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一觉醒来收获大闻：

　　分享一段我去年关于朱是西的文字，来自去年10月的文章《川西游记：理塘丁真与南阳迷笛》的第四段：

　　南阳有一个并不算知名的绰号：“金三角”。

　　作为豫鄂陕三省交界地带，南阳与其说“三不管”，不如说“三不疼”，特别是中原进入铁路时代后，南阳曾经“南北交通要道”的显赫地位瞬间不复存在，就此一落千丈，一步步沦为中国有名的经济洼地。

　　不说远的西安、武汉，连省内的郑州都难以辐射，这直接导致南阳近年来在主政官朱是西同志的带领下疯狂扩建第三产业。

　　今年(2023年)元旦，相邻的湖北襄阳在华侨城举行跨年烟火晚会，吸引了超过三万南阳人跨省狂欢，这给了朱书记巨大刺激：“这件事，说句实在话，对我刺激很大。为什么南阳挣钱，襄阳消费呢?说明我们的服务业、文旅文创产业落后，我们应当感到羞耻……”

　　实际上，这位很容易“受刺激”的朱书记不是第一次激动了。

　　看到隔壁襄阳文旅爆火，马上要求南阳大干快赶文旅产业(投资1456亿的中医药文化城，投资44亿的医圣祠文化园，投资108亿的黄山考古公园、投资35亿的卧龙岗文化园、投资60亿的赊店酒镇、投资24亿的赊店古镇、投资16亿的内乡县衙文化旅游区和塘峪康养文旅小镇);看到山东淄博的烧烤热度冲天，马上又召开“烧烤出圈现象研讨会”……

　　同理，看到迷笛音乐节在全国各地火热，朱书记立刻又“自掏腰包”把迷笛请到了南阳——迷笛音乐节的模式是“政府出资，迷笛躺赢”，急于在全国游客、特别是中青年人群中为南阳扩大声望即“举办一个节，带火一座城”的朱书记，对此自然照单全收。

　　早在一个月之前，南阳就开始了全市动员：安全保卫、医疗救助、交通接驳等等工作早就开始了调度联动。音乐节期间，南阳组织了三百多辆接驳车，全市志愿者超过四万人。

　　有市民专门为乐迷提供“免费搭车”，还有远道而来的乐迷把沾满泥泞的鞋子脱在酒店房外，第二天居然发现早已被酒店工作人员洗好放在房门口……

　　音乐节开幕当天，朱书记带着市长等班子成员亲自跑到高铁站迎接乐迷，绝对的天花板待遇。

　　我不否认朱是西书记为领导的南阳市委的敏锐嗅觉和工作辛劳，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从各类文化娱乐项目到今年的迷笛音乐节，南阳市的这些文旅投资大部分是以借债和发行专项债权为资本筹措。

　　未来，是否可以以南阳文旅部门目标中的“每年至少300万游客”为消化兜底，我持悲观态度。

　　看看独山县的毋敛古镇项目，湖南益阳的江南古城项目，山东日照的岚山多岛海项目，河南许昌的三国文化园项目，广西柳州的百朋莲花小镇项目……以及，我亲眼看到的国庆期间都难称热闹的理塘县城。

　　南阳，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比这些城市做得好?像理塘那样用一个微型博物馆的二十元门票赚回动辄几十亿的投资吗?

　　截止目前，我确实没有看到有说服力的投资说明，我也没有查到南阳的文旅投资项目有召开听证会或有政府发布群众意见征集的痕迹。

　　而这些投资一旦凉凉，风险却是在未来由全体南阳人民、甚至远远不止是南阳人民来共同承担。

　　只怕那时，朱书记早已不在南阳主政了……“相信后人的智慧”。

　　去年(2022年)一年，南阳市全市政府债务余额1079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272.22亿元，专项债务余额806.78亿元;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264.8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83.26亿元，专项债务余额181.54亿元;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244.18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经调整后为12.07亿元，专项债务232.11亿元。

　　这个压力着实不小。

　　今年(2023年)5月，有部分被困在南阳高速的收割运输机车主曾向媒体爆料，往年凭借着“跨区作业证”可在全省高速免费通行，今年(2023年)忽然就不行了，收费站以运输车超高超长为由，必须要缴纳高速通行费和罚款才能下高速…

　　南阳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的工作人员随后表示：“往年确实是可以凭借“跨区作业证”免缴高速通行费，但今年4月和5月，国家交通运输部出台了两个文件，要求对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和运输联合收割机的车辆，除了要有《跨区作业证》之外，如果车辆超限，必须办理超限运输证，超限车辆必须缴纳通行费。”

　　然而真实情况呢?

　　今年(2023年)山东、安徽等地也迎来了夏收季节，尤其是在以“进淄赶烤”博出圈的淄博甚至出现了高速收费站给运输车送水送毛巾、交警给运输车队开道的正能量新闻，难道在山东、安徽等地执行的政策不一样吗?

　　来看交通运输部官网上相关文件的原文，全文不但没有补缴通行费和罚款的规定，反而是强调了高效通行，南阳交警这一举措明显不符合该文件的精神。

　　各位明白我什么意思就好。

　　不论这背后的动机和执法逻辑是基于什么，我当然也并没有十足的证据断定南阳交警的举动与地方债务就有直接的联系，但是我依旧认为我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我不希望不久前河北承德发生的那件事今后再有涌现。

　　朱是西书记上一次抛头露面是去年(2022年)5月，他公开声称：“每一位机关干部都是企业的打工者，工资都是纳税人企业提供的。这个意义上，你就是企业的打工者!”

　　今年(2023年)，朱书记再度温暖表态：“我们既关心企业家飞得高不高，也关心你们飞得累不累。南阳一定要拿出最好的资源、最实的政策、最暖的诚意，用制度和法治架起权益‘保护网’，用‘亲而有度’和‘清而有为’搭起政企‘连心桥’，不断提升企业家节的‘含金量’，让南阳成为企业家成长的摇篮!”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党的领导干部，格外关心南阳市资本主义生存状态的朱书记，似乎却忘了自己本地的群众，忘了自己大搞快干的“引进来”项目与本地深层维度中的群众其文化认知和生活习性是否适配。

　　这决定了不可控的风险其后果会由谁来承担。

　　事实证明，这场迷笛音乐节的偷盗闹剧，全体千万南阳人民最终成了互联网上的被声讨者，而不是他朱书记或迷笛方。

　　南阳人民不但几乎没有还口之力，还要被组织者(南阳方面+迷笛方面)看似泼辣凶狠的“反击地域歧视”之间，被绑上南阳市政府“招商引资合理、扩大投入合理、继续扩张合理”的舆论战车。

　　我真的劝朱书记稳重。

　　七年前(2016年)，同样在湖北利川大搞迷笛音乐节等项目以图“宣传城市”而最后于四年前(2019年)因涉嫌严重违纪和职务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利川市委前副书记、利川市前市长张涛，就是很好的例子。

　　恰如朱书记言必称“企业家”、“企业家精神”、“为企业家服务”，同样有两位身位远比他高阶的官员曾给出示范(王富玉、宋亮)

　　就说这么多。

　　1

　　像朱是西等那样的表态，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就在2021年秋天，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舆论场突然流传开来一则让人十分震惊的视频：

　　不同身位的人也对此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和态度，比如有的就弹冠相庆，仿佛找到了靠山和价值依托，掩藏不住的激动简直溢于言表……

　　其实，这则视频是2020年初的旧闻，距当时已一年半多之久，视频中“放狠话”的官员是太原市尖草坪区区委书记、不锈钢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卢俊峰。

　　2020年1月16日，太原市尖草坪区、不锈钢产业园区服务企业发展大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卢俊峰书记发表了这一通“杀气腾腾”的讲话。

　　在当时，视频一出，立刻得到了包括新京报之流等右翼媒体的转载狂欢，阶级抱团的姿态一目了然。

　　2020年1月16日，当时疫情还没有大规模向全国笼罩铺开，2021年秋天开始沸腾的“共同富裕”战略话题在那时也毫无动静，更没有从2020年下半年以来国家连续针对房地产行业、金融信贷行业、教培行业、娱乐文艺行业、游戏电竞行业祭出重拳、整治这些领域过去二十多年来疯狂的资本入侵。

　　所以某种程度上看，这位区委书记当时吐出此言，倒也“可以理解”…

　　进入2021年7月后，当时仅短短一个多月时间，腾讯集团受到六次处罚，其股票应声下跌，市值在7月份蒸发接近1700亿美元。

　　阿里巴巴集团从2020年10月巅峰(股价一度高达320美元)一路跌破，到去年秋天仅200美元，跌去三分之一，十个月的时间里市值蒸发近30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9400亿元。

　　拼多多在2021年2月16日时股价曾达到212.597美元/股，创历史新高，但自此之后持续下降，市值蒸发逾千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6472亿元。

　　黄铮也早就学习马云“提前下台”(不过依然是集团实际控制人)。

　　快手集团那一阶段报83.6港元/股，继续刷新历史新低，最新市值仅剩3484亿港元。自高点以来，快手股价累计下跌超80%，市值蒸发近1.5万亿港元。

　　美团亦然，从2021年2月后股价市值大滑坡，从最高位的3万亿港元跌落到1.3万亿港元，市值蒸发1.7万亿。

　　………………

　　而当时最新的则是恒大集团的高强度爆雷，在许家印个人套现300亿的背景之下，是几十万被恒大系上下游公司坑骗的血本无归、穷途末路无处讨债的恒大员工及家属。

　　这时候，如卢俊峰那样的为企业家当“衣食父母”的官员们，哪里去了?

　　推荐阅读：许家印的败落，新兴资产阶级的原罪

　　你们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却拿资本家当“衣食父母”，那么老百姓在资本面前岂不是要当“孙子”了?

　　像卢俊峰、朱是西等官员那般气势汹汹的话术，我们是听到太多了。

　　上图中海南省的话语，同是在2020年初的全国检察长会议，当时最高检张军检察长亦有表达：“要以更大的力度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切实做到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建议!”

　　我们到底是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

　　半年后，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通报2020年上半年全省检察业务数据。

　　当时，葱省大员竟然也不厌其烦地又引述了一遍张军的名言：“山东省坚决健全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司法机制，对涉及民营企业法人代表、实际控制人、重要管理人员的犯罪案件，稳妥准确把握，能不捕的坚决不捕、能不诉的坚决不诉、能不判实刑的依法提出适用缓刑建议!”

　　我查阅了一下发现，截至2020年8月底，山东省公检法去年上半年的“成绩”确实突出：对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犯罪，不捕145人，不捕率达到31%;不诉446人，不诉率达到17.1%，均高于刑事犯罪总体的不捕率和不诉率。

　　如此做派，不止一个地方身体力行：

　　我们的某些衙役官员，对企业家、对民营资本如此的趋之若鹜、点头哈腰，甚至2020年某大省要员还公开对某财阀头子献媚“政府要当好店小二”……

　　那么有一点我必须在此发问了：反过来，以被企业雇佣的亿万打工人群体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利益，是否得到了官员们同等待遇的保障，以及同等笑脸盈盈的态度?

　　答案，我想是不乐观的。

　　2

　　2021年2月，甘肃甘南某建筑工地内，发生了一起当地一名包工头爬上五十米高的塔吊臂威胁工地负责人并向党委政府施压恶意索要工程款的新闻。

　　经过长达四个小时的教育劝解，该男子从塔吊上爬了下来，然而却被依法以“扰乱社会治安秩序”，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

　　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官方同时给出了提示：“对用跳楼、跳塔吊或暴力极端行为恶意索要工资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以“零容忍”的态度依法严厉打击处理;对以农民工工资拖欠为名聚集讨要工程款、材料款等恶意讨薪行为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建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为了塑造“良好营商环境”，不惜给合法讨要工资的农民工冠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词“恶意讨薪”?

　　所谓“恶意讨薪”的反面是什么，那就是“合理欠薪”。

　　还记得2021年1月时，曾被这样一条新闻震撼得头晕目眩：江苏泰州海陵区的一小区附近，一名外卖配送员将汽油浇到自己身上后，当众点燃自焚。附近商户发现情况后立即上前灭火施救。

　　但是火灭后，外卖员自行爬起、拒绝前往医院救治，并表示：“我连命都不要了，无所谓，我要我的血汗钱!”

　　熟悉的欠薪，熟悉的外卖小哥，熟悉的互联网大厂。

　　就在这则悲剧发生不久之前，某家新兴电商财阀面对公司员工加班猝死案件时高高在上所语“底层人拿命换钱”，仍犹在耳。

　　热衷给企业家当店小二、拿资本家当上帝，那么在某些乐于与资本亲近、与企业纠缠不的大员高官眼里，那些手无寸铁的讨薪人，又是应该被如何定义和对待呢?

　　2021年4月15日时的国家安全教育日，首都朝阳区的警企两界举行了一场“跨界联合反恐演习”，而演习活动中的“恐怖分子”，竟然是一位举了一块写着“还我血汗钱”纸牌、在商场里讨薪的农民工……

　　又是“恶意讨薪”，且直接被设定为“恐怖分子”。

　　最终，朝阳警方与商场保安左右夹击、出动了防暴盾牌将该名“恶意讨薪”的“恐怖分子”成功制服，演习大获成功。

　　这是第一次吗?

　　早在2009年，为了迎接亚运盛会，广州公安就举行过针对“工人为了讨欠薪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维稳反恐演习。

　　当时的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市总工会副主席刘小钢，是少有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站出来说句人话的同志：“作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我觉得公安部门这么做不太好。”

　　十年后，还是在广东，2019年深圳公安“海陆空三栖反恐演习”震撼上演，足有超过一万人参与，深圳警方又是催泪弹又是防暴枪的，好不热闹。

　　结果定睛一看，好家伙，敢情威胁我国家安全的不是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航空母舰，而是高举“还我血汗钱”“违法欠农民工工资，良心何在”等标语、高喊“还钱”的农民工兄弟!

　　维稳维得屁股歪上了天，这就是“良好的营商环境”吗?

　　我突然想起了旧社会时的蒋记国民政府……

　　毛主席曾有指出：“应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介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

　　工人罢工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时刻宣示本阶级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地位，用以警醒那些不事劳动、高高在上、只会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和把权持章的尸位官僚。

　　上述的甘肃甘南那则所谓“恶意讨薪”新闻发生后，当地州官方做出了回应：“该警情信息发布过程中，用词不当、表述不准，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反映出合作市公安局在具体工作中存在信息发布不严肃、干部作风不扎实等问题。对此，州委、州政府负有领导责任。”

　　从法治角度讲，“恶意讨薪”的表述显然不是什么法治语汇，而是妥妥的官方情绪输出的一时口快。

　　而这种一时口快的背后所反映的，是为官者政治身位的歪曲。

　　法律概念上的“恶意”，在合同法领域与诉讼概念范畴中，无论是“恶意串通”还是“提起恶意诉讼”都是指行为人没有合法的权利基础却故意捏造假象、会对他人正当权益造成非法侵害的行为。

　　因而，“恶意”和“讨薪”的组合搭配绝对是不妥的，讨薪者的“薪”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就算在讨要行为与情绪表达上有不当甚至失控，也不能作为反推出其主观上有“恶意”的理由。

　　这些年来，从建筑行业普遍建立工资保障金制度，到刑法中设立罪名“恶意欠薪罪”，到司法部开通“农民工欠薪求助绿色通道”，再到国务院颁布我国首部保障农民工工资权益的专门性法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家已经是明确要求实现违法欠薪“两清零”目标，都旨在为农民工等群体讨薪提供强力保障。

　　在此背景下，某些地方官僚还胆敢包庇民营企业，以“恶意讨薪”的用词、以其内嵌的贬抑性色彩，与国家政策法规对合法讨薪行为的“撑腰”姿态唱反调，是否过于胆大包天了?

　　3

　　不禁提醒：在张牙舞爪得为资本家“保驾护航”的同时，千万别让油腥沾了自己的座位。

　　抹了油的官位是坐不稳的，稍有不慎就容易滑下来。

　　2021年8月16日曾上演过一出政坛小风暴：五分钟，四只老虎落马。

　　这其中，宋亮和王富玉算是两只“明星老虎”了，落马不久前他们都曾在公开场合极度油腻得向企业家们大肆献媚。

　　五年前的4月，宋亮在千名企业家参加的所谓“中国绿公司年会上”，曾红光满面得宣称：“我们甘肃将继续以‘店小二’精神、‘保姆式’服务营造营商环境……谁跟企业过不去，特别是民营企业过不去，我们就跟谁过不去!”

　　王老虎更甚，早在2014年主政贵州政协时就发表过“税负重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暴论。

　　中国的民营企业早已是世界上发达/发展中国家里，最会避税也最容易避税的了，国内避税、国际避税和税负转移转换腾挪，国内早已形成了“精英暴富且避税花样多、百姓赤贫且老老实实缴税”的怪像。

　　凡是在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以及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产业区、保税区设立的生产、经营、服务型企业和从事高新技术开发的企业，都已可享受较大程度的税收优惠。

　　某些服务业，如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残疾人福利机构提供的养育服务，甚至免缴营业税。

　　更别提中国至今连遗产税都没有，我们执政党的某些地方官员居然还要叫嚣给企业减税?

　　在过去，我们时常喜好挂在嘴边、包括连一些看似很“爱国”的粉红人士，在谈及经济话题时都乐衷使用一种话术：“企业创造了多少多少就业机会”。

　　比如赞美某某企业时，张口就来、大义凛然地吹捧它为当地解决了如何如何的就业困境、创造了如何如何的就业生态。

　　这不就正是自2020年9月以来恒大集团逼宫广东省人民政府的路数吗?

　　“我尾大不掉，我便大而不倒，否则血流成河，您当官的到底救不救我，您看着办吧。”

　　这种流氓逻辑竟能成为金科玉律，让包括诸多粉红党在内的群体也时常为资本摇旗呐喊，实在是时代悲剧，更是一种政治倒退。

　　到底是企业养活了工人，还是工人养活了企业?

　　到底是地方政府与当地百姓应该感谢企业，还是企业应该对地方政府与为企业创造财富的当地打工人们感恩戴德?

　　黄四郎说：“每天眼一睁，几百人吃喝拉撒等着我伺候”。

　　这一句话就说得精神资本家们泪目涟涟：“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太不容易了，养活了那么多工人!比如阿里和拼多多这种电商地主，给了那么多底层屁民‘拿命换钱’的机会!我们要向马粑粑们叩拜!”

　　盆友，听过这么一首歌吗：《谁养活谁》——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

　　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

　　耕种锄割全是咱们下力干。

　　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

　　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瞧一瞧，

　　没有咱劳动，棉花不会结成桃，

　　纺线织布没有咱做不了，

　　新衣裤大棉袄，全是咱们血汗造，

　　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谈一谈，

　　没有咱劳动，那里会有瓦和砖，

　　打墙盖房全是咱们出力干，

　　自己房两三间，还有一半露着天，

　　地主不劳动，房子高又宽。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想一想，

　　创造世界全是咱们的力量，

　　吃穿用住生活不能少一样，不是咱送上粮，

　　地主早已饿断肠，到底谁养活谁，不用仔细想。

　　谁养活谁，大家来看一看，

　　没有咱穷人开荒山，财主哪来的千倾田?

　　没有穷人来种地，财主家粮食哪能堆成山?

　　没有穷人把屋盖，财主家哪有楼堂瓦舍一片片?

　　没有穷人种棉养蚕纺线和织布，财主家哪有绫罗绸缎穿?

　　想一想，看一看

　　穷人养活地主还是地主养活咱?

　　想一想，算一算

　　咱穷人养活地主多少年?

　　不信神，不靠天，全靠党把身翻。

　　斗倒地主和恶霸，封建势力连根端。

　　斗倒地主和恶霸，也有吃来也有穿。

　　斗倒地主和恶霸，穷苦大众坐江山!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很清楚：“所谓资本迅速增加对工人有好处的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把他人的财富增加得越迅速，工人得到的残羹剩饭就越多，能够获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越多，依附资本的奴隶人数就增加得越多。”

　　四十年来，中国人对民营企业的崇拜迷信已至癫狂，这是一种时代性的情绪。

　　不论这些所谓企业家们在国内如何骄奢淫逸祸众、如何操弄金融割韭、如何大兴离岸避税、如何传递腐化价值取向(甚至还有儿子侮辱我军戍边烈士的)——只要有钱，都可以是成功学的主角，受到万众瞩目之推崇，受到各路媒体文人趋炎挥毫，受到亿万精资跪拜认爹。

　　电影《唐人街探案3》中所描述的“真正的完美犯罪”，大抵如此。

　　极端市场化、全局自由化等论调旋即被催生，其背后的底层逻辑是境内境外资本通过洗脑蛊心，以达到经济领域乃至政治领域去国有化、去党领导化的诉求。

　　这种诉求不仅仅是在民间，包括庙堂之上的某些势力。

　　还记得2020年疫情后的“央视配音门”吗?这我不多说了，不让说。

　　那么，还记得2021年篡改领袖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的大裤衩央视吗?

　　当时，最终是逼得火箭军(十八大后军改中诞生的新军种，领袖的部队，人民的部队)的官方账号亲自下场、出来刊发了《意见》全文，以正舆论视听。

　　如此自上而下对民营经济、对资本主导格局的孜孜追求，四十年孵化至今，已成一种无法摆脱的群像。

　　然而，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也是官方宣传战斗力羸弱之体现)的，是事实上我国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尤其是经历过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风潮后，仍旧可以屹立于东方大地、没有改弦易辙变色、没有步苏联亡党亡国后尘的最大法宝，正是在于我国拥有一大批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

　　是他们，在关键时刻支撑住了共和国的根基，也稳固住了公有制的基本盘、稳固住了全民所有制的利益。

　　乃至于20世纪末经历过一波残忍的解体浪潮、一股相当规模的私有化手术，仍能最大限度地守住红线，最终让我中华不至于如苏俄、东欧、拉美那般被西方跨国财阀们吸干吃尽。

　　正是这些规模庞大、且一直坚持政治挂帅的、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之存在，中国才足以在各个关系到国家命脉安危和人民民生福祉的核心领域，去同西方国家那些(通过殖民侵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孵育了百年之久的强大的跨国公司们相抗衡、相竞争、相对峙。

　　指望市场经济?指望民营资本?指望买办救国?

　　中国早就八块化了!

　　4

　　在1975年的宪法中，第二十八条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那是罢工权第一次出现在新中国的宪法之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1978年我们再次对宪法进行修订，第四十五条仍然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1979年和1980年两次对宪法进行改动，但这个第四十五条仍得以保留。

　　不过，在1980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的第三次修宪之后，在1982年宪法中有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罢工的自由被删除。

　　1997年10月27日，我们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又通过了《关于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决定》。

　　依据这一决定，2001年5月27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已在中国正式生效，成为中国正式的法源，其第八条第一款(丁)项规定：“有权罢工，但应按照各个国家的法律行使此项权利”……

　　上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决定》在加入时所作的相关声明中，并没有对第八条第一款(丁)项作出任何保留性声明。

　　2006年，《劳动合同法》第一次审稿对全社会公布，在纸面上它是一份侧重于劳工群体的法律条文，但是瞬间引发了资本家群体的群起攻之。

　　华力集团董事长汪力成第一个站出来：“这么重要的一部法怎么没有征求浙江企业家的意见呢?”

　　随后是深圳某科技集团总裁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发表匿名观点：“劳动合同法是‘未富先娇’——名义上是在保护劳动者，实际上劳动者(利益)的源在哪里?是在企业身上。中小企业运营成本已经非常高了，新法让成本进一步加大。”

　　2006年4月23日，在上海关于《劳动合同法草案》的研讨会上，上海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徐婷婷在发言时威胁：“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

　　再然后就是洋大人亲自下场讨伐，欧盟商会直接上书给全国人大，认为《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会“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再再然后又是美国商会：“这样的做法，会让中国的投资环境变得消极起来……”

　　群情激奋之时，“教父”柳传志出来添柴加火“稳定军心”：“《劳动合同法》我们看了以后，其实还是很紧张的。我们还是太注意照顾现有企业里面员工的利益，而这种东西，实际上对于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实际上这么做，还是会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引起问题。”

　　博弈的结果是，《劳动合同法草案》进行了十一个方面的重大修改，其中八个方面是考虑了资本方的意见。

　　全国总工会对此的评价是：“不得不做出一些倒退性让步”。

　　而媒体人杨军当时的评论很直接：“参加博弈的仅仅是几百名专家与一些被邀请咨询的异常活跃的企业家代表，劳动阶层本身并不在博弈过程当中。谁来代表劳动者的利益?”

　　对民营企业的吹捧和对市场经济理论的迷信，实质在1992年被定调，于2001年后沦为一种政治正确。

　　以至于二三十年来，在2012年十八大之前，国有企业和「党的领导」逐步被边缘化，特别是在與宣领域更是不受主流媒体的待见。

　　但其实仔细查阅数据和真实的现实，不论是国计还是民生，国有企业依旧是共和国响当当的招牌，「党的领导」依旧是社会主义经济金闪闪的大旗。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欧盟工业研发投资排名》，2018年时投资规模中国第一的华为公司在世界排名第五，当时就有声音在聒噪：中国的国有企业都不搞研发、只会混日子?只能让华为撑门面?

　　这显然是无知中的无知。

　　除了华为这个顶级民企大咖(实际也已经深入嵌入国家战略版图)，事实上中国的绝大部分科技研发重任都是在由国有企业在承载。

　　可以看一看当前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研发支出，排名如下：中国建筑(218.72亿)、中国石油(214.1亿)、中国铁建(165.25亿)、中国石化(155.39亿)、上汽集团(147.68亿)、中国交建(126.47亿)、中国通讯(125.48)、中国中车(122.65亿)………

　　清一色的国有企业。

　　中国的国有企业从来就不是过去许多年里被南方系媒体与体制内经济专家们定义的所谓“依靠垄断赚取利润、科技研发一毛不拔”。

　　相比于日韩等看似经济发达、实则没有主权的半资本半殖民地国家只能在半导体、钢铁、汽车、电子等领域创造本土托拉斯巨头，而如能源开采(比如石油天然气)等核心领域依旧是欧美跨国财阀掌控的窘境——中国的一大批“中字头”国有制造集团，则完全是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的象征。

　　像中石油(旗下已有37家石油装备制造企业)、中石化、中海油等，就硬生生从欧美油气集团的垄断格局里(石油开采其实是妥妥的高科技产业)分了一杯羹。

　　如果中国把这一块领域让给了“市场经济”、让给了民间企业，那么国有资源的控制方会迅速在欧美资本的侵略下买办化，属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源也会一夜之间被殖民化。

　　在军工领域，中国国有企业的成绩更是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标杆：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统计，2015至2019年的世界军火出口情况，排名前10的国家中有8家都是白人国家，只有第5位的中国和第10位的韩国是非白人国家(但韩国事实上还不如以色列)。

　　要知道，美国的军火出口占到全球份额的36%，俄罗斯占到21%，中国能够在已经极为狭窄的赛道里杀进前五，这里面正是我国军事制造国企实力强大的体现。

　　比如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方工业公司)，世界500强第140位，生产出了99A坦克、红箭10反坦克导弹发射车、04式步兵战车等;

　　再如千寻位置公司，它是北斗导航系统的技术支撑;

　　再如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南方工业公司)，世界500强第367位，重庆长江汽车、江西江铃汽车等都是它的子公司，还有天威保变电气(中国最大的输变电设备专业制造企业之一)也是它旗下。

　　再如中航工业公司，众所周知的沈飞和成飞两大飞机制造厂均为其旗下，是白人国家企业外，世界上唯一能够制造喷气式舰载机和第四代战斗机的机厂;

　　再如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旗下江南造船厂在2017年夏天下水了我国首艘055万吨国产驱逐舰(去年1月服役)，旗下的大连造船厂更是中国的航母基地，不用多介绍。

　　…………………

　　近四十年来，随着“一切向钱看”“一切唯GDP至上”的思维束缚，对待国企和民企的评价出现了西化。

　　需要看清的是，国有企业很多时候不仅仅是为了利润，更是为了承担社会责任和国家相关领域的命运前途。

　　像熟知的中核集团——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它既是对外担负着为我国寻找矿产资源的任务(2019年收购纳米比亚的罗辛铀矿，跻身世界前五大天然铀供应商)，又要对内肩抗扶贫脱贫的重任。

　　2019年，中核集团的四个全国指定定点扶贫县：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宁夏同心县、陕西安康市的浔阳、白河两县，全部摘帽脱贫;中核旗下的各个单位在全国超过二十个省市还支援了五十多个县的脱贫攻坚战，甚至还有干部因公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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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不是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外域外资在中国能够扛起的。

　　哪怕某些民企搞“慈善”、搞“环保”也看似风生水起，但“利润当头”“慈善粉饰”的外皮下，资本家搞慈善，2021年，民众应该不那么好骗了。

　　我只想说，在长久以来的宣传层面，对于我们的国企和民企的区别对待、两面口径，媒体群体是不是也该整顿整顿了?

　　真正不搞研发、不搞制造业而只想着玩金融算数游戏和消费主义洗脑陷阱，然后败坏了年轻人的消费风气、抬升了年轻人的生活就业压力之后，又反过来来奚落年轻人被迫“躺平”是不求上进之表现的——到底是国企，还是民企?

　　动辄席卷舆论、收买控制媒体将自己吹上天际的某些民营财阀，每每真到了自己一再作死而无法收场的地步时，不还是得哭天喊地得要国家出手、要国企下场捞救自己?

　　一次两次，两次三次，那么我又想问了：属于全体人民的国有企业资产，凭什么一次次地被拿来给这帮烂泥扶不上墙、只会满世界海岛注册离岸避税公司的私企做兜底?

　　某些官员一见到民营资本家就恨不得点头哈腰、召集管辖区域内的群众待其如救世主般的群媚，当休矣!

　　跋

　　爱因斯坦在1949年5月目睹了美国财阀收割了世界大战的红利后，说过这样一段话：“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些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结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不充分保护人民中无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

　　恩格斯也曾指出：“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阶级的个别人物，但是我们绝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集团。”

　　回顾一下1921年夏天的南湖画舫，我们党的纲领吧：“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某些对民营经济趋之若鹜、对警惕民间资本者“杀气腾腾”的官员，我很愿意引用一句列宁同志的话：“徒有虚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

　　列宁同志还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有过一句更辛辣的揭露：“当资本力量雄厚，奴役着千百万劳动者、奴役着整片整片地区的时候，它便开始直接地和肆无忌惮地对政府施加压力，把政府变为自己的仆役。”

　　社会主义中国想要永葆工农阶级的主人翁利益与地位不受伤害，想要永葆与世界发达国家(通过殖民侵略实现)的先进生产力进行抗衡的工业实力，不二选择即是做大全民所有制下的国有企业资本。

　　只愿那些蝇营狗苟不要负隅顽抗得想着蚍蜉撼大树，小心“撞得头破血流”。

　　作为党的官员、人民的公仆，请时刻记住毛主席的话：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1952年6月。

　　“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 1953年9月。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 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 197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