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孙伯启，山东费县人，1927年9月出生，1943年11月入伍，1944年4月入党，参加过孟良崮、济宁、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战斗，荣立二等战功2次、三等战功4次，被评为“甲等救护英雄”“一级人民英雄”。1987年12月离休，多次被空军评为先进离退休干部。

　　前不久，孙子翘翘来电话说，他看了部美国大片《血战钢锯岭》，男主角冒着炮火抢救伤员，他觉得我的战斗故事也可以拍部电影。美国电影我不爱看，但我相信我和战友的每一次战斗经历都是一部“大片”。那个美国人不是口袋里装着一本圣经，为了信仰而战吗?我们打仗时，是把信仰装在心里，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战。

　　我16岁时，八路军来到我们土龙沟村号召大家“打鬼子、保家乡”，我毅然报名参军。虽然我当时还没有一杆枪高，但每次战斗打响我总是冲锋在前。指导员看我打仗勇敢、不怕死，在我入伍不到半年时介绍我入党。那天晚上，我激动得几乎一夜没合眼。面对党旗宣誓的那一刻，我决心将自己全部交给党，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去哪儿就去哪儿。

　　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中有位老共产党员说，战争年代，扛炸药包是只有党员才拥有的“特权”。的确如此。当时，炸药包是很重要的火力物资，不容浪费。我入党后学的第一件事就是使用炸药包，随时准备享受率先“光荣”的“特权”。在我们心里，对一名共产党员来讲，为革命负伤、为人民牺牲，就是一种幸福。

　　在前沿阵地战斗两年后，连长找到我：“小孙，你是连里少数几个读过书的战士，连队决定派你去鲁南军区卫校学救护，做卫生员。”我一听极不情愿，心想当兵就要冲锋陷阵，当卫生员有啥意思。连长告诉我，当卫生员是为了让更多战友保持战斗力，比一个人战斗更有意义。我一想也对，就愉快接受了组织安排。

　　1946年，我作为卫生员参与攻打泗县的战斗。当时巷战打得激烈胶着，在一个十字路口，我机枪班组3人都被炮弹炸伤，敌人还不停地向路口扫射、投弹。我看到战友负伤心急如焚，恨不得马上冲过去救护。可连长熊了我一顿：“火力这么猛，你怎么出去?万一有个好歹，我们连谁来救护?”可连长架不住我一再坚持，最终同意我的请求。

　　在战友的火力掩护下，我刚要向路口靠近，敌人机枪一阵扫射，地面飞起一团土雾，我感觉右腿像挨了一记闷棍，跪在地上。我自知负伤，但还是向3名伤员奔去。我迅速完成伤口处理，将一个重伤员挪到我背上，想方设法将他们拖回安全地带。

　　救回伤员后，我才发现自己的右腿胫骨被打劈，还有一小块骨头戳在皮外。当时我也没想会不会留下后遗症，一咬牙，就把小块骨头拔了下来，疼得我一身冷汗。那颗弹头也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没能及时取出，至今留在我体内。

　　那次受伤后还没痊愈，我所在的部队为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受命攻打济宁城。我主动请缨跟随作战任务最重的突击连执行救护任务。

　　攻城突击过程中，一枚炮弹落在我和两名卫生员中间，当时我眼睛一闭，心想这下该“光荣”了。没想到我活了下来，只是右腿又添新伤，鲜血直流。跟我一起冲锋的战友，一死一重伤。

　　那天的战斗异常胶着，冲锋的战友们伤亡很大。我不停奔走，一连抢救和运送42名伤员，因为劳累加负伤，晕倒在阵地上。醒来后，我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后方医院。

　　曾有人问我，战争年代面对死亡害怕吗?怕死，还算什么共产党员?这不是唱高调，而是那个年代无数共产党员内心最真实的答案。

　　全国解放后，组织安排我改行做政治工作，文化水平不高的我又开始新的“战斗”——攻打“文化山”。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很快胜任了新的工作岗位，还有幸受到毛主席接见。毛主席对我说：“要做一名有朝气、有理想、不怕困难的好党员。”我永远铭记在心。

　　退休后，有人问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做好一名共产党员。”这是我一生不变的信仰。

　　(缑 城、尚宗昌整理;梁 杰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