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但爱好和平不等于畏惧逃避战争，不等于不加分析地反对一切战争，而是要把握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能战方能止战。宋代抗金名臣李纲在《议国是》中说：“虽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则何以战?虽有坚甲利兵，弗能战也，则何以和?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然后其和可保。不务战守之计，唯信讲和之说，则国势益卑，制命于敌，无以自立矣。”只有能战能守，才有和的希望;不进行战守谋划，一味求和，只能受制于人。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进攻北宋，抵达澶州城下与宋军对峙。宋真宗北上御敌，孤军深入的辽军受挫。最终双方在澶州签订和约，达成停战，以白沟河为界，彼此约为兄弟之国，北宋每年向辽支付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岁币，在边境设立榷场进行互市。“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审时度势、互相妥协的结果，建立在双方力量相对平衡、宋军能给辽军以有力还击的基础上。盟约结束了宋辽长期交战的局面，是双方走向长久和平的转折点。“自古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战、不能守而能和者也”，若双方实力悬殊，光靠乞求是求不来和平的。只有提升自身实力，能战能守，才有和的可能。

　　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积极做好战争准备是赢得和平的有效手段，只有做好能打仗、打胜仗的充分准备，才能有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无备而战。苏轼在《教战守策》谈道：“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忘战必危，怠战必败。澶渊之盟维持了宋辽之间百余年的基本和平，但也强化了宋朝守内虚外、重文轻武的政策，对北宋军事上的弱势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北宋名相富弼在《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中评价道：“澶渊之盟，未为失策。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议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搢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虏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可见自缔结和约以后，宋朝君臣大多不再居安思危，以致武备废弛。守边将帅用心防范，被斥为惹是生非;士民议论国防，被视为迂阔无用。人人忌谈兵事，以致终有靖康之耻。

　　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和平需要争取和维护，要实现和平就不能畏惧战争。越是害怕战争，战争往往更快来临;越是敢于应战，越能保持长久和平。毛泽东指出，“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抗日战争中，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蒋介石政府绥靖避战、不断妥协，只会助长侵略者的野心胃口和嚣张气焰。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决反抗侵略，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全国各族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遣第7舰队入侵台湾海峡，更无视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当时中美国力悬殊，新中国成立仅一年，百废待兴，而美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在这样的敌我对比下，中国人民没有畏惧，党中央以非凡远见和气魄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实施有力战争动员和正确战争方略，采取“边打、边稳、边建”方针，开展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粉碎侵略者陈兵国门、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图谋，更为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争取到长期较为稳定和平的环境。

　　当下，战争根源并未消失，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渴望和平，但决不会因此而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会拿国家的核心利益做交易”，“决不干称王称霸的事，决不会搞侵略扩张，但如果有人要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必须能决战决胜”。做好军事斗争的各项准备工作是避免战争的关键，建设一支能打胜仗的一流军队是遏制战争的重要支撑。只有敢战、备战、能战，才能真正达到不战或止战的目的，维护持久的和平。

        作者：郭妍  来源：《历史评论》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