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公安司法部门关于“严厉打击恶意讨薪的犯罪现象”的报道，不禁震惊得目瞪口呆。10年前我们就曾经撰文呼吁，市场经济不能突破伦理底线，可是从那时以来，人类社会所有的道德和伦理底线，在中国已被接连突破，甚至不仅突破了人类社会的底线，连兽类社会的底线也突破了。干活不给钱还要再加一个恶意讨薪的罪名，就是突破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罪恶的底线。

　　虽然奴隶社会干活也不给钱，但是至少要管奴隶的吃穿。而像现在这样既不给钱也不管吃穿的罪恶现象，历史上还从未有过，是任何剥削社会都未出现过的罪恶现象。此前我们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有那么多南霸天北霸天，那么多周扒皮李扒皮，但是雇工不给钱的地主恶霸，还从未有过。马克思一部厚厚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罪恶进行了彻底揭露，但是充其量也只是千方百计压低工资，马克思绝没有想到还会有不发工资的资本主义。

　　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的的确确没有复辟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劳动力的买卖是等价交换，而不是干活不给钱(破产除外)，说中国复辟了资本主义，的确是对资本主义的侮辱和歪曲。干活不给钱在当今中国，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整个经济体制的一部分，是社会经济运行的新常态。以至于2014年国务院被迫宣布，只能争取在2020年之前解决民工欠薪问题。那么在2020年之前，那些拿不到工资的民工吃什么?他们能否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活到2020年?如果一个人不吃不喝活不到2020年，那岂不是等于宣布永远不发工资了吗?

　　如果说欠薪是一个经济问题，那么所谓恶意讨薪问题就是一个伦理问题了。干活给钱天经地义，不给钱悖逆天理，讨要工钱肯定没有善意，如果有善意也就不要工钱了。所以，法律党制造的恶意讨薪这个罪名，比干活不给钱本身还要更加可恶，完全是突破伦理底线的极端罪恶。只有中国法律党这帮丧尽天良的法西斯野兽，才会发明出恶意讨薪这样丧尽天良的罪名。要求农民工善意讨薪，理性讨薪，如同要求受害妇女要善于反抗流氓、理性反抗流氓一样地荒唐无理，一样地丧尽天良。

　　司法部门的所谓善意讨薪和理性讨薪是指什么?就是不能到工地去找老板要钱，不能到家里去找老板要钱，也不能在马路上找老板要钱，还不能集体去找老板要钱，那么到哪里才能去找老板要钱呢?有关部门对此做出了专门规定，就是只能去劳动仲裁部门和法院打官司要钱，而且还要带齐各种证据，如用工合同，工作证，工资条，考勤本等等，少一样都不行。在此我们想问问制订此类规定的那些官员，如果在你们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也让你们带上这些东西去法院打官司要钱，你们能理性能善意吗？

　　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民工欠薪问题与其说是企业的问题，不如说是政府的问题。最初是朱总理时期，把数百万个公有制企业变成私人企业，让拥有福利保障的原有工人下岗，同时雇佣没有福利保障的廉价民工，以此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到温总理时期，老板们发现，不发工资比廉价民工更加能够提高经济效益，于是出现了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当时社会还难以接受，温总理便安抚大家说，要亲自出马为民工讨要工资。温总理究竟为民工要来多少工资，人们不太清楚，人们所看到的，就是民工欠薪由非常态变成了一种新常态。结果就是到本届政府宣布，只能在2020年之前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民工欠薪问题就那么困难吗?答案是否定的。2011年重庆特警为民工讨薪，一夜之间就在全市解决了这个问题。由此说明解决这个问题并非十分困难。那么问题出在了哪里呢？问题就出在了不同立场的不同归宿上，站在老百姓立场上，动用特警为民工讨薪的人，最终进了监狱；而站在老板立场上，动用特警打击“恶意讨薪”的人，最终得到了升迁。这个不同结局等于是告诉了各地政府官员应该怎么对待民工欠薪问题。

　　在中国所有群体中，农民工是最弱势的群体，无论是欠谁的工资，也不应该欠农民工的工资。当年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尚且能够喊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女如淫我母”，我们今天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什么就不能喊出“拖欠一人工资，我就不拿工资”的口号？如果有哪个领导人能够喊出这个口号，相信拖欠民工工资的问题24小时之内就能解决。如果对那些打击恶意讨薪的警察和检察官也拖欠工资，相信他们会立刻调转枪口对准欠薪老板。

　　所以说，民工欠薪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以往我们总是讲，万恶的旧社会，是富人过年，穷人过关，现在不发工资，让民工一家老小如何度过这个年关?虽然凭借强大的军警力量，各地能够镇住“恶意讨薪”的民工“闹事”行为，实现社会稳定。但是请大家不要忘记，万法皆空，唯有因果不空。今天的罪恶没有底线，将来的灾难就会同样没有底线。历史的规律就是如此。

　　还是把拖欠民工的工资发给民工吧！他们在等着这笔钱回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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