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谈到国家如何才能够“有效治理”这一问题上，主流经济学家总爱从金融政策入手，辨理析疑;政治学学者则喜欢拿“基层组织建设”说事，入木三分。说实在的，二者说的都有一定道理，可以适度参详借鉴。但同时，相信行家里手也都发现了他们的视野怀有巨大局限：前者不过是拾人牙慧，把伦敦学派哈耶克的东西捡了过来，后者则是照搬了迪尔凯姆、斯宾塞的“结构功能主义”，堪称毫无创见。
最为关键的是，国内学者在引述外国名家的观点和著作时，不是力求保存它原本的思想，常常有意无意的“无害化处理”或“夹带私货”，而且表述的语言不阴不阳，不中不西，叙述宏大、言语晦涩，你要是不带个翻译都听不懂，似有故意让普通老百姓稀里糊涂、一头雾水，以便趁机垄断“学术话语权”的动机。
个人觉得，国家想要治理得好，两样法宝足够了，一是人伦教育，二是政治事功。不信我话的朋友可以去翻翻古今中外的历史书，凡是那个长命的政府，都是这两样推行的好，凡是那个短寿的朝代，都是这两样玩不转了。
一，历朝历代的人伦教育失败在哪？人伦教育需要符合哪些原则才算合格？
所谓人伦教育，就是教导和德育的统称，其目的是为了让人遵守行为规范，融入治理过程，从而达致“吏道澄清，海宇义安”的愿景，它是需要政府、学校、媒体等等机构一以贯之、联合施为才能完成的。
然而，纵观我们现在各个行业领域内的风气，“人伦教育”的效果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甚至可以说是“很糟糕”!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笔者认为是由于现在的人伦教育违背了以下三大原则：
1.持中而论。“持中而论”就是主张根据治理常态而实施教化，不能拿个案说事，搞极端化教育。著名的管理学大师泰勒 (F•W•Taylor)就曾主张：‘极端或特殊化的个案’是日常生活中‘十年九不遇’的，应归入‘例外原则’。”中国传统的法家也表示“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亦即认为社会上存在很小比例的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分两类，第一种是无论你怎么对他威逼利诱或思想改造，他都做坏事;第二种是无论你怎么给他高官厚禄或百般诋毁，他都做好事。这两种人由于百年不遇，所以你就不能拿他们作为参照物，制定“教育标准”，否则制定出来的标准必然是脱离人民群众的空中楼阁。
翻开司马迁那本厚厚的史记，我们就不难从中捕捉两类人：一曰奸雄，二曰圣贤。
这两种人就是学术上常说的“两末之议”，制定教育标准的时候要尽量把他们排除在外，不能因为个例坏了常规。
因为如果顾忌到奸雄的存在，那政府所实施的“人伦教育”就会过于“愚民”而缺少智慧。司马炎就这么干过，晋武帝咸宁四年，他创立国子学，并设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教授学生。教可是教，不教有用的，教你“玄学清谈”。
为什么不敢教点“经世致用”的“黄中之妙理”呢?!答曰不敢教!教你那么多有用的智慧和经验，万一有朝一日，你也变成曹操、司马懿怎么办?!
正是西晋政府着力推行的这种“防老百姓像防贼”式的教育，让朝堂之上人才凋敝，国是日非，四夷趁势作乱，最终导致中原地区被石勒、慕容垂、拓跋焘、赫连勃勃等率领的异族轮番蹂躏。
同理，如果考虑到“圣贤”的存在，那么政府所实施的“人伦教育”就会过于“好高骛远”而难以执行。《清官贪官传》中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宰相十分崇拜墨家，于是他让治下的百姓和官员都学习墨子“强本节用”的思想，强迫每个人必须穿麻草做的鞋、有补丁的衣服。
有些人私下里表示了反对，认为这太注重形式了，恐怕不是墨子推崇节俭的本意。
宰相得悉之后，怒不可遏，进一步提出更为高难度的要求：其一，让他们在生活上必须“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饭土簋，歠土刑，粝梁之食，藜藿之羹。”几乎等同于让人住山洞、吃树皮。
其二，让他们每个人在为人处世上都必须有“孟胜殉城”、“腹朜杀子”的境界。
因为怕底下有抵触情绪，宰相还特意作了说明：“相里氏，邓陵氏，相夫氏(墨家的三大巨子)能够做到的，你们也一样可以!”
结果当然是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只好装孙子，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宰相派人下来视察时就躲到茅屋里，啃着窝窝头，床上供着一本《道藏》，等巡检使一走，照旧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愚民教育”还是“圣贤教育”，都非当下所需，我们需要的“人伦教育”是针对“普通人”展开的“常规教育”。
所谓“常规教育”，其要义应该有四：第一是教人守住底线；第二是强效务实；第三是育人向善；第四是要设一个合情合理的教化标准，这个标准不宜太低或者太高，最好是每个正常人通过毕生的努力和修持都能达得到的标准。
笔者认为，《菜根谭》简炼明隽，兼采雅俗，其所言清霏有味，风月无边，可以作为正心修身，养性育德的蓝本。
一个正常人，经过十几年的教育，如果懂得“立百福之基，只在一念慈祥；开万善之门，无如寸心挹损”的道理，可以牢记“君子不能灭情，惟事平情而已；不能绝欲，惟期寡欲而已”，我看就足可以了，就很够意思啦!
假使有人做的比这个还好，那政府应该鼓励和嘉奖，但不能强制人人像他一样。
近来颇有些学究腐儒，要求全国上下效仿《猛虎行》所提出的“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
说这个话的人不妨试着放下“御用文人”的福利和地位，到民间最底层来当几个月煤矿工人，看看还能不能如此不接地气和厚颜无耻!
2.上行下效。汉朝的史学家班固在《白虎通·三教》中说：“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上面的人怎么做，下面的人就跟着怎么干。现在有些干部表面上大义凛然，一副谦谦君子之态，教导起下属来也头头是道，还不时引出典故：“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装得真可谓“人模狗样”啊!
然而到了教育子女的时候，就不教这套“仁义礼智信”的东西啦，他教子女怎么谋身固宠，怎么升官发财，怎么圆滑处世，怎么算计别人。
这就是典型的“外儒内法”!教出的老百姓也只能是“表里不一”。
3.苛尊恕卑。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约翰穆勒在《论自由》中曾经表述：“若是哪个国度里有着一个占优势的阶级，那么一国的道德必是大部分发自那个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优越感。例如斯巴达人（Ｓｐａｒｔａｎ）与其赫劳特农奴（Ｈｅｌｏｔ）之间的道德、殖民者与黑人之间的道德、君主与臣民之间的道德、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道德、以至男人与女人之间的道德，便大部分是那些阶级利益和阶级优越感的创造物；而这样产生出来的情操反过来又对优势阶级的成员们自己相互关系中的道德情绪起作用。”
这番话说得很透彻，简而言之，就是说在一个贫富不均、强弱悬殊的国家，如果逼迫所有的人都承担相同程度的道德责任，那么最后“道德”必将变成强者戕害弱者的软刀子!
正是由于中国的先贤圣哲考虑到了这样一种状况，所以赵蕤在《长短经》“量功”一章中才提出了“苛尊恕卑”的原则。
亦即要求政府和媒体在道德责任的承担上苛责强者，宽恕弱者。因为强者占据的资源多，拥有的影响大，可以说举足轻重;而弱者泰半孤苦无依，力量微薄，寄人篱下，每天都得为了口吃的奔波忙碌。按照“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传统观念，理应是那些“天潢贵胄”身先垂范!
可在现实生活中，“苛尊恕卑”的原则却被倒行逆施起来，遥想2014年“靖江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某的金融诈骗、非法集资”案，涉案金额已近两千万，其主犯不过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而已，在案件开庭审理之初，部分自称主流的专家学者还不时跑出来为其辩白洗地，认为“情有可原”; 赵春华女士不过是为了苟图衣食、看病自救，不得已而透支了区区“九万元”，就被量刑三年有余，而彼时彼刻，那些恬不知耻说要“为民请命”的官媒却全都噤若寒蝉，不发一语。
如果再不加以反思和纠偏，岂非应了庄子那句“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二，为什么对老百姓讲究“政治事功”的政府才能称为“有效政府”？
专攻“世界人物品鉴学”的日本文史学家伊藤和浩曾经论述说：“想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就少不了以下这几种人的参与：行为物范的清节家、立宪垂制的法家、智虑无方的术家、忠公体国的国体家、专能成器的器能家、分别是非的臧否家、错意工巧的伎俩家、能解众疑的智意家、善于著述的文章家、道艺深明的理学家、应对捷疾的口辩家、胆略过人的雄杰家。这其中，术家最投机，文章家最在乎荣誉，法家最忠诚……只有清节家和国体家在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贡献最多，索取最少，最不计较个人得失。”
这番话深刻的揭示了一个道理：除了延陵、晏婴那样“名心尽去，利欲皆消”的人，大部分的人还是渴望“事功”的!楚汉争雄的结果就是明证!
平定天下后，刘邦在洛阳南宫摆设酒宴，与大臣总结胜利的原因，高起、王陵毫不隐讳的说：“陛下嫚而侮人，项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
高起、王陵以为刘邦胜利的主要原因是他能“与天下同利”，而项羽实在太抠门了，这显然代表了汉初文官集团的普遍看法。
所以聪明的领导人他不管对属下还是老百姓，都懂得要讲实惠!一个集团如果对任何人都不讲实惠，尤其是对为他打天下的人都不讲实惠，那么一定会亡得很快。
共产党的江山是谁打下来的?说到底还是工人和农民!把工农阶级中想干事、有能力、有觉悟的人提上去，把玩厚黑、凭关系、靠资本上位的人拿下来，这就是最大的实惠!
有人听到这里或许会讽刺作者的天真幼稚：“不是政府不想讲实惠，是实惠都被特殊利益集团瓜分没了，哪还有对普通老百姓‘讲实惠’的资本?”
的确，我们是不能忽略利益集团的存在。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指出：“凡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出现愈来愈多的利益集团和组织。利益集团可分为特殊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集团。”
那么，利益集团是怎样形成的?据学者孙晓晖论述，它们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而逐步形成的，也是社会转型、体制改革和利益分化的综合产物。
个人认为，其形成路径具有多样性：一是权力异化型，在经济市场化如火如荼而又缺乏全民监督机制时，官员很容易借助公权力扩张自身利益，成为利益集团的核心;二是体制漏洞型，利益集团抓住体制转轨中的漏洞，将权力与市场手段交替或结合使用，获得对土地、矿产等重要行业的支配权;三是国有企业垄断型，很多国有企业片面利用国家的特殊扶持政策，将部分应当社会共享的成果贱价售给外资。
这些利益集团从宏观划分，取得广泛共识的是“三大利益集团”说：以某些腐败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集团、以某些腐败官员掌控的国有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集团、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集团。从微观划分，主要是“七大利益集团”说：一是跨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二是某些强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三是能源系大佬，四是某些国有垄断企业及其高管，五是房地产开发商，六是大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家，七是依附于利益集团的部分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
问题是这些利益集团的存在已经是街知巷闻的事情了，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来看，哪个国家没有利益集团呢?过去400年，英格兰基本控制在1000个家庭手中，2500个家庭操纵着整个英国。而美国作家费尔南德•伦德博格在《美国六十个家族》一书中指出，美国政治实际上是由最富有的60个家族控制着。在英国，埃奇坎伯家族在1945年之前几乎从未间断地向国会输送了20多名议员，曾三度出任保守党首相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其家族从1868年至1955年间向英国政府贡献了1/10的内阁大臣。在美国，有700多个家族每个至少向国会输送了2名家族成员。BBC著名主持人帕克斯曼在其专著《政治动物》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英美，政治上成功的第一法则是选好父母。亚当斯、汉密尔顿、塔夫脱、哈里森、罗斯福、肯尼迪、洛克菲勒，这些大名鼎鼎的姓氏贯穿于美国200年历史中。
在自诩为民主国家的日本，门阀政治现象更为普遍。鸠山家族、小泉家族、安倍家族、麻生家族和福田家族并称为日本政坛“五大家族”。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任日本首相中，除村山富市、菅直人和野田佳彦之外，其余11人均出自显赫的政治世家。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自三代从政的安倍家族，弟弟岸信夫是众议员，父亲是前外相安倍晋太郎，祖父安倍宽是帝国议会众议员，外祖父、外叔祖父分别是前首相岸信介和佐藤荣作。冷战后历任内阁中，平均约有一半的阁僚来自于不同的政治世家，而日本的自民党由于世袭议员众多而被称为“世袭党”。
这就可见无论任何国家，都有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是客观、普遍存在的，不是哪一个国家专有的。所以拿“实惠都被特殊利益集团瓜分没了”为借口，不对老百姓讲实惠，其实是荒诞逻辑。这就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老板到了结款的日子不发钱，却跟民工兄弟说“我的资产被我小老婆的娘家人抢走了”一样滑稽可笑！
故而“智勇天锡、经文纬武”的领导层，只会想方设法扫平障碍，惩恶劝善，让利于民;只有能力平庸或私欲过重的领导层，才会对现状无可奈何，诿罪他人，诸多搪塞!
当然，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改变窘境也不能全靠某一个或某几个人，应当同心戮力，共谋善策。所以现下领导层要做的，一是要虚心纳谏，二是要四方借力。庙堂之上并非没有可用之才，“未得其时”而已，民间智库也不是言无可采，“不得见用”罢了!
其实对于“特殊利益集团”的粉碎方法，杨光斌、李月军、潘维、宋赵来、高连奎等等学者，早有著述，只是一直没受重视。
古有云：“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诚是此理!问题是点子提的再好，也得有人听才行，药方开得再对症，也得有人喝药才行!
(原标题：中国亟需重建两根擎天大梁——浅议人伦教育与政治事功的重要性。本文系根据 “破除阴谋，理性生存”专题演讲报告整理而成)
作者 九零后半知名作家 赵丹阳 微信号：wuleihuaj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