心的微笑。而朱德在去世前最后的诗词，是与毛主席的诗词唱和诗，其中更是将三战友的革命观融入诗魂，把“革命到底”筑就其中。

　　毛泽东语录中有这样家喻户晓的名句警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晚年毛泽东，把反潮流作为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一辈子倡导“五不怕”，推崇“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倡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更倡导“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有光复旧陆的勇气与决心”，且倡导“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

　　从“躲避崇高”到《书海制鲸毛泽东》，王蒙读懂了什么?王蒙能不能看懂，真正领悟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大义零然，无所畏惧地毛泽东的革命大逻辑，革命英雄本色与期待，革命家的伟大豪情壮志与雄略气派。

　　十七岁的天资聪慧的马克思，在关于未来职业选择中就明示：为个人谋私利，一个人可能成为绝顶聪明的诗人，大人物和杰出人物，但他不可能成为伟人，不可能完美。可见少年马克思已经把善道完美视作真正的完美。把为人类工作、谋利益作为伟人的必要与充分条件。十七岁的毛泽东，抱定“身无半文心忧天下”，“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誓言与豪情壮志，从少年时代的“省先生”，逐步成长为人类的伟大导师和人类解放事业的人民大救星。

　　李泽厚，从康德批判哲学，走向解构黑格尔，进而解构马克思主义，以美学与文化学术研究的名义，反思政治与社会，走向告别革命的反革命似的另类“宏大叙事”。

　　从伤痕文学到下半身写作，从自私的遗传基因，理性自私经济人，无形之手，到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始终统统始于所谓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而其经济学理上的开启和政治思辩上的起点，却是所谓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和“娜拉出走后怎么办”?从短缺经济、软预算、内部人缺失，到双轨制，体制与预算外，刚性-弹性体制，经济机制设计，直到所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闷声发大财”，于是，革命由人民主权，人民执政，人民上帝之鞭，变成了瞎折腾、动乱、非理性的代名词。革命变成了建设的对立者、破坏物，革命成为效率、秩序、和谐的反叛。革命成为所请盲动，甚至歇斯底理，甚至于革命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帮派体系，无知群氓，只会带来破坏和盲动，躁动，远离秩序与建构的乌托邦幻想和主观唯心主义的意淫。

　　“革命吞噬革命之子”，被主流话语解读成革命最大的反理性、非理性。大公无私，“敢叫日月换新天”，“为有牺牲多壮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虎踞龙盘今胜喜，天翻地覆慨而慷”，“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凡此种种的伟大、庄严、神圣、英美的革命精神，革命豪情，革命结果，革命存在与革命改天换地的伟大历史洪流，被当成社会主义的对立，良治政治的反动，被加以无情的解构，嘲弄，批判乃至于摧毁。

　　在解构革命的狂潮之下，英雄，古今中外的英雄人物，古今中外的精神图腾，民族与社会荣光，变成了所谓解密，秘史，“真像”和公知笔下的偷鸡摸狗的社会渣滓。自私自利的甚至欺行霸市，鱼肉乡里的恶霸地主，汉奸的叛徒特务，封建买办，反倒成了精英、圣贤，被无情地吹捧和艺术性地加以颂扬。

　　刘胡兰、雷锋、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等等等等躺着中枪，毛泽东这位史上空前绝后，举世无双的伟大领袖，被几十年如一日的疯狂地残暴地，置于死地而后快的，恨不能焚尸扬灰般的妖魔化、无情丑化。

　　革命与反革命，就是这样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之反转启程中，向着光明的前途而在曲折中前行。不过大革命下，“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丰功伟绩，不但是令人憧憬的，而且是人事的最高效率的大突变，大跃进，大进步。革命是历史和社会的大爆炸或至少是大雷暴。它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摧枯拉朽，荡涤一切污泥浊水，铅华洗尽，而天下换新颜。

　　革命的颂歌，革命的赞歌，毛泽东诗词，毛泽东雄文，毛泽东话语，毛泽东逻辑，同毛泽东时代，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哪个改天换地的时代，那个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那个无论从效率还是社会福利，人民福祉，从高科技产业产业推进，还是白手起家一穷二白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产业体系，无论是人均预期寿命的倍增还是社会安定祥和的期许，都完美，现实，充分地显示出“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之伟大逻辑和其相应的伟大功勋。自然也同时包括难以想象的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的伟大效率(这需要深度科学分析和计量演绎对口比较的说明。鉴于篇幅，此处无法展开)。

　　作者：谭伟东，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