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私有化的历史命运
——节选《震惊世界的中国民主运动之因果3》
作者:胡志越
编者按:
(张宏良点评:胡志越这篇文章指出的相当深刻:从晚清到民国,说有改革开放和工业化的努力探索,最终全都因为两极分化而导致了全民族的道德反叛,今天中国改革再次走上了历史老路。
如何让中国避免历史悲剧,这就是近年来中国红色大潮爆发的历史意义,这就是习总进行拨乱反正的历史意义。 )
血统的高贵、世袭的荣光、裙带的政治——有悖于中国革命精神,突破了现代文明的道德底线!世袭的权贵奢望公权力荫及万世子孙,构建了官僚与资本相勾结的政治威权,构建了将全民财产强制官僚私有的掠夺机制,导致阶级的裂解、族群的裂解、社会的裂解——在未来国家裂解中,其命运会如何?
——题记
引 言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所犯的是世界历史性的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
1 攫取社会主义财产权的自我颠覆
20世纪初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目标是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民国家,被动员起来的工农大众所得到的是“财产权”与“人的解放”等两大政治承诺。
“财产”与“所有”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对某物的占有,且仅凭借这些占有以取得经济利益。有两个基本点:占有和谋取经济利益的社会行为。占有:置某物于自己意志专有的领域之中,也就是置某物于自己唯一支配之下。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牛津法律大词典》解释:“产权亦称财产所有权,是指存在于任何客体之中或之上的完全权利。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出借权、转让权、用尽权、消费权和其他与财产有关的权利。”
关于中国革命与财产权之间的历史因果,可从1966年7月北京私传毛泽东未发表诗词旧作中得到历史的真实——《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七律·忆重庆谈判》:“有田有地皆王土,无法无天是为民。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炸桥挖路为团结,夺地争城是斗争。遍地哀鸿遍地血,无非一念救苍生。”《七律·读报有感》:“反苏忆昔闹群蛙,喜看今日大反华。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此千般罪,赤县原藏万种邪。遍打全球侵略者,仅余此处一孤家。”诗作再现中国革命历史意蕴:① 人民主权高于一切,公意永远正确;② 争夺财产权——中国革命的核心历史动因;③ 解放工农——中国革命的阶级基础。这是毛泽东源自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民主思想到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思维突破,他娴熟地运用中国本土化的语言浓缩完成了有关财产权与革命的基本表述。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共兑现了庄严历史承诺,建立了5000年来唯一具有现代性的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平民政权——至1952年土地改革结束,40%到50%的耕地所有权发生了转移。费正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这样评价1949年的土改:“土地改革决定性地提高了农民阶层中最贫穷成员的经济地位,但离人人平等的最终目的还很远。占农业人口20%的最贫穷的农民,收入额在30年代至1952年间几乎翻了一番。由于同一时期的人均农业收入没有变化,所以整个农村地区雇农的绝对收入也就增长了一倍。”中共在兑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承诺的情况下,开始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规模工业化因此拉开历史的帷幕——由是,保卫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就是保卫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真正获得独立主权的人民国家,保卫新中国就是保卫劳动阶级的根本利益。对劳动阶级而言:保卫新中国就是保卫自己的财产、保卫新中国就是保卫自己最根本的人权——所谓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就是创造一个人民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生存空间,就是保卫100多年来的中国东北向与西南向不至于再次沦落为列强瓜分与殖民化中国的全球战略之鹰爪。
关于工业化的财产积累数量及其建设成就问题,叶剑英曾经指出:至1978 年,新中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粮食产量1978年比1949年增长1.7倍,棉花产量增长3.9倍。钢铁、电力、石油、煤炭、化工、机械、轻纺等工业部门大大加强,许多新的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前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现已建起了一大批新的工业基地。全国工业企业达到35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3200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1952年算起,到1978年,中国工业发展以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1.2%。初步建立了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部门,原子弹、氢弹、导弹的试验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回收,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集中地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的成就。本文强调:这些建设成就是长期通过压缩全国人民的基本消费而获得的,其所创造的巨大财产数量应当归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有。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国大地掀起“真理大讨论”。“真理大讨论”在严格意义上是中共在1970年代重大战略转型的标志性事件,由理论界开始,最终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导致了中国社会长达三十年的私有化进程。从那个时间算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当代中国理论界的神圣招牌,是真理在人间的“光辉代表”。一句话成为真理的化身,是当代中国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
经此战略转型,中共放弃了一贯秉持的有关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历史承诺,代之以“改善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承诺,全面废黜生产资料公有制,完成了私有化的社会改造——然而,人民生活却没有得到改善。30年来,以极端少数人否定早期工业化开始,陆续在微观经济领域进行伪命题之批判:“社会主义养懒人”、“文革经济崩溃”、“乔厂长力挽狂澜”等等论调,而后废黜鞍钢宪法与石油工业岗位责任制,厂长个人集权凌驾于企业基本民主制度之上,最终将早期工业化建立起来的国营大中型企业纷纷私有化。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重要的历史分水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微观经济领域表现的是“分权”的过程——也就是民主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微观经济领域则是“集权”的过程——整个1980年代,微观经济领域废黜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废黜鞍纲宪法和石油工业岗位责任制,厂长责任制个人集权凌驾于党委会与职工代表大会之上——党内脆弱的民主制度遭到空前的损毁,社会主义公有制遭到历史性的重大挫折。为私有化而废黜中共党内及其微观经济领域的基本民主制度是中共1978年以后的重大战略选择,是自我颠覆执政基础之发端。
简言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得中国人民赢得了财产权。在早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中国通过压缩全民基本消费,而获得了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随着财富数量快速的增加,中国人民开始逐渐丧失财产权——其历史的镜像所显示的是官僚与资本相勾结的历史阴谋、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财富掠夺及其既得利益官僚体对中国人民的历史欺诈。所谓的“改善民众生活”、“国营大中型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重大历史性转变,本质上是既得利益官僚体立足废黜生产资料公有制所精心制定并实施的财富掠夺计划,形成了内外相勾结的历史局面。至新世纪初,石油、石化、钢铁、煤炭、电力、银行等当代中国最优良产业纷纷私有化,沦落为受美元数量控制的生产、经营单位——巨额全民财产并非人间蒸发,而在官僚与资本相勾结的历史阴谋中被转移了,产生了油荒、矿难和黑砖窑等诸多社会问题。
2 当代中国的财产占有与分配的官僚私有化的技术路线 1978年后,形成了企图控制经济、左右政局的既得利益集团,分布在党政机关、军队、科研团体、工厂、农村、学校、医院,导致工业、农业、国防、文教卫生、商业等处在持续私有化的过程中——国营企业厂长负责制、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国营企业股份制等为私有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其技术路线:
★ 1980年代,厂长责任制个人集权凌驾于党委会与职工代表大会之上,企业内部经营承包制导致国营企业经营权的落入私人手中,全民财产被不法官僚所贪污。
★ 1990年代,发生国有大中型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系列重大历史转变,究其实质:是既得利益官僚体持续围绕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引发的“官僚私有化革命”;国营企业的效益提高可通过微观经济领域的工艺制度、工作制度、民主制度的建设以及生产指数的控制加以实现,不必变更财产的占有与分配制度。
★ 新世纪,既得利益集团要求重新构建适应官僚与资本相勾结的上层建筑领域:标志性的事件——①《物权法》草案的出台,企图将攫取的巨额财产合法化;② 受美国金融垄断资本集团控制的中国核心产业的中油股份独立董事之一的吴敬涟要求中央政府放弃工业管制。③ 2005年,某些经济学人再掀反对政府管制的波澜。
以北满特钢为例:原中央直属冶金企业齐齐哈尔钢厂,国家大型一类重点钢铁企业,始建于1957年,“一五”国家156项重点建设工程中唯一特钢企业。为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门重型大炮、第一辆重型坦克、第一艘核潜艇、第一架歼击机、第一颗人造卫星等“八个第一”提供了重要部件材料,被周恩来誉为“掌上明珠”。1994年上交所上市,总股本53240万股,资产总额32亿元。员工11500人,1997年8月通过ISO9002质量体系认证。可生产八大类七百个钢种的优质轧材、退火材、冷拔材、合金钢锻件和热轧无缝管。轴承钢、汽车钢、工模具钢、优质合金钢锻件等。拥有1990年代初国际先进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技术水平居国内特钢前列。可按国际标准、部颁标准和用户需求组织生产。股份制后,效益持续下降,欠债20亿元,欠发职工工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1.7亿——2003年9月,企业全面停电停热、银行停贷、原材料枯竭。2003年,数万职工因供暖费而挨冻,职工全年发三次“工资”:即五一、十一、春节。200元/次,年600元。转制的过程,北满特钢向省市官员送股1~5万股不等。
私有化中,中央政府肢解了计划经济统一生产布局、统一经营布局、统一资源配置、专业化分工的经济模态,强制推行私有化,为此,中央政府废黜工业部委,其管辖的优良国营企业交由地方政府私有化——中央政府不承担责任。
当人们丧失财产权、进而丧失主人翁地位时,又普遍承受着官僚私有化所带来的生活重负与磨难——买断、下岗、医疗的重负及其毒食品所构成的生命威胁。2010年,中国面临高达25%的失业率、2亿失业人口及其2.54亿贫困人口的艰难局面。以石油工业为例:1998年始,美国方案将包括大庆油田等10多个油田一并作价以帐面总资产仅4000亿人民币海外缩水上市,将胜利油田、河南油田、江苏油田、江汉油田划归中石化另行海外缩水上市——当代中国最优良产业链被无情拆分。其中:中国石油150万人减持到约40万人,36万人买断下岗;海外上市后,上游利润45%海外分红——官僚私有化造成两代劳动者节衣缩食所积累的公有财产被洗劫的历史局面,利润外流。
随中石油、中石化海外上市,标志着集体主义的逆转,中国社会全面跨越生产资料公有制底线,社会矛盾急变为工人阶级与既得利益官僚体之间的矛盾、中华民族与企图重新殖民化中国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中国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既得利益官僚体与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相勾结,企图造成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断,新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脉相承的道德基础不复存在,导致国家发展的独立自主能力的虚化。2008年,经过私有化改造的中国微观经济实体——如:石油、钢铁、金融信贷和衍生品投资等领域无视美国全球战略重的大转变,一味坚持高成本投入,在抬高自身建设的生产成本的同时,企图持续抬高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进而获得超额利润。当大宗商品价格随美元指数持续走高而快速回落之时,巨额亏损随之到来:2008年7月11日~12月24日,国际油价从147美元/桶跌至35美元/桶,该价格差的快速切换,令高油价时段高成本投入的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亏损惨重,且与十大钢铁公司的高成本投入等共同构成波及中国微观经济实体的经济危机。
关于国有企业财产权的争夺远未结束——2012年2月28日,美国前副国务卿、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警告:“中国若不深化改革,将面临无预警的经济崩溃”。报告由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智库共同撰写,旨在配合国内利益集团的进一步瓜分国有企业。报告以巴西、墨西哥为例,危言中国若不加快国有企业私有化,将面临“无预警经济崩溃”。所谓“无预警经济崩溃”,即:美元突然升值可以造成中国经济的快速崩溃。
目前,内外相勾结加快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战略目标已经锁定: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27.8万亿元,地方国有资产总额也高达17万亿元——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几十年所积累的家底子,这些资产不受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控制。同时,国内利益集团还欲将私有化目标锁定在事业单位:目前,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总额超过8万亿元。第一次大规模瓜分全民财产时,优良大型全民所有制企业仅部分上市,如:石油、石化仅有20%海外上市,实行股份制。未上市部分称作“存续企业”,实行全民所有制,且品质优良,准备日后分餐食之,方案出自高盛公司。囿于连续发生反对私有化的全国性大规模石油石化工潮,瓜分方案遭搁置。2008年后,海外上市的仅20%资产的“股 份企业”行政控制了拥有80%资产的“存续企业”,这些财产权亟待瓜分——此为内外相勾结欲加快中国官僚私有化的根源之所在。
官僚私有化导致社会财富持续向极端少数人集中,劳动阶级赤贫,严重两极分化:1980年代中期,中国的基尼系数0.38,2001年,为0.468。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已超过0.5。基尼系数是反映国民收入差距的指标,在0~1之间:基尼系数越低,分配的平均程度越高,贫富差距越小。基尼系数越高,分配的平均程度越小,贫富差距越大。欧洲国家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到0.36之间。2009年,世界银行统计显示: 中国基尼系数0.47,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是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04年,美林集团同凯捷顾问公司报告称:中国拥有10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人数接近24万,其总资产超过9600亿美元,相对中国国民生产总值14000亿美元是非常庞大的数字,财富正向少数人快速积聚。200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占中国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仅4.7%,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
为维护资本家的利益,既得利益官僚体施行高物价、高房价、高失业率等关乎国计民生的系列政策,医疗、教育和养老费用持续攀升——通过货币贬值,暗中没收国民财富。同时,对劳动阶级长期执行低薪酬、低福利政策,造成老无所养、年轻人居无定所、劳动者日益贫困的局面:① 劳动者收入持续下降,1997年~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若以收入1美元/天为标准,中国贫困人口是4亿人,若以2美元/天为标准,中国贫困人口达11亿。② 新世纪初,失地农民总数超过4000万人,并以约200万人/年的速度递增。中国社会科学院数据显示:东部某省历年累计200余万失地乡村人口中,有30万人左右是失地贫困人口。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西南某省20%的失地农户仅靠土地征用补偿金生活,25.6%的失地农户面临温饱困境,24.8%的失地农户人均纯收入低于625元/年,居绝对贫困状态。③ 2003年,联合国人权委员考察中国数据:中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2%,人均教育开支低于非洲穷国乌干达。④ 截止1998年,地方政府垄断房地产开发、国营大中型企业取消福利分房,房价持续攀升,房价收入比远高于世界银行的5∶1;国家统计局数据:如剔除经济适用房因素,2003年,北京房价收入比达16倍,深圳房价收入比达12倍——实际数据远高于此。持续高房价使得“小康生活”的政治承诺成为泡影。⑤ 2008年,奶业普遍存在的“毒奶粉”将改善人民生活的政治承诺的道德底线击得粉碎。⑥ 2010年,中国养老金亏空1.3万亿——这是持续增发货币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若一国持续以增发货币作为谋求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则必然导致长期通货膨胀,所保护的是资本家阶级的根本利益,劳动阶级则日益绝对贫困——货币发行之初,已确立了货币运动与贸易运动的方向。因此,货币数量具有鲜明阶级的属性。
30年私有化,中国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与资源,持续扩大出口,为欧美等国提供商品,换取美元。2008年,中国无视商品结算货币币值变动与价格之间的关联性,以较高价格进口商品,以较低价格出口商品,在美元快速升值、物价巨幅下跌时,廉价出卖国内宝贵资源,且以盘剥本国劳动阶级薪酬福利作为出口创汇的基本手段。至2010年,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2.8473万亿美元,但是,持续地出口优势并未转化为国家和平与发展的战略优势:2009年,全国群体性事件9万起,维稳费用达5140亿元,接近军费开支——迷恋美元数量,自我颠覆信用基础。究其根源:权贵阶级控制着社会资源,并与跨国垄断资本集团合谋,在牟取对外贸易的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共同残酷地剥削中国的劳动阶级,导致商品长期流向欧美和纸币流向中国——欧美等国廉价获得中国商品,维护本国物价稳定,并在本国市场回笼货币。从该角度讲:中国劳动阶级的廉价劳动是中国对欧美长期贸易顺差的货币基础。
2008年11月,中国为应对经济危机启动了4万亿投资——美联储战略性开动了印钞机——最终造成中国在2010年的严重通货膨胀。 2010年3月始,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钞券设计公司和国内5大造币厂等企业启动了近5年来规模最大的招聘计划,相关专业的高校毕业生备受造币企业青睐。此举,意味着中国新一轮“增发货币运动”的兴起,终将引发政权的更迭?抑或是人民革命?
显而易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及其大规模社会实践的最大历史缺憾:注定不会产生民众所普遍认同的道德体系。由是,人们产生了普遍的质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什么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是至高无上的神圣?还是凌驾于真理之上的权威?其实践的内容与方法是否符合人类道德情感的总体诉求?
3 网络时代的历史颠覆:当代中国私有化的历史命运 随着官僚私有化的不断深入,弥漫于三代人心灵深处的普遍质疑便快速演化成为理性非凡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斗争锋芒直指既得利益官僚体:① 要求清算官僚私有化原罪;② 要求废黜现行财产占有与分配的经济制度;③ 颠覆不法利益集团存在的法理基础。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以“谁是真理在人间的光辉代表”为旗帜,以网络传媒作为社会动员的技术支撑,以“网络新文化启蒙运动”作为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外在表现形式,强调语言和思想的自由嬉戏、重申阶级社会的价值重估、注重历史与现实的逻辑实证——有效瓦解了既得利益官僚体所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牢固基础:从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到学术规范、权力网络,进而构成了以“人民主权高于一切”为表征的平民精神的历史潮流与时代风貌:阶级的裂解、族群的裂解、社会的裂解最终必将演化成巨大的国家裂解倾向,用以砸烂一个旧世界,催生一个新世界。其中:民众的觉醒凝聚成巨大的社会解构力量,战略颠覆了自辛亥革命以来部分中国知识精英所构建的道德基础及其所塑造的一系列文化偶像——昔日的神圣人物已风光不再。陈独秀的《最后一次演讲》再次风靡于中国大地,他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益,增益人民之幸福,不此之务。其国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
错了就改,不至有大错。古往今来,有谁愿意自动放弃既得利益而改正错误的?坚持错误或将导致极端惨烈的局面——对他们而言,犹如美国独立革命前的殖民者坚守着奴隶制的财产一般:“即便割断喉管,也不放弃既得的利益”。这种坚持错误的态度,不仅堵死了和平道路,且使人民革命或军事政变成为最终解决问题的重要选项——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当代中国因财产争夺所导致的阶级分裂、族群分裂、社会分裂与国家分裂的危险局面。
中国民众在国际互联网上“忍无可忍,无需再忍的”的呐喊,是源自民族整体灵魂之苦所演化的强烈破坏的欲望与冲动、是理性精神长久受到压抑转而爆发时的颠覆力量、是个体生命不堪忍受压迫所衍生的抗争意志及其跨越五洲四海的思想联动。这危险吗?当然危险!但这恰是催生新的社会结构的前提条件。这幸运吗?当然幸运!德国哲学家尼采的“精神三变”特指重估一切价值的过程中,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最后狮子如何变为一个婴儿。其中:婴儿的出现,意味着健康本能的恢复,以此扭转破坏的冲动而转化为创造的冲动。这恰是对当代中国的真实写照:为了建设精英们所许诺的“地上的天国”,中华民族的苦难灵魂犹如骆驼,甘愿跪下身躯背负那数也数不清的道德说教与乌托邦的锦绣蓝图,他们为求真理而忍饥挨饿、为求真理而接受精神枷锁、为求真理而失去自由。仅是辛亥革命以来,为建设“地上的天国”,中国的劳动阶级悲歌慷慨、前赴后继、甘作牺牲——雷锋、王进喜和草原英雄小姐妹是早期社会主义公有制跪下身躯的骆驼,是中华民族为了心中的共产主义——“地上的天国”而负载苦难命运的真实写照。现实中,“地上的天国”在哪里?竟然如水中月、镜中花一般的虚幻飘渺。胜者为王:精英们华丽转身成为世袭的权贵阶级,在“不争论”的威逼之下,竟将两代劳动者节衣缩食积累起来的全民财产装进了自己及其子女们的腰包,美其名曰:国营大中型企业股份制改造——如此背信弃义,纠缠着中华民族的整体灵魂。故而,觉醒的民众犹如奋迅的狮子,在破坏的冲动中要赢得生命的自由与尊严。对此,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曾经目睹骆驼变成狮子的巨大颠覆力量:文革爆发后的仅仅几个月时间,造反的上海工人阶级“踢开党委闹革命”,夺权后按照1871年巴黎公社原则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进而欲实现惠及中国社会的普选目标。毛泽东以牺牲人民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晚年名节,最终选择维护执政党的根本利益,废黜了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1967年2月,中共正式结束了建国以来保持中国革命纯洁性的一切努力,转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以封建禅让制度结束了人民革命的光辉历程。《贺新郎·读史》中所谓的“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的历史感叹,承载的不过是一代五四文化精英的道德良心及其寄希望于民众觉醒的标记。今天,觉醒的民众犹如奋迅的狮子,他们高扬“谁是真理在人间的光辉代表”的旗帜,颠覆了辛亥革命以来所有神圣的观念,挑战充满罪恶的官僚私有化。这场“谁是真理在人间的光辉代表”的思想运动的深远意义在于:正破坏一个旧世界,正创造一个新世界。当官僚私有化远离民族理想时,民众的觉醒注定要摧毁与破坏这贪婪腐朽的存在转而由创造所带来的新局面。今日中国,人心向背是中华复兴的理性向度之基础,包括来自大洋彼岸雷奔驰电的批判浪潮,只要他提的对,就应当虚心接受!
什么是解构?理论生活中,解构是价值重估的过程;战略研究中,解构是关于系统或系统间的逻辑生成、演化和发展的分拆过程,并产生新的逻辑组合。实际生活中,解构意味着在社会运动中被忽略、被边缘化或者隐藏在社会结构之下的某些因素,因压抑而形成的对现行社会结构所进行的价值重估及其分拆、打击与颠覆的力量。该结构或是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心理的。德里达说:“那些被压抑的东西,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返身动摇一种结构,无论这一结构表面看上去有多么的牢固。”阶级矛盾如此,国家矛盾如此,全球战略均衡体系亦如此。
晚清大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坚决固守财产分配的“地主阶级所有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单纯的学习西方的“长技”而企望实现工业化,进而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最终,洋务运动的社会实践不仅没有产生全民认同的道德体系,相反却在甲午海战的轰鸣炮声中,败于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结果;蒋家王朝极力推行官僚资本主义,不仅没有通过新生活运动而构建全民认同的新道德体系,相反,却在人民革命的硝烟中,黯然败退台湾岛。究其实质:无论是晚清王朝还是蒋家王朝的有关中华民族工业化的社会实践,都因财产的分配制度的贵族等级化而最终导致了全民族的道德反叛——晚清大地主阶级的贵族文化与蒋家王朝官僚资产阶级的贵族文化延迟了中国工业革命。然而,有谁能够说晚清王朝或蒋家王朝的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不是实践?可晚清王朝或蒋家王朝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不是!因为它没有构建面向工业化的、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财产分配制度,它理所应当地遭到中国人民的唾弃。
结 语
李商隐诗云: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修改一下节奏则变成: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可引申为大意象的中华民族的倔强历史不屈。
谨以此文献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