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中国面临的世纪性挑战

（许多数字进行了改动）　　

　　第五，关于政治伦理问题。

　　政治伦理问题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因为它是古今中外所有政治集团自觉遵守的共同约束，政治伦理决定社会道德伦理，一旦政治伦理丧失，社会道德伦理必然会随之崩溃。所以，古往今来所有国家的所有政党、所有政治集团，无论他们实际的政治立场如何，都要高举十分神圣的政治伦理大旗，如天道正义、博爱公平、民主自由等，绝不会把金钱两个大字写在伦理大旗上。中国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把金钱两个大字作为伦理旗帜的唯一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产力是根本标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为了赚钱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这个伦理大旗一举，所有的道德伦理就都摧毁了，人类所有崇高追求统统被看作是虚假不实的东西，所有理想主义要素统统被斥之为极左，支撑社会的道德大厦轰然倒塌，所有神圣信仰都被踩在了脚下。人类数千年形成的超越政治立场的善恶观念完全颠倒了：卖身卖论卖灵魂的贪官奸商、名流二奶，成为社会崇拜对象;相反，贩夫走卒、引车卖浆等古往今来的正当职业和诚实劳动，反倒成为非法活动和打击对象。目前打击摆摊商贩的所谓执法大队疾速膨胀，动辄把人往死里打，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打击无照经营。诚实劳动者没有执照经营是政府失职，政府应该把执照送到劳动者手中并向劳动者道歉，而不是当作罪犯一样进行其严厉打击。像目前这种诚实劳动违法、欺诈掠夺合法的伦理颠倒现象，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出现过。大家可以翻看一下历史，看看哪朝哪代有过把武大郎卖炊饼列为打击对象的，哪朝哪代有过专门打击武大郎的执法大队。

　　恢复社会的政治伦理是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政治伦理，与政治路线、政治立场和政治制度等不同，它是所有政治制度都必须设立的道德底线。无论是无产阶级政治还是资产阶级政治，无论是精英政治还是大众政治，都有一个必须遵守的政治伦理问题，即便是反动政治也有着贵族式反动和流氓式反动的划分问题，二者之间划分的标准就是政治伦理问题。政治伦理不仅表现在思想信仰上，同时还表现在思想方法上，不仅取决于追求什么，还取决于怎样追求。通俗地说，就是不能在理论上耍流氓，不能对同一个事物同一个人得出性质完全相反的两种认定，然后随心所欲地翻云覆雨。就拿对江青的定性来说，江青到底是极左还是极右?属于是太革命还是反革命?这个问题必须进行统一认定。如果是极左那就是太革命，如果是极右那就是反革命;不能在定罪时认定是反革命，在批判时又认定是太革命，不能在两个极端之间随意变换。虽然极左和极右往往会造成同样危害，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会互相转化，但是不能因为黑与白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就直接颠倒黑白，或者在黑与白之间直接划等号。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站在地球两端，既是极左的太革命，又是极右的反革命；如果一定要说极左就是反革命，那就如同说白就是黑一样，纯粹是理论上耍流氓了。

　　中国政治伦理的丧失，主要是根源于改革教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清算。改革教要全面清算社会主义制度，又不敢公开其真正目的，便采取了模糊事物基本性质的欺诈手法。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打左灯向右拐”，“目标是天津谎说去廊坊”，一开始就堕入了下三道，在堕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一发难收，最终不再敢于正视和承认任何是非对错善恶美丑，社会的伦理标准也就消失了。所以，恢复政治伦理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明确认定事物的基本性质，如同恢复正常婚姻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明确男女性别一样。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无论有多少特色，其基本性质必须确定。如同男人和女人，无论各自有多少特点，都不能混淆其男人女人的基本性别，这是绝对不能含糊的问题。以党校教授为代表的那些“特色理论家”总说什么，是不是社会主义关键是从什么角度来看，从不同角度看就会得出不同结论。这纯粹是流氓逻辑，男人就是男人，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也仍然是男人，从不同角度观察男人会有不同特点，但是男人的性别不会随着观察角度而改变。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好谁坏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政治伦理一定要清楚，不能含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伦理都是十分清楚的，哪怕是极端反动的国家，政治伦理也是十分清楚的。政治伦理一乱，社会伦理家庭伦理就全乱了，人伦一乱，社会也就不再是人类社会，而变成魔兽世界了。

　　过去人们经常说蒋介石是一个政治流氓，可就是蒋介石也有着明确的政治伦理，最能说明蒋介石政治伦理的就是他那句名言：“政治家对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对有些事情则只能说不能做”。为什么能做不能说?就是因为有政治伦理的约束，不能突破伦理底线。甚至连侵略中国烧杀抢劫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都不敢突破政治伦理的理论束缚，日本鬼子刺刀上挂着的口号是“东亚共存共荣”，就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共存共荣，而不是“日本人吃肉，中国人喝汤”，而中国的改革教居然能对同胞喊出“有本事的吃肉，没本事的喝汤”这样的兽性口号。

　　政治伦理的沦丧，把中国由世界政治文明的原告变成了被告。在政治文明的历史法庭上，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位置恰好颠倒了过来，原先的原告变成了被告，原先的被告变成了原告。奠定了现代政治文明基础的中国越来越成为文明世界的控诉对象，无论把什么样的屎盆子扣在中国头上，大家都坚信不疑，都认为中国是罪有应得。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眼里，拥有6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越来越变成了尚未开化的野蛮人，差不多和印地安人同属一个档次。大家看看70年代美国政治家尼克松、基辛格他们的回忆录，你就会为那时中国在世界政治文明大舞台上的主角地位，而感到无比自豪；你就会为那时中美关系上中国的攻势地位，而感到痛快淋漓；你就会感觉到那时中国人这三个字，在地球上是那么厚重，在天空中是那么飞扬。可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让中国人窝屈憋闷的时代又回来了。现在美国国会隔三差五对两个国家做决议，一个是伊拉克，再一个就是中国。为了迫使中国能够顺从地执行美国决议，便把控诉中国、妖魔化中国作为一个热身项目，去年6月份美国搞了个所谓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参与者大都是后来跑到美国去的中国改革中坚分子。这些当初中国的改革者，如同众星捧月般地围绕在美国总统布什周围，大肆控诉中国共产主义的所谓灾难，在布什带领下一起高呼“反恐就是反共”，把共产主义者等同于恐怖分子。把中国这样一个近代史上饱受外来侵略蹂躏的国家，妖魔化为一个威胁世界的恐怖国家。大家可以想一想，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亚洲造成那么大灾难，日本的文化精英都没有妖魔化本国，是非对错暂且不论，至少说明他们的文化精英是爱国的。中国的改革精英却借助美国的力量，把饱受外来侵略蹂躏的中国打造成为一个世界恶魔，成为世界随意讨伐的公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这个全世界唯一进行过种族灭绝的国家，这个依靠贩运黑奴发展起来的国家，这个一直到中国文革前还随意滥杀黑人的国家，会成为世界政治文明的法官，反过来控诉中国侵犯人权?除了文化精英对美国的美化和对中国的妖魔化之外，中国政治伦理的丧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第六，弄清政党活动和邪教活动之间的界限。

　　多年来摧毁政治伦理的结果，就是越来越模糊了政党活动和邪教活动之间的界限，把邪教活动方式带到了共产党内，严重侵蚀和毒化了共产党的健康肌体，形成越来越严重的政治腐败。政治腐败是所有腐败的根源，迅速催生了经济腐败，最终使腐败大潮淹没了整个社会。导致共产党在国内外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正在走向反面，正在从根本上瓦解着共产党存在的历史合法性，这是共产党历史上一场真正的浩劫。九十年代世界许多共产党纷纷放弃共产党名称，转而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就是这场浩劫的反映。最近在反思改革的过程中，人们更多谈到的是对人民的危害，对国家的危害，对中华民族的危害，而没有注意到共产党同样遭受到巨大损害，这种损害不仅仅表现在党的性质和宗旨方面，更可怕的是表现在政党行为方面。

　　现代政党无论是否具有先进性质，在活动方式上必须堂堂正正，与邪教组织之间泾渭分明，即便是搞阴谋，也要有一个行为底线，不能摧毁整个社会的伦理规则，不能采用邪教手段。而后来对共产党最大的损害恰恰是党内形成了一股邪教力量，不讲任何政治规则，没有任何斗争底线，甚至把党的总书记都看成是政治二奶，随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前后两个总书记都是因为不听话被废掉的。前一个是召开民主生活会给换掉的，参加会议的多数是些已经退休的老头儿老太太;后一个干脆连民主生活会都不开了，直接派武警持枪在家门口一站就废掉了。一个党内退休老头儿一句话就把党的总书记给关了起来，这哪还有丝毫现代政党的影子，只有邪教教主才有这个权利!右派经常控诉打倒刘少奇是践踏民主，刘少奇的是非对错暂且不论，至少刘少奇是人民起来造反打倒的，而后来的总书记却是在镇压人民的情况下被废除的。当初打倒刘少奇和后来废除总书记，天安门广场同样是人民的海洋、红色的海洋、口号的海洋，虽然打倒刘少奇和后来废除总书记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性质，但是造成两个红色海洋完全不同结局的主要因素，除了斗争的阶级性质不同之外，单就活动方式而言，前者属于堂堂正正的政党活动，后者属于鬼鬼祟祟的邪教阴谋。所以时至今日，仍然不知道当初下令开枪的是谁。

　　人们总是喜欢谈论诸如一党制多党制等问题，其实，目前中国最需要弄清楚的是政党组织和邪教组织之间的界限问题，要明确政治斗争绝不能搞乱七八糟的东西。历史上大清王朝的统治也好，国共两党的斗争也好，都承袭了中国历史上政治斗争的传统特点，就是采用政治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可是大家回顾一下中国改革教采用的是什么手段，纯粹是最卑鄙最下流最龌龊最肮脏的邪教手段，用各种极端龌龊肮脏的手段把整个民族给毁了，把整个国家和民族淹没在了臭气熏天的大粪坑里。就拿当时对江青的妖魔化来说，整个政界知识界对江青的妖魔化很少有政治方面的，几乎全都是污浊不堪的生活方面的。把他们自己所思所想所追求所向往的最肮脏生活和最龌龊想象，全都如同脏水般泼到了江青身上。对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的一位老太太，采用如此极端下流的手段进行妖魔化，古今中外都绝无仅有。虽然采用这种下三烂手段个人赢得了胜利，但是整个民族却输了，输掉了生存和发展的伦理基础，社会道德体系全面崩溃，正义正气荡然无存在，使中国成为全世界道德最堕落的国家。这就是政治斗争突破伦理底线的结果。所以古今中外的政治斗争都有着不可突破的伦理底线，美国和基地组织之间仇深似海、不共戴天，但同样具有斗争的底线，就是从来不侮辱对方的宗教信仰。金庸武侠小说中刻画的最无耻下流的典型代表，就是《天龙八部》中的星宿派，但他同样有着不可突破的道德底线，就是只歌颂自己的教主如何伟大，从来不妖魔化其他门派的领袖。中国政治活动的邪教化，是具有六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堕落的根本原因。不仅政治行为邪教化了，甚至连组织结构都邪教化了，领导人不叫领导人，叫老爷子，以至于形成了中国政治结构的双重化：总书记领导的共产党和老爷子领导的改革教。并且总书记领导的共产党斗不过老爷子领导的改革教。这那还有半点儿文明国家的影子!莫说是现代西方国家把中国看成是未开化的野蛮国家，恐怕未来我们自己的历史学家也会怀疑当今中国是否属于文明国家。

　　我们经常讲，制度如渠，百姓如水；渠怎么设，水怎么流。政治伦理决定生活伦理，政治伦理的堕落必然导致生活伦理的堕落。只要政治伦理不堕落，哪怕是政治再黑暗再腐败，老百姓的伦理道德也仍然是完善的。当初晚清政府那么腐败，国民政府那么腐败，老百姓的道德体系都没有崩溃，就是没有突破政治伦理的结果。如果孙中山对慈禧太后、蒋介石对宋庆龄，也像改革教对江青那样肆无忌惮地编造谣言泼脏水，恐怕中华民族早就崩溃了。由于政治伦理的堕落，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都是由党内政治斗争造成的，人们自然就把这笔账算到了共产党头上，这是改革教给共产党带来的灭顶之灾。如果这个问题不讲清楚，不划清共产党和邪教组织之间的政治界限，就不能得到人民的谅解，共产党就将难逃历史大劫。可见，对改革教的批判，不仅仅是对人民对国家的挽救，同时也是对共产党自身的挽救。

　　第七，要搞清楚私有化的作用、途径和边界。

　　私有化是改革教最为推崇的神圣信仰，也是改革教对人民进行全面清算和剥夺的基本理论依据。把私有化推上神坛，视为万能之主，是中国改革教一大特征。由于我们在此讨论的是社会文明的底线问题，所以关于私有化本身是非对错的问题暂且不论。在此只想简要指出三个问题，即私有化的作用，私有化的途径，以及私有化的边界。首先就私有化的作用来看，总结西方国家以及许多新兴工业国家发展的基本经验可以看出，战后走上和谐发展道路的任何一个国家，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抑制私有化发展起来的，社会文明的提升和个人精神的完善，也都是通过克服狭隘的私有观念实现的。其次就私有化的途径来说，西方国家私有化的发展，是通过建立在等价交换基础上的剥削制度实现的，除了国家发动战争对外抢劫之外，国内绝不允许个人对公众进行抢劫。这也是西方国家内部和谐团结的一个重要原因，你可以对外抢劫，但是不能对内抢劫;对内所有抢劫都是犯罪，没有什么原罪不原罪的。像中国这样谁抢到手财产就归谁的现象，任何一个国家都没出现过。

　　中国的私有化之所以特别邪恶，还不仅仅在于它对公众的抢劫，而在于它把富人对穷人的抢劫称为是原罪，而对原罪是不能追究的，谁追究原罪谁就属于极左思潮的“仇富行为”，本身就是反对改革开放的历史性犯罪；而把穷人对富人的抢劫称为是现罪，对现罪则要严厉打击，甚至格杀勿论。最后就私有化的边界来讲，世界上所有实行私有化的国家都有着明确的公私边界，有着私有化不得侵犯的公共禁地，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是不能私有化的。而当今中国不仅经济资源全部私有化了——或者是个别私人直接占有，或者是极少数私人以公司的形式联合占有——甚至连政治资源都私有化了，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私有化现象。政治资源的私有化，是当今中国所有祸患的总根源。中国经济私有化的抢劫途径，就是政治私有化决定的。所以，在此我们主要讲一下政治私有化的问题。

　　谈到政治私有化，可能人们就会想到“朕即天下，天下即朕”的皇权时代。其实“朕即天下”的皇权统治并非是政治私有化，而是皇权和公权直接融为一体，既无所谓公，也无所谓私。我们所说的政治私有化，是当今中国存在的一种特殊政治现象，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种特殊私有化现象。通常人们总是把目前中国的腐败现象看作是权利私有化的结果，其实目前中国已经远远超出了权利私有化的范畴，而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政权私有化现象。中外历史上权利私有化现象较为常见，凡是权利约束比较弱的地方——无论是皇权约束还是民权约束，就容易形成权利私有化的现象，其特点就是权钱交换、卖官鬻爵，把权利当作私人资本来经营。目前中国的政权私有化则是在权利私有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拥有了只有国家才拥有的镇压功能。是否具有镇压功能，是权利私有化和政权私有化的最根本区别。当地方官僚具有镇压权利的时候，标志着社会已经由权利私有化进入了政权私有化阶段。政权私有化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以往封建社会无论多么腐败黑暗，都没有出现过政权私有化现象。高俅贵为国防部长，要除掉林冲一个普通军校教员，却只能设计诱使林冲犯罪，由法律对林冲进行判决。张都监身为城防司令，要杀武松一个囚犯，也只能把武松奉为贵宾请进家来再设计诬陷。这种情况和现代西方国家差不多，官员要想加害百姓，只能设计让百姓犯罪，只要百姓不上钩，官员没有任何办法，因为政权没有私有化，官员并不直接拥有镇压功能。而当今中国官员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镇压功能，莫说是高俅、张都监那些相当于副总理级省部级的高官，即便像县长县委书记那些处级基层官员，只需一句话，无论多少个林冲和武松都会被随时镇压掉。封建社会官员陷害百姓之所以要费尽周折地制造人脏俱获的“真实证据”，与当时的审判制度有关，封建社会的衙门判案与现代西方国家的人民陪审团制度有些类似之处，都是公开审判，老百姓聚集在衙门口观看，如果证据不足，百姓就会起哄，传播开来官员就可能倒霉。大家可以想一下，《水浒》作为文艺作品描绘的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就是把所有罪恶集中起来加到一个人身上，在那样的典型环境中，张都监都杀不了一个囚犯，就是因为政权没有私有化，他没有镇压的权利。

　　当今中国的政权私有化现象，是30年来官权极端泛滥的结果。当初那位老人走上政治舞台，上有华国锋中央集权的领导，下有造反派民权的制约，为了削弱中央集权，剥夺百姓民权，便做出了依靠官权和洋权的历史选择。要讨好官权就必须彻底剥夺百姓民权，要讨好洋权就必须全面削弱中央集权，这就必然形成了官权和洋权无限泛滥的政治状况。官权泛滥的结果，就是脱离中央集权和民权的束缚，形成了一种新的完全独立的政治力量。官权完全脱离集权和民权约束的独立发展，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官权的独立发展使各级官员具有了包括镇压功能在内的全部国家功能，依靠这种国家功能，官员不仅能够以权谋取私利，还能够以权镇压私敌，随便一句话，就可以把权利范围内任何一个人置于死地。为了保证各级官员具有充分的镇压手段，通过改革国家暴力机构使各级官员拥有了行使镇压职能的暴力工具，这就是保安、武警、特警和防暴警察等武装力量的产生的历史背景。改革之前，为了抵御外侮、捍卫民族独立，创造一个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我国建立了强大的人民军队和民兵组织。后来，为了满足官权和洋权的需要，以裁军的名义，把对外作战的军队变成了对内镇压的武警，把保卫人民利益的民兵组织变成了保卫富人利益的保安机构。保安和武警等暴力工具的出现，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它标志着人民武装力量开始变成了对付人民的武装力量。保安等机构的出现，完全是中国历史上狗腿子制度的现代化翻版。

　　同时还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官权第一次具有了独立的镇压功能，对于百姓不同程度的反抗具有不同程度的镇压方式：最常用的是动用保安镇压;超出了保安镇压能力，则由防暴警察镇压;超出了防暴警察镇压能力，则由武警镇压;超出了武警镇压能力，则由军队镇压。并且这整个暴力镇压的连环圈是自动运转的，一旦启动任何人都阻挡不了，哪怕是中央政府也无能为力。道理很简单，无论任何官员一声令下，保安就会立刻动手;保安一动手，警察就不会看着保安挨打;警察一动手，武警同样不会看着警察挨打;武警一动手，军队更不能看着武警挨打。这个暴力连环圈在事实上使任何一个官员都拥有了直接动用国家机器的权利，可以直接动用国家机器为自己服务，从而造成了政权私有化的罕见历史现象。虽然严格讲起来，军阀割据也属于一种政权私有化现象，但是那种私有化仅限于几个军阀之间，并未成为一种普遍政治现象，即便如此，军阀割据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灾难，其惨烈恐怖超越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灾难。几个军阀的政权私有化就会造成如此惨烈的灾难，如今普遍的政权私有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历史后果，让人简直不敢想象。

　　政治私有化的可怕后果不仅仅是导致大分裂、大动荡、大混战，造成横尸千里、血流漂杵的内战灾难，即便在和平时期，也会把老百姓变成十分低贱的牲口，甚至是所有牲口中最低贱的牲口。这主要是由政治私有化的两个罪恶果实——地方官僚的皇权化和整体国民的汉奸化——决定的。一方面，政治私有化造成了地方官僚的皇权化。在各自权利范围内，每一个官员都是“朕即天下，天下即朕”克隆出的不同翻版，属下所有男人都是其可随意支配的奴仆，属下所有女人都是其可随意玩弄的奴婢。至于老百姓的生死荣辱及各类财产，更是全部在其掌控之中，无论是房屋等固定资产还是股票等金融资产，想拿走就拿走，谁敢反抗抬头就是武警枪口。另一方面，与官员皇权化相联系的，就是国民的汉奸化。皇权化的官员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残暴的官员，他们把整个国家变成了老百姓的人间地狱，与这些血腥残暴的皇权化官员相比较，任何侵略者虽然不能说会更好，但至少不会更坏。正是因为相信任何侵略者都不会比现行统治者更坏，所以老百姓自发地选择了顺应侵略者的态度，这就使得入侵中国的外敌，无论兵力多少势力强弱，都能十分顺利地占领中国。当初清兵入关后在长江以北半个中国没有遇到任何反抗;2千多英法联军就能攻打中国、火烧圆明园;不足1千日本兵就能成功发动“九一八事变”;不足6千日本兵就能成功发动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就是国民汉奸化的结果。官僚皇权化和国民汉奸化，是中国历史上一对孪生兄弟，每当官权泛滥形成政权私有化萌芽时，国家和民众就会形成尖锐对立，民众就会把外敌入侵的国难看成是纯粹的官难，宁可做汉奸，也不愿意挺身抗战，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盛产汉奸的历史根源。八年抗战时期中国有1千多万汉奸，当时中国只有4亿人口，除去妇女儿童和老人，成年男人也就1亿多，1亿多人产生1千多万汉奸，古今中外可谓绝无仅有。一些人总是把汉奸看成是民族劣根性的反映，看作是贪生怕死的结果，其实不是，历史上许多汉奸都是些视死如归的血性汉子，最大的汉奸汪精卫就是这样的血性汉子，能够身绑炸药行刺晚清政府的卖国亲王，试问当今中国能有几人做到!所以，汉奸是制度的产物，而不是个人性格的产物。一个把国民逼上汉奸道路的制度，是比任何汉奸都更加邪恶的制度；一个把国民逼上汉奸道路的官员，是比任何汉奸都更加罪该万死的官员。中国老百姓之所以特别痛恨贪官，道理就在这里，贪官是中国万恶之首。

　　政治私有化，是30年来中国悖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大特点。30年来中国在2个方面悖逆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一是把赚钱发财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伦理，二是把放纵官权作为改革的基本目标。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奇特现象。虽然历史上所有剥削社会的经济基础都是私有制，但是为了捍卫共同的阶级利益，都在政治上全力打击权利私有化的现象，始终把抑制和约束官权作为改革的基本任务。封建社会主要是通过集权的办法来约束官权，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通过资本的力量来约束官权。这两种约束方法的历史效果都不是很理想，集权约束的方法不顾百姓死活；资本约束的方法容易形成权钱交换；于是便有了中国文革时期的民权约束。用民权来约束官权，是中国文革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伟大贡献。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纷纷引入中国文革创造的民权约束机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解决了官权泛滥的历史灾难，取得了很好的历史效果。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中国文革民权机制，主要是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基础上形成的社团民主和舆论自由。社团民主和舆论自由是西方国家成功约束官权的两个主要工具。美国纽约市长在访问上海市以后曾经感叹道：纽约市政府做梦也不敢像上海市政府那样随便扒市民的房子，其中一个重要制约就是纽约市大大小小二百多个社团的活动。这些社团可以随意参加市政府的会议，可以随时质询市政府的政策，如同中国文革时期的造反派组织一样。中国文革时期是人类历史上社团高度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种政治组织多到了连名称都不够用的程度，以至于出现了使用“野驴”名称的政治组织。如同人出生后不需要经过审批才承认是人一样，各种政治组织同样不需要任何审批，一产生就具有天然的政治权利。

　　现在的右派买办总是诬蔑那个时期的民主自由是假的，根据就是人民只有反对各级官僚和学阀的自由，却没有反对毛泽东的自由。其实这恰恰是文革最伟大的政治精髓，当今西方国家的和谐社会也恰恰是继承了中国文革这一伟大政治精髓。人类历史上之所以总是极少数权贵富豪统治绝大多数民众，就在于这极少数权贵富豪具有天然的利益纽带，能够结成为一个强大群体，以阶级的统一力量去压迫绝大多数人。而老百姓则是一盘散沙，只要实行无限制的民主自由，就会自然形成极少数权贵富豪对绝大多数人的绝对统治，这就是权贵富豪竭力叫喊民主自由的历史奥秘。所以，要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自由，就必须具有代表公理代表正义代表全体人民共同利益和愿望的终极信仰，这个信仰是不容反对不容置疑的。当时中国的这个终极信仰就是毛泽东，西方国家的这个终极信仰就是耶稣。所以现代西方国家采取了与中国文革完全相同的方法，允许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却绝对不允许怀疑耶稣、打倒耶稣。在世俗文化领域里实行绝对自由，无论是国家主席还是学术权威，只要触犯了人民利益和社会公理，公众就有权将其打倒;在信仰领域里实行绝对统一，同样无论是国家主席还是学术权威，只要是反对耶稣反对毛主席，也都要将其打倒。这种知识自由和信仰统一相结合的另一个最大优点，就是既能够通过知识领域的自由发展保障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又能够通过信仰领域的统一实现社会道德伦理的不断完善。

　　中国的悲剧就在于逆历史潮流而动，形成了与现代政治文明相反的发展逻辑：在信仰领域实行自由，在知识领域实行专制。一方面，在信仰领域中，中国的知识精英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骂;无论是耶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还是毛主席，没有不敢骂的;无论是《圣经》、《古兰经》，还是佛家经典，所有经典没有不敢批的。《圣经》流传了数千年，也没有哪个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去挑《圣经》的毛病，而《资本论》问世才100多年，中国就有那么多学者批判《资本论》过时了，不管用了。信仰领域的这种自由导致了社会理想信仰和道德伦理体系的全面崩溃，把整个中国变成了魔兽世界，支配社会的唯一原则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另一方面，在知识领域里，30年来却是越来越专制，从小学到大学，从博士到教授，都设有绝对不容挑战的“标准答案”;谁违背了这些标准答案，谁就会被判处“死刑”，并且永世不得翻身。学生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毕业升学;教师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晋升职称;官员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升迁;各类白领蓝领违背了标准答案就要下岗;等等。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标准答案年年都要更新，知识分子就要年年重新背诵，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就是在背诵标准答案中度过一生的。一个让国民从生到死都背诵标准答案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没有丝毫创新能力的民族！30年来中国没有任何发明创造的根源就在于此。这种知识和信仰的颠倒管理，不仅仅是造成社会没有信仰和丧失创新能力，同时还会毒化民族性格，造成整个民族的阳痿。

　　比较一下30年前后的中国人，就会明显感觉到这一点。30年前的中国人与现代美国人一样，为捍卫自己的信仰敢于打倒任何权威，哪怕是国家主席和国家总统。右派总是攻击文革打倒国家主席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今天美国总统布什敢于反对耶稣，相信美国人民也同样不会有耐心经过法律程序，而是一定会立刻起来将其打倒。反观近30年的中国人却正好相反，在践踏历史偶像、诬蔑祖宗圣贤、咒骂民族英雄方面，人人都飞扬跋扈、胆气十足;而在各级官员特别是顶头上司面前，却唯唯诺诺，成为十足的太监。一个在圣贤英雄面前肆无忌惮、而在上司面前必恭必敬的民族，肯定是一个阳痿的民族。看一下目前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态度，就知道中国阳痿到了什么程度。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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