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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听到毛泽东“不懂经济”、“不懂建设”等这样的说法。这显然违背历史事实，是大错特错，荒谬之极的。毛泽东说过，他“不会把一切都做好，否则我们的后代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他作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就有一个时代任务的问题。毛泽东时代，他在政治经济上有两大任务和成就：一是解决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样一个既是政治又是经济的根本问题。那么多参加红色政权的战士和群众，那么艰难困苦的社会环境，能生存下来就很不容易了，发展起来就更难了。二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一穷二白”的“一张白纸”上建设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仅用二十多年就“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如果没有这两个战略任务的提出和完成，那么被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瓜分掠夺还将继续，以及后来长期封锁、兵戈交加的新中国政权，还能维持得下来吗?“两弹一星”以及“银河一号”超级计算机等制能造得出来吗?事实上，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就是在毛泽东造就的红色政权、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个历史舞台上进行的，是改革开放的雄厚基础和出发点。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不懂建设”，他们要么是不了解事实，信口胡说，要么是别有用心，故意否定，甚至是恶意的歪曲和攻击!特别是帝国主义、敌对势力及其历史虚无主义“欲亡其国，先亡其史”阴谋和险恶攻击!毛泽东不仅懂经济、懂建设，而且很懂经济、很懂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超级大师，以史为证!
由于毛主席、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发展国民经济，使工农业经济均衡发展，工业分布逐步向西部、老、少、边、穷地区转移;特别是工人、农民社会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成为国家和生产资料的主人，没有解雇、失业的威胁;职工人数急剧增长，由1952年年底的1603万人，增长到1978年的9499万人，增加了7896万人;其中，全民所有制的职工由1580万人，增加到7451万人，增加了5871万人。当时的工人，不仅没有解雇、失业的威胁，而且实行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和住房分配，生、老、病、死都有了可靠的社会保障。当时的农民，不仅组织起来，走上农业合作化的道路，而且生活随着经济发展得到逐步改善，逐步向共同富裕迈进。这就调动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高昂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也是一个尊重历史、牢记历史的民族。新中国是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破烂摊子上进行恢复和建设的，到1952年在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和民主改革任务之后，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到1956年胜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上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生产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征程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冲天干劲，尽管困难和曲折难免，但取得的成就是极其辉煌的。从1949年到1978年的近30年间，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望尘莫及的高速度，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经济惊人地持续发展，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迈上社会主义的文明进步、繁荣富强之路。
一、新中国前三十年建设的速度和成就亘古未有
(一)国民经济总量的大幅度增长
国民经济生产总量的价值指标，依核算方法的不同可以有社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等价值指标。其中，国民生产总值是指本国国民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而国内生产总值是以国土为界来确定的全国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我国在1978年以前，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很少有境外来华的直接投资，国内也很少有向外的直接投资，所以GDP和 GNP两个指标在数量上是大体相当的，因而二者是可以互相替代的。我们即以社会总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两个主要指标来说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在30年间的大幅度增长。
1、社会总产值的大幅度增长。我国过去国民经济统计一直沿用以国民经济平衡为目的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即MPS。按照MPS的核算方法，社会总产值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五大部门所生产的产品价值。其中商业部门虽然属于流通领域，但由于包括有创造价值的挑选、分装、仓储和运输等环节，实际又很难计算其价值，所以为便于统计，把商业部门的收入都纳入社会总产值之中。在这一含义下，以人民币计算(下同)，我国从1949年到1978年的社会总产值从557亿元增加到6 846亿元，即29年间增长11.29倍，年平均增长9%。若以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的指数以1952年为100，到1978年则为725.8，即由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26年之间，增长了6.26倍，年平均增长7.3%。其中1958～1962年的“二五”时期，前两年是大跃进，后三年是困难时期，生产一度下滑，以致年平均负增长0.4%，除此之外，其余各个时期每年平均都保持了很高的增长速度。在1953～1957年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一五”时期，年平均增长11.3%;1963～1965年间在克服严重困难之后的恢复时期，年平均增长15.5%，达到了最快的速度;在“文革”前期，即1966～1970年间的“三五”时期，年平均增长9.3%;“文革”后期即1971～1975年的“四五”时期，也达到了年平均增长7.3%的水平。在社会总产值快速增长中，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尤为迅速。工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466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5 69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2.82倍，年平均增长9.5%。
2、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幅度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SNA核算方法中的重要指标。我国改革开放后，为便于进行国际比较也使用这一指标，对过去的GDP则从国民生产净值中推算出来。根据张风波主编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一书推算的结果，我国的GDPl952年为680.9亿元，到1978年增加为3 488.6亿元，增长4.12倍，年平均增长6.5%。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见，远远超出了战后世界GDP每年平均增长的速度。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表明，GDP世界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五六十年代为4.8%，70年代为3.4%，80年代为2.9%，其中属于发达国家的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增长率60年代为4.9%，70年代为3.2%，80年代为2.6%，都比我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增长速度低得多。而且我国在那30年还包括了3年困难时期生产一度绝对下降的情况，如果只看正常年景其增长速度就更高，即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1953～1957年的“一五”时期为8.88%，1958～1960年大跃进时期为9.19%，1963～1965年经济调整时期为14.5%，1966～1978年的“文革”及其后的两年为6.62%。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1966～1978年期间，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及其对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干扰，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6.62%，但仍比同期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高出许多，如同期的美国为3.4%、西德为3.4%、加拿大为4.6%，只有日本稍高.为7.3%。
(二)工业生产的快速增长和巨大成就
解放前，我国工业非常落后，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机器制造业，连一个螺丝钉也要从外国进口。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近30年的努力，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种成就的取得，主要应归功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及其优越性的发挥，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全国工业建设获得了快速发展。1952～1980年间，工业投资累计达395 519亿元，工业新增固定资产达到2 734.5亿元，年平均新增94.29亿元。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工业生产也得到迅速发展。1952年工业生产总值为343.3亿元，1980年增至4 99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在28年间增长17.9倍，年平均增长11%。从各个时期的工业生产总指数来看，以1952年为100，到1957年为228.6，年平均增长18%;到1965年为452.6，年平均增长12.3%;到1978年为1 598.6，年平均增长11.2%。
从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增长中，更可看出我国工业的发展是极为迅速的。各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钢在1953～1957年间为31.7%，1958～1965年的困难和调整时期也有10.9%，1966～1978年间为7.6%;同期发电量的增长分别为21.5%，17%，10.8%;同期原油的增长分别为27.1%，29.2%，18.6%;金属切削机床的增长分别为15.4%，4.4%，12.5%;内燃机(商品量)的增长分别为76.7%，19.1%，19.5%;纺织品的增长分别为17.4%，11.3%，4.6%;自行车的增长分别为58.7%，10.9%，12.5%等等。许多产品产量在世界的位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钢从1949年的第26位升至1982年的第4位，发电量从1949年的第25位升至1982年的第6位，原油从1950年的第27位升至1982年的第5位等。
在1949～1978年间，我国工业建设的伟大成就，还突出表现在一大批重点工程陆续建成投产上。首先是从“一五”时期开始的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由限额694个项目组成的大规模建设工程陆续建成投产;后来一大批举世闻名的项目，如大庆油田，万吨水压机，万吨级远洋货轮及5万吨远洋油轮，10万吨水力发电机组，百万伏高压标准电容器，武汉、南京长江大桥和刘家峡、三门峡等水利工程，以及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批世界高科技产品都是在那个时候，甚至是在3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和“文革”时期相继问世的。这一系列惊人的伟大成就，不仅在当时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而且为改革开放的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和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三线”建设的成就。所谓“大三线”，最初是指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到70年代扩大到一般指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广大地区。具体讲是指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青海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中原的豫西、鄂西，华南的湘西、粤北、桂西北，华北的山西和冀西地区，都属大三线的范围。这既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工业布局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的畸形片面发展的不合理布局，积极开发内地老、少、边、穷地区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也是根据当时国际形势，为巩固国防需要而提出的伟大战略决策。它充分显示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和非凡胆略。启动这一工程正在“文革”期间。在当年，大批英雄的建设者们，满怀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热情，积极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闻讯而动，迅速奔赴艰苦的大三线。大批建设人员从生活比较优裕的沿海大城市，远去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生活艰苦、施工困难、物资匮乏的“不毛之地”去建设、工作与生活。经过十几年艰苦奋斗，到70年代已大体建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三线工业体系，仅以四川的情况来看，在十几年之间，即建起了以攀枝花钢铁厂为代表的300多个大中型企业，它们已成为四川省工业的主干。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基地，以川南为中心的盐化工和天然气化工生产基地，及以成都、德阳、绵阳、广元为中心的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的建设，为四川省以后整个的工业布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今还在继续发挥其工业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的骨干作用。大三线建设在改善我国工业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加强各族人民团结等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对国防建设的意义尤为重大。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侵略南斯拉夫、轰炸我驻南使馆、侵占伊拉克和阿富汗、在中东挑起一系列战争等事实可以进一步看出，帝国主义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因此，对帝国主义的武力侵略，必须防患于未然，这样才不会吃大亏。如果没有当年大三线的战略决策，谁敢说帝国主义一定不会对我们动武呢?何况当年我们正处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夹击之中，并爆发过“珍宝岛”事件!因此，我们已经安稳地享受了几十年和平生活的时侯，绝不能忘记其中有大三线建设的功劳。
(三)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巨大成就
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是通过开展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运动，不断调整、改善农业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来推动的。新中国建立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与推动下，全国农民经过三年努力，在基本上完成土地改革任务的基础上，趁热打铁，踊跃参与，随即走上了互助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到1957年，全国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已有97.5%的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有高级农业合作社75万个，入社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6.2%。
应当肯定，农业合作化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在开始的几年进行得也比较慎重，步骤也比较稳妥，满足了绝大多数农民热切期望依靠集体的力量，尽快脱贫致富的迫切要求，因而大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原来估计，到1958年春季农村人口只有约一半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60年可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改造;1960年以后，再逐步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但实际上，这个计划到1956年底就基本上完成了，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在快速发展的过程，特别是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党内一些领导干部脱离实际，急于求成，高指标，“瞎指挥”，刮起了“浮夸风”和“共产风”，一度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使农业生产在1960～1961年间严重减产。然而，即使遇到这样的挫折，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多次会议，统一思想，纠正错误，调整政策，采取措施，迅速战胜困难，比较快地扭转了被动局面。
1960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总结公社经验，加强公社建设》的社论指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其他一系列关于人民公社的批示中，进一步确定人民公社目前阶段要实行“分级管理、分级核算、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制度，规定公社的生产资料要实行“三级所有，生产队一级的所有权是基本的，公社一级所有权是部分的，而生产小队也应该设有一部分的所有权”。1962年9月24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通过了新修改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并确定这种制度至少30年不变;实行一乡一社，人民公社的组织可以是公社和生产队两级，也可以是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为了减轻社员负担，要求在今后若干年内，公社和大队一般不要从生产队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要减少到占生产队工分总值的1%以内;强调人民公社的体制、规模及工作条例中的各项重大规定长期不变。人民公社组织在1958年产生之后，在实践中又不断进行调整和改进，最后确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这一基本框架上，健全和稳定了人民公社制度。使生产队稳定在原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大体相当于一个村的范围。全国平均每个生产队约有30户，140多人，50多个劳动力。这比公社初建时的“一大二公”的特点显然已有很大改进，相当程度上适应了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因而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战胜困难，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历史时期，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指数增长的速度，以1952年为100，到1978年增至229.6，即26年间增至原来的2.3倍，年平均增长3.25%。这样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通过农产品产量的增长情况也可以说明我国在那二十多年中农业的发展是十分迅速的。现分别从种植业和畜牧业两大类的增长情况来加以说明。
1、种植业的迅速发展。种植业是中国农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种植业包括粮食、棉花、油料、麻类、烟叶、糖料、瓜类、饲料、绿肥等的生产;广义的种植业还包括果树、桑叶、茶叶、林木等的生产。改革开放前30年间，狭义种植业各主要农产品产量都是成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例如，粮食从1949年的11 320万吨增至1979年的33 212万吨，增长1.93倍以上，年平均增长3.78%;同期棉花从44.5万吨增至220.7万吨，增长3.96倍，年平均增长5.68%;油料从256.4万吨增至643.5吨，增长7.14倍，年平均增长7.5%;红黄麻从3.7万吨增至108.9万吨，增长28.43倍，年平均增长12.37%。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宝中之宝”的粮食，即使在1966～1976年的10年“文革”期间也是年年丰收，产量从1965年的19 445万吨增至1976年的28 63l万吨，年平均增长3.94%。
2、畜牧业的迅速发展。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后畜牧业恢复很快，到1952年牲畜总头数已恢复到解放前的最高水平，达到2.28亿头;“一五”时期结束时的1957年达到32 829.9万头，即“一五”时期年平均增长7.6%。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增长速度。后来虽然经历了3年困难时期和10年“文革”，但总的来说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从1962年到1978年期间，牲畜存栏数从30 481.9万头增至56 511.9万头，即16年之间增长85%以上，年平均增长3.9%以上。
(四)其他生产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巨大成就
除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外，其他领域，如建筑、交通运输、商业、科教文卫等各条战线，在建国后的前30年间都在同步地蓬勃发展，成就辉煌。如交通运输业已从建国初期的极端落后状态发展成陆运、水运、空运、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组成的初具规模的综合运输体系，其中，铁路通车里程从1949年的2.2万公里增至1980年的5.19万公里，增长了1.36倍;同期公路从8.07万里增至88.82万里，增长了 10倍，民航里程增长15.82倍;商品经济发展也很迅速，以商业为例，发展成就也是很可观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1952年的277亿元，增加到1981年的2 350亿元，共增长了7.5倍。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体育、卫生事业方面的成就也十分显著，在短短的近三十年间，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极其落后的面貌。刚解放时，全国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不超过500人，各种新技术的研究几乎都是空白，全国大多数人都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而到70年代我国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和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并掌握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定的先进科学技术。“文革”前的17年中全国培养了正规的大学和专科毕业生155万人，另有函授、业余大学毕业生近20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296万人，基本上满足了各方面的需要，其中绝大多数都已成为各方面的业务技术骨干。
二、共产党人目标远大新中国建设从革命根据地做起
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从建党那天起，就庄严地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振兴中华民族、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新中国建设从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建设做起，当年在井冈山根据地、在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在陕甘宁边区等各个抗日根据地，在敌人封锁和围攻，那样艰难困苦极端恶劣的情况下，毛泽东从所有制入手，进行土地改革，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并逐步有计划地组织起来，很快把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从无到有，逐步开展，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增加收入，改善民生，工农业生产搞得轰轰烈烈、蒸蒸日上，与国民党“白区”政府的经济衰败形成鲜明的对照，壮大了革命队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1949年建国时，在“一穷二白”、遍地狼藉的废墟上，再接再厉，扎实建设，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到1952年，在短短的三年内就将中国的工业生产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期间还进行了极端惨烈却又令世人震惊、令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首次伸腰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剿灭匪帮的运动。这是一般懂经济、懂建设者不可能做到的。
如果有人以为恢复性工作相对比较容易，那么在这之后的建设成就总应该更能说明问题吧?那就看看1952年后的建设。就感性的看，中国那些带“洋”字的商品很快都由自产“土”产品替代，并遍及了城乡的生活和生产需要。什么“洋钉”、“洋火”、“洋铲”、“洋油”、“洋灯”、“洋布”、“洋袜子”……，到任何农村供销社都能见到，这些看似很普通，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洋洋大国来讲，不是一点半点的生产能力就能达到的。在广袤的农村，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至今仍然广为受益的成方连片的农田、条条道路、道道梯田、防护林带、大大小小的人工河渠和水库塘坝，绝大多数是那个年代修建的。若嫌这些层次低，那么就看层次“高”的。钢铁不用提了(多得成了有些人的批判素材)，我们有了系统的纺织工业、印染工业、机械机床制(铸)造工业(比如车床、刨床、钻床、万吨水压机)、品种繁多的化学工业(比如水泥、酸、硷、炼油、化纤、化肥、农药……);我们生产出了自己的自行车、汽车(卡车、客车、吉普车、轿车)、摩托车(双轮、三轮)、火车(蒸汽、柴油、电动机车)、拖拉机(链轨、四轮、手抚)、轮船(千吨、万吨)、飞机、电唱机、收音机、电视机、大炮、坦克、导弹舰、核潜艇、洲际导弹、原子弹、氢弹、卫星、高速计算机、大规模集成电路……，勘探并成功地开采出了大庆、胜利油田的石油、建立了品种齐全的医药工业、成功合成了胰岛素、转移核糖核酸(TRNA);我们修建了2.7万公里的铁路，包括世界难度之最的成昆铁路和包成、贵昆、湘黔、焦枝、青藏一二期等，是建国以来铁路建设速度最快的时期……
到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由一个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先进战机、喷气式大型客机(1984年下马)、运载火箭、核潜艇到工业成套设备、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世界第六工业大国、第三军事大国。当时我国自行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在亚洲首屈一指。当然，这里所列举的只能是挂一漏万，要一一列出，真的要“罄竹难书”了。不否认这里面有些东西在解放前的上海滩上也能见到，但若要落实到整个中国都能见到、都能用上，那这里面的任何一项可就都不是一件轻松简单的事了。
以上是人们能直接感受到的，但难免片面，那么我们不妨看看具体的数字：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多;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的七十年代后期，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1.2%。1966年至1976年，工业生产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556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粮食总产由1.64亿吨增加到了3.05亿吨。1952年至1978年，我国铁路建设2.7万公里，公路建设72万公里，是建国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已经生产大批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大型舰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大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自行设计了秦山核电站(后被耽搁了近20年)。1964年我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第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之后开始了载人航天工程(后被耽搁了20余年)。而且这些建设成就是伴随着普及全民义务教育的大量投入，伴随着严峻的国际封锁和战争威胁、甚至还要打赢多场战争(朝战、越战、印战和小规模的俄战、西沙之战)，伴随着长期不断支援世界革命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实现了灭毒绝娼、道不失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风气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消灭了血吸虫、消灭了麻风、天花、鼠疫、霍乱，人民的健康水平和人均寿命极大提高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上学、吃药、住房等基本不用花钱、工人退休有养老金、农村鳏寡孤独吃五保、工残有保障的社会福利，无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取得的。
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光辉成就，使伟大领袖毛泽东成了不仅全国各族人民心中敬仰而且世界敬佩的伟人。难道这就叫不懂经济、不懂建设吗?当代青少年不了解，是情有可原的。而从那时候过来的人来说，“毛泽东不懂经济”、“毛主席的经济成就微不足道”、“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等话怎么能说得出口?如果说他们眼里有“黑点”、有“负号”、揣的明白装糊涂，确实没错。而恶意污蔑、诋毁、抹黑过去，不是敌对势力，就是彻底的背叛者!毛泽东这样使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时间里、快速地、实质性地经济增长，使一个贫穷落后、任人欺辱、长期挨打、任人掠夺的“东亚病夫”，不仅站起来昂首独立，而且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成为无人敢惹的世界工业、军事、科技大国，试问有哪个一般懂经济懂建设的能够做得到?!
也许有人会承认那些确实是毛泽东留下的遗产，但却会说“没有留下多少导致社会高速发展的遗产”。真是这样吗?那我们就来看看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对后来发展所起的作用：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主要是注重基础建设，如大量的水利建设、重工业建设和基础工业建设。而这种建设往往都是投入大、工期长、见效慢的，它们更多的是为了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和发展能力，一般不会当即直接体现在物质财富增长上，尤其不立即体现在现实生活消费层面。而且它们的效益往往要在一定时期后才逐渐显现出来。例如发展钢铁，首先需要勘探、建矿、开采……这些长时间的前期投入和建设，到冶炼出钢，再用于其自身的扩大规模和一级加工、制造机械设备，这中间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也是需要时间的，而且仍然不能在现实生活消费中见到成效。但这些却是以后发展二级、三级生产，如纺织机械、汽车生产线、生活用品加工机械、军工生产线……等所必须的。到这些转化为毛泽东时代后期的门类齐全、规模宏大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仅仅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这不能不说是个伟大的奇迹!
再如，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农业丰收，最主要的有以下五个因素：一是种子革命。七十年代初，我国杂交水稻良种育成，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约增加20-30%。与此同时，其他各种农作物如小麦(70年中期开始推广幅63%)、玉米(杂交玉米)、棉花、油料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搞过农业科技的人都知道，一个良种，从培育到选育、繁育、推广，极顺利的话，一个周期下来也要十几年的时间，并且首先要建立起农业科技体系。第二是化肥革命。70年代初期，我国各地陆续建成一大批中小型化肥厂，1972年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我国又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1979年后绝大部分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显的增产作用。第三是水利革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建国后的前二十多年里，各级政府利用农闲每年大规模组织社员兴修水利，整田改土，修造梯田，大面积垦荒，全国建成大小水库七、八万座、塘坝无数，人工河道、田间道路、排灌沟渠、防护林网形成，极大地增强了灌溉能力和防灾抗灾能力，保证了农业的稳产高产，这些基础建设工程在现在是很难完成的，其投入也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第四是农业机械的大量投入。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1985年)记载，1975年我国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比1965年增长4.9倍，用电量增长4.7倍。农业机械的大量投入，为机械深耕、农业灌溉提供了保障。第五是耕作技术革命。由于农田水利系统的形成、生长期短且高产稳产抗倒伏良种的相继育成推广、农业机械及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使得农业间作、套种、复种技术得到全面应用和推广，作物复种指数大大提高，从根本上促进了农业的丰收。而这些都是前期支援农业和支农工业大量投入而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可以想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实现这样伟大的工业准备，必然要牺牲大量的改善生活的份额，不断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但这样的工业储备和建设，却可为将来的发展蓄积巨大能量，而且可在很长时间里发挥效应，造福社会。所以说，由于新中国建立时的基础条件太贫弱，几乎没有工业、没有国防、没有科技等等，毛泽东时代必须从战略高度、长远利益出发，领袖全家和人民同甘共苦，勒紧裤腰带，艰苦奋斗，致力于打好长远发展的基础。建国后毛泽东时代的二十多年，广大人民深知，是新中国一部艰辛而光荣的创业史。
我们今天的生活改善、经济社会发展、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建立在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巨大遗产之上。就拿纺织行业来说，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轻纺体系，在改革开放后，甚至今天，一直是中国出口创汇的主要产业。军工行业也是这样。这些年的摩托车、汽车、家电产业，许多生产线都是由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军工企业转产而来，如重庆的嘉陵、长安、贵州的富日、安徽的飞雁、合叉、四川的长虹……不胜枚举。这样的情形也同样演义在农业上。毛泽东时代的农田改造、兴修水利使得改革后的农民能够在这方面很少投入而多多获益。毛泽东时代大量建设的化肥、农药、农机生产线始终发挥效用，就连著名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成就也是在毛泽东时代取得的，还有隐姓埋名默默奉献的农业科学家盐碱地海稻之父陈日胜的重要成就。这里还没有述及毛泽东当年所开创的有利于发展的国际局势，正气清廉的国内风尚，坚强的民族凝聚力，强大的军事震撼力，这些无形的遗产对后来经济发展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郁达夫先生说得好：“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出现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历史终究是领袖率领人民创造的，人民永远热爱毛泽东!
三、不忘历史牢记使命积极投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历史事实充分而雄辩地证明，从革命根据地到新中国前30年，经济发展和生产建设的巨大成就，及其展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再明显不过了。我们曾有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虽经千难万险，艰苦奋斗，终究夺取了伟大胜利，建设了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光照千秋，足令国人自信自豪而精神振奋!
列宁曾说，谁忘记了历史，谁就意味着背叛!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史，体现着国家和民族的衰落、崛起与辉煌，跳动着的脉搏见证着岁月的更替、社会的繁荣和时代的进步。历史不应该成为过眼云烟，更不应该淡出我们的视线。回顾和牢记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呢?梁启超先生说过：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就是将过去的真事赋予新价值新意义，以供现代人之资鉴。我们回顾和牢记历史，接受历史教育的目的就是了解过去，把握现在，以史为鉴，鞭策和激励我们创造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
近代以来的旧中国旧社会，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僵化、没落，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卖国、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破坏，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南京大屠杀，罪恶昭彰，血债累累，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永久痛苦的记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这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遗忘的血泪史。只有真切地了解历史，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只有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建党以来到毛泽东时代，几十年艰苦奋斗，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来之不易，我们应当格外珍惜，百倍努力，再创辉煌!
旧中国血泪史和新中国创业史告诉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兴衰成败，需要继续遵循领袖和党的正确领导，需要把十四亿人民的力量进一步凝集起来，组织起来，再接再厉，发扬光荣传统，续写历史的新篇章。我们作为后来者，肩负着富民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重任，需要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继续鼓足干劲，奋发图强，尤其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世时强调，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
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大的主旨，就是不忘初心，牢记历史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蓝图绘就，重在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昂首迈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踏上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我们回顾历史，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必须牢记我们党所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历史使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建设伟大工程，必须推进伟大事业。“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牢记历史使命，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性质、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创新时代潮流，坚决破除一切顽瘴痼疾，更加自觉地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
牢记历史使命，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工人阶级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病毒，不断增强党的工人阶级性质、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点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牢记历史使命，要更加强化历史使命担当，努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勇于承担职责，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撸起袖子加油干，拿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改革、迎难而上，进一步激发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把十九大确定的各项部署转化为推进新时代的强劲动力，转化为一项项具体可行的举措，把党的十九大绘制的宏伟蓝图逐步变成美好现实，为发展大局做出新的更加伟大的贡献。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的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的战略部署。即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点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安排。
我们要坚忍不拔，锲而不舍，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壮丽篇章!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坚持走中国特点的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于党。伟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的工人阶级先进性，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乘风破浪，继续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