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6月28日)，媒体报道了“6·24苏州持刀伤人事件”见义勇为的中国女子胡友平，“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的消息之后，互联网上突然冒出一堆莫名其妙的声音，吃起了胡友平的人血馒头。

　　例如，某公共知识分子声称：“一个平凡普通中国女性让这个堕落的族群留住一点颜面，一点尊严”。

　　看到这段话，笔者顿感像吃了一只苍蝇一样恶心。

　　“苏州伤人事件”嫌犯的作案动机至今还没有公布，可能是嫌犯报复社会的随机伤人事件(只是恰巧发生在苏州日本人学校旁边的公交站)，也有可能是凶犯与遇袭日本母子的私人恩怨，当然也不排除这位公共知识分子所指责的“‘仇日恨美’的‘恐怖主义’行为”的可能——尽管根据中国社会的过往经验，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苏州警方公布调查结果之前，以上关于作案动机的种种猜测，都仅仅是猜测;而这位公共知识分子却言之凿凿地将嫌犯作案动机锁定在最不大可能的一种可能性上，进而上升到对中国人整个“族群”的污蔑和诋毁。

　　极端民族主义者固然令人作呕，他们要么是替资产阶级转嫁阶级矛盾、达成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的坏人，要么是受了前者骗的狭隘无知的蠢人，而这位公共知识分子又是什么货色呢?

　　翻看他以前的微博，充斥着大量赞扬日本及日本民族、丑化中国及中华民族的言论，为了赞扬日本甚至不惜传播“全世界只有日本没有假钞”之类的弱智谣言，这就是典型的“逆向种族主义者”——他们口口声声反对民族主义，却只反对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无限拔高别的种族来矮化中华民族。

　　日本假币少，但绝不是没有

　　当然，上面只是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搞“逆向民族主义者”的日常操作，笔者随意浏览了一下他的微博，最恶毒的还是下面两类内容。

　　一类是美化日本侵华战争，例如下面这条讲“东北重工业基地是日本建设的”：

　　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首先，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洲国建造钢铁业，绝不是大发善心造福中国人民，它恰恰是为了就地疯狂掠夺中国矿产资源、残酷压榨中国劳工，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全中国、残害全体中国人的罪恶目的;至于建造所谓飞机修理厂，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

　　其次，“1945年伪满生产总值超日本”就是一条典型的谣言，被公共知识分子传播了多年。

　　1937年日本本土工业产值约130亿日元，但同年伪满工业产值尚不足10亿日元，1940年时伪满洲的工业产值才26.47亿日元，同时期日本工业产值已经逼近190亿日元，而1945年因为日本中途战败，统计数据是缺失的。但差距摆在那里，根本不可能在五年之后出现“伪满生产总值超日本”的情况。

　　1938~1944年伪满洲国的钢铁总产量是430万吨，同样是38年到44年日本本土钢产量是4,768万吨，相当于伪满洲国的十一倍多。可见，伪满洲国的工业能力比起日本本土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而按照这位公知的逻辑，难道我们还要因此“感恩”这样的侵略者?

　　另一类就是对毛主席建立的红色中国的恶毒攻击，例如下面这条，在卢沟桥事变纪念日讲“日本是侵略者，而最凶恶的侵略者还不是日本”：

　　那么，他口中的“最凶恶的侵略者”指的是谁?同期的微博已经言明：

　　当然，翻看此人的微博，与其他公共知识分子一样，也不乏恶毒咒骂毛主席的内容，因为内容太过辣眼睛，这里就不截图了。

　　该公共知识分子的上述“逆向种族主义”言论并不稀奇，作为他们鼻祖之一的刘公知曾经抛出过“中国需要被西方(帝国主义)殖民300年”的惊人言论。

　　所以，“逆向种族主义者”与“极端民族主义者”根本就是一丘之貉，区别只是后者是服务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前者则是服务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回到“苏州伤人事件”嫌犯作案动机的猜测上，即便最微乎其微的情况发生了，这在今日的中国也只是极端个案。

　　“极端民族主义者”贩卖各种阴谋论，或是鼓噪在华日本人学校“隐藏着日本谍战阴谋”，或是鼓吹日本人学校背后是“日本换国计划”，一个比一个耸人听闻，掩盖了“日本人学校”出现的大背景，其实是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引进外资。

　　“极端民族主义”的抬头，根本上是思想领域非毛化的结果。

　　1941 年 5 月，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正式开学，毛主席亲笔题词 ：“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

　　从1941年到1945年，先后有几百名日军战俘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得到思想转化，他们把这里称为“熔炉”。这些日本战俘通过改造成为帮助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同盟军，很多反战人士熟悉日军内部情况，在战场上发挥了普通八路军战士无法起到的作用。

　　在今天，那些没有被蒙蔽的普通日本人民，同样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反对日本右翼政府的新军国主义政策的。

　　试想，如果不是毛泽东思想的被“式微”，又怎么可能让极端民族主义在有着社会主义传统的红色中国出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