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中美优势转换掌握以下六大要点

　　1，新中国输出革命的政治立场，毛主席概括为:“我们支持全世界所有人民的斗争，……团结所有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做斗争的朋友，不管什么国家，不管什么政党。”“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

　　2，输出革命最响亮的口号：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3，20世纪任何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不可人为抹杀的普世性存在意义。

　　4，整个70年代中期前中国统领第三世界的革命，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70年代由于毛的去世，改革开放的实施中国开始停止输出革命。

　　5，输出革命的结束。70年代由于毛泽东的去世，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实施中国开始停止输出革命。

　　6，80年代中美关系颠倒。美国的“街头革命”取代中国输出革命，成为国际战略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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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代中国向世界输出革命对世界的影响

作者：一棵青松

　　一、时代背景：
　　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急进化发展和周边安全环境趋于恶化，我国放弃了建国以来“一边倒”的对外战略，逐渐形成了团结广大亚非拉革命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世界革命战略。其中，反对美帝和苏修是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两大基点，而亚非拉的革命力量则是中国推行新战略的重要战略依托。同时，中国的战略转向也突破了传统的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寻求中国与亚非拉新兴国家在反帝斗争和世界革命两者间的相互支持。
　　二、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外部因素与中国国家身份的重新定位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趋于恶化，来自美、苏的主要安全威胁迫使中国重新审视其对外战略。
　　(一)美国继续遏制和孤立中国
　　肯尼迪政府认为，中国比苏联更“好战”，更“危险”。1963年5月，美国国家情报局的一份评估报告认定，中共内部除非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演变，否则，北京不可能去改变其对外政策的总方向，其首要特征仍是顽固不化地敌视美国。基于反共主义的意识形态冷战需要，肯尼迪政府继承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在武装干涉越南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是越南革命的“幕后指挥”；而越南革命一旦成功，中国共产主义影响势必扩展到整个印度支那，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为了保持美国在东亚的霸权，遏制中国，1961年11月，美国向南越增派军事顾问和特种部队，在越南实施“特种战争”。1965年，当“特种战争”未见成效之际，约翰逊政府再次扩大侵越战争，下令美国军队直接参与越战。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指出，不能让共产党人在越南取得胜利，因为那将给全世界一个印象，“地球上最强大的美国无法打败越南的一小撮游击队。美国是纸老虎。还有人认为，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只能刺激中国的侵略胃口”。
　　在遏制并孤立中国——这一敌视中国政策的支配下，美国不仅不断扩大越战，变本加厉地在中国的南部边陲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而且扶植日本，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印度反华，在国际社会上持续孤立中国。因此，如何有效地反美、减缓中国周边的安全威胁是60年代初期中国领导人作出新的战略判断时必须直面的首要难题。
　　(二)苏联逐渐成为中国的现实安全威胁
　　从50年代末开始，中苏同盟的内在裂痕不断扩大。1958年4月和7月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事件，1958年8月的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以及1959年10月2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的“不欢而散”都是这一裂痕不断扩大的“催化剂”。到6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分歧与国家利益纠葛的相互作用，中苏关系全面恶化。苏联开始对中国实施遏制和包围政策，不仅在中苏、中蒙边界加强军事力量部署，而且在1962年塔伊事件及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中充当“幕后主使”，挑唆中国与邻国关系。
　　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使中国面临来自美苏两个大国的安全压力，中国不得不着手调整对外战略。在对外战略的调整过程中，实际上也伴随着毛泽东同志和中国的战略家们对中国的国家角色、国家身份进行重新定位的过程。
　　加拿大政治学家霍尔斯蒂(K·Holisi)指出，国家角色观念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对适合自己国家身份的总体决定、承诺、原则，以及在连续性的基础上对其国家在国际体系或地区体系内所发挥作用的总体概括。国家领导人依据他们对自己国家角色的认识所采取的外交行为被称为‘国家的角色行为’，它包括对世界的态度、决定、反应、作用和对外承诺的总体规律。在“一边倒”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将自己的国家角色定位为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而社会主义阵营是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冷战一阵营对抗的战略依托；到了6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由于中苏分裂已不再是铁板一块。更甚的是，苏联追求与西方的“和平共处”，对亚非拉革命运动的漠视在中国领导人眼中是“革命性”不断衰退，滑向“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先兆。中国在反对美帝的同时，要与苏联的修正主义做斗争，更要在美苏两极冷战格局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所以，中国必须重新定位，寻求新的战略依托。
　　那么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它的战略依托又在哪里呢?放眼60年代的世界，亚非拉的民族解放与独立运动蓬勃发展，诸多新民族国家获得独立。尽管在大国主导的国际社会中它们经常是“被忽略的对象”，但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历史使命却又赋予其政治上的“革命力量”、秩序上的“挑战者”之地位。中国与亚非拉新兴民族力量有着相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变革旧秩序的勇气和动力。作为世界革命的引领者，中国本身就是新兴民族力量的一员。只有依托反帝反殖的亚非拉革命力量，将无产阶级的国际使命与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形成中国与亚非拉革命力量广泛的、以反美反修为目标的国际统一战线，才能消解由于中美敌对、中苏分裂带来的孤立感，抗衡美苏对中国的战略挤压和遏制。
　　因此，外部安全环境的恶化促使中国决策者必须调整其国家定位：由一个与苏联结盟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一个在“不断革命”论驱动下革命的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仅认为自己属于第三世界，而且希望能够影响和领导这支力量，强调自己和第三世界国家在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同时也强调超级大国争夺全球霸权的企图所造成的共同威胁。”国家角色的转变直接促成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向：由“一边倒”变为“两个拳头打人”。
　　当然，中国革命外交理念的形成，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后革命”的思想倾向在上升为国家的对外政策之过程中，在我党内部是有着不同意见的。但自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之后，毛泽东有关支持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革命外交观念成为党的主流；中国对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的坚定支持态度正式形成。
　　三、中国支持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理论建构
　　中国领导人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与壮大，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以及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一系列新独立国家的出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具有历史意义的两个伟大潮流”。顺应历史潮流，以亚非拉人民革命力量为战略依托，推进革命外交是60年代中国摆脱政治依附积极进取的路径选择。在此选择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道义责任与新兴力量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并行发展、相互作用的两大推进剂。
　　(一)中国对亚非拉人民革命力量地位、作用的认知
　　1960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同拉丁美洲、非洲14个国家及地区的工会和妇女代表的会谈中毫不掩饰中国的政治立场，“我们一面反对世界大战，一面支持各国国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支持全世界所有人民的斗争，……团结所有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做斗争的朋友，不管什么国家，不管什么政党。”在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存在着大好的革命形势。这些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中国有义务和责任把“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确定为中国在冷战国际斗争中的指导原则。
　　(二)理论基础
　　对亚非拉人民革命力量给予全力支持是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其理论来源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间地带”思想。
　　1946年8月，毛泽东同志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中间地带”思想。他认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不断深入，国际局势也在发展变化，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认知和理解也在不断变化。1962年，他明确指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有些国家有殖民地，如英、法、比、荷等国；有些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的垄断资本，如西德、日本；有些国家取得了真正的独立，如几内亚、阿联、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国家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然是附属国。”在上述这番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毛泽东同志独特的斗争逻辑：“中间地带”的国家数量众多，性质各有不同，在对待反帝反殖斗争的态度和立场不可能采取统一“口径”；中国与他们关系的亲疏取决于他们在反帝反殖斗争中是否具有坚定的立场和果敢的行为。可以说，“取得真正独立的国家”和“取得名义上的独立的国家”是中国革命外交的主要立足点。“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那里空气稀薄，易于突破。”
　　以“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的观点为基础，1964年7月，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了更加成熟的“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这里，毛泽东同志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有了更确切的指向：第一个中间地带的国家是最具有革命性的，是中国反美反苏的同盟军。因而，对亚非拉人民革命力量的援助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
　　(三)理论内涵
　　1、基本原则。中国援助亚非拉人民革命力量的基本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国际主义的基干含义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维护共同利益、反对共同敌人、实现共同目标而实行国际团结和合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国际交往中坚持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特别是向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反霸的革命斗争给予道义、物质上的支持与援助。1962年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还要根据可能的条件，给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以援助，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国际主义义务。……他们的建设工作做好了，他们的反对帝国主义力量增强了，就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支持。1963年12月～1964年2月，周总理在访问非洲14国时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八项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直接表现。
　　2、基本目标。毛泽东同志认为，我们不仅要在国内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我们的武器不多，没有原子弹，经济也不发达，但是我们赞成全世界人民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强调，“我们要的就是全世界的解放。通过对亚非拉人民革命力量的支持和援助，帮助被压迫民族的人民打倒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建立人民的独立民族国家是中国援助政策的基本目标。需要说明的是，亚非拉人民革命力量的组成成分较为复杂，“这里面有各种不同，有的信仰共产主义，有的信仰宗教，有的不信这些，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有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但是大家都团结反帝。”因此，亚非拉人民革命运动解决的不是“共产主义问题而是民族解放问题。”这种民族解放运动“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力支援。”并且，中国也期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成就，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来说，具有示范作用和鼓舞作用。”
　　3、基本动力。要实现中国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使命与亚非拉民族革命运动的统一，就要组成强大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在多次谈话和声明中都反复讲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任命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他认为，要巩固团结，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
4、最响亮的口号：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四、中国对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实际援助
　　为了促进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坚决支持亚非拉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毛泽东同志指出，全世界任何地方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以及那里的压迫者的游击战争，我们都毫不掩饰地支持。在1963～1965年间，他相继发表了《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1963年8月29日)、《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争议斗争》(1964年月24日)、《我们希望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1965年3月23日)、《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1965年5月12日)等外交声明，声援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
　　在道义支持和精神鼓励的同时，中国也以实际行动给予亚非拉革命运动和组织经济、军事援助。以1965年为例，中国对亚非拉三大洲的23个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大力援助。包括亚洲：老挝、不丹、马来西亚、也门、菲律宾、泰国、南越；非洲：刚果、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拉丁美洲：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拉圭、秘鲁、委内瑞拉。受到中国支持的革命组织包括：
　　亚洲：
　　也门：南也门民族解放阵线
　　老挝：老挝爱国阵线党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共产党；马来亚民族解放联盟
　　泰国：泰国爱国阵线；泰国独立运动同盟
　　南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统一阵线
　　非洲：
　　刚果：刚果革命最高会议
　　安哥拉：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几内亚：几内亚非洲独立党
　　莫桑比克：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莫桑比克民族民主联盟；莫桑比克革命委员会
　　拉丁美洲：
　　巴西：巴西共产党
　　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共产党
　　多米尼加：多米尼加人民运动；“7．14"革命运动
　　洪都拉斯：革命解放运动
　　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秘鲁：秘鲁共产党；革命左派运动；革命学生阵线
　　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共产党；革命左派运动
　　五、两点评价 ：
　　自60年代初期到文革前夕，中国对亚非拉革命力量的支持与援助是60年代全球冷战之于中国的路径选择，也是世界革命战略的重要组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对派，这三大革命目标实现统一；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使命与亚非拉民族革命运动实现统一的两个必要条件是：中苏同盟趋于破裂；中美对抗不断升级。如果我们撇开以上两个条件，单纯地以“左倾”激进政策的大行其道、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攻势去理解中国对亚非拉革命力量的支持与援助，去解读世界革命，就是以偏概全式的分析，将会消解我们对传统马列主义革命理想和革命模式的认知和了解，否定世界革命的全部历史意义。因为，20世纪任何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不可人为抹杀的普世性存在意义。
　　(一)不甘于沦为大国的政治附庸，实现对外战略的自主选择
　　60年代的中国外交史告诉我们的是，中国的大国地位是在向美苏两极格局的挑战中得到的，不是乞讨或施舍得来的。要在美苏两极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捍卫中国的独立地位，就必须调整国家定位，以新的战略依托构筑新的对外战略。通过对亚非拉革命力量的支持，中国找到了新的同盟军，提高了国际地位；而国际地位的提升，又使中国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反美帝、反苏修的政治立场，使美国试图联合苏联孤立和封锁中国的政策难见成效。到1971年，中国在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的支持下恢复了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这是中国摆脱外交困境的重要标志。没有我国战略家们开阔的国际主义视野、当断则断的政治魄力，没有中国对亚非拉革命力量的无私援助，又怎能冲破危局，摆脱困境呢?
　　(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使中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
　　在如何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同亚非拉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上，我国领导人曾认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切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积极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成为支持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的根据地，必须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结成最亲密的联盟，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整个70年代中期前中国统领第三世界的革命，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70年代由于毛的去世，改革开放的实施中国开始停止输出革命。
　　六、输出革命的结束
　　70年代由于毛泽东的去世，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实施中国开始停止输出革命。
　　七、结束语：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不是先验的，而是社会实践的总结。我们不能用现实的诸种标准去衡量特定时代、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社会主义对外战略。20世纪60年代中前期，中国对亚非拉革命的援助是一种具有革命世界主义理想和情怀的战略取向，意识形态是中国领导人解读世界政治走势、分析国际力量对比的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