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大多想以仕途为依归，但有的是天生的文人秀才，即使遇到、甚至拥有了施展政治抱负的空间，也终无建树;有的满腹经纶，甚至初露政治才干，但却没有机会或身不由己，终以文人学者名世;有的因主客观条件具备，得以风云际会，遂成为政治集团中的重要智士或颇有建树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命运如此同途殊归，抛却客观因素不论，其主观上大体缘自政治器识上的差异。所谓政治器识，应该包括观察事物的敏锐眼光，判断时事的深刻洞见，处理人际关系的练达胸襟，以及知行合一的行动能力，等等。

　　毛泽东比较赏识哪类知识分子?

　　关于文人秀才搞政治的毛病，毛泽东曾有两次鲜明的论说。1959年6月，他同吴冷西谈及《人民日报》工作时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1975年又同身边工作人员讲：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因为秀才有两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文人相轻嘛。两次所谈，直指一些知识分子所缺少的政治器识。

　　掌握了知识，不等于拥有了智慧和才华;拥有智慧和才华，也不等于就具备了政治识见和谋断能力。从知识分子到政治家的转变，需要机缘，更需要主观的努力和实践的砺练。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须有某种自觉，培养出必备的政治器识。宋代有个叫刘挚的学者，曾官至尚书右仆射，算得上朝廷的重臣，他经常告诫晚辈，“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意思是知识分子应该把器度与见识放在第一位，一旦被称作文人，就没有什么值得显扬于世的了。他是把文人秀才和从政之士分得很清楚的。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从《宋史》里读到刘挚这番话，感慨万千，在一封拒绝为他人去世的母亲写传记的信中说：“仆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悬牌在室，以拒来请，人所共见。”

　　毛泽东比较赏识的知识分子，是他1945年4月24日在七大上谈到的这类人：“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说明革命各个方面的内部联系并提升为理论，不是普通知识分子所能为，非有政治器识不可。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从政，纵使以理论见长，也需要着眼于时代精神和现实需求，懂得社会实际的情形，具有社会实践的经验，才能创造出可以指导实践的理论。对此，毛泽东1958年6月说的一句话切中肯綮：“单从学院中过来的哲学家大都不行，必须务点实。马克思因为是搞革命的，才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大政治家，毛泽东早年既研读和崇尚过宋明理学和心学，也研读和崇尚过明清实行之学。像颜习斋提倡的“要在行字着力”，以及“试观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人便多愚，多读更愚”之论，毛泽东是知晓的。他在《实践论》中多次提及“知行”问题，强调既要知，也要行。

　　顾炎武是毛泽东颇为推崇的一个

　　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中，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是毛泽东颇为推崇的一个。顾炎武虽不以政治才干名世，但其器识却远非一般文人秀才可比。他有政治抱负，也有比较充分的政治素养和对时事的深刻洞见，只是缺少机缘时会而已。这不仅因为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后世学子所敬慕，更在于其讲求经世要务、民生利病的治学之道，在于他年轻时参加复社反对宦官专权，明亡后又参加抗清斗争的政治实践，在于他后半生遍历华北各地，结交豪杰义士，观察山川形势，了解民生疾苦的“尚行”作风。其心血之作《日知录》，以“明道”“救世”为宗旨，按经义、吏治、财赋、史地、兵事、艺文等分类编入，绝非书生的空泛之论。毛泽东1913年底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便把顾炎武的学生潘耒为《日知录》所写序言中有关顾的政治行宜和讲求实学的内容，抄录在自己的《讲堂录》里，奉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在1917年4月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还把顾炎武标举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可师”的“文而兼武”之人，向往之意见诸笔端。毛泽东如此推崇顾炎武，可视为他后来作为理论和实践大家的思想品格的一条伏线，也是他后来主张知识分子必须融入实践才能有所作为的一个端倪。

　　历史上知识分子从政，免不了通过疏策书谏等方式发表政见。毛泽东读史，很注意他们在这方面的见树。对切中时弊又能给人启发者，推崇有加，并常常根据现实的需要作些发挥。比如，读战国时宋玉借与楚襄王对话写成的《风赋》，毛泽东认为赋中描述了贵族之风和贫民之风的区别，“有阶级斗争意义”，还说对政治形势也要在宋玉说的“风起于青苹之末”时看出动向。

　　读李斯献给秦王嬴政的《谏逐客书》，毛泽东认为“有很大的说服力”。读西汉时贾谊向汉文帝进的《治安策》，认为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读枚乘借吴客与楚太子的对话写成的《七发》，他认为对现实政治有“颇多的批判色彩”，“是给吴国贵族们看的”。

　　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的体会是受到错误处理，可以锻炼意志。读东汉末年李固致黄琼书，他强调“人贵有自知之明”。读西晋江统为杜绝“四夷乱华”向晋惠帝建议把少数民族从关陇一带迁走的《徙戎论》，他批注说“迁亦乱，不迁亦乱，封建时代非乱不可”。读唐代李百药写给唐太宗的《封建论》，他总结出“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读马周贞观十一年给唐太宗言得失的上疏，他认为是“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

　　读朱敬则就“览秦、汉之得失”、“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等问题给武则天的上疏，他批注说“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读姚崇奏对唐玄宗的十条建议，他认为“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读姚崇劝谏皇帝节制佛事、削减僧尼的奏对文字，他赞其为“大政治家、唯物论者”。读柳宗元的《封建论》，则赋诗说“百代都行秦政法”，“莫从子厚返文王”。读刘蕡在唐文宗策试贤良时关于铲除专权宦官的对策，也赋诗称道“中唐俊伟有刘蕡”，“万马齐喑叫一声”。

　　古代知识分子的器识政见，毛泽东觉得有现实意义

　　对古代知识分子的器识政见，毛泽东觉得有现实意义的，还常作古为今用的发挥。仅以读《明史》而论，朱升本为教书先生，在朱元璋“召问时务”时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毛泽东对此颇为欣赏，说朱升“很有见识”，并在1972年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现实策略。明朝嘉靖皇帝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几年后便疏于朝政，御史杨爵沉痛谏奏，期望嘉靖“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思今日守成之不易，览臣所奏，赐之施行”，毛泽东读后批道：“靡不有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出自《诗经?大雅》，意思是万事万物无不都有一个开始，但是很少能有善始善终的。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引用这两句话来提醒中央委员们要注意保持晚节。读海瑞给嘉靖皇帝的著名上疏，毛泽东认为“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的大官僚”，并称赞海瑞批评皇帝的勇气“比包文正高明”，由此在公开场合提倡人们学习海瑞。

　　相反，对那些空泛之文，毛泽东则很不以为然。读马周给唐太宗言得失的上疏时，他想到宋代一些人的书策，批注说“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这个看法不是随便提出的。毛泽东读宋代一些散文大家的史论和政论文章，评价普遍不高。即使像欧阳修这样在政治上颇有作为的散文家，毛泽东读其《朋党论》的批注是“似是而非”。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中提出历史上的一些失败现象，原因在于“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毛泽东颇不以为然，批注说“看什么新进”，况且老成之人开始的时候“皆新进也”。读曾巩的《唐论》，毛泽东批注：“此文什么也没有说。”读苏洵的《谏论》，他认为是“空话连篇”，“皆书人欺人之谈”。读苏洵的《六国论》，对文中提出六国如果联合起来“并力向西”，就不会为秦国所灭的议论，毛泽东批注“此论未必然”，因为“凡势强力敌之联军，罕有成功者”。

　　毛泽东爱读古代知识分子的史论、政论文章，自然与他想从中体会和疏理出一些为政治国的历史经验以及带规律性的东西有关。而他的评点及其包含的所褒所贬、所扬所抑，也明显反映出他对我们的知识分子在从政言政时所寄予的期望和要求。宋代一些知识分子虽然也搞些政治，有的还担任了很高的官职，但毛泽东明显不喜欢他们抽象说教、言不及义的书生意气。

　　书生意气和政治器识之间，毕竟隔着一道不浅的沟壑。

　　(作者亦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