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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 美国为中国培训官员——中国正在走上伊拉克道路
美国侵略伊拉克，全世界都从电视上看到了一个画面，就是美国军队没有遇到一个伊拉克士兵的反抗，因为伊拉克军队在美国进攻时全都突然蒸发了。为什么伊拉克军队会瞬间蒸发？因为伊拉克军队排以上干部都是美国培训的，美国大兵在踏上伊拉克土地之前，已经通过各种方式瓦解了伊拉克军队。后来利比亚又遭遇到类似情况，国家防空系统全都由美国廉价或免费更新，结果在遭到北约空袭时，一个防空导弹也发不出来。
而当今中国走上了比伊拉克和利比亚更可怕的道路。自上个世纪以来，中国就委托美国免费为中国培训干部，培训对象都是地市级以上干部，并且各地把是否经过美国培训，变成了干部提拔的一个潜规则。目前美国培养的干部在中国干部队伍中占多大比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最近公开的干部履历表中，看到越来越多的高级干部，都经过“美国党校”的培训。拥有“美国党校”的培训学历，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地市级以上干部的金字招牌，成为了拥有远大政治前途的现代“黄埔系”。
这些干部经过美国洗脑后，与伊拉克那些排以上军官一样，与美国的关系，基本上变成了抗战时期汪伪官员与日本人的关系。和平时期，这些官员可以成为美国瓦解中国的软实力，成为美国掠夺中国财富的工具；一旦爆发中美冲突，这些官员立刻会成为“东南互保”的汉奸官员，从下面架空敢于反抗美国的中央政府，如同当初地方官员架空敢于对西方宣战的慈禧太后一样。这些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拥有比在中组部更加详细的档案，在价值观上已经完全美国化了，成为贯彻美国价值观的自觉力量，十分自觉地排斥和敌视中国的爱国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学者，自觉地支持和保护汉奸右翼学者。再加上中央又给他们留下了“反极左”的政治借口，因而可以堂而皇之地公开贯彻美国普世价值，打击社会主义爱国力量。
这就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对中国态度越来越强硬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在美国面前越来越软弱退缩的一个主要原因。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当初延安共产党军队的师以上干部，主要委托蒋介石的“政训班”来培训，共产党还有能力反对国民党吗？更别说打倒国民党、解放全中国了。
希望中央在清理网络汉奸和外国在中国设立的非政府组织之后，务必要着手清理“美国党校”培训的干部。否则，晚清东南互保的悲剧，民国汪伪政权的悲剧，现代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悲剧，将不可避免。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3
2014-7-29
关联阅读（一）：
中国高官哈佛受训天价学费引发争议
来源：新浪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06日09:27 重庆晚报
6月30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KSG)、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三方共同举办的第四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清华内部简称“哈佛班”)在一种悄无声息的状态中展开。
有关该培训班惟一的消息是挂在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网页上的快讯。该快讯称，培训班于6月27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举行了开学典礼，清华大学副校长岑章志主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晓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清泰、中组部干教局局长李培元、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孙照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亚洲项目主任托尼·赛奇等人出席。
“本期参加培训的学员共有61人，均为司局级(地市级)以上的干部。”一句话，点明了培训班的分量。
争议与低调
按照培训班的目的——“使学员掌握国际先进工作模式，提高分析能力、决策能力及领导能力，从而有效地适应市场经济下的政府管理”，这当然是阳光之下的事情。但微妙的是，“哈佛班”很低调。每人20万培训三周值吗
此项目发起人之一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说，关于此次培训，中组部干教局是最清楚、最权威的部门。他们之所以低调，是不想引人注意，而且一些媒体的报道，已经致使一些人包括华人华侨反对此次官员哈佛受训。
尤其是卢迈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不小心说出每人收费20万元的天价学费后，媒体报道开始变调：“哈佛培训遭遇中国特色”、“中国官员每人20万元去哈佛培训三周值吗？”“谨防官员海外培训‘大跃进’”、“出国培训不能变成公费旅游”……
按照已经公布的项目计划书，“哈佛班”“不以营利为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设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将支付国内培训费用150万元人民币，而在哈佛的学习费则由美国安利公司赞助，金额为100万美元。但学员们培训所需的车旅费等仍应当由其原单位支付。公司赞助培训可能有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表示，让一家在中国有着商业利益的公司赞助中国官员出国培训，可能会有些问题。比如过去很多国外公司以多种方式公关，一种是向私人提供好处；另一种是给官员家属提供出国机会，尤其是给孩子出国提供学习费用和奖学金担保等。像这种资助就让人感觉有一定的嫌疑，可能会被认为是对某些官员进行集体公关。
毛建议，最好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每年有多少培训费用，并进行拨款，然后从培训费用中分出一部分来用于培训的跟踪调查、绩效评估。这样老百姓会比较放心。
另外一些观察家的担心是，这些中国建设与政治发展的生力军，从美国受训归来，是否会因此而染上什么颜色？美国人帮助中国官员成长，是简单的“国际互助”吗？美国人有没有“醉翁之意”？
“哈佛班”的来历
采访中记者获知，“哈佛班”已经举办了三期，第四期刚刚开学，正处于清华受训阶段。而且这项规模宏大的官员海外培训计划也与20世纪末兴起的政界培训热有关。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界涌动起出国培训的热潮，不少地方政府纷纷将自己辖区内的官员派到海外接受有关机构的中短期培训。各地官员纷纷到海外受训
资料表明，1999年至今，北京有超过400名的处级以上官员接受了海外培训；广东省则按计划在5年内将300名官员送往美国和加拿大高校学习；就是经济不甚发达的广西和河南也都纷纷派官员到海外受训。
2001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根据当时的培训热，提出了一项被外界称为是针对中国官员的“最大规模的海外培训计划”——“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构想。
曾给“哈佛班”授过课的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的巫永平老师说，当时，曾经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取得硕士学位的卢迈(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提出动议后，和熟识的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以及哈佛肯尼迪学院的赛奇教授聊起这个事情，得到他们一致赞同。
于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这所以培养过罗斯福、肯尼迪等美国总统和大量美国国会议员及其他领袖人才而在全世界最负盛名的政府学院，以及成立不久的清华公共管理学院，都被没有培训资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列为首要合作伙伴。
在取得了中组部的全力配合与大力支持以及教育部的同意后，2002年1月18日，三方在人民大会堂正式高调签约。
对此，哈佛大学KSG中国项目部主任助理EdwardCunning向媒体承认，这是哈佛历史上针对某一国政府官员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培训计划。受训官员须是副厅以上
按照计划，从2002年起的5年内，三方共同持续开办针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每年一期，每期为中国政府培训60名左右的地方和中央官员，中组部负责从全国各地进行选拔。有资格接受这项培训的官员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应当具备副厅以上的级别，在本岗位有至少两年的工作经验；45岁以下(副部级可适当放宽)；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具有相当于大学英语四级的水平等。
培训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清华，为期六周，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来华教授重点讲授有关基础理论和国内政策的课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有关专家将围绕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做专题讲座。
第二阶段到国外培训，地点在哈佛大学，为期六周，重点讲授公共管理最新的理论和工作方法。学习结束后，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三方共同向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收获了什么？
“哈佛班”集中培训的时间不长，国内、国外的时间加在一起总共3个月，那么，短短3个月时间，这些高官们究竟收获些什么呢？收获信心、知识和能力
2002年9月29日的“哈佛班”第一期结业仪式上，该培训班班长、教育部部长助理李连宁代表学员第一个发言。李坦承，在培训前，他对“私有化问题”、“政府管理创新”、“外国投资优惠政策”等问题还心存困惑，但通过60多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案例分析及对美国的实地考察后，对这些问题不仅豁然开朗，而且在认知程度上获得了提升。
爱给美国教授“挑刺儿”的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邓小钢的发言形象而生动。他将培训当中的60个案例比作是60道菜，一道道吃下来不仅强身，而且醒脑。
济南市副市长王天义刚开始参加培训班时满脸疑惑：“领导能力是培训出来的吗？3个月后他说：我收获了“信心、知识和能力”。
记者翻看过多位“哈佛班”学员结业后的“心得”，频频出现的字眼是：“开阔了视野”、“近距离观察了美国社会”、“初步掌握了现代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
哈佛班的学员们自我感觉良好，作为培训方的老师对他们也赞许有加。哈佛大学KSG的赛奇教授透露，一开始，美国的教授们还担心中国学生“内向”、“不爱提问”、“不爱发表意见”。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围绕一个问题，学员们提出的不同意见竟达五六种之多。由于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学员们对一些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有时连教授们都觉得很有启发。学员大都得到升迁
然而，哈佛班的学员们收获的并不仅仅止于这些，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由于这些学员都是地厅级干部，所以等他们结业后，清华会每年组织一次聚会，以便联络感情。此外，这些同一期的“哈佛班”也会自发地组织一些活动。6月25日，第三期“哈佛班”学员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同学聚会。
记者了解到，通过了中组部干教局的考核参加“哈佛班”培训的许多学员，在结业之后，大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升迁：刘世锦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康宁调任中国教育电视台台长；苏州市市长杨卫泽调任无锡市委书记；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张苗根调任温州市副市长；贵州省统计局局长郝嘉伍调任省政府秘书长……
据南方人物周刊网络编辑：翁正平
关联阅读（二）
地方官员出国培训增多 新加坡经验被重视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5月20日08:21 南方日报
■在官员出国培训的项目中，中组部最为重视的有两个：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新加坡
■出国深造更主要目的是打开地方官员眼界和思路，不少学员在学习期间或毕业不久即被提拔
今年3月31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南大”)为“市长班”学员所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学员娄冰任典礼司仪，范锐平以班长身份代表学员致答谢词。前者职务为贵州省仁怀市市长，后者为湖北省鄂州市市委书记。
就在同一天，南大公共管理研究生院正式成立，这意味着负责管理“市长班”的机构已迅速发展，从项目办公室变为更具规模的学院。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如今，共有9200余名中国官员“受训”于南大。据了解，官员出国培训的项目中，中组部最为重视的两个项目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新加坡。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与世界各国间从交流合作到互相学习是必然趋势。”昨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说。
“下南洋”18年学员级别逐渐放宽到县处级
和一般的出国培训不同，中国官员赴新加坡学习是一项正式的官方行为。
据了解，2001年4月，在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曾庆红和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的见证下，中新两国政府代表在狮城签署《关于中国中高级官员赴新加坡学习交流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从此，两国间干部培训的合作拉开了序幕。
“新加坡的一些大学保留英汉双语教学，在培训中国官员方面是有优势的。”昨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告诉本报记者，《协议》正是在中央认识到加强官员海外培训的重要性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根据《协议》，从2001年起，中组部和教育部先后向南大选派学员，最初学员的级别必须为厅局级，后来逐渐放宽到部分优秀处级干部。而南大相继创立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和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班，就是培训中国官员的主要平台。
其实在协议签署前，就已经有官员“下南洋”受训了，至今有18年历史。
1992年邓小平南巡，提出要向新加坡学习。随后在同一年，由新加坡外交部出资，南大开始培训中国官员。最初是进行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短期培训，随着培训的不断深入，各方都认为有必要把培训时间延长，于是先后在1998年和2005年针对中国学员增设了学制一年的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和公共管理硕士课程。
南大中国事务处副主任戴世岩说，在中国学员中，约两成为厅局级干部，七成为县处级干部。不少学员在学习期间或毕业不久即被提拔到更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所以也称其为“市长班”。
毛寿龙告诉记者，除了中组部的培训项目，每年各级政府也会派干部到新加坡进行专题考察、学习，除了市政管理，公积金制度等，也包括媒体管理经验等内容。
要求严、学习苦“学习到凌晨两三点是家常便饭”
“出国学习是一件苦差事，美国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安排的课程不会少。”毛寿龙说。
去年南大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培训班的课程就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创新管理等各门课程。
据知情人透露，黑龙江省去年有30名干部在南大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这些干部都是经过两轮严格考试筛选以及校方的认真审核最终确定的，他们平均年龄37.6岁，当中既有县区主要领导、也有省直和市直部门的处长、局长，都是所在地区或单位的工作骨干。
“一般每天授课时间都在6小时以上，最多的时候达到12小时，再加上频繁的社会实践调研，大量的课后阅读和个人、小组作业，平时最深切的感受就是时间安排捉襟见肘，十二点之前宿舍基本没人熄灯，学习到凌晨两三点钟也是家常便饭。”一位曾赴新加坡学习的官员在培训记录中这样写到。
另外，在学习情况考核方面，新加坡的大学要求也非常高。
该官员介绍，南大每门课程结束后都要进行严格的考试，命题充分体现学科前沿理论同现实世界发展变化的紧密衔接，不久前刚刚发生的国际国内重大新闻事件，很快就可能出现在考题当中，如果缺少对相关知识深刻、准确和熟练的把握，根本不可能顺利通过。”
中国学员在新加坡除上课外，也通过出席国际论坛或招商会、推介会等，对本地区、本部门进行推介，扩大与外界的联系。
南大中国事务处副主任戴世岩表示，通过在新加坡学习，中国学员加深了对新加坡国情及发展模式的认知，也因此结交了更多朋友，这不仅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有益，也对新加坡的长远发展有益。
对于大批干部赴新加坡培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如此解读：我们把新加坡作为领导干部海外培训首选，是因为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的借鉴作用。新加坡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矛盾，和正在探求的解决办法，正是我们现在遇到或将要遇到的矛盾，我们现在需要用或探索将要用的办法。
中美官员互访受训在职省部级干部九成有留洋经历
除了新加坡，美国也是官员海外受训的热门选择。近年来中国官员分批赴美学习，与此同时美国也于近日派遣高官来华受训，国际间学习交流氛围日渐浓郁。
“中美官员的交流除了官方场合的谈判和会晤之外，这种决策者互访、互相学习的活动也非常重要。”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告诉南方日报记者。
据孙哲介绍，中组部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便陆续派出各级别官员至海外尤其是美国接受有关专业学术机构的中短期培训。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中国官员“哈佛培训计划”。这是历来最大规模的中国官员海外培训计划，将对中国公务员队伍素质的提高产生积极作用。
孙哲说，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签订的三方协议，在从2002年起的5年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将为中国培训300名厅局级以上中高级官员。
培训计划事实上是由中组部干部教育局直接推动的。首批奔赴哈佛的49名学员，产生自中组部在全国百余名省部级、厅级干部参加的录取考试，而参加考试的人选又是由各地方组织部门推荐的。最终名单，由三方各派2名代表组成6人评选委员会确定。
想最终获得赴美受训资格还有一些“硬杠杠”：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相当于大学英语四级的英语水平；在本岗位有至少两年工作经验；年龄在45岁以下；地市级或司局级以上国家干部，如果是副部级干部，年龄则可适当放宽。这些人中也有侧重的对象———中青年干部为主，地方干部为主。
据了解，目前在职的省部级干部九成以上有在国外受训的经历，一些省级领导就是在第一批赴哈佛肯尼迪学院受训的中国高级干部之列。
海外培训重“启发”有干部结业后出书论公共管理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表示，虽然国际交流，包括中央、各地组织官员出国考察学习，能了解国外的国会制度、政党制度、文化体制等，但各级党校与各行业的党校才是主要的培训渠道。
“对比国内的培训，海外培训项目的最大特点是多元化和国际性，能给地方官员更多的启发。”毛寿龙说，党校系统负责意识形态方面，行政学院负责管理方面，高校教授人文社科知识，出国深造更主要的是打开眼界和思路。
此外，一些干部在结束国外培训时还根据自身工作结合所学的内容编著成集，其中就有名为《和谐社会的治理之道—————领导者的讲述》一书。
评论人士认为，书中的案例在政府管理和服务的价值、方法、能力等方面作了大量探索和创新，既是对国际经验的学习借鉴，也是参与世界公共治理实践、进行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创新的有益尝试。
“对干部的任用很讲究资历方面的考核，也许留学经历会有加分作用，但主要还是看政绩和是否有合适的机会。”毛寿龙告诉记者。
广东全面以新加坡为师
广东探路
30多年来，许多国家都进入了中国的学习视野，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新加坡这样被中国的领导人点名学习，而且其热度至今不减。
广东干部最初学习新加坡，主要体现在市政规划和工业园管理上。“如果我早去(新加坡)一个月，深圳就不是这样了！”深圳早期开发的元勋梁湘在1983年赴新加坡学习考察回来后，大胆提出将城市大道两旁的建筑物统统后退三十米，建造绿化带。而1994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苏州工业园则成为中新合作的一大典范，并为遍布全国工业园区建设提供了经验。
经过了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正越来越看重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整体经验，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经验，更包括社会的管理制度。
今年初，广东省组织赴新加坡培训的首个公共管理新加坡研究班学员，在结束了为期一年的新加坡学习后正式毕业返粤。该培训班是汪洋在2008年东盟四国行中与新加坡达成的合作之一。而在2009年初公布的《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整改落实方案》明确提出，要借鉴“新加坡等地城市建设、公共交通、社会组织、治安和社区服务等方面的先进管理经验，……建立完善政府行政功能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
其实，自2003年以来，中山市先后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等建立合作培训关系，多次选派干部赴新培训；2007年5月，东莞市选送40名正科级干部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培训；2008年，解放思想的号角激荡广东政坛，在这一年的4月份，时任湛江市委书记的徐少华率领湛江党政代表团赴新取经……
回顾中外交流史，中国，这个历史上的“中央之国”，正是以外围为借力点推进重大改革。大约100多年前，来自广东的革命先行者开始“抱团下南洋”，开起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进程，把中国推进入现代历史的发展轨道。如今，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人的海外学习之旅又悄然跨上新台阶。
周志坤
专题撰文(除署名外)：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杨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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