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底，经中央批准，人民日报决定在巴基斯坦建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个驻外记者站，同时负责阿富汗、伊朗、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的报道。经过匆忙的准备，第二年3月4日，老杨和我动身赴任。

　　我国驻巴使馆和巴方对这个“第一”都很看重。几天后，使馆二把手政务参赞便出面为记者站的开启举行记者招待会。老杨和我跟着朱参赞站在使馆大门口迎 接客人，巴方300多人出席，使馆大厅和院子里都挤满了人。第二天，当地一家大报在头版刊发的消息中，有一句话我至今清晰记得：人民日报第一个记者站建在 巴基斯坦，说明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第一号朋友。

　　对我们的采访活动巴方毫无限制，可以不通过新闻局，愿去哪里去哪里，也可以请新闻局帮着安排。如果是后者，通常是新闻局长一边请我们喝奶茶，一边叫来一位书记员，记录他口授的电文，內容甚是具体：

　　人民日报的代表某某先生要去你市(地区)采访，请谁谁机场迎送，谁谁陪同采访，被指名道姓的大都是地方新闻局的一二把手。这里要插一句，称我们为“代表”不是局长口误，当时巴基斯坦上下都这么称呼，或许觉得“代表”更具有他们所期望的政治色彩。

　　凡这种情况，我们一下飞机就会有两三个人迎上前来，热情欢迎，连手提行李都抢着拿。有时还有摄影记者跟着，离开时送上一大叠照片。

　　要见时任总理布托很容易，因为他差不多两三个月就要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会后照例有茶点招待。这时获准近距离采访的记者便喝着咖啡，吃着点心，把他围起来，提问多半不那么严肃，回答也相当随便。这样的机会每次都少不了中国记者。

　　在我们驻巴期间，我国不断发生令人哀伤的大事：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还发生了唐山地震。巴基斯坦也因此一次次被悲痛的气氛 笼罩。在使馆设灵堂的那些天，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排成长队，在低沉哀婉的哀乐声中，有低头啜泣的，有放声痛哭的，有匍伏在地磕头不止的。与中国人民共悲的 真挚情怀，在任何一个外国都不可能看到。使馆人手少，我们也被排班陪祭，一站两三个小时，气氛悲怆，令人刻骨铭心，以致日后好多年，我就怕听到哀乐，不敢 参加任何追悼会。

　　在周总理逝世时，巴方出了一本大型纪念画册，历数他对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和对巴中友谊作出的卓越贡献。毛主席逝世后，布托总理在当地最大的报纸上发 表一篇纪念文章，文中写道：相继辞世的三位中国伟人，是上天派给中国的，他们已使中国有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如今使命结束，上天召回他们，伴随的也是地动山摇。

　　巴基斯坦对中国友好可谓举国一致，发自内心，不受国内政权更迭和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影响。何以至此?两大因素使然。一，在巴基斯坦人心中，印度既是宿 敌，又是现实威胁，只有大块头的友好邻邦中国才是他们国家的安全保障。二，中国给予巴基斯坦慷慨有效的援助。我们在的那些年，许多中国援建的军工和民用项 目正相继竣工或正在施工，其中最大的一项工程是帮巴方修建喀喇昆仑公路。

　　这条公路全长1224公里，其中在中国境内415公里，巴基斯坦境内809公里，穿越喀喇昆仓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和帕米尔高原，最高处海拔4600 公里，是世界上最高的跨境公路。沿途地质结构极其复杂，山体滑坡、塌方、雪崩、落石，随时会造成惨剧，无情地夺去了数百名中国筑路员工的性命。

　　1978年春节时，陆大使奉命代表国务院赴修路现场慰问中国员工，我随同前往。当时中国人员近万，大都来自新疆建设兵团。在这里，听到不少令人落泪的真实故事，理解了什么叫千难万险。有些地段机器没法运转，爆破后的碎石只能靠手搬肩扛，布衣不经磨，每个人便垫个牛皮护肩、胸前挂张牛皮。有人告诉我， 当地一位牧羊老人，每逢傍晚看到那些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收工队伍，都忍不住难过地流泪，“只有中国拉菲克(朋友)才这样帮助我们。”老人的这番话，大概 每个巴基斯人都无数次地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