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国社会历史转变的第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已经实现了，其主要标志，就是恢复了共产党对东西南北中的统一领导。目前，决定中国社会历史转变成败最关键的一步——扩大百姓民权——已经十分迫切地提上了历史日程，敢不敢发动群众，能不能发动群众，将直接决定着目前中国社会历史转变的成败，决定着现行中央路线的成败，进而决定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成败。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历史的决定力量。任何重大社会历史转变，无论是正面的转变还是反面的转变，无论是前进中的飞跃还是复辟后的逆转，人民群众都是实现社会历史转变的决定力量。当今中国回归社会主义，推动国家转危为安的决定力量，更加只能是人民群众。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和各种社会危机不断迫近的今天，能否在危机爆发之前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是我们所有选择中最根本的选择。

　　千万不要仅仅是迷信武力，武力对付侵略战争和国内叛乱的确有用，但是对于21世纪的“街头革命”，用处十分有限。九十年代苏联解体的反面教训和2013年普京战胜危机的正面经验，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眼下中东和乌克兰正在发生的悲剧，同样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是群众运动的老祖宗，理应比普京做得更好，至少不应该重复中东和乌克兰的悲剧。

　　目前中国发动群众的一个最大障碍，就是把群众运动视为洪水猛兽的文革情结。其实，中国的执政者应该明白，发动文革式群众运动，恰恰是毛主席为大众政治时代留下的最重要政治遗产，是毛主席留给中国共产党应付“颜色革命”的最有效政治法宝。即使退一步来讲，不能接受毛泽东时代那种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也不应该否定发动群众本身。

　　从毛主席生前的实践来看，发动群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群众运动，即由群众直接接管除中央政权之外的各级国家政权，实行群众专政。这种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是当今中国主流社会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另外一种是群众参政，即由群众直接参与除中央政权之外的各级国家政权，由群众参政、议政和监政。　　

　　如果说第一种方式是运动式的发动群众，那么第二种方式就属于制度型的发动群众。这种制度型的发动群众，既能把各级官权置于民权的直接约束之下，又不会形成失控的群众运动，是完全适合于目前中国实际状况的一种发动群众的有效形式。特别是这种群众直接参政、议政和监政的民权组织形式，也是从上到下隶属党中央直接领导，就把地方官权同时置于了中央从上到下和群众从下到上的双重制约之中。这就必然能够从根源上杜绝腐败，保证各级政权从各个方面都只能是服务于人民。

　　这是目前推动中国从党官一体化向党群一体化转变的根本保证。可以说，中国改革以来政治上最大的失误，就是由党群一体化向党官一体化的蜕变，这是所有问题特别是腐败问题的政治根源。目前要恢复党的健康和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恢复由党官一体化向党群一体化的转变。这才是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才是人民群众翘首期盼的历史要求。

　　当然，要实现这个历史转变，将官权置于民权的直接约束之下，肯定会遇到地方官权的强烈反抗，但是，只要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由人民群众直接进入政权内部，就一定能够战胜官权的反抗，实现平稳过渡，建成与网络社会和虚拟经济相适应的大众民主和大众政治制度，夯实民族复兴的制度基础，同时也为21世纪人类社会作出政治文明方面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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