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危机再度出现，美国、英国纷纷转而拥抱推崇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在国内推动私有化，大幅度削减福利，打击工人力量。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之时，中国做出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开始“改革开放”，主动向全球资本敞开大门。如今，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后，中国已经从世界人民革命的中心，变成了全球资本的中心。

　　【民族复兴网编者按】私有制的发展必然会产生无法克服的矛盾，这是百分之九十九与百分之一的矛盾，最后结果无非是内部革命与转移矛盾的对外侵略战争。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无非是统治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调和统治的工具。当私有制掠夺比较顺当，适合用新自由主义，这有利于资本。当私有制内部矛盾激化则适合凯恩斯主义，调和内部矛盾，但，阶级力量的对比斗争，调和也是维持不住的。

　　美国布雷森体系崩溃就是巨大的经济危机，如果不是中国改开给美元打开巨大的资源空间，美国两次世界大战的红利将因为两次败给毛主席而消耗殆尽。道理很简单，产生经济危机应该是用凯恩斯主义压制资本平衡矛盾而不是新自由主义扩大两极分化激化矛盾。当时，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撒切尔与里根。看看时间就明白了，1979年5月3日保守党大选获胜，撒切尔夫人出任首相；1980年11月4日，里根当上总统,1984年11月连任。所以，西方走新自由主义是有底气的，他们不笨，政策是地缘政治决定的，而不是某个人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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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的起源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之一便是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资本主义体系内矛盾不断积累的结果。战后，在美国发扬壮大的凯恩斯主义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家投资建设了一批政府公共工程，增加了就业岗位，提供了农业补助，提高了美国人均支付能力。在欧洲，特别是北欧国家，国家实行社会民主，推行福利政策。政府通过再分配政策，控制了资本流动，增加了公共支出，推行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福利体制。这些福利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提高了大众的社会福利水平，抑制了阶级矛盾，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

　　但无论是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还是福利国家政策，都没有真正挑战资本的利益或者垄断资本家阶级的控制，这些措施只不过是在局部对社会再分配进行了调整，并没有真正触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样的调整只能暂时缓解阶级对抗，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为什么截止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很难预防深层危机再次出现的原因。高水平的福利已经开始同高水平的资本积累产生矛盾，而福利国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矛盾。

　　不难理解的是，福利国家曾试图调解资本和工人之间的内在矛盾。这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令福利国家政策难以为继。从新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高税收、高福利支出和政府政策会鼓励穷人无所事事，令经济增长放缓，增加政府负担，而这一负担最终压在了资本的头上。与此同时，工人力量不断壮大，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水涨船高，导致工资和福利增长，资本的生产成本也随之增长。这意味着资本所得的剩余价值不断降低。于是出现了以保护资本为目的的反击。这就是新自由主义产生的历史起源。

　　相反,新自由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提倡的国家干预以及不同类型的社会民主，其经济立场可以总结为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国际一体化。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将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看成是“通往奴役之路”。他们还支持资本和自由贸易不受约束，试图创造一个“平的世界”，这样资本就可以不受任何形式的阻碍在全球自由流动了。

　　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第二年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新自由主义从思想流派一跃成为影响权力和左右政治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撒切尔和里根都坚信新自由主义。他们凭借强有力的支持，在国内推动私有化，大幅削减福利，攻击工人阶级，打击工会力量。在撒切尔看来，“别无选择”。在英国和美国的带领下，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开始转向新自由主义。与此同时，不断恶化的经济危机也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迫使资本争相将危机引向第三世界国家。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和改革

　　矛盾的是,新自由主义虽然声称反对国家干预，但是新自由主义学说的传播正是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才得以实现的。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之时，中国做出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开始“改革开放”，主动向全球资本敞开大门；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主动拥抱全球资本主义的进程，重新构造了中国社会主义进程的目标。

　　在1978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中国做出了关于改革的政策决定，就像清朝末年那样，中国再次走上了向英美学习的道路。那时的社会精英将美国看成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因此美国的发展模式也是最成功的。美国模式中最突出的是市场、私有权和自由经济。当年流行一时的压倒性说法是，中国之所以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刚刚进行工业化的东南亚国家，正是因为中国没有市场经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奉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开始受到质疑，作为社会主义核心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受到了猛烈抨击。精英们认为，劳动者和企业家的自由受到指令性经济严格控制的制约，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缺乏活力。计划经济利用户口制度来维持城乡之间的差别，造成了两极对立的城-乡经济模式。公有制和集体经济被看成是造成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现象的罪魁祸首，致使激励机制缺乏，造成了消极怠工和无所事事，滋生了腐败。

　　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来说，市场化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能够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调节经济，同时合理安排资源，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将生产力提高到最高水平。任何对市场的干预都会干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进而导致腐败等问题。市场还实现了人的自由；市场经济为市场里的不同角色提供了选择的自由；私有制、市场和自由贸易更适合人的本性。总而言之，市场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任何对市场的怀疑都被看成是思想“解放”不够，或是想要倒退，甚至会被贴上“极左”的标签。

　　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市场化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最终邓小平终止了这场讨论，宣布“不争论”。邓小平为改革设定了基调：尽管有必要避免右倾，但是最主要的任务还是防左。在改革的整个过程中，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在“解放思想”的醒目标语下，积极地参与到政策制定中去，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苏联解体、铁幕落下之后，社会主义实践遭受了巨大的挫折，苏联模式被批判为极权主义和独裁统治，西方学者高调宣布“历史终结”的到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精英进一步相信新自由主义提供了真正的发展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中国改革道路的正确性，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同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口号也被写进了十四大报告，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未来发展方向。

　　于是，在过去短短的三十年内，中国社会发生了深远的转变。在各种各样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大量外资开始涌入中国。中国成了国际投资者的天堂。从1979年到2008年，中国吸引了85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目前，中国每年的外国直接投资为800亿到900亿美元不等，相当于GDP的21%，这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排名第一。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80多家已经在中国进行了投资。同时,在企业所有权结构方面,中国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政府热心支持非公有制和私有经济的发展。后者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达到了60%，而国有部门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则滑至第三，只在基础行业保持领先地位。从国有企业、个体公司和私营企业下岗和失业的大量工人，成了就业的主要来源，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占整个就业岗位的37.7%，新增就业岗位的90%以上。

　　从九十年代末开始，一大批跟人民生活质量直接挂钩的部门——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都实现了市场化。在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马拉松式谈判后，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做出了妥协让步，终于加入了WTO，进一步提升了国内的市场化水平和市场对外开放水平。中国终于完成了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接轨。

　　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后，中国已经从世界人民革命的中心，变成了资本的世界工厂。中国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已经达到惊人的地步；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和公共设施都已被严重商品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发生明显转变的每一步都是由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的。中国邀请外国资本投资，建立经济特区和技术开发区，提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供应大量技术娴熟、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在中国，阶级政治和权力的生命政治学简直是天作之合，它们昭示了着新抵抗政治的到来，届时新工人主体将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角。

“自由”市场并不存在

　　中国现在已经完全融入了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作为世界工厂，这里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人阶级。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今天已经完全融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去了，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改革时期，社会精英放弃了中国之前实行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们的观点是，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体系只能造成集体赤贫，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民繁荣。遵循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中国选择了不平衡的发展策略，优先发展一小部分人，优先发展某些地区。在现实中这种政策的表现就是，在产业结构中优先发展轻工业和服务业。从地域来看，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从所有制形式来看，大力推动私营部门的发展；优先发展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而不是农村。

　　在改革开放时期，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领导下，中国重新规划了经济的发展道路，采取了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将中国变成世界工厂。这种发展模式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劳动力的高需求，与小农经济对劳动力的低需求，形成了一种互补的推拉效应，将千百万年轻的农民工送到城市打工，让他们在这条路上一去不回。

　　在中国，这种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发展策略，形成了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新工人阶级以及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依靠血汗工厂，以残酷的手段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并且迅速攫取权力。与此同时，国家也从快速发展的经济中获得巨大财富。2008年中国的财政收入达到5万亿人民币（7655亿美元），相当于GDP总值的五分之一。但是采取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代价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工人的利益被忽视。政府和私营企业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工人们则在贫穷的泥潭中挣扎。经济学家姚洋曾经做过计算，GDP中工人收入的比例从1990年的60%降到2009年的48%。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是唯一能为如此巨大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的方法，也是唯一能将中国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方法，但事实证明，目前的发展模式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一方面，这种经济模式掏空了农村的年轻劳动力；另一方面，农民工仍被关在城市的大门外。资本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积累，城市比过去更加繁荣，在这样的时代里，城乡二元分裂进一步加剧，农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远离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

　　总之，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特别是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这一成就令世界瞩目。但是这样的发展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集体经济的解体和国家从农村的撤离，意味着农业不会得到发展，农村依然贫穷，大量农民被迫外出打工，为出口导向型产业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在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下，廉价的劳动力成了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

　　如此看来，“自由”市场并不像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真正存在的。在现实的“非自由”市场中，公正和效率是相互对立的，无法调和的。讽刺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依然说，只有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最终实现全民富裕。只有当经济差异不断增大时，激励机制才能生效。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面对这一现象，我们不禁要问，“谁在付出代价？发展是为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