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官权泛滥。解决官权泛滥的根本出路是实行大众民主，发动群众约束官权。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崛起，引领21世纪人类社会通过社会主义复兴而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优选择，是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的最优选择。但是，解不开的文革心结，决定了当今中国执政者已经越来越不可能选择发动群众的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还有没有其他历史选择?回答是肯定的：有。这就是，让改革者参与改革。这是这是在发动群众和官权泛滥之间的一个次优选择，也是除了发动群众之外，历史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底线选择。虽然这个底线选择比前面那个最优选择要走很大弯路，甚至要付出很大代价，但是毕竟是符合“求取最大公约数”这个战略设想的现实选择，是一条在妥协中曲线前进的可行选择。

　　当今中国官权泛滥最突出的表现，也是各种改革问题的最大根源，就是改革者不参加改革。制定改革政策的人不参加改革，自然会把改革变成一种对民众的掠夺。如医疗制度改革，养老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改革，城市管理改革等等。

　　由于30多年来中国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降低和改变前30年建立起来的价格保障、劳动保障和各种福利保障制度，所以改革已成为利益剥夺的代名词。改革的这种利益剥夺性质决定了中国官僚集团以及附属的资本集团和文化精英集团，自始至终把自己置身于改革之外。而对极少数增加收入和福利的改革，如公车改革等，则又把老百姓排除在外。加之中国改革的逻辑又是顶层设计，这就从设计改革的那一刻起，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利益就形成了根本对立。

　　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差距越来越大，官民对立矛盾越来越尖锐，就是由此造成的。这也是当今中国总是出现“脑体分离”的利益根源。无论中央领导班子怎么讲，由官僚集团、资本集团和文化精英集团组成的“三合一”利益集团，根本不理会那一套，完全按照自身的利益向前疾驰。

　　十八大之后，这种“脑体分离”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习总系列讲话关于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公有制和共同富裕等，讲得十分明确有力，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方向纠徧卓有成效。可是，就是经济改革这辆大车，却总是按照相反的方向疾速行驶，仍然坚持对老百姓的剥夺原则。

　　人们把这种现象概括为是“打左灯向右转”，其实并不完全是驾车者在打左灯向右转，而是驾车者在打左灯，车子自己在向右转。因为官权泛滥造成了中国这辆大车的控制系统已经失灵，车子在按照自己的利益惯性向前奔驰。其实，这种情况在以往社会历史的转变时期经常出现，能够刹住车的就是中兴之主，不能够刹住车的就是末代君王。而今更是如此，能够刹住车，就是民族复兴；刹不住车，就是亡国灭种。绝不可能有第三种选择。

　　前面讲过，刹住车的最好方法就是发动群众参与改革和约束改革，让改革回到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来，为人民利益而改革。如果这一条做不到，那就退而求其次，让全部官员参与改革，把他们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迫使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而兼顾人民利益。这样做，可以在客观上缩小贫富两极分化，减轻官民之间的对立，改变改革的利益剥夺性质，逐步解决当今中国“脑体倒挂”的现象。

　　我们应该看到，危机和战争的阴云正在逼近世界，逼近中国，在危机和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必须改变改革对民众利益的剥夺性质，如果继续让改革成为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工具，那么绝大多数人就会因为绝望而走向国家对立面，极少数人则会因为恐惧叛国投敌，同样走向国家对立面。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了，而是一个会不会亡党亡国的问题了。所以，让改革者参加改革，是当今中国已经退无可退的最后希望和选择了，如果连这个选择也行不通，那就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只能等待大难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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