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年前，笔者正在忙毕业的事情，当时两大左翼网站同时刊登的一篇题为《张钦礼魂归故里》的报道忽然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2004年5月17日上午，张钦礼同志的骨灰被送回故乡——河南省兰考县南彰乡张庄村。
在没有人通知、更没有人组织的情况下，运送骨灰的灵车刚刚驶入兰考县境内，就被早早等候在沿途路口的十万兰考来百姓拦住，他们在路旁摆放了祭品，打出了悼念张钦礼的条幅，哭倒在张钦礼同志的遗像前……
在那个已经被市场社会塑造得极其自私、冷漠的大环境里，在那个理想主义早已死亡的时代，竟然还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足以让人称奇;
而当时更令笔者感到诧异的是，十万兰考老百姓自发含泪送行的人，竟然还是一个“前落马官员”，哪怕他去世时还是“戴罪之身”。
然而，仔细了解张钦礼同志的事迹之后，笔者却被深深震撼了。
笔者以及与笔者同龄的这一代人，基本都是在伤痕文学的大染缸下成长起来的，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或多或少都存在不少误解。
而我们这一代人在青年时代，能够接受共产主义启蒙或者说是“左转”，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五八炸馆”、“四一撞机”所激发起来的爱国主义情绪——由当时的无比憋屈，而怀念视帝国主义为纸老虎的伟人以及他所开创的时代。
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而言，很容易因为这种朴素的怀念，把那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时代想象成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国”。因而在遭遇到右派拿出另一些历史事实之后，理想崩坏、信仰崩塌，又叛变了回去;或是如当年被觉醒到今天依旧活跃在舆论场的一些人那样，把毛主席仅仅打扮成一个爱国主义者、甚至是民族主义者，而打心眼里却并不认同真正的共产主义，不认同毛主席为实现社会平等所作出的努力。
庆幸的是，笔者在青年时代了解到了张钦礼同志的事迹，透过发生在张钦礼同志身上的事情，看到了一个更加复杂且并不完美的毛泽东时代，而得到了一次充分的“免疫”训练。
1927年，张钦礼出身于张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2年，年仅15岁的张钦礼投身革命，参加党领导的鲁西南抗日游击队，因为表现突出于1945年5月光荣入党。解放战争期间，张钦礼组织后方、支援淮海战役，经历过枪林弹雨，身负重伤，屡立战功。
解放后，22岁的张钦礼当上了考城县县长。1954年，兰封、考城合为兰考县，张钦礼又当上了兰考县的县委副书记兼县长。
上任之后，张钦礼在积极引导全县农民参加互助合作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同时，着手治理当地的风沙盐碱灾害。他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哪里最艰苦他就到哪里，哪里最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在他的带领下，兰考人民经过两年的努力，使全县粮食产量由解放初期年人均300斤提升到1956年的524斤。
1957年4月，整风运动开始，张钦礼深感解放后确实有不少干部变了，他们居功自傲、贪图享受、耍官僚特权威风，毛主席作出的整风运动非常及时;6月，整风转为反右，张钦礼实事求是地坚决打击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同时保护支持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的干部教师和群众。
然而，来兰考坐阵指挥反右运动的河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赵文甫，却压制群众向党提意见，在全县一千二百多干部教师中打出了三百六十个右派;特别是把一张揭发县委组织部长霸占军婚违法乱纪的大字报作者，及二百多签名者一律扣上反党帽子打成右派，在全县造成很恶劣的影响。
面对上级的威压，当时兰考的县委一把手和其他领导成员都无动于衷。这时张钦礼挺身而出，提出：我县干部教师绝大多数是跟党走的，右派是很少数，把这么多帮助党整风提意见的干部教师打成右派违背党的政策，应该纠正。
这一下子惹怒了赵文甫，他一句话把张钦礼定成中右，撤销其县委副书记职务，内定限制使用;反右结束后，还将那位县委组织部长调到邻县又提为副书记。
1958年大跃进，河南第二书记吴芝圃和刚晋升为副书记的赵文甫、省委常委秘书长戴苏理等人的推动下，河南省成为共产风、浮夸风为主的“五风”重灾区。吴芝圃等人在全省县长会议上大反右倾，给下级层层加码，很多县长顶不住压力虚报产量、乱定计划。张钦礼却在会上不随大流、不说假话，如实汇报兰考的实际产量和计划数字，还直言会上报的数字有虚假，他不相信一亩地能打几千斤。这引起了吴芝圃的强烈不满，在会上将张钦礼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一年，工资降三级处分，下放农村监管劳动。
在下放劳动期间，张钦礼亲眼目睹“五风”泛滥成灾，加之自然灾害，兰考群众食不果腹，又惊闻信阳出现饿死人情况，张钦礼冒着被吴芝圃进一步恶整的危险，跑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情况，被周总理称赞为全国第一个来北京向党中央反映下边真实情况的县长。
周总理打电话给当时的河南第一书记刘建勋，给张钦礼平反恢复工作。一回到兰考，张钦礼就投入到纠正“五风”、组织救灾、恢复生产的工作，还把补发的监管劳动期间的1240元工资， 全部捐给救灾办公室。
1962年12月，焦裕禄调兰考任第一书记，张钦礼和焦裕禄彻夜长谈、一见如故，从此同心协力，团结全县干部群众，投入战胜灾荒、从根本上降服风沙盐碱灾害改变兰考穷困面貌蓝图的艰苦战斗中……经过一年零三个月披风沐雨日夜奋搏，终于在初步战胜灾荒的同时，彻底查清了全县风沙盐碱形成的来笼去脉，绘制出根治“三害”改变兰考穷困面貌的蓝图。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逝世，张钦礼为失去焦裕禄这样一位他十分敬重的好班长而深感悲痛，决心把焦裕禄的英雄事迹加以总结、宣传，以动员全县人民为改变兰考穷困面貌而斗争。他写报告给河南省委，向新华社来访的穆青等人倾诉焦裕禄的事迹，最终促成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诞生。不过，这引起了省委吴芝圃等人的记恨。
1966年5月“运动”初起，当张钦礼正带领全县人民为落实蓝图战天斗地时，时任兰考“四清”工作团团长的秦一飞等人却操纵兰考的一些县直干部，将张钦礼打倒，挂牌游街、残酷批斗;1967年1月，开封军分区介入兰考运动，把张钦礼抓进监狱，多次逼迫他承认捏造焦裕禄事迹;跟随焦裕禄、张钦礼战风沙盐碱的1260多名骨干积极分子也被抓进监狱，让他们揭发张钦礼;县委副书记张邦兴、县人民银行行长杨孔召被逼上吊自杀。他们还关闭了焦裕禄纪念馆，焚烧了宣传焦裕禄事迹的资料。
1967年6月，周总理亲自过问河南问题，指令河南省军区立即把张钦礼及河南全省所有一起入狱的人员全部释放，并把张钦礼送到北京，张钦礼才结束了五个多月的牢狱之苦。回到兰考，张钦礼被任命为县革委主任，立即重新投入大战风沙盐碱“除三害”的战斗。
然而，原先的势力并不甘心失败。1971年初，时任河南第二书记、省军区副政委的王新以提任张钦礼为豫皖苏人防委员会主任、兼信阳地革委副主任的名义，将张钦礼软禁到了大别山，到张钦礼老家逼死了张钦礼的老母亲;穆青得知张钦礼被软禁的消息后，立即反映给周总理，周总理才将险些被迫害致死的张钦礼又一次解救出来。
九一三事件之后，王新倒台，张钦礼重新回到了兰考，再次带领全县人民恢复了落实蓝图的战斗：
1973年冬，张钦礼把全县农村青壮年两万人组成民兵师，带领他们开赴引黄灌淤工地，结合训练民兵，行动军事化，冒严寒日夜奋战，一气开挖干渠160华里，动土300万立方。
1974年黄河秋汛来时，兰考人民利用新挖成的干渠引黄河水在沙碱地灌淤，西半县8个公社的沙碱地普遍淤上一层厚厚的黄泥，改土一年大见成效。
1975年又分三路引黄河水灌淤东半县，到1976年东半县的改土任务也基本完成。加上1969年以来的灌淤成果，经张钦礼之手，全县26万多亩沙荒盐碱地全部变成良田，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
到1976年底，全县打井6000眼，建大中型提灌站16座，实现了人均七分旱涝保收田，全县农作物产量成倍增长，许多老灾区、贫困队成了余粮队、富裕村……
张钦礼在工业方面也做了很大努力，取得了卓越成绩:
到1976年底，兰考全县建成五个国营大厂，各社镇共建成五十多家集体工厂。县、社工厂认真贯彻了毛主席批示的鞍钢宪法，实行了“两参一改三结合”，极大提高了工人技术人员的主人翁思想和生产积极性。各厂普遍建立了工人、技术员、领导三结合的科技攻关小组，人人动脑筋，改进旧产品，研制新产品。
1974年开始，兰考县机械厂、农修厂生产的砖瓦机、变压器、电动机、深井泵、潜水泵，成为省内领先产品，行销二十多个省区;县机械厂以及两个公社机械厂早于开封市大厂好几年，生产出四轮拖拉机;县酒厂生产的红、白葡萄酒成为香港的抢手货，每年上交国家利税双百万……
1977年11月，正当张钦礼带领兰考人民继续奋战时，又被带走隔离审查了，亲自审讯他的，正是他的老“冤家”——赵文甫、戴苏理……
1979年底，张钦礼被正式逮捕入狱，判刑13年。张钦礼服刑期间，不少兰考群众带上食品跋涉数百里，到豫西新安县矿山劳改场探望。
张钦礼刑满出狱后，无工资无公费医疗，生活费用全靠儿女供给。新闻界闻知张钦礼出狱，蜂拥而来采访，为他鸣冤喊屈。令张钦礼不满的是，这些鸣冤把他说成是受“极左”路线迫害。
为了还毛主席、还毛泽东时代清白，晚年的张钦礼带着一身疾病，把他的坎坷经历写成二十多万字的纪实，要留给后人作历史见证。
2004年5月7日，张钦礼同志目视着病榻前墙壁上让家属挂着的毛主席像含冤告别了人间。
张钦礼后半生坎坷多难的革命生涯，让笔者想起了鲁迅先生的那句“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尽管这污秽并非由革命者亲自造成的，它向我们展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多么的复杂、多么的残酷。
张钦礼在毛泽东时代的不公遭遇，有力驳斥了右派对毛泽东时代的污蔑：一个无限忠于人民、无限忠于毛主席并取得了卓越成绩的革命者，尚不能得到毛主席的“保护”，不正说明毛主席根本不是“一手遮天”吗?
张钦礼的坎坷经历说明毛泽东时代并不完美。不过正是因为看到了毛泽东时代的不完美，我们才更能理解毛主席晚年的努力。
张钦礼代表了一大批在不完美时代遭遇了种种委屈却依旧为着最广大的劳动人民顽强战斗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是我们的榜样，他们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深切缅怀张钦礼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