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几家媒体评选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学作品,第一名是鲁迅的《呐喊》。我在答复媒体的征询意见时,也是这样写的。我的理由是:以最少的文字影响了一个最大的国家的历史进程。
“呐喊”本来是一个普通词,意思是“大声叫喊”。过去的白话小说里,写战争场面时经常有“呐喊助威”这句话。京剧《杨门女将》里穆桂英有句唱词:“人呐喊,胡笳喧。” “呐喊”给人的印象是很有气势,杀声震天的感觉。电影《大决战》里满山遍野的“缴枪不杀”,那就是“呐喊”。
可是自从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出版后,这个词就跟鲁迅的名字联系起来,跟中国的现代历史联系起来。我们的国歌就是“呐喊”的声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前进、前进、前进、进!” 有的人要修改国歌,说什么现在和平了,没有危险了,不需要战斗了,应该轻歌曼舞了。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民不同意,因为我们还需要呐喊,还需要警惕,还需要战斗。“呐喊”已经成了现代中国的一种身姿和一种精神。
可是,鲁迅的“呐喊”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是共产党,不是解放军,就是一个小瘦老头,他不是活得很滋润吗?他为什么要呐喊?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现当代历史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不但要读鲁迅的《呐喊》这本薄薄的书,更应该思考鲁迅和中国为什么要呐喊的缘由。
鲁迅的《呐喊》出版于1923年8月,北大新潮社初版。是新文学历史上的第四部小说集——在它之前,其他现代文学作家已经出版过《沉沦》、《隔膜》、《超人》等小说集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小说虽然是鲁迅写的《狂人日记》,但是他出版的小说集却不是第一个。
《呐喊》是第四部了。封面是红色的底子,黑色的字框,非常厚重深刻的感觉。我出版过一本专门研究1921年文学的著作,叫做《1921谁主沉浮》,里面谈了一些关于《呐喊》的内容,特别是1921年发表的《阿Q正传》。《呐喊》中最早的小说是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鲁迅1918年要开始呐喊,1918年之前,他在干什么?
鲁迅其实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了他的“呐喊”生涯。但那时还构不成真正的呐喊,只能说是发声练习。比如他写《中国地质略论》,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他梦想过科学救国,翻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介绍居里夫人的科学发明成就。他也参加过革命团体,虽然是学医的,但不是为了将来收入高,而是为了国家富强,平时救助民众的病痛,战时去当军医。
后来发现要改造民族灵魂,医学不如文学,所以他放下了肉体的手术刀,拿起了灵魂的手术刀。但是后来,他的梦一个一个都破灭了。我们大家也都有很多梦,鲁迅替我们大家说了一句话:“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呐喊•自序》) 其实我们也想呐喊,但是忘了,麻木了,也就算了。
而鲁迅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所以,他要呐喊了。
可是,他失败了。要办的文学刊物流产了,发表的文章也没有多大的反响,他早期的文章都是后来被人们重新重视的。他和兄弟周作人一起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在中国和日本一共只卖出去四十本。好像一个人,喊了两嗓子,就沉默了。为什么沉默呢?
鲁迅说:“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鲁迅呐喊了,但是没有回音,就在寂寞里回国了。
从日本回国后,先在浙江的杭州、绍兴任教,也尝试过进行改革,比如第一个讲生理课、带学生进行采集植物的实习等。但学生并不十分理解他。一次做氢气燃烧实验,学生故意造成仪器爆炸,炸伤了鲁迅的手。
鲁迅参与了驱逐教育会长等教育风潮,目睹了辛亥革命的失败,革命党的迅速腐化瓦解。他当过绍兴师范学校的校长,后来到北京在教育部任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在美术教育、通俗文学教育、儿童教育等方面做了些工作,但都没有什么大的成效。收入丰厚的他住在绍兴会馆,后来住在“补树书屋”,空余时间就搜集古董,抄写碑帖,在闲情雅致中消磨。夜晚,他望着天上的星星,槐树上的东西落到脖子里。他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白天和夜晚,到1918年的时候,这位周树人先生,已经37岁了。
从小经历了人世的酸甜苦辣,又学习了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参加过革命,经历过改朝换代,熟读历史,饱看人生,世态炎凉、经史子集都装在心里。可以说是“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然而,一身的本事没有用武之地。我写过一首诗:“十年学得屠龙技,锁入厨中剥草鱼。忍看妖风兴四海,不周山下采黄菊。”大概就是鲁迅当年的心境吧。
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如果上天不给周树人先生一次机会,他可能就这么过一辈子了。古人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历史上肯定有许许多多的人才,把倒海翻江的本领都用来独善其身了,因为历史没有给他机遇啊。有多少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就这样度过了一生,在书斋里,在胡同里,在办公室里……所以,我尊重每一个我不熟识的陌生人,每一个你不认识的人,都可能是一位隐居的文化高手,都可能一声呐喊,就影响了全人类的命运。
周树人每天悠闲着,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上天要让你出来干事,你是早晚躲不过去的。那姜子牙躲到80岁,不还是被周文王给薅出来“打工”了吗?周树人过着小资生活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
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很快改名为《新青年》,这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份杂志。《新青年》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随后到了1917年,中国知识界又展开了文学革命。
可是,文学革命在理论上轰轰烈烈,而在创作实践上没有扎实的作品支撑。好像盖大楼只有漂亮的图纸,没有具体的建筑一样。又好像电影大片把广告做得铺天盖地,可是电影拍得漏洞百出一样。《新青年》一开始热闹了一阵,随后就气氛比较瘟,赞成和反对者都很少,大有“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光景了。而文学革命的闯将们大多是一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热情有余,经验不足,他们很需要一位深刻的、睿智的、成熟的革命高手来帮助和指导。于是,他们看中了周树人。
有一个《新青年》的编辑,叫钱玄同,后来是著名的学者,他便去找周树人。他看着周树人抄写的古碑,问: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呢?周答:没什么用。
意思是不做无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知识分子做的事情,有时候看上去很高雅,其实往往也都是伪装,都是为了打发无聊的人生,跟普通人的打麻将啊、聊天啊、喝酒啊,没什么区别。文人逛书店跟妇女逛商场比,就高雅吗?写文章跟打麻将比,就高雅吗?可能高雅,也可能就是无聊,甚至是骗人和害人。鲁迅自己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这是鲁迅了不起的地方。
既然鲁迅表示了自己的无聊,表示了自己正闲得难受,钱玄同就趁机请他出山。他的意思是说:大哥,你看我们这儿刚刚挂牌上市,广告造得挺火,可是产品一直打不出去,你反正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何不出来帮我们弟兄一把,咱一块儿把这生意做强做大呗。
可是周树人说:不行不行,我都快40了,早都洗手不干了,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不跟你们小孩子一块瞎混了。——旧社会中国人寿命短,四十多就是老头子了。钱玄同曾经发表过一个非常激进的意见,说人一过了40岁就应该枪毙,因为思想落后了。可是,后来钱玄同自己到40岁了,他也不提这事了,觍着脸继续活。鲁迅就写了一首诗调侃他,说:“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周树人这时候觉得自己岁数确实不小了,过几年办个“病退”,就安度晚年了。
我们知道,鲁迅55岁就去世了,当时离他去世只有18年,他还没出山哪。好像一位绝顶的武林高手,练就了一身的盖世神功,可是觉得没什么对手,也没有什么好的观众,所以就不愿意出山。后来迫不得已出山了,笑傲江湖18年,结果还是没有对手,打遍天下无敌手,连个对等的知音都很难找到,最后寂寞地离开人世。他寂寞而来,又寂寞而去。
不过钱玄同来请他出山的时候,他正犹豫着,不想出来,因为他对于革命已经颇有些失望以致绝望。可是钱玄同满腔热情,信心百倍,一定要劝说他投身革命。于是,就引出了中国现代历史上那个著名的铁屋子的比喻。周树人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思考是深刻的,不是只为了独善其身的,这里面有一种仁厚的悲悯的人道主义情怀。
可是年轻的钱玄同不这样想,他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个单纯而浅显的反驳,竟意外地打动了周树人。鲁迅回忆说: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就这样,周树人变成了“鲁迅”,一发而不可收,写了十几篇小说模样的文章,收集在一起,叫做《呐喊》。
鲁迅的“呐喊”是什么意思?是助阵、是帮忙,而不是冲锋陷阵。所以,鲁迅是思想型的革命家。“呐喊”就是“我不上”的意思,“你们上,我给你们喊两嗓子”。我们看革命战争影片时,里面的国民党军官总是喊:“弟兄们,给我上!”共产党军官则高呼:“同志们,跟我冲啊!”鲁迅两者都不是。他不是胆怯,而是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历史位置。
鲁迅说:“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这“呐喊”,是为了他人,也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自己的不能忘却的寂寞和悲哀,也是为了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伟大的文学作品,不但是表达自己的真性情、真思想的,也是为他人带来光明和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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