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各大主要战场上几乎都是两大民族之间的互相撕杀，只有中国战场上是日本人指挥着中国人打中国人，中国成为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唯一国家。下面是栖霞县抗战纪念馆展示的共产党抗日武装的歼敌统计表，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所解放的敌人据点中，伪军数量几乎超过日军10倍。　　

　　这些伪军是哪里来的？基本上来自于国民党军队，来自于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抗战时期为日军输送伪军，解放战争时期为共军输送武器，故称“运输大队长”）。当时蒋介石“反共第一，抗日第二”的基本原则，是造成大量伪军的主要原因。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回忆录“北京三年”的第17部分“投降的将领”中一段话证明了这一点：

　　“我到北京就职后，了解到管辖区内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有不少以上将、中将为军队司令的国民党地方军。这些地方军大都是各派系的旧军阀，目前虽接受中央政府的军饷，对蒋介石却未必忠诚。只要避免和他们作战，就可减少牺牲，节省兵力。因此，我要求各军、兵团长等对国民党地方军进行诱降活动，结果非常奏效。从1942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其中最大的军就是前面提到的庞炳勋8万（原文如此——译注）大军。除上述将领统率的正规军外，投诚的也有地方杂牌军的小部队。即使这样的队伍，在维持治安方面也起到一些作用。

　　1942年10月8日我曾到山东省张店，检阅了该地杂牌军的投诚部队。当晚在日本饭馆招待各部队的五、六位部队长并进行了恳谈。此时我想到在北满任第2师团长时，曾费了一年的苦心，最后成功地使管辖区内的土匪全部归顺。当举行归顺仪式后，也是在饭馆宴请他们的几位头目，并进行了恳谈。这些将领可以说对蒋介石不够忠诚，但对国家民族倒有相当诚意。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投敌叛国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能谅解。”

　　1944年3月22日，我在北京宴请了全部降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胡毓坤、荣子恒等，并进行了恳谈。当他们得知不久将发动进攻时，仍表示碍难参加对中央军作战，而愿协助维持地方治安，并向我介绍了河南西部的民情。（注:后来在我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末期，估计向我军投诚的重庆系地方军的兵力共约40万人，其中华北部分即达30万人左右。）”

　　从岗村宁次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在14年抗战过程中，超过日军数量的庞大伪军，基本是由国民党蒋介石提供的，这些伪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日军消灭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特别是直到1942年国民党对日宣战后，国民政府仍然在给伪军发军饷，在投靠日军方面，蒋介石与汪精卫只有一步之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14年抗战过程中，国民党几乎从来没有与伪军发生过正面交战。抗战胜利后这些伪军又回归家门，绝大部分被国民党收编，变成了打内战的国军。

　　蒋介石收编伪军的历史祸患在于，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甚至是南宋以来中国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也是唯一一次惩办汉奸的机会，可是由于蒋介石的收编，使中华民族失去了一次大规模惩办汉奸的机会，没有能够象法国等欧洲国家那样造成一种惩办“汉奸”的永久性恐怖（男“汉奸”随便打死，女“汉奸”裸体示众），这就造成了中国上千年来当汉奸没有任何风险、没有任何恐怖性后果的历史状况，由此形成了汉奸盛行的国情特点，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汉奸势力便成为了中国精英的主流势力，汉奸文化便成为了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华民族的劫难也就由此开始了。

　　这就是当初蒋介石造就和利用汉奸力量，如今汉奸力量又歌颂蒋介石的中华民族的悲剧循环。只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今天这个悲剧循环居然是借共产党的手完成的，这就更加具有了悲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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