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毁长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兴亡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的90年的曲折历程。百川归海，万折(泽)必东。共产党本身并不具有先进性，因为有了毛泽东，才有了共产党的先进性。在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前，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并不能运用典范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使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鲍罗廷、米夫、李德等来自共产国际的英明指示也并不能使中国共产党变得更加强大。正如列宁对中国革命首先看好的人物是孙中山而不是李大钊、陈独秀一样，斯大林对中国革命首先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斯大林对蒋介石曾经非常信任，说蒋是国民党左派，因为他认定蒋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在这位中国的罗伯斯庇尔领导下，未来政权有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直到“四一二”事变前，还把一张有亲笔签名的相片寄给蒋介石。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本属一奶同胞的两个列宁主义政党。斯大林不相信离开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存在;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斯大林、鲍罗廷武装了国民党，数百万枪炮运到黄埔军校，帮助国共两党创立了黄埔军校。初时黄埔军校仅枪30支，苏联旋即向国民党提供200万卢布的开办经费和8000支步枪、全带刺刀，每支枪配有500发子弹;还有10支手枪、15挺机枪、4门火炮、2辆装甲车，国共两党获得了建军的基础。此后又分四批将无数武器弹药运来广州。斯大林南方援助孙中山蒋介石，北方援助冯玉祥,然而蒋、冯却先后叛变革命。除了经费和武器，苏俄还派来大批军事顾问。除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顾问的鲍罗廷和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外，专门派到军校工作的有总顾问切列潘诺夫、步兵顾问白里别列夫、炮兵顾问嘉列里、工兵顾问瓦林、政治顾问卡夫乔夫等。他们指导军事、政治训练工作，编订了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与交通通讯五大教程，成为黄埔党军后来坚强战斗力的基础。斯大林寄希望靠国民党来完成中国革命，结果，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因为国民党极右派蒋介石变节投降美英帝国主义而功败垂成。江山到手、大权在握，兔死狗烹，蒋介石抵挡不住欧美共济会六千万美金的诱惑，终于在上海对自己曾经的同志—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大开杀戒、斩草除根了，顿时国共两党革命派血流成河，革命烈火被扑灭了。蒋介石叛变革命令斯大林伤透了心。被解职通缉的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对冯玉祥感叹曰:“苏俄用了三千余万巨款，我个人费了多少心血精神，国民革命才有今日成功。”托洛茨基对这一叛变却异常冷静。他只说了一句:“他们叛变的不是自己的阶级，而是我们的幻想”。血的事实让从未想过从事军事斗争的毛泽东意识到必须用革命的两手来反对反革命的两手，用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开始了将中国共产党从抓笔杆子改造成既抓笔杆子又抓枪杆子的圣王历程。毛蒋二人，心头皆有主义，手中皆有枪杆。

　　国民党脱胎于江湖会道门，由洪门、哥佬而中兴会、华兴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直到1924年前，国民党入会仍要按手模、宣誓绝对效忠孙中山个人的帮会组织的形式是国民党一直以来派系林立、组织涣散，这是屡战屡战屡败的根源。而中国共产党发源于北大图书馆它已开始就有现代党派，严密的组织性和科学传统。为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改造了国民党，使它具有了像共产党一样的组织性和严密性（但并不成功）。此时，国民党革命政权仍局促于广州一隅，为了推动国民革命，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革命军人培训班黄埔军校创立起来了。毛泽东等中共党人亲自赴全国各地招取人才。苏联、共产国际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汇集到广州，斯大林把数百万的枪炮弹药运来广州。黄埔军校终于由几十条汉阳造而发展成了雄师十万。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全力支持下，国共两党组成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毛泽东在湖南创建国民党组织，其他省份在国共两党先进分子的不懈努力下，也纷纷成立了国民党的组织。国民党终于从仅限于广州一隅发展成了几乎遍及全国的中国第一大党。

　　用金卢布武装起来的北伐军，基本打垮了原本由国际银行家扶植的北洋各系军阀。这些北洋军阀垮得速度之快，让他们的后台老板们瞠目结舌、手忙脚乱。摆在帝国主义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新的代理人在哪里?这时，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就成为可以培养的上佳人选。为了摸蒋介石的底，美国政府派专人查阅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中关于蒋介石的犯罪记录,又向大买办虞洽卿全面了解蒋介石，这才派虞洽卿跑到南昌亲自“面试”蒋介石。在初步摸到蒋介石的底牌之后，虞洽卿又于1927年2月到南昌“复试”蒋介石。这一次达成了秘密协议：蒋介石到上海、南京后，即可获得贷款6000万大洋，条件是蒋介石要纳出“投名状”——反共。苏联人在1924～1927年的3年间给国民党投了3000万金卢布，约合2700万大洋，就几乎打赢了北伐战争。1926年11月的蒋介石，确实面临一个重大选择，背弃苏联，就会失去庞大的资金支持和军事装备补给;但如果听命于鲍罗廷，前去武汉，又将葬送自己的权力和政治生命。虞洽卿背后所代表的势力，比苏联更有钱，比蒋介石更怕共产党。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国际银行家们的头等大事，就是动员中国买办阶级绞杀中国革命。1927年3月29日，数代为欧美共济会的国际银行家当大买办的苏州洞庭山帮席家和虞洽卿牵头上海商业联合会的代表团拜访蒋介石，声称只要他和共产党决裂就给予财政援助。蒋介石终于抱上了一条更粗的大腿。

　　北伐革命功败垂成，革命阵营因为极右派蒋介石的倒戈而变得血流成河。斯大林、布哈林、鲍罗廷寄于厚望的革命同志蒋介石一夜之间都成了欧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反革命，极右派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拿了欧美共济会的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立即被满门抄斩。

　　共产国际清醒了，中共也不对国民党的革命性抱有幻想。决心用革命的武装打倒反革命的武装。幸存的共产党人掩埋了国共革命同志的尸体，似乎失去了冷静。1927年开始，先后组织策划了200多次起义，皆告失败，南昌起义后失败流窜，兵败潮汕，除南昌警察局长朱德所部外，主力全军覆没，周恩来、叶挺、刘伯承、贺龙等领导人皆夺船而逃往海外得以幸免，广州起义甚至仅存在3天就失败了。城市暴动的道路走不通了。毛泽东早已妙算在先，为中共探路先锋，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井冈山的斗争成了共产党人的榜样，井冈山的道路被复制了，全国十多块根据地先后建立起来。

　　1927年到1929年初，两年井冈山的斗争，一系列建军、建政、建党原则形成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工农兵三结合革命政府，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主张歼灭战，反对击溃站，人民军队三大任务，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也是生产队等原则融入了参加井冈山斗争的共产党人的血液。这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法宝，毛泽东用武器的批判，给中共提供了最有力的批判的武器。

　　真理往往只被少数人掌握，自从毛泽东上井冈山，党内的同志一路打击、怀疑、非议、排挤，污蔑。他们认为毛泽东的道路不是革命者的道路，毛泽东有严重的右倾思想。从湘南特委周鲁到湖南省委杜修经、杨开明，从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周亦栗，直到中共中央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顾作霖、项英，最后到共产国际代表派员王明，每一次他们的错误决定给革命带来的损失都证明毛泽东的英明正确。他们无法接受，似乎毛泽东每次都是正确的。听毛泽东的革命事业就由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不听毛泽东的，革命往往就遭受损失，当发现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正确，中央不得不一次次向毛泽东逐渐靠拢，百川归海折（泽）必东。共产党似乎并不具有先进性，因为有了毛泽东，共产党的政策才有了先进性。毛泽东服从组织纪律，百折不挠，愈挫愈勇，总是在最危难的时刻为中央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1927年初上井冈山，师长余洒度不相信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指责毛泽东逃跑主义，径自下山向中央告状，结果自己成了可耻的叛徒。1928年初，湘南特委周鲁来井冈山传达指示，开除毛泽东党籍，左倾盲动，拉部队去湘南搞湘南暴动，朱德、陈毅在湘南因执行湘南特委左倾盲动的烧杀政策而致湘南暴动失败，井冈山根据地因主力部队拉去湘南而失去大部，湘南全失，史称“三月失败”。幸毛泽东力挽狂澜，并掩护迎接朱德部到井冈山，重新恢复了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恢复党籍，重返领导岗位，采取波浪式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革命一天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天壮大。1928年8月，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又携“绝对正确”的省委指示信来井冈山，又要必须“毫不犹豫执行”，要求毛泽东率红四军再赴湘南作战，边界特委与杨开明接替。毛泽东力陈不去湘南的六大理由，指出杜修经主观盲动瞎指挥，有断送井冈山的危险。杜不听劝谏，强令执行，又致“八月失败”，红四军损失惨重，井冈山被敌人乘虚占领，疯狂烧杀报报复，湘赣边界弥漫着白色恐怖，史称“八月失败”。朱德无颜再回井冈山，毛泽东又亲自将其寻回。

　　1929年5月，在南昌起义主力在潮汕全军覆没后，与刘伯承逃往海外，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的刘安恭在中共六大后，受中央派遣携中共六大文件和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二月来信”潜入苏区指导工作。刘安恭、朱德、陈毅3个四川同乡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红四军和苏区领导人，刘安恭的到来，给红四军带来了波及全军的争论，朱毛之争是主义之争，真理不辩不明，攸关革命，毛泽东毫不退让，在红四军七大上，陈毅再次夺了毛泽东的权。陈毅两次代替毛泽东任前委书记，两次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后来陈毅说：“我挂帅，失败了，挂帅是不容易的。”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领导岗位，赴闽西上杭蛟洋“养病”。后敌人发动“三省会剿”，叫嚣一星期解决闽西根据地，朱、陈去毛泽东住地问计，毛授以“牛篦政策”退敌，陈毅请毛回来任前委，毛不允，坚称不打倒“和稀泥、调和”的陈毅主义决不回去。不久陈毅决定去上海找中央汇报，请求解决七大争议。留下朱德、刘安恭执掌帅印，指挥军队。红四军内部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日益暴露，朱、刘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战，刘安恭牺牲，部队损失惨重。朱德单独领军，军心涣散，几近散架，议论蜂起，朱德为解决问题，统一思想，如开红四军八大，想以此整顿部队，加强建设。但红四军八大只是在无组织状态下吵了三天，毫无结果，军队涣散。红四军官兵想到毛泽东领导时革命事业一天天扩大，今日却如丧家之犬，纷纷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朱德与一些领导同志也终于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可贵，认识到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的指挥，去信请毛泽东回来，毛泽东未充。1929年10月，陈毅携中央“九月来信”回苏区主持前委工作，与朱德连写三信快马送达毛泽东，汇报“九月来信”指示，并自我检讨。毛泽东连接三信，回到红四军，将士们看到阔别三个月的毛委员回来了，纷纷拥上街头，夹道相迎，欢笑流泪，一直簇拥着把毛泽东送到军部。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古田会议）在闽西上杭县古田召开，毛泽东重新当选红四军前委书记，确立了红军的阶级性质，宗旨、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三大任务，即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的重大任务。“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建军、建政思想已经形成了。九大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四军一雪前耻，重新焕发了战斗活力，风卷红旗过大关，横扫千军如卷席，连续击退国民党的第二次“三省会剿”和第一、二、三次“围剿”，将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朱毛之争，以冲突开始，以团结告终，使红军在政治、组织、思想上大进一步，堪称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典范。党的绝对领导与无产阶级政治建军突出了，非如此不能前进。毛泽东指引的方向逐渐成了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的建党、建军、建政思想渐渐成了共产党的思想。朱毛之争后，朱毛从此不再分开。后来在张国焘军中，朱德甚至说即使把我朱德劈成两半，也分不开朱毛。毛泽东在对敌斗争和党内论争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且脚踏实地，牢牢把握“党指挥枪”这个重中之重，把一支近乎乌合之众的队伍整合成一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

　　1930年至1931年，毛泽东指挥红军由游击战发展到运动战，连续击败了蒋介石组织的三次“大围剿”，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开辟了中央苏区。复制毛泽东军事思想、原则的全国各根据地也日益壮大，鄂豫皖、湘赣边、洪湖、湘鄂边、湘鄂西、闽浙赣、赣粤边、东江、琼崖、左右江、陕甘等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前推进，一天天扩大，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蒋介石手下著名的“八大金刚”:何应钦，钱大钧，顾祝同，刘峙，陈继承，陈诚，蒋鼎文，张治中，除了张治中未与共产党作战，这些日后在抗日争战中的赫赫名将，此时皆是朱毛红军的手下败将，更不必说他们手下的猛将如薛岳、胡宗南、卫立煌、汤恩伯、王耀武、杜聿明、李天霞、韩德勤。。。。。。毛泽东成了共产党的旗帜，在共产党外，全国上下各界人士几乎都以为毛泽东就是共产党的领袖，蒋介石甚至不把上海的中共中央看成是真正对手，他的心腹大患是共产党的毛泽东——北伐时期的革命同志，曾经的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代宣传部长，湖南、上海国民党部的核心组建者。远在洋房子里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李立三等似乎对党内囊锥露颖的毛泽东也有莫名的隐忧。1929年夏天后，海归派、“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陆续回到国内，1931年1月7日，在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沈泽东、夏曦等九人补进了中央政治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令下，王明成了中共实际掌舵人（挂名总书记还是向忠发），王明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陆续派到各大苏区当钦差大臣。至6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党中央险被一网打尽。上海无法立足，王明重赴苏联，任命博古为接班人，总管临时中央政治局，派特派员、中央代表、海归派、“二十八个半”控制了从中央到各根据地的大权。各根据地的创始人、领导人纷纷被打击、排挤、靠边站。上海中央的教训，使中央对叛徒的深恶痛绝，他们在各根据地尽乎疯狂地肃反。

　　从1930年至1931年底，毛泽东指挥各路红军漫卷红旗过大关，势如破竹，先后打破了敌人的“三省会剿”和一、二、三次全面围剿，开辟巩固了中央苏区。为开国建基准备了条件，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自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被摧毁，中央领导机关无法立足，逐渐转移到安全的中央苏区。1931年11月7日，中共各根据地代表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开会，共商建国大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声威远盖党中央的毛泽东以建党、建军、建政、建国首功被推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张国焘、项英为副主席。这是毛主席称呼的开始。然而，蒋介石不知道，红军战士不知道，人民群众更不知道，共和国开国的那天，毛泽东被称为毛主席的那天，正是毛泽东被中共中央排挤、责难、打击，逐一丧失党权、政权和军权的开始。

　　1931年11月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国在即，在上海中央的直接指导下，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赣南会议(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中央代表“三人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严厉指责毛泽东开创的军政方略右倾、狭隘，撤消了毛泽东在中央局的代理书记职务，转由项英接任，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设置，另成立中革军委，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红军统归中革军委指挥。这就是毛泽东开始失去领导职务的开端，毛泽东首先失去了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毛在党内被打击、排挤，因为建国首功，毛泽东的海内外的威信是中共人所共知、无人能及的，他们不得不让毛泽东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在前一个会议上受打压，却又让他在第二天主持开国大典，任苏维埃政府主席，表面风光。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正式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新官上任，立威立信，执行中央夺“城市中心论”的指示，不顾毛泽东劝阻，命彭德怀攻打赣州，让毛泽东去东华山“养病”，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几乎被完全剥夺，铁赣州果然不克，周请毛泽东下山授计，毛冒雨兼程赶来，挥师东征，连下龙岩、漳州，筹资百万，影响巨大，战绩辉煌，还缴获两架飞机，化腐朽为神奇。然中央对毛泽东更加不满，毛旋即又被闲置，仅能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御驾亲征”。

　　1932年5月至9月，蒋介石全面布署对各根据地第四次“大围剿”，实行各个击破，先集中兵力攻张国焘的鄂豫皖、贺龙的湘鄂西，剪掉中央苏区的羽翼，得手后，再转移兵力，包围中央苏区。风雨欲来，毛为打破敌人新一次的围剿庙算在胸，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却一再拒纳毛苦口婆心的劝谏，双方为战略问题争执不休。1932年9月26日，毛泽东忍无可忍，说服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置后方中央局瞎指挥于不顾,未雨稠缪，为准备打破第四次“围剿”，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毛泽东的名义颁布《在敌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时期的训令》。后方中央局大为震怒，为解决行动问题，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召开“宁都会议”，周、朱、王倒戈、犹豫。就前线作战方针，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邓发顾作霖、朱德正面交锋。他们批判毛泽东一贯右倾，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消极怠工，把“诱敌深入”指责为“守株待兔”。任弼时代表中央局坚决反对：“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部署，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毛泽东孤立无援，被迫退让。训令因此未能实行。为防止毛泽东掣肘军事指挥，中央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毛泽东发表意见的自由受到了严格限制。红军由周恩来、朱德指挥，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但周、朱、王认为“毛泽东同志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未来的战争有较在的帮助。”同时多数委员又担心“毛泽东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果让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服从组织安排，被完全剥夺军权，提出了“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毛泽东离开红军回到后方，到福音医院“养病”，稍后领导中央政府工作。然而身为政府主席，也几乎无事可做，实际权力由项英控制。后来反第四次“围剿”的危急关头，在朱德建议下，周、朱抵制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左倾’冒险主义，毅然重新执行了毛泽东的这个计划，依毛泽东旧计继续实行诱敌深入方针，首创大兵团伏击战的先例，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迎来鼎盛时期。转危为安，第四次反“围剿”终于获得了胜利。后期的反第四次“围剿”进程和战场布置分别表明这是一个英明的预见、正确的战略计划，勾勒出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全过程。毛泽东留下的《训令》成就了周恩来的英名。

　　因为中央特科顾顺章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投降变节，上海中央险被一网打尽，所以这些中央大员才纷纷转移到中央苏区。中央转来后，一朝蛇咬，杯弓蛇影，开始大力肃反，肃反不断扩大化、频繁化。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处处谨慎行事，严防惹祸上身，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他也不主动与他人交往。躲过了这一时期频繁的肃反，脑袋没有被砍掉。他们早已把毛泽东搞臭，解除一切实权，即使这样，中央仍不放心，找不到理由打击毛泽东，就敲山震虎，说他搞宗派主义，打击仍坚持毛泽东路线的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贺子珍等一批人。毛泽东早已有名无权，中共中央还不敢掉已轻心的直接原因是：1933年1月，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将残部全部迁来苏区，刚潜入苏区时，在上杭县见到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罗明左一句“毛泽东主席”右一句“毛主席指示”，苏区人民口中只有“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功高盖主，这话十分刺耳，全然无视毛主席之上还有中共中央。而在老百姓心中，一直以为毛泽东就是中共的领袖，他们哪里知道中共高层的组织结构。

　　1934年1月间，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具有戏剧性的是，没有让毛泽东参加，并且在会上把毛泽东作为批判的对象，搞缺席审判，不许上诉。因为毛泽东还是名义上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元首，各大苏区人民和外界也以为是毛泽东统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过几天，中央又要毛泽东代行国家主席职责，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提议的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这样，毛泽东最后一个实际领导职务也被排除掉了。博古称老毛现在成了中国的加里宁（加里宁:俄国革命家，从十月革命到去世，一直是名义上的苏联国家元首）了。除了在中央政府的通告上印着毛泽东的名字外，什么实质性的权力都没有了。但并不因此而罢休，还要继续地“无情打击”、“残酷斗争”。

　　赣南会议（一苏大）、宁都会议、苏维埃二大会议（二苏大），这三次会议，毛泽东相继被解除在党、红军、和政府中的实际领导职务，东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直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复职。海归派、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左倾错误领导完全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权、军权和政权，给苏区带来严重失败。教条主义真害死人！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适应国情，用游击战和运动战打下井冈山、开辟赣南、闽西，后来建立了中央苏区。全国的共产党人都学习毛泽东的建党建军和作战原则，与之 接轨，结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闽浙赣的方志敏，鄂豫皖的许继慎、贺龙的湘鄂西、陕甘的刘志丹、湘赣、东江、琼崖、左右江等一大批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了。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些重要人物相继回国，在上海的中央机关相继退到中央苏区，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开始全面与共产国际接轨了，刘安恭、项英、任弼时、顾作霖、邓发、凯丰、王稼祥，刘伯承、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张闻天、博古等一大批海归派先后驾到，一面批判否定毛泽东的思想主张，一面不得不投靠毛泽东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来立足存身。到1933年1月后，临时中央机关博古、张闻天、陈云等全部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中央机关的驾到，也带来了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还带来了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李德。中央苏区在这些海归派的控制下完成了与国际接轨。毛泽东已经过时了，只好卧 龙高卧于东华山和福音医院,自毁长城，其直接后果就是各苏区相继不支，张国焘弃鄂豫皖奔川陕，贺龙奔湘鄂边和黔东，继之博古、李德弃中央苏区长征，红军三大苏区全部丧失。毛泽东后来自嘲说：“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

　　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了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博古、李德、周恩来成立最高“三人团”。李德完全将欧洲战场正规战的那一套照搬到中国，震惊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全然不知道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为打破第五次“围剿”， 六路分兵、全线抵御、处处设防、节节抗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对敌斗争以国家对国家的战争形式，以正规战对正规战，以阵地战对阵地战，以堡垒战对堡垒战，以短促突击对短突击，完全不顾实际，乞丐与龙王比宝，历时一年，没能打破敌人的围剿，由于错误地否认小游击和小流动，结果被迫来了一个大游击、大流动（长征）。能征善战的彭德怀、林彪在蠢猪式指挥下也只能大打败仗。红军被迫放弃经营了六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转移。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换来百分之百的苏区损失。

　　幸而大难有转旋之望，出征前，经过周恩来的工作，博古、李德终于同意毛泽东参加战略转移，而留下项英、陈毅坚持游击斗争。在红军生死存亡、危在旦夕之际，博古、周恩来、李德、朱德最终采纳了毛泽东已悄然布置的“仙人指路”，从湘粤交界的五岭山脉逶迤而过，跳出包围阻截，踏上了漫漫转移之路。原来毛泽东很早就预料最高三人团蠢猪式的指挥会断送中英苏区、断送红军，然天听难达，毛泽东只能悄悄为红军准备退路，希望关键时刻能有转旋之机。他派何长工悄然与南天王陈济棠秘密达成了红军不入粤境，粤军不攻红军的协议。中央苏区东大门长汀、西大门兴国、北大门广昌，南大门会昌筠门岭皆被攻破，损人失地，惟毛泽东只身前去“视察”的南大门会昌还在红军手中，然四面被围，十面埋伏，十万红军被压缩在方圆不到百里的狭小区域,围而歼之，插翅难飞。大难将临，从哪个方向能突出重围，最高三人团无计可施，朱德提议问路于毛泽东。毛泽东从会昌寄词一首“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真是仙人指路，朱德一下明白了自己的老搭档毛泽东所指的出路，十万红军出会昌，消失在郁郁葱葱的五岭山中。果然风景这边独好，红军与粤军只是象征性做做样子，朝天放枪，轻松突破三道封锁线，跳出包围圈，踏上漫漫征程。

　　1934年10月，由于海归派教条主义的极‘左’统治，毛泽东缔造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只存在于马背上了。

　　二、自废武功，延安道路与苏联道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悲剧证明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以王明为首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与国际接轨，造成了中央苏区百分之百的损失，白区损失几乎百分之百。毛泽东的复出挽狂澜于既倒，逐渐克服了中共俄化的趋势。毛泽东的思想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由毛泽东指引的“延安道路”，中国革命再次起航，复成燎原之势。八年抗战，浴血坚持。综观整个抗日战争，战争背后所凸显出来的是国共双方统帅不同的战略理念和不同的对力量对比的看法，也是对于军事力量完全不同的运用方式。倭寇与共产党的作战，主导权完全在共产党，倭寇被迫适应共产党人按照自己优势制定的游击战、运动战，陷入“以短击长”的困境，战争模式的选择权和主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一方；倭寇与国民党作战，倭寇掌握着主导权并实现了“以长击短”，国民党被迫适应倭寇主导的正规战的需要，错误地选择了按照发挥强敌优势力量的方式进行战争，结果导致丧师失地，这被共产党人批评为“片面抗战路线”，因为他们的战略战术没有能力组织那种根据敌人弱点来进行的战争样式， 不得不消极被动地打正规战，这恰恰有利于日本侵略军发挥优势火力的作用，这一失败不是偶然的。抗战胜利后仅仅一年多，蒋介石违背谈判协议，不顾民众反对令胡宗南率23万大军进攻延安，意欲6个月解决中共。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毛泽东主动放弃了延安，中共中央为了安全，一分为二，分散转移，刘少奇、朱德等前往华北，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了陕北主持中央工作，与敌军周旋，由彭德怀、习仲勋负责指挥作战。1947毛泽东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这是中国革命第三个落脚点。斗争中求和平则和平存、妥协中求和平则和平亡。毛泽东在这里指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横扫千军如卷席，渡江战役，誓将剩勇追穷寇。从延安走出，仅仅3年后，他们就在北京的天安门欢庆了自己的胜利。　

　　1949年10月，重开建国大业，毛泽东的军队、农村（红区）与刘少奇的海归、城市（白区）“两条战线”汇合在一起，毛泽东率领他的同志再次缔造了一个全新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此时，毛泽东不仅重新缔造了共和国，声威至极，而且成为中共的领袖。他这次是以中共领袖的身份再次被推选为共和国的主席，前次完成建国大业，毛泽东功成而被中央逐步削权架空，无法施展他的经国雄材，此时毛泽东再次缔造共和国，教条主义、海归派还能重演苏维埃时期的故事，复制苏俄模式吗？毛泽东还会被海归派、修正主义者再次架空吗？毛泽东能阻止中共海归精英再次与苏联接轨，能否阻止他们在中国建立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吗？毛泽东的“延安道路”会被海归精英的“苏联道路”取代吗？

　　1917年6月16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在1000多名代表中，770人声明了自己所属的党派: 社会革命党人285名; 孟什维克248名;布尔什维克105名。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中连10%都不到，人数最少。孟什维克党人、临时政府邮电部长策烈铁里在会上高声宣称，在俄国，没有哪一个政党敢于单独掌握全部政权，并对国家今后的命运负责。代表席上一个身材不高、目光锐利的人站起来，大声回答:“有这样的党!”回答者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俄国敢如此回答的，只有列宁一人。中国有毛泽东。1949年中国共产党占领中国大陆要开始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后，实际面临一个基本的选择，应该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还是继续按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去发展，历史似乎在重演苏维埃时期中共俄化的故事。取得全国胜利后，武装斗争终于告一段落，海归精英们终于有了大展拳脚的实践机会，可以一展平生所学了。建国之初，就有人主张照搬苏联、美国国体，搞联邦制，争论不休，毛泽东一锤定音不搞联邦制，使中国避免了苏联、南斯拉夫解体，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为了使中国尽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3年国民经济恢复后，五马进京，襄理国政，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革命。1953年，毛泽东开始提议退居二线。通过三大改造和全国引进苏联工业技术、设备，门类齐全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初步建立起来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刘少奇等海归精英完全复制了苏联的道路，雄心勃勃要在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苏联道路是高度依赖专家、精英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道路，国家建设成了少数专家精英的事，精英治国，广大人民和干部都被边缘化，无事可干，无法参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而毛泽东的“延安道路”则是一切首先强调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的道路。建国之初，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全面包围、封锁，敌视、不予承认。天下草创，中共完全没有经验，中国要快速实现工业化，就必须学习苏联工业化的道路，即迅速建立建全面的高度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全面的苏联化、俄化，照抄苏联，整个按照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做法来奠定，完全由海归派按照苏联模式来搞的，按照刘少奇的说法，计划经济就是“在全国计划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计划，全国一本账、一盘棋，不应该有不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不列入计划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不能一部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无计划经济。”毛泽东天纵雄材，海归派如此之快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远超毛泽东曾经预计用五、六十年的时间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一五计划成就辉煌，正午顺则见黄昏暗，毛泽东却在全国上下的一片欢腾之中看到了苏联道路的弊端。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调查研究，听取了三十四个部门的汇报，每天不停地与各部门领导交流思想，总经经验，对中国的发展摸了底，写出了直到现在仍是中国治国思想框架的《论十大关系》。通过摸底，毛泽东开始怀疑这套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思考如何摆脱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他英明远见地预见仿效苏联经济模式对中国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即这种计划体制必然使所有经济工作都依赖少数中央计划部分和技术专家，广大人民和干部被置于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边缘，仅仅只是劳动力，是一轰而起的“群氓”，经济建设只不过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几个人的事。官权天下，这种体制必将导致中国形成新的贵族和官僚集团，重复苏联道路必然会重复苏联修正主义的败亡之路，而没有意外。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1956年八大后不久，毛泽东正式退居二线，专做党的主席，主抓军事，经济工作全国建设交由总书记邓小平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先任副主席)。然而新官上任，他们急于求成在中国快速实现俄化的工作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毛泽东预见到了苏联道路的危险，就是党正沿着苏联修正主义的道路走向资本主义——产生一个新阶级，即掌握官僚政治权力的特权阶层，脱离劳动和脱离人民的官僚阶层。毛泽东试图阻止中国俄化。1957年毛泽东再次出访苏联，就近观察了苏联向官僚资本主义的蜕变。第二次访问苏联后，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力急剧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急剧上升。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毛泽东开始在多种场合批评苏联修正主义的危险性，毛泽东要摆脱苏联道路，中苏论战终于在不久后爆发了。毛泽东的预言是惊人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精确地按照毛泽东揭示的和平演变败亡之路自动解体了。“社会主义革命却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是何等的精确。促使苏联解体的恰恰正是苏共党内的当权派，戈尔巴乔夫亲自强行解散了苏联，亲自下令苏联共产党非法，禁止共产党活动。苏联解体后，原来苏联的各级书记、共青团书记摇身一变，原来攫取的财富完全合法化，国有资产企业一夜之间成了他们的私有资产，成了大大小小的资本家。主导中国30年的政客、经济学家，推行的各项政策，几乎是重复苏联经济改革走资本主义的老路，都是别人玩剩下的，甚至懒得改动。在国营经济改革中，推行苏联“马钢宪法”那一套，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变质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惟一不同的是，因为毛泽东的努力，基本摧毁了海归派力图使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在中国实现，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从来没有在中国真正建立过，80、90年代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延续的是毛泽东的经济构思，使我国避免了苏联、东欧的大失败。中国计划经济最高度时，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而苏联高达5500种产品，它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管辖之下，而中国经济则是多层次、区域化和地方化的。1957年到1978年，中国只有3%的国企归中央管，苏联中央计划经济下一共只有4万企业，而中国有34万8千个乡镇企业(社队企业)。中共用了1/4世纪的时间，使中国完全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到1975年，工业占国家经济的72%,农业仅占28%,中国建成了世界第6大工业国。中国国企改革不成功而人民公社时代创立的无数社队企业(改革开放区社改乡镇后叫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毛泽东地方分权经济思想上的成功。东边不亮西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苏联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国企改革国家财富进了私人腰包，跑步进入资本主义终至国家解体，中国由于中央计划经济从未真正建立过，国企改革虽使国家财富像苏联一样被官僚集团、管理层吞并但中国并未因此解体。毛泽东用延安时代的精神和理想来鼓舞全国，社会主义革命要成功就容不得异端和党的分裂，那就意味首要在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基础上自力更生，它意味着要更加地地方分权，鼓励群从的首创精神和革新精神。邓小平依毛泽东经济思想，让权放利，中国经济在地方发动起来，农村包围城市，尤其是当时谁也看不起的毛泽东时期悄然撒播好的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很快填补了国企的空间，经济活力勃发出来。经济根据地的建试、试点，波浪式推进，一波接一波地向内地渐次推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邓小平逝世后，导致苏共败亡的“全民党”、“全民国家”在中国毫无意外的也拉开了大幕，社会主义死了，新民主主义也死了。在官僚、精英集团操纵下，私有化改制重新疯狂席卷全国，又开始对包括军工在内的整个工业下手了，其手段就是打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旗号，一步一步的把国有企业逼向死路。金权天下，1996年，开始以“国退民进”“抓大放小”为突破口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私有化改造，先后有6000万国有企业职工或者失业下岗，或者改变身份，丧失了与国有企业相联系的所有财产和福利。外资优惠、私营优惠，惟公有制企业不优惠还课以重税。在毫无职工医疗、保险、住房、养老等社会责任、经济成本和极低税收、甚至免税的外企和私企面前，刻意的不公平、不对称的竞争使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与同类产品的外企和私企的竞争中全面败落。主流精英明明主观故意要置公有制死地，反而恶人先告状，以现象代本质，大造舆论诬称公有制低效。 针对国企和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圏地运动成了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的世纪狂欢盛宴，企业改制、股份制改革、MBO(管理层收购)、与国际接轨等花样百出的鲸吞兼并国有、集体资产运动，毛泽东时代人民艰苦奋斗拼出来的14万个国有企业一夜之间就通过MBO变成了精英集团的私人财产（其中还不包括大量的集体企业和市级以下的国有企业），不花一分钱的把企业资产划到了自己名下。他们同时让乡镇企业几乎成了一个历史名词。树欲静而风不止，教育、医疗、住房等国家事业的全盘市场化改革让每个中国人民终于切身体会到了资本主义的精髓的确就是“资本”，就是钱，社会主义的精髓就是“社会”，就是人。到20世纪末，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的一个老百姓丧失了基本福利保障的国家，成为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工人丧失了罢工自由等基本政治权利的国家。成为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外国人享受投资、置业、法律等超国民待遇的国家。(专家的解释是为了吸引外资进来做生意。搞得好端端的中国企业要跑到国外注册企业，变成洋身份回国经营才能与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复辟社会主义还有可能吗？重庆那边红一角，它能起到井冈山和延安那样的根据地波浪式推进而至全国胜利的作用吗?或许只是巴黎公社，昙花一现?

　　1958年，毛泽东把80%的工厂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管理范围，移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把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体的一套工业，要求每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工业，但不久，刘少奇把所有工厂都回收中央管理，1964年，毛泽东又开始把所有经济都下放给地方，提出要“虚君共和”，反对一切由中央管辖。1973年，邓小平重新工作后，旧病复发，借口“集中统一”领导，把所谓“关键性的为全国服务的需要全国组织协作的企业”“收上来”。照此办理，全国绝大多数大型企业以及同它们协作配套的中小型企业就要统统“收上来”。扼杀地方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专家治国，人民只是劳动力，被毛泽东弹劾。邓小平这一套并不是他的什么创造发明，而是从苏联那里贩来的，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所谓“经济改革”的翻版。为了发展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苏联大力推行以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为核心的所谓“经济新体制”。他们大搞技术至上、专家治厂，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手操纵国民经济的领导权。他们的企业条例明文规定，经理有权出卖、转让或出租企业的生产资料，有权招收和解雇工人，对工人可以为所欲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企业之上，又通过中央主管部——生产联合公司两级或 三级体制，进行垂直领导，实行“条条专政”。这些联合公司规模庞大，而且集中了企业几乎所有的管理职能。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这样通过推行“经济新体制”，加紧对全国企业实行垄断和统治。修正主义就是官僚资本主义，苏联的败亡之路是一面镜子，广大工农群众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精英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一切，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深。苏修《真理报》曾经鼓吹，用苏联的资源作抵押品，去“吸收国外资金和经验，以便将来得以用建设项目生产出来的一部分产品清偿所借的贷款”。邓小平的“大政策”，和苏联的办法正是一路货色。这种国家经济中国人民在解放前、在洋务运动和民国时期早就领教过了。按照邓小平这个 “大政策”搞下去，我们的国家只能一步一步地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不仅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要完全丧失，而且民主革命的成果也将化为乌有。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企图依靠帝国主义提供技术和贷款来发展经济，使中国富强，只是一种幻想。清末的洋务派曾经鼓吹所谓“借债兴利”，认为只有用国家 资源作抵押，向帝国主义国家大量借款，“仿行”外国技术办工业，才是中国“自强之机”和“安身立命之端”。事实恰恰相反，正是他们的这一套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倾销商品、输出资本、瓜分中国的需要。苏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集团正是以这样的“经济改革”与资本主义接轨，来适应帝国主义的巧取豪夺、瓜分抢劫的需要，苏联解体后，美国仅仅动用了几亿美元就把苏联人民奋斗积攒70年的价值28万亿美元的财富吞并了。正当人们狂欢平分了国有企业的巨额财富，人人都为分到了证券、股份化的财富而庆祝，货币战争开始收尾了，因为与资本主义接轨，金融开放，各国际著名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保险机构开始蜂拥而入，适应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玩是不会有主导权的，苏联人民的存款发生了大转移，既而金融战争，妖魔化、唱衰苏联国企、银行、货币的“研究报告”铺天盖地，证劵狂跌，空前的掠夺开始了，人民到手的财富蒸发，欧美帝国主义用苏联人自已的钱收购了苏联的国有企业。苏联70年的努力积累的财富一夜之间交了与资本主义接轨的学费,由超级大国沦落为无足重轻的三流国家。(我们中国也正朝着苏联的脚印一步一步地走在路上，今天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知识精英不也在鼓吹平分国企、对外开放金融吗?每一步都是苏联玩剩下的，食人牙秽而不自知) 清国的洋务运动改革开放30余年把中国变成了当时世界上最肥大的国家，GDP世界第一。甲午战争，一夜之间30年洋务运动的伟大成果十分轻松就落入了日本人之口，中国开始了空前的割地赔款，其它列强止不住的狂喜，纷拥而上，分食肥大的没有一根骨头的中国。

　　1840年，英国以16条军舰、4000陆军就能迫使清国签订《南京条约》。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万英军、7200法军就敢长驱直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放圆明园付之一炬。1894年甲午战败，中国开始了空前巨量的割地赔款，洋务运动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肥大中国引来了世界列强瓜分的狂潮，美梦破灭。1900年，八国临时东拼西凑的联军再次攻入中国首都，更是创下以2万人索取4亿5千万中国人4.5亿两白银的世界战争史记录，而京畿地区拥有与洋人一样近代武器的清军不下十几万人，蒙古铁骑和义和团众更有五六十万之众。1931年，1万余人的日本关东军对中国19万东北军（关内还有10万）发动“九一八事变”,未受抵抗一日攻占沈阳，继而不到半年吞并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东北全境。1937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以8400人的兵力就敢对10余万人兵力的29军发动“七七”事变，开始鲸吞中国。1949年，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 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新中国诞生，标志着东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就可轰开中国国门肆意掠夺的时代一去不返。但有些人并不相信。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发出一次次警告，美国置之不理，誓要灭掉朝鲜，因为历史给了它们坚信不疑的结论：中国不会出兵，旧中国虚弱之至、衰落之至、一碰就垮、一推就倒。然而毛泽东已经领导了这个中国，中华民族第一次不再妥协退让，而是坚决抗争。在朝鲜，中国军队一举击败了以美帝国为首的17国联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位师长说“如果我们的装备能达到美国的一半，十个美国都不够打的”。就是通过这个事实，全世界才真正清楚认识毛泽东那句话：“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两弹一星核潜艇洲际导弹，中国人手里不再是叫花子的打狗棍了，中国从此解决了不挨打的问题。中国是强大而不是肥大。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援越抗美、中苏边界冲突、西沙海战——每打一仗，中国的国际地位就稳步上升一级，一次都不例外。中国就这么从“任人宰割”一步一步上升为中、美、苏三极世界的“世界一极”，打出了三分天下，实现了民族的伟大复兴。

　　1971年，袁隆平在湖南省文革委员会的支持下调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中央动员几十万农业科技人员全力攻关杂交制种技术，1973年，“三系”配套杂交水稻攻关成功，1974年，杂交水稻在全国进行推广，1975年，杂交水稻，亩产突破千斤，仅1974年到1978年，中国水稻单产由亩产300公斤提高到600公斤。与此同时，杂交玉米等各种杂交制种技术相继成功并推广，每县一厂的化肥厂逐步建成开始投入生产,农业机械化开始普及到社队，人民艰苦创业，奋斗出来的8万多座大中型水库和无数的塘渠、农田水利工程，灌溉工程遍布全国，农村电网加紧铺设，全天下治水,大规模改造国土、平整土地，古以有之的二季、三季种植技术在政府的强有力的推动下，遍及大江南北。上下五千年，千年饥荒史，耐旱、耐涝、耐盐碱的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高粱”，在上世纪 70年代退出了历史舞台，标志着中国终于彻底解决了不挨饿的问题。解放初至七十年代初期，由于遭受西方世界的长期封锁禁运，我国建设资金的积累，长期以来主要都是依靠国内市场和人民的节衣缩食，从工业、农业、水利、军事、国防、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把全国江山里里外外治整理了个遍，屯垦戍边、赤脚医生、爱国卫生运动、防疫治病消灭各大传染病、全民健身运动、电影下乡、扫除文盲、破除宗教迷信、取缔江湖会道门黑社会、肃清黄赌毒、普及科学、绿化祖国、消灭四害、除蝗。。。。人均寿命由建国前35岁提高到近70岁，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打扫房间再请客。70年代初国家重工业战略布局完成后，通过与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建交，美国解除了对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全面经济封锁禁运和外交孤立政策。到1978年，已与120个国家建交，终于全面打破西方封锁，引进技术设备，重点开始倾向轻工业，开始以繁荣国民经济为中心，生产大量生产和生活资料、日用消费品和必需品，如化肥、纺织、日化、自行车、收音机、电视、洗衣机、手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和生活。

　　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一线经济工作不断犯错，浮夸风等五风劲吹，退居二线的毛泽东总是最早发现，纠正他们所犯的错误，但他们嫌毛泽东干预一线工作，阻碍中央计划经济的建立，全力架空毛泽东，甚至在毛泽东的办公室装窃听器，安插耳目。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到防修反修，但他们接受不了，根本不听，阻力很大。毛泽东悲愤地说：“我现在还活着，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众多先烈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者。”而刘少奇等一大批海归精英想通过复制苏联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实现工业化、现化化的理想是坚定的。不是目的错，而是策略错。毛泽东多年不在一线，苏联模式导致官僚主义越来越严重。新贵族、官僚集团日益强大，与毛泽东的社会平民化进程背道而驰。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胜利完成了军事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三大改造后由新民主义义社会向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文化革命便成为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生死一战，这不是毛泽东老年心血来潮，更不是阴谋史学者津津乐道帝王论，而是全体中共中央既定的革命目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全体中央领导在延安时代就确定的分步走革命方略。所以早在1964年，文化革命就已经开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毛刘周朱邓等中央同志一致通过，中央成立了文革小组，

　　毛泽东在1940年就指出了将来文化革命的目的：“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现在的小学三年级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小溪流的歌》，文章通过一条小溪流逐渐成长壮大成小河、大江、海洋的过程，歌颂了小溪流乐观向上、永不停息的奋斗精神和革命精神。小溪流一路上遇到过枯树桩、苦草、乌鸦、泥沙、沉船等，他们有的属于社会生活中腐朽没落的事物;有的将走完生命的历程，对于未来没有信心，只有牢骚;有的属于社会生活中没有上进心，不思进取的人;有的是跟随时代或潮流前进了一段之后，认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半途停顿，甘愿掉队的人。他们不断出来劝者嘲笑小溪流，然而小溪流不可阻挡一路前进，大浪淘沙，万折（泽）必东，终于汇成大江大海。仍然不息不止，永流奔流。刘邓集团曾经跟随中国革命的小溪流汇成了大江，却像泥沙一样停顿下来，留恋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愿意继续前行。然而很遗憾，现在已没有教育者理解作家严文井创作此文真正的内涵。理解此文深意的人一定了解真正的文革。

　　为推进社会平民化、民主化进程，打击新贵族，建立新中国的新文化。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决定继续革命，既得利益的新贵族、官僚集团非常清楚毛泽东继续革命的对象是自己。毛泽东说要整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矛头向上，整党内的一小撮，他们阳奉阴违，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权，故意把矛头向下，打击一大片，故意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矛盾，制造混乱。工农群众子弟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要文斗不要武斗，组成造反派，揭穿、反击官僚子弟控制的保爹保妈的保守派，这就是声称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为什么会是观点立场完全相左的两派的秘密。官僚集团为了自保支持、操纵的红卫兵矛头指向工农群众，故意破坏文化大革命，大搞血统论，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自封红五类，冲向社会，大搞打砸抢烧，挑动群众斗群众，把水搅浑。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广大工农子弟纷纷建立造反派组织，奋起反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矛头指向党内的官僚体系，指向党内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两派论战，保守派别有用心地挑起武斗，造反派遵照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保守派不断武斗挑衅，造反派忍无可忍，被迫文攻武卫。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文化大革命结束。毛泽东率领亿万人民与官僚集团的斗争在他去世后也失败了。官僚集团重新掌握了政权，四大民主自由被禁止，民主政治从此与广大人民无缘，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上台，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失败，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邓小平同志去世后，从1997年起，中国逐渐退回到了革命前的传统社会。逆向改革是成功的，革命只剩下了星星之火。

　　改革开放，中国国企改革不成功而乡镇企业全面突围，这是毛泽东在经济思想上的成功，避免了中国复制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在经济改革中，对国有企业改革越改越坏而致国家解体的命运。到1991年，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推行的一条自我否定，自我丑化，强加给俄罗斯的资本主义改革使整个国家陷入最严重的动荡之中，俄罗斯沦为照搬18世经野蛮资本主义的试验物，被排挤出世界发展进程之外，这是俄罗斯各种灾难的主要导因。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3年的苏联国旗颓然跌落，随后升起的竟然是沙俄的三色旗，“红旗落地”真实上演，世界第二强国不费西方一兵一卒轰然倒塌。苏共在只有35万党员的时候，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并执掌了全国政权，却在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丧失执政地位并被苏共总书记亲自解散并宣布非法。他们发现，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信仰和共产党员身份，都已失去利用价值，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使其既得利益合法化，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撕下面具，全力推动苏联向全盘私有化的资本主义跑步前进，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使俄罗斯经济和社会发展倒退了几十年。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们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这次重上井冈山，真是弹指一挥间。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会不会因为我们队伍里滋长特权思想而改变颜色呢？我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 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你们看，苏联党内特权、官僚集团占据了国家要害部门，捞取大量政治、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老百姓没有什么权利， 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这种危险啊！官僚主义作风反过多次，仍然存在，甚至还严重。你们比我知道得多，但报喜不报忧。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导致干部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担心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所以我强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不能从我们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掉。”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是回到红色的起点，重举革命大旗，踏上新征程，继续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继军事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之后，完成中国革命的攻坚战：文化革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同时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而重蹈兴亡周期律。

　　革命时期，自毛泽东挥师井冈山遭师长余洒度反对开始，从湘南特委特派员周鲁到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从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周亦农再到中共中央博古，最后到共产国际特派员王明，党内的同志一路怀疑、非议、指责、打击毛泽东。毛泽东服从组织纪律，百折不屈，愈挫愈奋，总是在最危难的时刻为中共指明了前进道路。当发现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正确，中央不得不一次次向毛泽东逐渐靠扰。百川入海，万折（泽）必东。毛泽东指引的方向逐渐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建党建军建政的思想渐渐成了共产党的思想。毛泽东使中共克服了海归派将中共俄化的倾向，形成了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毛泽东思想。稍通中国近现代史的人心里都明白：从中共的历史看，中共本身并不具有先进性，只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的先进性才有了中共的先进性。

　　建设时期，自从1956年中共八大毛泽东退居二线，不再主持一线党政事务后。掌握中央、新官上任的一线执政不断失误。他们仍然留恋新民主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不愿继续革命。为了达成目的，大搞形左实右，扰乱社会主义革命，横竖是放卫星、天怒人怨， 1957年通过在“反右”过程中搞扩大化，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就归其领导了。多年经营，先后把高岗、饶潄石、刘伯承、粟裕、彭德怀整下台，红区党的干部军中除了病养的林彪已无竞争对手，各级大批干部很英明地选择站队齐聚到未来接班人的麾下。他们把自己的老部下和新干将一个个都提到了主要岗位上来。像彭真、李井泉、曾希圣、吴芝圃、万里、陆定一等等。他们在外面胡乱指挥，每次出了问题都是毛泽东首先察觉。每次搞砸了都要毛泽东出来帮他们擦屁股，护威信。毛泽东去世后，修正主义文过饰非，把自己的错误描述成毛泽东的错误，搞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的都是错的，凡是错的都是毛泽东的。

　　先杀岳飞，再灭宋朝。忍看图画移颜色，肯死江山付劫灰?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必然被资产阶级占领。

　　2009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