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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百度副总裁璩静因公开宣称中国企业和员工的关系就是雇佣关系而惹来的麻烦,不由得为璩静这位成功女士“点赞”,因为虽然她的话没有人性、丧尽天良,但是却说了真话,而没有像五毛党那样谎说什么工人阶级是企业的主人。虽然璩静宣称企业与工人的关系是雇佣关系并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对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揭露,而是站在资本立场上得意忘形地炫耀其阶级的胜利,但是她毕竟说了一句真话,一句丧尽天良的真话。至于资本家为什么会因为说真话而带来麻烦,是因为他们总是忘了自己在中国的真实地位和身份,忘记了他们并不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是国家的主人和统治阶级。他们听别人说中国复辟了资本主义,便以为他们这些资产阶级已经上升为国家的统治阶级,于是便为所欲为起来,殊不知,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的资本主义同样具有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就是笼子里关的是资本家,而不像西方国家那样笼子里关的是官员。
正是因为璩静这位成功女士不懂得这一点,不了解她所属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双重性——既是管理阶级又是被管理阶级,既是统治阶级又是被统治阶级——所以才忘乎所以地说出了一句暴露中国真实剥削关系的真话,因此而付出了代价。虽然中国资产阶级在企业内部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面前,成了管理阶级和统治阶级,但是在企业之外他们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上升为统治阶级,而仍然是被领导被管理的阶级。这种双重性决定了他们仍然不能乱说乱动,更不能得意忘形说真话,否则同样会像其他被管理的阶级那样遭到打压。璩静就是这样一个过于得意忘形而不慎说出真话的倒霉蛋。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当今社会成功人士中能说真话的人很少很少,而在这凤毛麟角的极少人中,经常是那些得意忘形的资本家或者企业高管。这让人想起了俄罗斯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代表作《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谁在中国能说真话?只有老板资本家在中国能说真话。因为想说真话的老百姓说不了真话,能说真话的官员又不想说真话。而那些老板资本家总是误以为自己是领导阶级,可以不受限制也说真话,但是他们又不是政治家,不懂得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比如搞资本主义,有些事情只能说不能做——比如干社会主义,而是不管不顾地一通乱说,把该说不该说的全都说了出来,特别是把那些原本需要百般掩盖的真话也会说了出来,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也经常遭到打压的原因。
可见,中国的老板资本家之所以经常不守规矩得意忘形说真话,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变得异常强大,而是他们误以为自己的阶级力量已经十分强大,足以对这个社会发号施令,而忘记了他们所有的力量都不是自身生成的力量,而是花钱买来的力量,一旦这种力量用错地方说错话干错事,马上就会遭到打压。这就是毛主席很早就指出过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依附性,他们对外依附帝国主义,对内依附官僚阶级,狐假虎威、得意忘形,自认为拥有强大力量,其实他们除了欺压老百姓之外,并没有什么强大力量,如同狐假虎威这个成语中的狐狸那样,随时会被后面的老虎吃掉。他们的胜利只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胜利,既不是对国内官僚阶级的胜利,也不是对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胜利,对内对外的依附性没有丝毫改变,仍然是被领导被管理的阶级,而不是领导阶级和管理阶级。只是他们一遇到被他们控制的更加弱势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便会忘记自己只是狐狸,而误以为自己就是老虎,特别是在听到许多官员声称要做老板资本家的“店小二”时,便更加得意忘形,马上就炫耀起了现在的雇佣剥削关系,激发人民的不满,加剧中国的阶级矛盾。
中国资产阶级这种一高兴就得意忘形、炫耀胜利说真话的历史特点,再次证明了他们与西方资产阶级相比的确是不成熟的阶级,是不懂得如何麻痹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踏踏实实为他们创造更多财富的阶级,是经常刺激被剥削阶级造反意识的阶级。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一直不能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成为国家统治阶级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西方资产阶级作为成熟阶级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不放弃“婊子牌坊”,永远是扛着牌坊做婊子,哪怕是在卖淫的时候也坚称自己是烈女、处女,坚持诬陷指责那些良家妇女是婊子。比如目前美国支持以色列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第二次灭绝性大屠杀,可是与此同时居然还在普京总统就职仪式时指责俄罗斯缺乏民主自由。这种醉死不认二两酒钱的无赖坚守,充分展示美帝国主义海盗出身的流氓本色,是东方文明民族无论如何都难以做到的,东方民族的剥削阶级在做婊子时至少会找块布暂时蒙上牌坊,不会直接扛着牌坊卖淫,而美国等西方资产阶级则会直接躺在牌坊上卖淫。这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比中国资产阶级成熟的地方——无论做婊子到什么程度也绝不丢掉牌坊,永远声称自己是烈女、处女。西方资产阶级就是凭借这种阶级的成熟性麻痹了印第安人,在自由女神像下残暴灭绝了当时占世界人口1/10的印第安人,而没有留下一个字的历史谴责,包括当时最伟大的人权思想家、理论家和文学家,都没有对美帝国主义灭绝印第安人有过哪怕是一个字的批判。这就是美国资产阶级成熟的地方。
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阶级不成熟及其天然的软骨病,决定了他们既不可能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也不可能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只能成为对内依附官僚阶级,对外依附帝国主主义的依附性剥削阶级。这种内外依附性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会造成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两面摇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是革命对象和反对派;改革开放后更是成了私有化改革的主力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运输大队长”,竞相把中国财富输送到美欧等西方国家(第一个“运输大队长”是国民党蒋介石,把美国的武器装备输送给了共产党武装力量)。可以说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除了建国初期因无力反抗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得不接受国家的和平赎买政策,促成了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和平改造之外,几乎没有过什么积极作用,给中国带来的几乎都是灾难。正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不成熟性,决定了他们无力维护国家利益,遇到外来侵略便会出卖国家,而不是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把国家看作是对外抢劫的武器,像战士守护武器那样拼命守护国家。这就是西方资产阶级大都是爱国主义者,中国资产阶级大都是卖国主义者的根本原因。
当然,中国资产阶级的依附性也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内依附官僚阶级,对外依附帝国主义。这种两面依附性决定了如果中国官僚阶级对外坚决抗战,依附于官僚阶级的中国资产阶级就有可能会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抗战力量;如果中国官僚阶级对外投降,中国资产阶级就有可能会成为投降力量。之所以说有可能,是指中国资产阶级最终会成为抗战力量还是投降力量,不仅要取决于中国官僚阶级的对外立场,还要取决于中国官僚阶级与美国帝国主义联盟的力量对比,只有在中国抗战力量大于美帝国主义等外来侵略力量的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才会成为抗战力量。否则,中国资产阶级就会成为投靠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的汉奸力量。一旦出现那种状况,与外资共同控制了中国2/3资源和财富的所谓民营经济(几年前中国法律已规定中国国内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全都属于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目前国内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各占中国1/3的资源和财富)就会成为美国等西方侵略力量的资源和财富,中国的情况将会十分危险,危险程度将不会亚于近代以来任何一次外来侵略。
写于2024年5月10日,修改于2024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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