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妍:不畏战争方能止战

作者:郭妍  更新时间:2024-08-09 20:04:48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责任编辑:复兴网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但爱好和平不等于畏惧逃避战争,不等于不加分析地反对一切战争,而是要把握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能战方能止战。宋代抗金名臣李纲在《议国是》中说:“虽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则何以战?虽有坚甲利兵,弗能战也,则何以和?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然后其和可保。不务战守之计,唯信讲和之说,则国势益卑,制命于敌,无以自立矣。”只有能战能守,才有和的希望;不进行战守谋划,一味求和,只能受制于人。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进攻北宋,抵达澶州城下与宋军对峙。宋真宗北上御敌,孤军深入的辽军受挫。最终双方在澶州签订和约,达成停战,以白沟河为界,彼此约为兄弟之国,北宋每年向辽支付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岁币,在边境设立榷场进行互市。“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审时度势、互相妥协的结果,建立在双方力量相对平衡、宋军能给辽军以有力还击的基础上。盟约结束了宋辽长期交战的局面,是双方走向长久和平的转折点。“自古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战、不能守而能和者也”,若双方实力悬殊,光靠乞求是求不来和平的。只有提升自身实力,能战能守,才有和的可能。

  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积极做好战争准备是赢得和平的有效手段,只有做好能打仗、打胜仗的充分准备,才能有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无备而战。苏轼在《教战守策》谈道:“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忘战必危,怠战必败。澶渊之盟维持了宋辽之间百余年的基本和平,但也强化了宋朝守内虚外、重文轻武的政策,对北宋军事上的弱势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北宋名相富弼在《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中评价道:“澶渊之盟,未为失策。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议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搢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虏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可见自缔结和约以后,宋朝君臣大多不再居安思危,以致武备废弛。守边将帅用心防范,被斥为惹是生非;士民议论国防,被视为迂阔无用。人人忌谈兵事,以致终有靖康之耻。

  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和平需要争取和维护,要实现和平就不能畏惧战争。越是害怕战争,战争往往更快来临;越是敢于应战,越能保持长久和平。毛泽东指出,“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抗日战争中,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蒋介石政府绥靖避战、不断妥协,只会助长侵略者的野心胃口和嚣张气焰。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决反抗侵略,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全国各族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遣第7舰队入侵台湾海峡,更无视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当时中美国力悬殊,新中国成立仅一年,百废待兴,而美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在这样的敌我对比下,中国人民没有畏惧,党中央以非凡远见和气魄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实施有力战争动员和正确战争方略,采取“边打、边稳、边建”方针,开展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粉碎侵略者陈兵国门、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图谋,更为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争取到长期较为稳定和平的环境。

  当下,战争根源并未消失,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渴望和平,但决不会因此而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会拿国家的核心利益做交易”,“决不干称王称霸的事,决不会搞侵略扩张,但如果有人要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必须能决战决胜”。做好军事斗争的各项准备工作是避免战争的关键,建设一支能打胜仗的一流军队是遏制战争的重要支撑。只有敢战、备战、能战,才能真正达到不战或止战的目的,维护持久的和平。

        作者:郭妍  来源:《历史评论》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