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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这篇文章颠倒历史的要害是要彻底否定共产党
这篇文章最值得注意也是最颠倒历史的地方，就是把邓小平说成是所谓极左路线的代表和领袖。本来，邓小平是极左路线的代表还是极右路线的代表，是领导改革开放的领袖还是反对改革开放的领袖，是一个十分清楚的众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可是在这篇文章中却完全颠倒过来，把邓小平变成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改革开放的代表。如此明明白白的谎言，居然能被作者讲得活灵活现，有鼻子有眼，这就是媒体的强大力量。
此前我们多次说过，信息社会一大特点，就是能用媒体打造的“视听现实”，完全取代真实的现实。这篇文章所代表的近期舆论就是一个典型。
在这个问题上，或许有很多人不明白的是，最近右翼势力为什么要抛弃邓小平，颠倒黑白地把邓小平说成是极左路线代表？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他们先是打着邓小平的旗号否定毛主席，把毛主席说成是极左路线的代表，以此来否定共产党的前30年经济建设以及更早30年的革命斗争；然后再打着胡耀邦赵紫阳的旗帜否定邓小平，以此再来否定共产党的后30年。如此一来，就彻底否定了共产党90年的革命和执政。
或许有人会说，不是还有胡耀邦赵紫阳吗？问题就在于胡耀邦赵紫阳与共产党的历史没有任何关系，肯定胡耀邦赵紫阳与否定共产党之间没有任何冲突，何况这些舆论还是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样式来打造胡耀邦赵紫阳的，与彻底否定共产党之间更加没有丝毫冲突。这就是极右势力在把邓小平与毛泽东长期对立之后，突然又放在一起的根本祸心。
只是经过右派势力这么一折腾，原本十分简单的邓小平现象，越来越变得复杂化了。历史往往就是这样，越是向前发展，后面的问题就越是会复杂化，甚至会变得迷雾重重。如果不是亲历者，往往很难辨别真假。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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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习.陈.薄恩恩怨怨!!
来源：立方网 作者：三联.书屋
习仲勋晚年的几件大事：指着薄一波等骂，你要逼宫么？
早在1935年，朱理志、徐海东、郭洪涛在陕北进行极“左”的“肃反斗争”时，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陕北红军和陕甘苏区的创建者就被逮捕，几乎活埋了，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後，习仲勋又受了十五年沉重的打击，1978年才解放出来，在广东省委做了几年第一书记。1981年到1986年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一度还是常务书记。在这几年中，习仲勋坚决支持胡耀邦的全面改革的路线，抵制了几股逆风，保持了刚正不阿的高风亮节。这里只讲几件大事。
1、同万里一起粉碎了一次未遂政变。
1982年9月，胡耀邦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提出：从十二大到十三大五年时间的具体任务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认真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耀邦在这次代表大会及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由胡耀邦提出，经十二大通过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具体任务，同以前和以後的党代表大会相比，有个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全面开创......新局面”。这里所提的全面，就是，不仅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且要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不仅要推进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要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而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就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同时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
为了实现“全面开创新局面”的目的，就要进行全面改革。为此，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这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耀邦批评了农村要改革，城市不一定要改革，经济部门要改革，政治、文教部门可以置身事外的思想，强调指出：“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在这个报告中，耀邦首次提出：“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於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这就是人们今天已经熟知的“三个有利於”的最初版本。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讲到的“三个有利於”，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但是，基本思想在耀邦1983年1月的讲话中已经定型了。 假如耀邦的上述讲话能够公开发表，并且付诸实行，不仅当时的城市体制改革能够更加顺利的进行，而且，政治体制改革，文化教育体制改革也将不失时机的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後来畸形的经济改革所造成的许多社会问题就可以避免或大大减少，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就可以少走弯路，大大提前。
可是，“左”倾保守主义分子深知耀邦这个讲话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由胡乔木出面反对发表和下发耀邦的讲话，耀邦迁就胡乔木，请他修改後再发表，他置之不理。习仲勋对胡乔木说：党的总书记在有中直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有关同志二百余人参加的会议上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如果不形成文件发下去，党的历史会形成一片空白，怎么给後人交待呢？胡乔木仍然坚持不许发。
不仅如此，2月16日，胡乔木还把人民日报主编秦川和副主编王若水叫到他的家里，狂妄的说：“耀邦同志在职工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十二大精神没有联系，还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才几个月，还算不算数？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对大家施政治压力，但耀邦同志这一讲话就反过来了，就造成压力，而且压力大......耀邦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要把承包推广到一切部门。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问题。”
就在後来一两天的下午，姚依林突然通知，政治局和书记处开联席会，陈云一人发言，系统德、异常尖锐地批评胡耀邦。批评的内容，一是盲目追求发展速度。当时耀邦主张工业产值增长7%，陈云坚持4%，可是後来的实际增长率超过了7%。二是反对改革，陈云不赞成城市改革，当然更不赞成“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陈云愤慨的说：“连一五都要改？”可见，他认为“一五”期间的政策和做法是“拨乱反正”的极限。三是，批评耀邦不懂经济工作，他明指胡启立、暗指胡耀邦的说：“应该下放到财政部或国家计委去学习锻炼”。陈云发言以後，借故离开会场，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宋平等四人也跟着出去了。後来胡乔木竟然对耀邦谈话说：“这一次你就是下去了，也不要消极。”邓小平没有讲什么意见，只是说：“到此为止。”
可是，左倾阴谋家并没有“到此为止”。邓力群先後在“红旗”杂志联络员会议和新华社全国分社会议上，把陈云抨击胡耀邦的讲话传达了。听了邓力群传达的广东省委副秘书长李言年，当晚就把讲话纪录整理出来送给习仲勋。上海等几个省、市当晚给《人民日报》打电话询问：“北京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接替胡绩伟的人民日报新任总编辑秦川又把该报记者部主任林钢听取邓力群讲话的记录原本送给习仲勋。
在那次批胡的会议上，胡乔木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来解决胡耀邦的问题，其他政治局委员均未表态，会议当然没有做出开会的决定。可是，胡乔木、姚依林竟然私自向各省、市和中央机关发出了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万里看到通知後找习仲勋询问，习仲勋说，他不知道，习又找胡启立来问，胡启立也说不知道。在总书记、常务书记和中办主任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竟然有人私自发出召开要总书记下台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这是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的法纪都不能允许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是一次宫廷政变。习仲勋和万里认为党内危机迫在眉睫，共同向邓小平报告并作了工作，邓小平表示：“胡赵格局不能变。”一场未遂政变流产了，但是，发动政变的人，丝毫没有受到追查和批评。这在1987年以前的中共党史上是从来未有的。
当将军的兵
2、抵制“清除精神污染”
“清除精神污染”的发明人是邓力群。他在1983年6月4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最早使用了这个霸权话话，用以指责那些探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接着，加上胡绩伟的新闻工作人民性问题；8月，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贺敬之带领一批人为“清污”准备文件时点名批评了徐迟、李陀等作家和《人啊，人》、《春天的童话》、《在同一地平线上》、《晚霞消失的时候》等一批作品。後来，“精神污染”的范围不断扩大，除了理论、新闻、文艺战线以外，还涉及农村改革和建立深圳、珠海等四个特区的问题，他们诬蔑特区是“租界”。
邓力群等人的阴谋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他於9月7日找邓力群等极左分子谈话，提出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在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後，邓小平、陈云在全会外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讲话。中共中央的文件正式通知：邓、陈的讲话“何时发表，由中央决定，各地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发表。”但是，10月下旬，邓力群掌握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却把邓、陈的讲话和胡乔木、邓力群关於“清污”的发言，下发到县级以上党委和干部。同时，北京和各省、市的报刊和电视台，有组织的发表知名人士拥护“清污”的报道和文章。这种“清污”已经超出理论和文艺的范围。在农村，发家致富、长途贩运受到攻击。在军队，把退伍战士申请补助，干部战士在城市找对象，战士收藏美术摄影作品，以至女朋友的照片，都说成是“精神污染”。在生活方式上，女性烫发、穿高跟鞋和男女跳集体舞，养花、养鸟都受到干涉。
喧嚣一时的“清污”闹剧只演了28天就受到中央那些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领导人的抵制：万里表示“农村不搞清污”；赵紫阳表示：“经济工作领域不搞清污”；方毅表示：“科技战线不搞清污”；习仲勋找贺敬之谈话，批评“你们在文艺界搞了一场‘小文革’”。11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所谓“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胡耀邦、赵紫阳都讲了话，对所谓“精神污染”划出了严格的界限。一场“清污运动”才中途夭折。特别是胡耀邦在12月13日接见共青团代表时讲的：“有人用封建主义的眼光看待现代文明，要把我们的社会拉回到几千年前去”。一针见血，非常深刻。
3、抵制反对“自由化”
1983年10月1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胡耀邦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於整党的决定》。会後，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进一步制定整党方案时，胡乔木提出：“这次整党要既反‘左’也反右，反右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打断胡乔木的话说：“你说的不对，主要是反左，其次才是防右。”胡乔木说：“我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而讲的。”接着，他就举出方励之的观点，并说：“整党不整这样的人，还有什么意义呢？”
邓力群同胡乔木密切配合，大骂方励之，并说：“像方励之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少数，而是有一批人。”“像这样的人，我也主张作为整党的对象。”
耀邦说：“首先我申明一点，我绝不赞成方励之的观点。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不能强迫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如果连方励之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容不下，还谈的上实现共产主义吗？”
习仲勋紧接着说：“我赞成耀邦同志的观点。干什么工作也得有个重点，不能东一锤子西一棒子的。这次整党的重点是清理三种人，通过清理他们达到从组织上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胡启立、万里、陈丕显都表示赞成耀邦、仲勋的意见。
正当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抓住大案、要案整顿党风，清理“三种人”的时侯，“左”倾保守分子却利用“文革余孽”王力出来搅局。从秦城监狱出来不久的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通过邓力群致书中共中央，建议取消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邓小平看信後指派邓力群征求王力的意见。王力说：“八四年初从上到下有一股否定';清除精神污染';的风。我觉得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显然，王力指责的是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主任胡耀邦）对邓小平同志的指示重视不够，对';清除精神污染';抓得不够狠，应当注意纠正。”王力还说：“整党的提法也不科学，应该叫整风。今天我们通过整风应该树立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内团结，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这样，一切任务都可以迎刃而解。”请注意“树立小平同志为核心”这个话语的发明人是文革余孽王力，对於“文革余孽”，陈云比邓小平立场坚定，他看到材料马上给胡耀邦打电话说：“王力是什么东西？竟允许他对我们党的各种大事指手划脚？他的目的不纯，是想搞政治投机，我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不要上他的当！”万里也说：王力在文化革命中干尽了坏事。建议中央两案办公室对王力问题进行审查，拿出结论性的意见来，报中央书记处审查。
1984年2月9日，书记处开会讨论王力问题。习仲勋愤慨的说：“王力要不是‘三种人’，那我们党内就没有‘三种人’了。我认为清理‘三种人’，目前存在的主要障碍是，有些领导人对於保过自己和支持过自己的一派中的‘三种人’多方保护，而对於反对过自己的一派中的‘三种人’却总是想多搞一些；再加上有些隐蔽下来的‘三种人’，他们伪装自己，似乎‘表现很好’、‘很听话’，骗得了某些领导人的欢心和信任，比如王力就是这样。这一回，如果让王力漏了网，那我们中央机关的整党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
习仲勋的发言，对邓小平和邓力群是诛心之论，他们利用王力之流，就像蒋介石在抗战胜利以後利用岗村宁次等日本战犯一样。
书记处异口同声，都主张将王力开除出党，邓力群看到众怒难犯，也不敢坚持，他只是说：“小平同志认为王力同志还是能够为党做一些工作的。究竟怎样处理他，还是由大家定吧。”
在一次讨论干部工作的会议上，邓力群突然离开议题，介绍首钢和第二汽车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验，并且说“这是小平同志近几年来反复强调的。”在返回中南海的路上，习仲勋忧虑而又愤慨的对耀邦说“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或者他们看不顺眼，想整某个人了，就给他扣上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简直是岂有此理！“耀邦对他的亲密战友也流露出真情实感。他叹了一口气说：“为什么我们一些很受尊敬的领导人也常常吃饱了饭没事干要节外生枝？对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世界上本来没有鬼，你天天喊打鬼，倒好像真有鬼了。其实，鬼的概念都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难道中国真的形成‘舆论一律’才叫社会主义？我看不见得。”
1985年9月18日，正当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北京一批高等学校学生冲上街头，发动了一场争取民主改革的学生运动。北大校园贴出的标语和大字报是：“中国要向何处去？唯有走民主改革的道路”，“我们不要一党专制，我们要的是真正的民主、繁荣的中国”，“邓小平的大家长封建制该休矣，结束那拉氏垂帘听政的时代，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即将到来！”，“胡耀邦是当代的光绪，傀儡政权必须垮台”。学生在游行示威中呼喊口号：“打倒邓小平，打倒胡耀邦！”“宁要四人帮，不要胡耀邦！”中共中央政治局胡、邓、赵、李、陈（这是中共法定的排名次序）五位常委开会讨论如何对待这次学生运动。
邓小平起先满面笑容的说：“我看学生闹事是好事，说明了我们这几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非常必要，非常及时。”胡耀邦笑嘻嘻的说：“充其量不过是学生们游行示威喊口号嘛，没有什么了不起。”邓小平沉不住气了。他指着耀邦说：“人家说我是西太后，你是光绪。这种语言是侮辱性的，是敌对分子的挑拨。”耀邦说：“对於流传在社会上的各种无稽之谈，我们大可不必太认真。关键是我们要把自身搞正确。”邓小平说：“不采取断然措施不行，对闹事的首恶分子要抓，要处理！”李先念接着说：“我们宪法上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不能因为学生上街就给人定罪，定罪得有法律依据呀！”陈云说：“有必要根据国内一些地域内的情况由地方人大制定必要的法规和制度。比如：宪法允许游行示威，但对游行示威要有必要的限制呀！”最後，邓小平说：“陈云同志的意见实际上提出了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法律化的问题。...我建议由北京市人大就群众游行、示威通过一个地方性法规，条文还是由书记处拿，以北京市人大的名义搞。”
在书记处讨论学潮问题时，邓力群、胡乔木都是杀气腾腾，他们主张“一定要对组织、策划这起事件的後台老板或一小撮坏人实行专政。”习仲勋打断胡乔木的话，作了一个水平远远高於邓、陈和胡乔木的精彩的发言，他说：“不可这样！我对大学生游行的事情从心上不赞成，但他们的一部分要求的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呼声，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历史的回顾：匈牙利的卡达尔为何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原因是他总结了酿成事件的教训，采取了疏导、教育的方法。卡达尔制约官僚主义，采用人民选举的方法，让那些得不到基本群众拥护的官僚主义者自动淘汰。我们从建国以来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不能否认封建的东西仍然遍布於整个社会，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言行。因而中国社会问题中，法制问题十分突出。颁布了那么多法律，是否能真正执行？县委书记、省委书记的一句话就可以代替国家的法律，更别提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因此，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依靠民主的发展和法制的完善。这次，我认为学潮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所要教育的，是应该让他们懂得，民主并不是空洞的东西，民主是一个过程，一是需要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二是必须有极丰富的物质基础作保障。”
: 一个领导人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当民众起来反对你的时候，你采取什么态度。在1985年9月那次学生运动中，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万里、李先念都是经得起考验的合格的领导人，而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却是原形毕露，杀气腾腾。当时如果没有胡、赵、李、习、万的制约，类似“**”的惨剧恐怕早已提前演出了。
4、和胡耀邦一起，要求邓小平退下来
邓小平同胡耀邦之间的主要分歧在於，是否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实行民主和法治；可是，导致邓小平废黜胡耀邦的直接原因则是，胡耀邦希望邓小平退出一线领导岗位。本来，这是胡、赵、万、习的共同意见；但是，在最後关头，支持胡耀邦最坚决的是习仲勋。
1986年5月24日，胡耀邦在和四川省一些老干部谈话时，提出了实现领导班子年轻化的大胆倡议。他说：“明年，也就是1987年，我们党将要如期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我们必须下决心解决领导班子年轻化的问题。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将有三分之一的老同志退休，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名新同志将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些同志中将有80%到90%是五十岁上下。另外，我们应该让一些年龄在35岁到40岁的更年轻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现在，我快70岁了，也到退休的年龄了，那些已超过80岁的老同志，更应该往下退了。有没有全局观念，就应该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出来了。”这个讲话传到各级党组织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胡乔木认为他再一次倒胡树邓的时机已到，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说：“我们党内像小平同志这样经验丰富、资格很老的革命家不多了。我们这些比他小十多岁的人，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党的领导人，而小平可以说是我们党的第二代领袖。我不反对民主政治，但民主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认为在我们国家政治制度面临转折关头，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的政治领袖继续领导我们完成这个转变。这也是我坚决要求小平能在十三大继续留在党中央的立场。”
王震、杨尚昆、彭真、廖承志在发言中支持胡乔木的意见。
接着，胡耀邦发表了一篇坦荡、明快、无私、无畏的意见。他说：“我们在讨论明年党的十三大指导方针时，一定要顺从潮流，顺从民心。在本世纪初中国结束封建专制以後，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世界各国流行的理论和思潮都在中国提倡和实践过。中国人民最後选择了民主和科学作为最高社会价值和目标。这是在长期专制和落後压抑困扰下的中国人民的最後选择。四十年建设，十年动乱，又加上了一条法制。这些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这和我们始终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党中央领导要不要年轻化，已不再是口头上讨论的问题，而是必须马上着手实行了。如果说过去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含糊，不太明确，容易使大家产生误会的话，那么今天我就十分具体和坦白的讲，我赞成小平同志带头退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头。只要小平同志退，别的老同志的工作好做。我的总书记任期满了，也下来，充分给年轻同志让路。”
耀邦发言以後，邓小平纹丝不动。聂荣臻说：“小平同志都要退下来，我还留在中央干什么？我也要求退下来。我们这些老同志应该在我国完善政治民主、法制的各项制度和程序中再立新功。如果我们能推动这些成果早日实现，那实在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
习仲勋发表了一篇充满现代民主意识、毫无党腔党调的精辟见解的意见。他说：“法治是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最好方式，也是我们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选择。实际上，今天这个会就是在昨天和明天之间选择。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恢复和继续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用计划经济甚至专营的办法去解决经济领域层层盘剥的问题，靠学习领导人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如果还是这样，小平同志就是活一百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
讲到这里，王震激动地说：“你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还要不要权威！承认不承认小平同志是我们党的最高权威？.....” 万里说：“王老啊，你不要激动啊！”“要小平同志掌舵我没有意见，我只想纠正一下，现在要树立的权威不是个人，而是集体。民主才是我们最高的权威。”
接着发言的，杨得志、乌兰夫、倪志福赞成邓退下来；彭真提出了上了年纪的都退只留邓小平一人当代表，陈云、宋任穷赞成彭真的意见。邓小平眼睛盯着赵紫阳指名要他表态，紫阳只好说了几句违心的话，胡乔木又趁机起哄。这时，习仲勋措辞尖锐的指责邓小平：“防止封建专制披着革命的外衣顽固的盘踞在统治地位。......从现在起，我们应当坚持从人治向法治过渡，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为了改革，为了前进和发展，小平同志退出中央，实行退休制，就会给我们的子孙後代又立一次大功。”
邓小平冷冷的说：“说穿了，你们是不希望我再过问中央的事，嫌我干涉你们的工作了是不是？那好，我可以不干，一退到底。”
习仲勋马上说：“不是这个意思，耀邦和我没有嫌小平过多干涉我们工作的意思。我只是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出发来讲这番话的，同时也考虑到小平的健康。周恩来同志由於工作太劳累，活了76岁，就过早地离开我们，毛泽东同志虽然活了82岁，但有几年一直害病，未能很好的行使领导职能，所以我们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啊！“
会议在没有达成一致决议的情况下不欢而散。可是，邓小平要把胡耀邦拉下马的决心已经下了。据说：就在这次会後，王震对邓小平说：“谁让你下台，就让他下台。”邓小平点点头说：“那些做梦都想让我下台的人，矛头必然要针对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必须坚持，即使流血也值得。”请注意：邓小平那时已经不惜发动一场流血斗争来维护个人的权力了。後来耀邦下台时，有些人埋怨耀邦妥协而不反抗。其实，深知邓小平为人的胡耀邦是以牺牲自己来避免一场流血斗争的。
5、在耀邦被拉下台时，痛斥“逼宫”
1986年11月中旬，设立在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科技大学掀起了“争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12月下旬，这个运动扩展到上海、北京。12月30日，胡耀邦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准备讨论书记处拿出的关於当前时局的意见。邓小平发脾气、摔电话，不许开常委会，并命令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方去谈话。邓认为学运的发生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他质问胡耀邦：“你难道没有责任？”耀邦表示“我保留我的意见。”邓蛮横地说：“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马上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越说火气越大，他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请注意邓小平反复提出流血事件，可见他要开杀戒是蓄谋已久的。
就在邓小平这次讲话的两天之後，1987年元旦，北京市又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元旦之夜，在邓小平家里，彭真、陈云、王震、薄一波已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一场宫廷政变。胡耀邦还被蒙在鼓里。三个月以前已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离开了中共书记处的习仲勋凭他的政治敏感已经觉察到危机迫在眉睫，乘新年探问之机，提醒耀邦：“耀邦啊，我在为你担心！”耀邦不在意地说：“我吗？不会有什么，党毕竟已经成熟了。”当天夜里，耀邦办公桌上的红机子持续的、执着的响起来，是赵紫阳的声音。紫阳问：“耀邦，你现在干什么？”耀邦说：“还在研究学潮问题，我试图寻找一种更稳妥的解决当前危机的新路子。”紫阳说：“我劝你先别忙着干别的，还是马上找小平同志谈一谈，向他承认错误，检讨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争取主动为好。”耀邦说：“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你让我检讨什么？”紫阳急了：“耀邦同志，现在党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平同志是众望所归的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应该尽量地尊重他。你常常讲，我们党再也经不起穷折腾了，你难道愿意看见我们党再面临一次分裂？”最後，紫阳提醒说：“再拖几天就晚了，你还是尽快向小平同志认个错，越快越好！”
外界有些人夸大耀邦和紫阳之间的矛盾。其实，他们两人的不同只是考虑问题的侧重点不同，一个着重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一个着重从经济上考虑问题，性格不同，一个执着一些，一个灵活一些。但是，在价值取向和治国方略上，他们是殊途同归的；在灾难临头时，他们是互相关心、互相提醒的。
第二天，胡耀邦按照赵紫阳的建议，主动求见邓小平。邓小平先为胡耀邦评功摆好大讲成绩；谈到分歧，邓小平摆摆手说：“那都是工作中的正常范围，我们之间没有必要再纠缠了。我打算召开一次中央生活会，有什么问题大家摆在桌面上来谈，好好沟通一下思想嘛。”
胡耀邦临走时，同邓小平长时间地紧紧地握手。这是两位曾经互相支持又在最後八年中产生多次分歧、最後分道扬镳的两位政治家的最後一次握手。
只隔了一天，胡耀邦就接到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通知，到中南海小会议厅开所谓生活会。并不是所有中顾委常委都接到通知，有一些政治局委员和中纪委、中央军委的成员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他一开始就要求胡耀邦作深刻检讨。耀邦只讲了一两分钟，彭真就打断了他的话，批判耀邦同自由化的几个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打得火热。接着，杨尚昆说：“如果你想亡党亡国的话，那你就去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结成联盟吧。”王震说：“你胡耀邦要是不愿意和我们走的话，你不必待在这里了。”薄一波说：“耀邦整天到处乱跑，全国二千多个县你都快跑遍了。你是党的历史上几位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能跑的最高纪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逛景，哗众取宠。”邓小平说：“耀邦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让办公厅的人通知我参加，我偏不去！我在别人面前不敢摆架子，在你面前还是有资格的。”宋任穷说：“我最不能容忍的是胡耀邦对待小平同志的态度。”
第二次所谓生活会，在两天以後召开。政治局又有几个人被邀请参加会议，其中有习仲勋、乔石、李鹏、胡启立。
李鹏首先发言，他说：“我们坚决贯彻了小平同志关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决不手软';的指示，学潮渐渐平息下去了。许多上当受骗的学生表示，他们都是不自觉或半自觉的充当了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政权进行渗透的工具。由於耀邦同志放松思想领域里的领导权，导致了自由化思潮在各高校的大泛滥。”接着，薄一波，彭真要求耀邦辞职，王震认为彭、薄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想法。
首次被通知参加生活会的习仲勋忍无可忍的跳起来，指着薄一波、彭真、王震说：“天啊！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仲勋拍着桌子怒吼道：“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是违反党的原则的。你们开了这样的头，只会给将来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埋下祸根。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干法！”耀邦急忙站起来劝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仲勋暂时保持沉默。李鹏继续攻击耀邦，他说：他兼任国家教委主任以来，胡耀邦没有给过他一条对高校学生要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做思想工作的指示，相反的向他推荐了大批自由化思想十分严重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有相当一批人，被他坚决的顶回来了，其中就有方励之和王若望。
邓小平板着面孔对习仲勋进行反击。他说：“我当然不是说中央召开的高级干部生活会上要讨论耀邦同志总书记职务的去留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在政治局会议上决定。但是，难道不可以在生活会上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吗？近些年来，耀邦，也包括仲勋同志大讲特讲民主和自由，为什么今天在党的生活会上一波、彭真同志提自己看法的自由和民主都没有了呢？所以我历来讲，那些越是口头上讲民主的人，其实并不想真正给大家民主，而只是允许他自己搞民主和自由。我看这种';自由化';只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就是这个道理。”
邓小平睁着眼睛说瞎话。他导演的非法的生活会根本不是什么“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而是按照他们预先策划於密室的阴谋进行宫廷政变。在第一次的生活会上，邓小平就决定停止胡耀邦的总书记的职务；在第二次的生活会上，又确定了强迫胡耀邦辞职。後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不过是走走过场，起一个橡皮图章的作用，而且，政治局也无权罢免总书记，因为总书记是由中央全会选出来的呀！
习仲勋义正词严的强烈抗议虽然无力阻止邓小平倒行逆施的淫威，但是，仲勋在群魔乱舞中如傲霜的玉树挺身而出，代表了中国亿万人民和中共党内有良知的广大党员的意志，代表了中华民族爱憎分明、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他的高风亮节和邓小平等人的丑恶行径都将载入史册，由後人加以评说。
另外，“**”以後，习仲勋还在1990年的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指名批评邓小平和杨尚昆。不过，那时我的自由度和接触面很小很小，不知道准确的内容，不好加以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