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再一次阅读《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之后，有了很多新的心得。

　　苏共能够完成那一场革命，非常的不容易，而且也是在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相对不充分条件下，获得胜利的。相对于准备而言，这场胜利来得又有点快，与快速的胜利相关，也遗留了不少的后遗症。

　　在俄国，最早起来批判旧世界的人，是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1883年成立)[1]，列宁还是后来者。在190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布鲁塞尔大会上，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的分歧，后来发展为分裂。其中的核心政见分歧在于：个人是否必须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在组织规则之下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个体服务于组织目标需要。在这里，出现了尖锐分歧，普列汉诺夫虽然口头上没有强烈反对，但是，他在后续的行动系列中间表明了自己的强烈反对态度。

　　在普氏的帮助之下，《火星报》也落入列宁的政治对手手里，在一定程度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多数)还长期丧失了党内多数，成为少数意见。为此，1912年第六次党代会在匈牙利的布拉格召开，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单独举行会议。虽然团结无比重要，之前也有些貌合神离的联合大会，但是，双方都无法继续容忍下去了，终于各走各路。最后，在十月革命后的短期内，双方只能彻底分道扬镳了。

　　在后续的和平岁月里，党内的反对派也一再发难，然后，面对不肯消停的反对派，也只能一再打反党集团，强硬地予以排除。

　　马克思说过，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很多个体，包括起而批判旧世界的个体，也很难超越旧世界施加的社会关系羁绊，也由此桎梏着个体的想象力。个人内在于同时还需要服务于组织目标，这是对前现代个体经验的超越，要在个体身上，就率先实现对社会关系总和及其羁绊的革命，成为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那种人，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看清楚未来的路。事实证明，这样的革命是很难自觉完成的，包括普列汉诺夫这样的先知先觉者也不例外。

　　革命要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而推动革命的人，则需要在社会关系总和的现实革命尚未发生之前，自己率先走出去，完成主观世界的改造，这个难度非常非常大。列宁遇到并与之长期辩论的流亡革命家群体，多有与旧世界势不两立的思想准备，但是，要他们走出旧时代想象力的束缚，却无比艰难，大多数人甚至还是不情愿的。结果，在革命进程的推进中间，不断地有人淘汰出局，其中有些人是主动退出，还有不少人是被动淘汰出局。

　　最初，各路革命反对专家，是集中火力猛攻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专政，说公安委员会及其镇压政策，体现了“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然后，再一次把这个解释模式应用到俄国革命分析中间，说革命带来的大浪淘沙过程如何不公道;一些有想象力的解释与再创作，则追加了胜利者只有私人目标和成功的机会主义策略，失败者则意味着革命失去了较好的未来选择。这样，就构建出一个革命的内在否定性叙事——坏人战胜了好人，革命自身也忘记初心和走向了蜕化。彻底否定文革之后，则把这个解释模式，大规模应用于解释中国革命和党史。

　　最低限度上，需要揭示革命进程中间大浪淘沙的内在机制，以及与此相关的政见分歧应该如何得到理解与合理解决，如果没有这样的严肃思考，就难于给出有效的反驳。

　　02

　　在一定程度上，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很值得深入思考。毛教员在文革期间，曾经说过：“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得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不仅在俄国革命中间如此，中国亦然，在共产党旗帜之下，最先起来批判旧世界的知识人，缺乏深入群众与群众一道前进的心理准备和意愿，就逐步自我退出了，典型的如陈独秀。一大代表十三人中间，真正全程跟随革命进程走到最后的，只有毛教员与董必武两人，除了少数牺牲者之外，大多数人是另外选择了道路。

　　如果只进行个体动机揣测和分析，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不能够认为大多数人都会动机不良，即便是可以做这样的认定，既然涉及到多数，那也需要一个类型学的解释——为什么会如此。今天回顾，知识分子往往秉持着“知识的小生产本能”，本能地对立于个人从属于阶级解放事业与组织目标的有机知识分子道路，天然或者本能地偏爱无机知识分子道路，在后一条道路上，个体高居于群体和社会之上，而非内在于社会大众之中。高居在上，还会与很多潜在的可欲目标相关联，诸如“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等等，即便是撇开这些势利物事不谈，高高在上的相对位置，对于心理满足和个体价值实现，也有着难于割舍的精神价值生产量。

　　在这里，即便是从偏好无机化道路的知识分子本人追求来看，也出现了两难：一是自觉选择有机化道路寻求集体解放道路，这肯定要求个体服务于组织需要的“牺牲”;另外一个偏好则寻求个体的虚拟超脱，但是，自身就会成为寻求解放力量集结的障碍。而且，后一个想象力，在大范围协作成为普遍化的现实之后，也找不到个体高居于社会和大众之上的太虚幻境，最后，偏爱个体自由和不受组织羁绊的想象力，只能够屈从于行政管制或者雇佣制之下。

　　认真说来，想要个体独立于组织要求之外的自由，是一种前现代的想象力，并不仅仅只是革命才需要大范围合作。现代社会的基本生产与秩序运作也都是如此，这个不自觉的想象力，最后不仅会反对革命实践，还会直接反对大生产本身。这样，知识分子的无机化道路和想象力，不仅会直接反对集体解放的革命道路及其必须的力量聚合路径，同时，还会在不自觉之间回归以“小生产”反对“大生产”所必须的大范围协作要求——这恰好是马克思狠批过蒲鲁东和巴枯宁的地方，这是当时两种最流行的小生产批判路径，试图在小生产的想象力基础上，去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异化的批判，并设想各种基于小生产主体性的解放路径。

　　差别仅仅在于，革命是从小生产的汪洋大海起步，一步就跨入需要高度组织化的革命队伍，还存在倒退着退出的社会空间;但是，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一旦普及，这个退出空间就彻底消失了。普列汉诺夫们的想象力，从反对个体被组织桎梏开始，最后只能够止步于非自愿的雇佣化地位，如果他活得足够长的话。看来，革命的终极困境，就体现在普列汉诺夫和陈独秀等人的身上，从呼唤民主和追求个体不受束缚开始，最后只剩下非自愿的奴役地位选择，由此看来，如果一个人不思考解放全人类的话，最后证明，他也是无法看清楚解放自己的现实道路的。

　　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斗争与分歧，鲜明地体现出这个尖锐的内容——知识的小生产本能与个体内在于组织要求的不兼容关系。在这个维度上，马克思预先批判过蒲鲁东和巴枯宁，就此划清了一道基本界限——无产阶级解放不是维持小生产的主体性去批判大生产的，不是要追求这种“倒退的进步”，而是要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前进，寻求新的解放道路。

　　反过来，在斯大林之后，托派的反向批判与揭露，在批判规模和持续时间两方面都很可观，还得到全球反共力量的传播支持和倾听;但是，他们除了秉持一些好词和大词之外，就只剩下私人目标揭短和主观动机揣测了。

　　在策略对应关系方面，苏共主流派批判反对派，能够用共同事业的需要和程序规则等凭借，当然也使用政治代表性标准和动机揣测;而反对派特别是托派的长期批判，就更为单一，他们很难让人完全相信自己垄断真理和代表性优胜——因为很缺乏这样的可信证据，不得不转而更多地依赖揭露坏人，进行动机批判和道德批判，这个批判模式的收敛方向，在很大程度上映照出他们自己的思维框子——在界定敌人的同时也就反向地定义了自己的胸怀和眼界。

　　陈独秀也在晚年重提民主，似乎又回到五四的民主与科学主题。但是，这个姿态性的言说努力，还是掩盖不了他对于现代社会和革命进程中间的合理个体与集体关系，是彻底无视和无感的。特别是，知识分子作为旧世界的批判者，如何看待自己与革命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作为无机化道路的启蒙者高高在上，还是作为有机知识分子深入群众和革命队伍内部，关键点是在这里。

　　为了捍卫知识的小生产本能，陈独秀率先起来批判旧世界，走过拒绝独立自主寻求革命战略战术的听命者时期，走过反对革命和红军的弯路。但是，他始终看不清解放的路径——他批判和拒绝旧世界是真诚的，但是他看不清寻求新世界的道路。而在这条道路上艰难跋涉的第一步，看起来就是要彻底割掉自己的尾巴——放弃知识的小生产本能。

　　03

　　在《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中间，对各路反对派的归类与批判，多数从政治代表性角度(代表异己阶级利益)或者主观动机不良，来做结论的。这也体现出革命在认识方面的学徒工阶段，未能真正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与提升，不足以从思想上引领怀有独立于组织之外的“绝对化个人”想象力，而只能从其对共同事业的危害着眼，进行分类排除。

　　前期，革命在列宁的领导之下，各种分类与排除方法，还相对具有说服力，现实的必然性也还相对清晰与可见;到了后期斯大林那里，分类和排除反对派的疑问，就越来越大，可能的差别，也在于意识形态认识方面的建设不足，是越来越严重了。而且，在列宁那儿，问题还没有完全说死，框子已经有了，但还有点开放性;后期斯大林那里，就变成了把框子彻底划死了的自我封闭，这个很接近一种心满意足的信息茧房状态。

　　以苏联党内分歧与争论为例，毛教员谈论过多次：

　　当小媳妇时好，当了婆婆就不行了，用教条主义方法不能批评人家，因无力量，请看一下列宁是如何写《经验批判论》的。斯大林在后来就不同了，不是平等讨论问题，搜集大量材料发表意见。有些东西写得好，有些东西是坐在山岗上，拣起石头打人，使人看了后不大舒服。当了权，作了官，要警惕，不要骂人像骂儿子一样，不应是老人和小人的关系，不能以片面性反对片面性，教条主义不是马列主义。[2]

　　在很大程度上，列宁的说服力和着眼于说服对手的主观努力意愿更强，斯大林逐步倾向于行政选择和强硬排除。除了个体的思想作风差异之外，也许还存在着共识逐步稀少，争论的问题作为“超纲习题”的超纲程度也越来越高，而争论却日益迫切等待结论等诸方面的原因。当然，拿起棍子或者石头，坐在山岗上打人，到后来也是越来越方便了。

　　如同黑格尔所言，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才起飞，革命所需要的思想积累与共识收敛过程，也不可能在早晨完成。显然，革命的实践深度与经验积累，远远不够，尚未超越学徒工的门槛，远远没有达到老师傅的阶段，也还没有肯定性的共同标准出场。就思想砥砺而言，还没有共识和范式作为共同的凭借。结果，各种歧路上的探索者之间，其思考和意见生产都还处于发散态势，收敛过程似乎尚未产生。这样，基于共识框架和集体理性程序的“做加法”，就还不具有条件，如果没有各个方面的共同节制，就无法求同存异。提前开认识总结大会或者放纵无节制的争论，必定以一个否定另一个为结局，这个结局属于“做减法”，此时，决胜的依据更多会取决于思想之外的力量运用。

　　十月革命前的劳动者中间，确实已经有了很多觉悟者，体现出有活力的基层与创造性的苏维埃;但苏共领导层中间，则少有踏实的劳动群众领导权建设过程与经验，也没有关于共产党人所需集体理性程序的共识。结果，很难安排有序争论和辩论，往往是一个片面性反对另外一个片面性——这更像是一种没有集体理性介入的民科认识对抗。这样，只要是尖锐的问题和争论一开始，往往就自动启动了学徒工阶段的“做减法”程序，老师傅阶段的“做加法”程序很少见到出场。正是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终于走向决裂——各自把对方从自己的阵营里“做减法”彻底减出去，也就难于避免。

　　在苏共内部的长期争论中间，双方的实际差别在于：党内的积极行动者群体，后来也成为主流派和胜利者，他们是把事业推进作为第一位的核心目标，不断地前进，为此不惜采取各种权宜措施，包括采取强硬排除手段克服前进的阻力，这是列宁与斯大林的可取之处，历史在他们的推动之下终于出现了革命性质变，带来了人类历史长河中间最鲜亮的曙光。而各路反对派则是突出个体认知的绝对性，对于共同事业的进展则持有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这近似于从前的“取消派”思维方法，他们口中的民主就成为棍子而非真正的议事程序——成为各种反对意见的最大化表达乃至于组织街头反对派行动的借口。相比较而言，积极行动者群体在个体与集体关系上，在有机知识分子角色认同上，在个体内在于共同事业的关系上，较各路反对派多一些自觉。

　　双方都没有足以让对方信服的分析力量，甚至，都没有进行暂时妥协，然后共同前进的起码愿望，这在各路反对派身上的体现尤其明显。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进行十月革命，为此，不惜在报刊文章上公然泄露机密，这近似于向敌人告密。后续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反对派，不仅在党内提出反对意见，甚至在保证接受党纪和集体决定之后，还一再组织街头抗议，并发起公开的辩论和挑战。托洛茨基本人反对布列斯特和约，为此，他作为代表团团长不仅拒绝签字，甚至还向德方泄密说俄军已经开始复员，结果德方据此在后续谈判中间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

　　用各种可能的最大化手段表达反对意见，这不仅仅是一般性的非组织行为，而是在一切时候都表现为直接的反对党及其最大化行动策略，这些都是基于错位的个体与集体想象力——把个体不恰当地凌驾于集体和共同事业之上。苏共的各路反对派，很类似于古人摹状的那种状况——“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3]。即便是坚持少数反对派立场，但总是试图在认识过程结束之前就展开不妥协的争论过程，并预先得出结论或实现“定于一尊”。为此潜意识目标还总是选择成为共同事业的最大化阻力——似乎不把问题说清楚就不容许继续干活了，这样的盲目与僵硬态度，本身就是大有疑问的。

　　04

　　毛教员在延安整风时期，从批判个体理性及其不靠谱的决策依据出发，提出基于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基础上的集体理性程序。在这里，较为充分地揭示前现代的“知识的小生产本能”对于组织协作与集体理性的不兼容关系，揭示了缺乏领导权思维的留学生的留声机思考方式及其不足(教条主义的一般表现)，较为充分和深入地实现了对于王明教条宗派的症状诊断。在其反面，提出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群众路线，并肯定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集体理性程序——毛教员以通俗的比喻“当班长”[4](引领全班同学共同学习以发展其聪明才智)，去对照反对以个体理性压倒全部组织成员的“当家长”现象。

　　相比较而言，1930年代早期，毛教员与上海中央的争论中间，教条宗派的现实危害及其胡乱作为，是有可能被毛教员透过强硬手段制止和排除的——毕竟中央红军是毛教员一手带出来且毛教员在军内有着极高的个人权威。但是，毛教员没有选择这样做。这个选择的理由，不仅仅是因为组织观念——服从上级或者共产国际，还应该有别的深层次原因在内——党内多数人都无法摆脱“知识的小生产本能”局限，持有错误认识的人，常常是绝大多数;虽然一时的错误多数，有可能被一次性强硬排除和出局，但是，居于候补位置上的多数，也依然是这个状况。所以，此种手段就不再可取，转而需要实现在认识上的普遍提高。

　　毛教员成为主流反对派和少数时期的选择，也属于共产党人的典范，从来不会消极，更不会选择主动的最大化对抗，而是积极地在不同的岗位上，努力于共同事业的推进过程。

　　毛教员不断地透过说服，不断地试图输入新的认识程序，以启发多数，这个工作花费时间和精力不少，毛教员相当一部分文章，都是与党内不同政见辩论的。而花了很大力气的延安整风，也是致力于输入新的看问题方法和集体理性程序。毛教员的正确意见被多数人否决，其后果非常严重，导致根据地和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而革命的短期失败和根据地的丧失，带来了巨大的牺牲，以及二万五起来长征带来的艰难困苦体验，由此才算是预备了一点点放弃“知识的小生产本能”的心理基础，所以1964年毛教员说自己的著作是“血写的著作”。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不等速运动，革命的群众基础很好，足以支持高歌猛进;但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成长却极为缓慢，这使得革命付出了过高的代价和牺牲，多了很多挫折。而革命的领导力量成长，需要整体性的认识进步过程去支撑，即便是毛教员那样的个体理性领先，也不足以成为集体理性程序的替代物。

　　今天回顾，虽然延安整风获得了部分成果，但是，新的集体理性程序推广过程，远非顺利，毛教员在建国后还需要不断地为此努力，而收效则每况愈下。在其对立面上，不说居留海外彻底走向反对派的王明，就算是留在国内的张闻天和王稼祥，在认识方法上也没有根本性的改观。

　　我们今天进行学术研究维度的回顾，就没有了照顾党内团结以及给犯错误同志保留面子或者工作权威的“必要妥协”目标——这已经彻底丧失了必要性，就如其所是的本来状况，展开分析和揭示。王明教条宗派及其能够裹挟的党内多数干部，都是无法超越“知识的小生产本能”的局限者，是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里的游泳者，而以知识的小生产本能局限去执掌党内决策权力，会带来认识上的可怕扭曲与后果。

　　延安整风批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都是以不靠谱信息与知识基础上的个体理性，去支持决策。主观主义意味着搜集信息的不靠谱，而教条主义意味着知识及其应用方式不靠谱，而党八股则是在毫无靠谱知识与信息的基础上任意发号施令。这些即便是对于个体理性而言，也属于严重的脱轨表现。反过来，毛教员强调从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出发，寻求靠谱的信息，把马列主义视为行动指南而非教条去发展靠谱知识，还需要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关注集体协作与集体理性程序，竭力推广领导权基础上的集体理性要求。

　　应该说，很多高级干部经历过延安整风之后，只是勉强地放弃了部分的小生产本能，不情愿地接受了部分程度的群众路线，由此，也极大地改变了党内政治面貌。抗战胜利之后的很短时间内，就获得了多个方面的发展机会与成绩，然后据以进行军内的“三查三整”“三大民主”建设，全面地提升了军队的政治化水平，不仅强化了军队战斗力，还在军内普及和推广毛氏公共领域的基础上，为新中国的接管与社会改造，预备好了数量庞大的干部队伍。此后，解放军官兵，真的具有了战斗队、工作队和宣传队的初步担责与履职能力。

　　显然，延安整风的部分成功，及其不彻底性，都恰好说明，要改造“知识的小生产本能”，把大多数干部的思维提升到集体理性层次，自觉与不靠谱的个体理性划清界限，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如果要再给其搭建一个基于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政治基础，那就更不容易了。即便是经过了延安整风，很多老干部还亲自操作过不止一轮群众发动和领导权建设工作，但是，到了四清时期王光美的桃源经验下发之后，跟着走的还是官场多数，这个状况恰好说明“对领导权无感”者，也是官场多数。

　　05

　　就连刘少奇这样的老资格共产党员，还长期做过白区的群众工作，后来也对领导权完全无感了。在文革期间刘受到严厉批判，有一篇著名政论文，题为《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背叛涉及到主观动机揣测，难于定论，但是，在多个历史与政治的关键节点上，刘少奇都表现出对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无产阶级专政的入门级实践形态)的无感，这些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在一定程度上，普列汉诺夫以及陈独秀难于克服的知识的小生产本能局限，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高干对于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或无产阶级专政的遗忘或无感，预示了后续的非毛化与告别革命的逆转过程及其内在逻辑。

　　革命真的具有内在否定性，首先革命者自己就难于克服旧社会施加的思想局限——这意味着革命的艰难曲折道路和过高的牺牲，而不是简单体现为“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这个在中国古代的王朝循环中间倒是可以破除——以拜相封侯去酬报功臣，但是，这并不是革命者追求的目标所在。革命成功了就可以坐享其成，封妻荫子，不过是封建思想的外露。

　　而且，撇开个体追求成本收益平衡的庸俗思路不说，革命者本身要在与统治者优势力量对抗中间“干革命”的，革命者自身的私人成本高低，主要由这一革命的镇压力量说了算，有再多的个人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镇压革命领导者的努力，始终是反革命策略的第一位选择，所以，革命者始终面临着私人成本过高的困境——这是反革命力量所施加的首选策略。奥尔森把这个难于酬报的革命者处境——社会收益远大于私人收益、个体成本集合成为总体的社会变革成本——提炼为难于实现的“选择性激励”[5]。

　　换言之，成本与收益分配的主导权，始终是操控在统治者手里——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属于历代惯例，革命者愿意背负多高的私人成本可以是主动选择的(参加或者不参加革命、何时退出等)，而收益选择方面则没有多少自主性，把苏共内部的分歧及其强硬的行政排除操作，附会解释为“革命红利的不合理分配”，则是一个纯粹的想当然和人为构建。

　　任何真正的革命者，都不可能把未来收益作为当前投入的激励因素去看待。如果托派的后续批判，真的逐步收敛于这个思路——把斯大林视为基于个人权势和私人利益出发的宗派主义的党同伐异选择，那也只是揭示出他们自己的批判层次与思路，还停留于前现代“革命红利瓜分”的公平性诉求层次。为此，才需要不断地提出公正性诉求，以及由此出发去批判占便宜的坏人。

　　而革命者内部难于实现政治整合与思想共识，本身就是源于旧社会梦魇的纠缠，以及难于超越的认识严重滞后。但是，这个方面的损害是可以缩小与部分克服的，也能够达到部分的满意成绩，如同毛教员在中国革命期间选择的那样——为此自己选择当一段时间的少数派然后再在机会合适的时候，尽可能提高对立面的认识水平。当然，红军官兵和根据地群众，为这个相对缓和的理性成长与等待过程，付出了极高的生命与财产代价。

　　也因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深度，业已触及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肯定性内涵——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是一个入门级的实践形态，达到了管理学意义上的实际操作水平，由此实现的认识深度也足以触及真问题所在——革命或者执政党的内在否定性到底在哪里，以及如何用较好的路径加以超越，这些都体现在毛教员的思考中间。这个思考不仅体现在“晚年错误”里，还可以一直追溯到革命早期对内部路线分歧的处置方法中间，而延安整风恰当地开展思想与路线斗争(也有不少越界表现)，也有助于认识的深化与具体化，这是中国革命不同于十月革命、中共不同于苏共，毛教员思想超越列宁与斯大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