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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说人话吧：被剥削者用延长的劳动寿命，供养既得利益者们的权益得以绵续。
同时，作为现实层面某些紧迫任务（破解国家经济恢复难题、消解地方巨额债务、疏解各地政府财政困境、缓解社保支出压力）的需要，延长这一代人的劳动时间以赶在下一代人口规模必然滑坡之前解决眼下困境，或许也是不难理解的……
当眼下处于劳动资源输出一方的人们不愿意再为国家生育“红利”，那么国家只能要求这些群体自己去成为“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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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以日本、韩国两个东亚邻国为例，事实上我们确在诸多层面已经步了这两个人口稠密、阶层固化、贫富分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尘。
在日本，“老年破产”一度成为普遍现象，战后出生的第一代日本人曾被称为“团块世代”，是60年代中期推动经济腾飞的主力劳动者，他们曾被认为是“富足的一代”，
然而，“团块世代”却在晚年陷入贫困。
这部分人群步入40岁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许多人由此失业降薪。
他们的父母大多长寿，需长期护理；子女则出生于第二代婴儿潮，遭遇就业冰河期，约三成都处于失业或灵活就业阶段，也需要自己的支持。
如今，年逾古稀的“团块世代”如仅靠退休金，家庭收支将入不敷出，不得不持续出门工作，“安享晚年”沦为无稽之谈。
至于年轻人，还记得2022年刺杀安倍晋三的山上彻也吗？此人以临时工为生——临时工制度，就是安倍十年前上台后推出的重要“企业脱困制度”，去掉终身雇佣制的紧箍咒“给企业松绑”，伤害的自然是成千上万的临时工群体。
日本大家族大门阀控制的企业再度“迸发活力”，频频出海兼并收购，但日本国内内压绷紧几乎沸腾。
2012年安倍上台之后，日本十年内货币扩张约五倍（印钱刺激借贷和消费），但是日本流通中的货币量却增长不到一倍。
日本的平民百姓根本没有兴趣去借贷创业、逛街购物、吃喝玩乐……反而，「宅」一族、「丧」一族、「不恋不婚」一族的数量在平成时代的高规模之上进一步扩张。
目光回到中国。
中国老龄化全国委员会（CNCA）预测：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预计将在2050年左右达到4.87亿的峰值，接近中国人口35％。
我们这些90后们老了以后会遇到的景象可能是：你走在中国的大街上，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是超过60岁的老头老太。
不仅老人的占比会增加，老人的寿命也在涨。
1950年，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是40.8岁；1978年，66岁；2021年；78.2岁。
《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曾预测，2050年，也就是90后可能都还没退休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会达到85岁。
这是一笔巨大的养老支出，足以压垮每一个人。
按照中国逐年下降的生育率（以1.2的综合生育率）计算的话，至2050年，21世纪的“30后”开始步入职场，那时候的抚养比将超过50%，也就是平均两个年轻人养一位老人。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在2019年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显示，预测养老金收不抵支将出现在2028年，到2035年将耗尽累计结余。《学习辅导百问》一书中也强调，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计到2029年首次出现收不抵支，到2036年累计结余将耗尽。
但是，在我看来，养老压力、社保困境，这并不是简单的“老人太多”的祸因，“老有所依”这本就是社会主义应付的制度责任与应显的制度优势。
如果老人成了一种“负担”，那恐怕是某些层面出了问题。
眼下，延迟退休（包括实际在进行的社保改革）政策产生的根本原因都是二十余年前阶级结构被打碎后所埋下的「经济空账」的雷。
以及，在全民“心照不宣”的「养老多轨制」体系下愈发难以为继的“供养困境”。
于是，无奈当下只能将压力压向了“橄榄球”中部的最广大劳动力。
这个巨大的雷，在此前“埋头苦干”的岁月里暂且被掩盖。
所谓“黄金十年”的创富热潮，一方面能够堵上血汗工厂里的上一辈人的双眼双耳甚至嘴巴，另一方面能够造富一批以地产寡头为典型的世纪之交大震荡的权贵受益者们，再以他们的资本反哺财政，继续将埋下的雷推土掩盖，致使连续二十年「空账」得以不空。
走钢丝看似颤颤巍巍，倒也得以维系。
200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正式下发，明确“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这就让房产业巨贾们摇身一变从昔日土改中的被专政对象“翻身”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提供了强力的法统支撑。
黄金十年，量化国民经济的唯一指标就是GDP，所以完全可以说：GDP绑架了房地产，房地产绑架了银行（放贷），让新时代的房产寡头们一跃而成各处座上宾的同时，经济数据也在彼此的绑架中飞跃升腾，当时哪有人想到身后事。
但是时间来到近年，钢丝终归是要断的，雷注定是要爆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无奈。
回看1988年，《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发布，第一次提出“住房商品化”的概念，第一次明确一个全新构想：
使住房这个大商品进入消费品市场，开发房地产市场，发展房地产金融和房地产业，促进房地产业、建筑业和建材工业发展。
这份方案，对于当时已习惯统一分配住房、并在交纳低廉租金后即可享受房屋使用权的中国人来说，既感到好奇，又感到一丝对自己可能拥有私产的“兴奋”。
私有制，多么的诱人。
然而，当很多年之后的中国人为自己的“房奴”身份感到苦恼、对居高不下的房价感到恐惧时，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会记起这份发布于1988年的普通文件呢？还有谁会记起当年曾在自己的潜意识里浮起的那份“即将成为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主人”的兴奋与快感呢？
私有制，以及私有制衍生的历史遗留困局，已然教育了整整三代人。
待这个泡沫吃不下去时，他们同样会再次“用脚投票”。
2
早在2022年年中，各省市已大密集调整预算，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增加债务来缓解收支矛盾。
但是自2016年以来，诸地方政府每年增量规模已是持续增加，截至2021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30.47万亿元——2016年末约15万亿元，五年间债务规模翻倍，增速惊人。
2021年，全国只有上海和西藏的债务比小于120%，天津、江苏、重庆、云南、贵州五个省级大于350%。
那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曾明确提出：
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但在现实困境面前几乎于事无补。
官方数据显示，2022年即抗疫最后一年，地方财政自给率预估49.9%，正式滑落到50%红线以下，较2021年再下一个阶梯——2021年虽在比较基期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出现两位数恢复性成长，但2020年和2021年两年的财政收入平均成长速度依然为个位数。
2022年的退税减税降费规模达2.64万亿元，为历史最高值，其中1.5万亿元来自增值税留抵退税。
在2022年5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还决定，在更多行业实施存量和增量全额留抵退税，增加退税1400多亿元，全年退减税2.64万亿元。
2022年前五个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约4.62万亿元，同比下降8.9%；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约2.05万亿元，同比下降27.6%。
这里面房地产业爆雷和金融业震荡也是两大预期外历史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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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为什么两年前某些地方连大规模核酸检测的费用都承担不起，如四川阆中，一会儿让市民自费核酸，一会儿公开拍卖行政机关未来三十年的“食堂食材配送服务”……
2016年说“房住不炒”个个还当耳旁风，2020年“三道红线”才终于震醒一众地产买办和腐败权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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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时已晚，悲剧非一夜间可以扭转改写的。
历史走到近几年，一个个遗留地雷全都破土爆炸：房企巨额债务，各级政府地方债，加之新冠疫情不期而遇（重创财政和医保），以及由此衍生的区域性村镇银行金融风险和全国性烂尾楼灾难………
历史的、现下的、庙堂的、市场的，各类炸弹一齐袭来，全部在最近二十四个月里汹涌。
危机之下，连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待遇也在近几年迎来了大下调。
2021年年底时江苏、浙江、福建及上海等多省市的公务员就被爆出降薪两成，还有人“抱怨”年终奖金也取消了。
那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到：
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
不过即便如此，近几年的考公热潮还是达到了堪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热顶点，原因很简单：体制外更是哀鸿遍野。
体制内可能是每人少领两桶油，但体制外则是欠薪大军和失业大军混杂奔涌。
2020年时，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97379元，私营单位的则是57727元，相差4万，体制内的平均收入高于非体制内的收入70%。
四年后的今天，更是完全不敢想。
而真正最后承担这一切的——半生积蓄买来一片烂尾楼、坐等退休突然发现工龄延长、财政危机导致社保减半——当然只能是人民群众。
3
看发展中的中国，不如看发达的西方，国际经验就摆在那摆着：2008年金融危机袭击欧洲、2010年欧洲发生债务危机时，欧盟十几个成员国几乎全部采用了渐进式延长的办法。
2011年，意大利养老金制度改革曾被作为自然实验对象，最后发现企业内部年长员工退休年龄的延长会导致年轻员工工资增长率下降、晋升机会减少，企业裁员数量增加，招聘员工数量减少。
延迟退休在西方发达世界早已司空见惯，当前多数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都要晚于中国。
就在去年，法国政府才公布了退休制度改革方案，该方案建议到2030年时将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2岁提高至64岁。
但是不可忽视地是，西方诸国在成熟的工会运行体制和高福利政策下依旧存在某些抗议的“法理”，而倍受996压迫的中国劳动人民、“只见商会不见工会”的中国社会，恐怕没有充分的理据去“照葫芦画瓢”。
别的不说，人家是可以随时随地上街游行的…
去年法国工人游行示威抗议延长工龄
曾经我也觉得法国人动不动就上街、不好好工作奋斗、真是吃饱了撑着……
但是现在，我已是越来越觉得当年的自己真可谓掉进了旧社会蒋记国民政府的资产阶级专政PUA话术里：
毛主席曾有指出：
应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介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
工人罢工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时刻宣示本阶级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地位，用以警醒那些不事劳动、高高在上、只会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和把权持章的尸位官僚动辄以“延迟退休”之语来保障“红利”不消。
在1975年的宪法中，第二十八条规定：
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那是罢工权第一次出现在新中国的宪法之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1978年我们再次对宪法进行修订，第四十五条仍然规定：
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1979年和1980年两次对宪法进行改动，但这个第四十五条仍得以保留。
不过，在1980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的第三次修宪之后，在1982年宪法中有第三十五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罢工的自由被正式删除。
1997年10月27日，我们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又通过了《关于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决定》。
依据这一决定，2001年5月27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已在中国正式生效，成为中国正式的法源，其第八条第一款（丁）项规定：
有权罢工，但应按照各个国家的法律行使此项权利。
上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决定》在加入时所作的相关声明中，并没有对第八条第一款（丁）项作出任何保留性声明。
三年前，2021年8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法联合发布了十个超时加班典型案例，提示用人单位违法行为风险，促进依法规范用工，明确劳动者维权预期，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
这样可以真正解决问题吗？
哈蒙德夫妇曾尖锐指出过：
上层阶级希望劳动者只具有奴隶的价值，工人应该是勤勉的、专注的，永远不要考虑自己，要只对主人忠诚、依附于主人。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在国家经济中最适当的地位就是过去种植园经济时代奴隶所处的地位。我们平时赞赏的人类美德。到了奴隶身上就成为了罪恶。
列宁亦有评论：
期望在雇佣奴隶制的社会里有公正的科学，正象期望厂主会公正对待应不应该减少资本利润来增加工人工资的问题一样，是愚蠢可笑的。
参与《劳动法》论证与起草工作的董保华教授，对该法如今的实施现状持鲜明反思态度：
现在的《劳动法》处于一个不被很好执行的状态，总结来看就是高标准、窄覆盖、宽执法。
2006年，《劳动合同法》第一次审稿对全社会公布，在纸面上它是一份侧重于劳工群体的法律条文，但是瞬间引发了资本家群体的群起攻之。
华力集团董事长汪力成第一个站出来：
这么重要的一部法怎么没有征求浙江企业家的意见呢？
随后是深圳某科技集团总裁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发表匿名观点：
劳动合同法是‘未富先娇’——名义上是在保护劳动者，实际上劳动者(利益)的源在哪里？是在企业身上。中小企业运营成本已经非常高了，新法让成本进一步加大。
2006年4月23日，在上海关于《劳动合同法草案》的研讨会上，上海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徐婷婷在发言时威胁：
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
再然后就是洋大人亲自下场讨伐，欧盟商会直接上书给全国人大：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会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再再然后又是美国商会：
这样的做法，会让中国的投资环境变得消极起来……
群情激奋之时，“教父”柳传志出来添柴加火“稳定军心”：
《劳动合同法》我们看了以后，其实还是很紧张的。我们还是太注意照顾现有企业里面员工的利益，而这种东西，实际上对于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实际上这么做，还是会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引起问题。
博弈的结果是，《劳动合同法草案》进行了十一个方面的重大修改，其中八个方面是考虑了资本方的意见。
全国总工会对此的评价是：
不得不做出一些倒退性让步。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说得好啊：
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存在。
媒体人杨军当时的评论同样直接：
参加博弈的仅仅是几百名专家与一些被邀请咨询的异常活跃的企业家代表，劳动阶层本身并不在博弈过程当中。谁来代表劳动者的利益？
2022年11月，英国《卫报》曾做了一个有关“全球各国劳动时间”的调查，中国高居世界第一，每周工作时长46小时，每天工作时长9.2小时，是世界上人均工作时长最长的国家之一，相当于英德法等国家1950年代的水平。
而英国人平均每天工作时长6.5小时，“最懒”的法国人则为5.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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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普通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90后一员，笔者我就这个“延迟退休”我实在斗胆吐槽一句：不先解决平等问题、分配问题，却谋求对契约开刀、想着先去解决「空账」问题，这种“延迟退休”实际是延续高台阶层的权力与福利。
至于提供福利的喂养人，只能是下游的被剥削阶层。
阶级不平的背景下实行无差别政策，这正是一种固化壁垒的“双轨制”。
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少数人叫好。比如2022年，年过六旬的胡锡进一边该退不退、坐拥体制内福利，一边招聘时压低工龄、压榨35岁以下青年为他打工。
而多数人，根本不可能会去支持如今早已“996事实合法化”的处境里的延工制度。
这就是所谓“双轨制”的真相：在福利、待遇、社会地位、养老基数、实际养老金额都完全不匹配的两个阶级，无疑在对待延迟退休这个问题上产生了直观分歧……
打工人希望早日结束牛马生涯拿到退休金，而既得利益阶群则幻想“永不退休”、即便退休了也足以享受代际供养体系下源源不断的养老薪水。
还记得那位在上海瑞金医院ICU一住就是四年的老人范组祥吗？不多说了。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有过深刻指出：
只要人们还没有学会透过任何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始终是而且会永远是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
老龄化困局、养老压力、社保吃紧的祸首并不是不愿意生育的年轻人，而是让年轻人畏惧生育的社会现实：学区房、高物价、996……
不去寻根溯源，反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病根能除吗？
还是谈点历史，其实养老黑洞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早在二十余年前瓦解国企时就应该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当然，当年那批人似乎并没有理由和兴趣为身后洪水滔天负责）。
1998年前后，伴随着国企改制（工人下岗潮）的还有取消福利分房、取消国家保障建立社保制度，紧随其后便是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与强行解散国企相同步的，是被强制下岗的工人们由国家养老变为现收现付（代际补偿制），这同样是一种单方面打破契约的强政行为。
与强行解散国企相同步，被强制下岗的工人们由国家养老变为代际补偿制（下一辈人养活上一辈人），这同样是一种单方面的打破契约……
据2002年2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国下岗职工报告：1998-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发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
其中1998年初为691.8万人，当年新增562.2万人；1999年上年结转610万人，当年新增618.6万人；2000年上年结转652万人，当年新增444.6万人。
在当年第一批下岗工人中，就业最困难的当属「4050」人员。下岗时，他们大多在40岁到50岁之间，上有老下有小，且很难学习新的社会技能。
1993年11月时，十四届三中全会曾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从一开始，新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就遇到资金筹措的困难，发生了昔日国有企业老职工的账户中没有基金积累或者积累很少的「空账户」问题，并由此引发此后十几年成批的老工人在退休时需要“花钱退休”——填补账户空白，才能退休并领取养老金的乱象。
2009年时，一项针对辽宁沈阳国企下岗职工的研究中，随机挑选了二十一位被买断工龄的受访者，其中有11位袒露自己是被强制买断的，有六位是半强迫半自愿，只有四位是自愿选择买断工龄。
当时，一年工龄的价格在各省不同，东北地区约2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区区几万元钱，就被推到了冰冷的马路上，举着“木匠”、“钳工”的纸板讨生活。
那些顷刻间成为灰烬的工人家庭，他们获得的回报中，荣誉远远多于财富。在曾经的时代里，荣誉和荣誉感是大于天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活在一个有信仰的年月，更是他们因为本身置身于国有保障的经济环境里，遑论后来的贫富差距所带来的不安全感……
2015年，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由2014年的2.97：1降至2.87：1，意味着三个在职职工要“养”1个老人。
至马云提出“996是福报”的2018年，我国已六个省份的养老金入不敷出…
也是至那一年，全国三十一个省区市中，近四成地区老年人口抚养比超过当年全国水平(17.8%)，其中山东、上海、重庆、四川、辽宁及安徽六地的老年人口抚养比超过20%。
延迟退休不是今天才有的主意，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就有提出：
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而截止那年底，我国老年人抚养比已达到46%——即每100名劳动者需要抚养26个儿童和20位老人，预计未来抚养比还将进一步提升。
也是在2020年，我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中，仅广东（544.5亿）、北京（204.7亿）、云南（15.3亿）、西藏（13.9亿）、新疆（4.2亿）和湖南（2.4亿）六地的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有盈余，其他地区都是入不敷出。
也就是说，全国约二十五个省份养老金都不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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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不够用怎么办？只能拿现存的劳动力开刀，并重新不计代价地扩大税基、恢复经济。
支不支持延迟退休，别去问胡锡进们，他们永远在金屋子里“转岗”，永远不会退休；即便退休，他们的退休待遇以及有可能获得的“旋转门”机遇也是普通劳动者奋斗一生也难以企及的。
今天，财阀里，有被996/007折磨自杀的打工人，有当街自焚的外卖小哥学阀里；学阀里，有被封建做派的导师折磨自杀的研究生，有当众跳楼的中学生……
还是那句话：
革命为了谁？
共产党人在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革命为了谁，谁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的真理，今天同样可以扪心自问：我们熬夜加班、透支身体、牺牲家庭团聚的劳动成果都归了谁？是国家民族的大利大义如建国后前三十年的王进喜们，还是归了一帮鼓吹996是福报的资本家的私人口袋里？
前三十年，国家的口号同样是“奋斗”，但奋斗是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不再受到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威胁”，而今天来自政策与职场的一系列PUA奋斗论，已经让奋斗者们很难再有兴趣和勇气去创造下一代了。
90年代末的私有化，众多矿山、煤田、钢铁厂、汽车厂被以白菜价卖给民营野蛮人和外资洋大人，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交给了国家，以“全民所有制”的形式名义上储存下来，却实际送给了柳传志、张明杰这样的人。
这笔毛主席那一代领导人带领全国工人节衣缩食积累了三十年的巨大财富，如开闸洪水一般促进了“入世”了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如何，十来年前的那个阶段，“人口红利”还是活生生的，夯哧夯哧累死累活的几亿“奋斗者”还是有的，愿意掏空六个钱包来供养地产商与银行的家庭还是不愁数量的，什么“躺平”“摆烂”“不婚不育”的抗争思想在80后中是不存在的。
谁要是觉得日子苦，打开电视，从黄宏的“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一路看到北京奥运的盛大恢宏，虚无的自豪感分分钟填平满是泥泞的身躯。
1998年国企解体工人下岗 见B站账号〈阳春白靴〉
只不过近年以来，宏大叙事一步步彻底破产，伴随着互联网大发展与90后群体的成长壮大，一切都被改变了。
尤其是亲身经历了抗疫中的种种航向巨变，年轻一代对公信力的拥护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以不久前武汉的社保改革试水为例，官文意见的本质是“让国家来帮你管钱”，但殷鉴不远：2022年4月爆出的医保基金丑闻以为舆论和群众忘了吗？
同济医院在业内地位非同一般，绝非野鸡医院。该院始建于上海，1955年迁至武汉，在2020年复旦版中国医院排行榜中位列全国第六，连续十年进入前十；在2018、2019年度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全国等级A+，在2020年国家卫健委医护人员、病人双满意调查中，乃综合医院第一名。
这样的医院都能够发生公然鲸吞全民社保之祸事，其他医院呢？
骗保乱象早非第一次在骨科爆发。
前车之鉴，群众焉能不闹？
更何况，在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中，覆盖面最大的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参加该制度的在职职工加上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不到两亿人，相对于近2.8亿城镇从业人员、4.2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者以及7.6亿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总数来说，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分别只有70%、45%和25%左右。
另一方面，占中国劳动力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乡镇企业工人和农民群体却几乎与社会保障制度无缘，国家社保基金的供给严重向城市倾斜，占35%的城市人口得到近80%的社保基金。
在养老保障方面，根据中国老龄研究中心对全国城乡老年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城市老年人的养老保险覆盖率达70%以上，而农村老年人的覆盖率不足4%！
如若考虑到部分农村享受养老保险的居民实际上是将原来在城镇就业时获得的养老保险带回农村的情况，养老保险在真正农民中的覆盖比率可能更低。
同时，社会保障待遇差别也大，不同行业、企业职工之间的收入与离退休待遇差别也在拉大，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职工待遇约是企业职工的一倍多……
种种不公，层层等级，双轨各行，是酿成信任危机的重要成分。
关于“信任危机”，曹德旺、王德峰等人都曾有预判。
因为过去多年来看似歌舞升平的“成就”，是建立在掩盖历史遗留问题之上，那么当问题掩盖不下去时，必然需要找到一批新的“献身者”，必然也会导致群体性乃至集体性的抵抗，造成严重的信任断层。
这个“献身者”，二十多年前的下岗潮是50/60后，二十多年后的延迟退休/社保改革则是80/90后。
变的是两代人，不变的是同一种献身。
前文说养老的本质让“下一辈人养活上一辈人”，但如果不说清楚两个问题——① 上一辈人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② 如果下一辈人不愿意再当哼哧哼哧的“奋斗者”怎么办？——那么这种代际补偿制注定是不得人心的。
看看今天的年轻人他们在期盼什么——渴望正常的上下班时间，要求尊严对等的劳资关系，期待充足的与朋友/爱人/父母相处的生活时长，盼望房价物价之于自己的收入不至于如喜马拉雅般高不可及，愿景到了退休年纪就能够安享晚年——这些，放之四海皆为一个正常人、正常社会之基本，唯独在今日中国要被定义为“躺平”“废柴”“摆烂”……实乃荒谬。
这几年，新一代的年轻人其实是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幻想破灭”：从工作崇拜，到遭受各种职场PUA；从考公崇拜，到目睹各路“三代XX人”；从学习崇拜，到见证四字男孩势力嘲讽小镇做题家以及官媒关闭合订本开始劝脱“孔乙己长衫”……
如今连筋疲力尽回到家、躺在床上刷个直播间想淘点便宜货，都要被主播资本家当头一棒的呵斥：“穷逼！不努力怪谁！”………
只能说，生育率会教做人。
之前写过，人口的自然下降其实是一个细思恐极的事情，因为这代表了在“人生是否值得去经历”这个终极哲学问题上，这个社会所创造的生活让参与其中的大多数人选择了否定。
政策降低利率是鼓励购房，结果年轻人要么提前还贷、要么拒绝买房；
政策延迟退休是为了缓解社保资金的不足，结果年轻人拒交社保；
政策放开三胎是为了鼓励生育、增加“人口红利”，结果年轻人打出旗号：“我们是最后一代”、“拒绝生产软肋”………
现在连刷直播间淘便宜货也要被PUA、被进一步的驱离…这本质上是一种双向排斥：底层抵触顶层超出正常劳动致富的呈指数级的财富扩充效率，而顶层则鄙斥底层“怎么会这么穷，竟消费不起我的产品！”
这就是阶层分化的后果。
无论是拥抱技术革命、产业升级，还是维护政权的阶级高位、国家制度的底色，阶层鸿沟都一定是反面作用力的温床。
历史上的历次经济危机，没有哪一次是因为所谓“社会没有钱了”而造成的，均是因为贫富差距达到极值，从而使得底层无法再消费和消化生产品，进而产能始终过剩，最终酿成了难以压制的破产巨潮。
这和封建社会土地兼并达到临界点则必然爆发农民起义，是一个道理。
跋
当前，确实很难乐观。
有朝一日，不知道越来越多的人会不会活不到自己领取退休金的那一天。
1949年5月，爱因斯坦在目睹了美国财阀收割了世界大战的红利后，曾说了这样一段话：
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些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结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不充分保护人民中无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
恩格斯也曾指出：
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阶级的个别人物，但是我们绝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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