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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毛泽东，就要看：
第一，当年的中国是个什么样;
第二，如果逆来顺受任人摆布，中国会变成什么样;
第三，毛泽东改变了中国什么;
第四，毛泽东对中国的改变有利于谁，不利于谁。
1.当年的中国是个什么样
要知道当年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就得看当年的典型原始资料，而不能看今日文人“公知”们弄出来的左一个“事实”又一个“真相”。
第一，两幅当年西方国家报刊的漫画和一幅中国的“时局图”——主题：瓜分中国：
第二，秋瑾诗抄——主题：面临瓜分，无可奈何：
——“瓜分惨祸迫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
——“看如此江山，忍归胡虏?豆剖瓜分，都为吾故土。”
——“祖国沦亡已若斯，家庭苦恋太情痴。只愁转眼瓜分惨，百首空成花蕊词。”
——“猛回头，祖国鼾眠如故。外侮侵陵，内容腐败，没个英雄作主。天乎太瞽!”
——“世无平权只强权，话到兴亡眦欲裂。”
——“危局如斯百感生，论交抚案泪纵横”、“叹息风云多变幻，存亡家国总关情。”
——“头颅肯使闲中老?祖国宁甘劫后灰?无限伤心家国恨，长歌慷慨莫徘徊。”
第三，民国时代一首流行歌曲——主题：危亡的民族：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危亡的民族，
他们曾经坚持战斗不懈。
第四，鲁迅的一段语录——主题：弱小民族：
——“只要看这一年来，文章上不大见有‘我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套话了，便是一个证据。而有一位先生，还在演说上自己说中国人是‘弱小民族’哩。”(鲁迅1933年)
第五，斯大林关于中国的一个评论——主题：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中国。
——“中国没有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斯大林)
(注：今日文人“公知”如人大张鸣对当年中国局势的描述跟上述那些当年原始资料的描述大不相同——列强良心大大的，并不想欺负中国：“列强一时半会儿，又没有吃下中国自己来管的意思”、“压力仅仅来自西方列强的国内。毕竟，20世纪了，西方国家的民主人道的思潮今非昔比。列强对落后国家过于放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请自己判断该信谁的。)
2.如果逆来顺受任人摆布，中国会变成什么样;
当年的中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的命运中国做不了主，一切由列强摆布。列强对中国命运的安排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利益需要。
列强的利益需要是什么?确保自己是列强——列强之所以是列强是因为强。要保持住自己列强的地位就不能容忍自己变成“列弱”，就不能容忍其他国家比自己更强，就必须使自己更强，同时使其他强国变弱，严防弱国变强。头号强国必优先打击削弱最能威胁自己老大位置的第二强。当年英国一直坚持“光荣孤立”、“援弱抑强”、“两强标准”，认定谁发展的势头威胁到自己的老大地位就联合别国收拾谁——觉得法国强过头了就联合俄国、奥地利打法国，觉得俄国强过头了就联合法国土耳其打俄国，联合日本对付俄国，觉得德国强过头了就联合法国俄国打德国……“没有不变的敌人，没有不变的朋友，只有不变的利益”。美国同样如此：德国强了就联合苏联打德国，等打垮德国马上又联合德国对苏联发动冷战，等苏联崩溃了又“重返亚洲”、“C型包围圈”……表面上变来变去，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只许自己强大，不许别人超越。这才是现实世界的“普世价值”。
亡国之君李后主触景生情，来了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立刻招来杀身之祸。满清索性把明朝皇帝的子孙斩尽杀绝，连触景生情的机会都不给你。记得看过一个关于某土匪军阀的传记，说此人有个土政策：凡在外当过大官的人都杀，理由是这些人见过大世面，不会看得上自己;这些人享受过大富贵，自己给的待遇再高人家也不会稀罕。既然不会真心为自己所用，又永远也无法满足，那留着就是祸害，不如杀掉——现实世界冷酷的权术逻辑容不得曾经辉煌过的人：不管你对他有多好，在他心目中都比不上当年的辉煌，都不会满意。辉煌过的个人的命运如此，辉煌过的国家的命运同样如此：历史上衰败的大国被别人安排的命运从来都是分崩离析——没有任何强国欢迎世界上多一个能威胁到自己的竞争对手;从这个大国的衰败中获利的国家更不能容许这个大国东山再起威胁自己的既得利益。世界上曾经辉煌的大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奥匈帝国、前苏联等一旦衰败，都逃不掉被肢解、被割裂或被大大削弱压榨的命运。连昔日的“日不落”大英帝国也不例外，被美国在支持“民族独立”的名义下肢解掉了，从“大不列颠”变成了“小英格兰”，只能乖乖给美国当小伙计。曾经的世界大国任何恢复昔日辉煌的图谋必遭无情的摧毁——伊拉克的萨达姆想恢复昔日巴比伦帝国的辉煌，结果呢?
看看上述曾经辉煌的过的世界大国衰落后的命运，就能知道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会给历史上长期是世界头号大国的衰败的中国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命运——而且只会更糟。
列强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状态有两重性：既蔑视又恐惧——蔑视中国的落后，恐惧中国的潜力：
——“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以今天看来，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它在沉睡着，谢谢上帝，让它睡下去吧。”(拿破仑)
——“排华法案”——美国历史上这样的法案只有一个：专门针对中国人。这其实说明西方人承认中国人的竞争力太强，自己竞争不过，所以顾不上什么“自由竞争”而直截了当用赤裸裸的法律歧视，为的是把中国人拒之门外。轻蔑的表面底下是内心的恐惧。
——“人口四万万，均系属於一个种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更有‘神明华胄’之自尊思想充满脑中”、“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对於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更加以备具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以及守法易治”、“中国下层阶级在生理上，实远较吾国多数工厂区域之下层阶级为健全”、“倘若中国方面将来产生一位聪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为其领袖，更能利用世界各国贡献与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则余相信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给德皇的报告)
——“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斯大林)(摘自“蒋经国自述：外蒙古到底是怎么独立出去的?”)
瓦德西给德皇的报告证明义和团运动使西方列强认识到中国老百姓是潜力无穷的资源：人口众多且凝聚基础强——“人口四万万，均系属於一个种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难以奴化——“更有‘神明华胄’之自尊思想充满脑中”;创造力无穷——“无限蓬勃生气”、“备具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以及守法易治”;竞争力比西方国家更强——“中国下层阶级在生理上，实远较吾国多数工厂区域之下层阶级为健全”;一旦拥有伟大领袖，中国将不可遏制——“倘若中国方面将来产生一位聪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为其领袖”，则“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斯大林说得更干脆：“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对中国老百姓这样的认识导致了欧美列强对华的几大原则：
第一，绝不能让中国强大统一——中国人太能干，太可怕，一旦强大统一实现现代化自己根本不是竞争对手。能消灭中国、灭绝中华民族最理想。在技术上做不到之前必须使中国分裂落后孱弱。
第二，绝不允许竞争对手独占中国——谁占有了中国老百姓这潜力无穷的资源，谁就能称霸世界。
第三，绝不允许瓜分中国——如果允许瓜分中国，欧美鞭长莫及，俄国和日本必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实际结果等效于“让竞争对手独占中国”。
上述原则导致的英美对华政策：
——消灭中国：“黄祸”论、“物竞天演、优胜劣汰”、消灭“垃圾人口”、确保“优等民族”……百年前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已经设想过用生物战灭绝中国人。1995年9月27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费尔蒙特饭店会议”明确提出：世界人口过剩，80%的人口是“垃圾人口”，要设法逐步用高技术手段消灭之。西方政要一再明确宣布：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西方国家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只要有机会“灭绝中国人”，人家绝不反对。
——“绝不能让中国强大统一”：使中国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内战不休、自我消耗、无从发展。
——“绝不允许竞争对手独占中国”、“绝不允许瓜分中国”：在中国扶植自己的代理、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抗其他列强的影响、尽量在中国周围制造领土领海纠纷，使中国既内战又外患，乱上加乱。
“绝不允许竞争对手独占中国、绝不允许瓜分中国”的具体体现：以中国利益为诱饵，驱使俄日敌对，相互牵制，相互消耗，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义和团运动之后英国突然放弃自打败拿破仑之后一直奉行的“光荣孤立”即不与任何国家长期结盟的国策，迫不及待地与日本结盟而且一续再续——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字，1902年 1月30日英日同盟协定签字，相隔仅仅145天，此后五年一续，直至1922年。如果没有非同小可的原因，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怎么可能在短短一百多天内就突然改变了实行了四十多年的基本国策，不与任何欧洲的老搭挡结盟而偏要与尚被欧洲国家视为“劣等民族”的日本结盟?英日结盟后仅仅两年日俄就爆发了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中英国对俄国支援舰队封锁了苏伊士运河，使俄国舰队不得不万里迢迢绕道非洲好望角奔赴远东;不但多耗时好几个月、使日军得以从容各个击破、抢先占领旅顺要塞以逸待劳，而且使俄舰因长期航行导致舰底长满海洋生物而速度大减、使日本舰队得以在对马海战中一举歼灭俄国舰队。美国专拣日本已经筋疲力尽眼看无力继续战争的紧要关头出面调停、促成日俄停战，使经不起持久战的日本避免了因国力不支而失败。等俄国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大大削弱之后，英国立即停止续盟，令英日同盟失效。从那时起美英和日本都开始把对方视为假想敌——英美反对瓜分中国是为了不让日俄这两个最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国家独占中国。“英日同盟”这招一下子就使日俄从此互相敌对走向战争，一下子就既排除了这两家勾结起来排除英美独吞中国的战略可能，又诱使日本心甘情愿充当英美阻止沙俄在中国扩张的工具和打手，还不劳英美亲自出马自己掏腰包——因为代价是牺牲中国的东北。但英美等国能容忍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却不能容忍日本独占中国。因此一旦俄国被削弱、英美不再需要用日本抗衡俄国、日本不满足于仅仅获得东北而企图独占中国时，英美立刻翻脸，最后不惜打仗。英美与日本从合作到对抗都体现了一个原则：“绝不允许竞争对手独占中国、绝不允许瓜分中国”，为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中国的利益，即使对日作战也仍然尽量让中国承受牺牲——求苏联出兵死人打日本时毫不犹豫牺牲中国主权当礼品。等打败了德日，立刻跟苏联翻脸，马上回过头来大力扶持蒋介石，让中国为美国的对苏战争出兵死人当炮灰——里外里都是让中国为美国利益做牺牲。帮助你是为了消耗你，利用你消耗对手的同时也消耗你，只许两败俱伤，不许一家独大。
孙权写信告诉曹操：“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大笑曰：“孙仲谋不欺我也。”——大家都直言不讳：两雄不并立。大国之间关系规律何尝不如此?不把对方彻底搞垮，自己决难安生。就凭这就可以知道列强决不能允许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存在，非把中国彻底搞垮不可。
如前所述，使中国四分五裂内战内乱不仅是西方列强的利益，也是中国文人“公知”的利益。因此中国文人“公知”心甘情愿全力配合——第一，从来不说天下大乱、国家分裂、军阀混战有多坏，而拼命说这不但不是灾难、没什么可怕，而且很美好：“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人文精神的蓬勃盛世”、“民国范儿”、“活得人模人样的”、“好些好玩的故事”……第二，千方百计让人们相信可以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如“民主自由”使中国分裂动乱;第三，拼命让老百姓以为分裂战乱没什么了不起，“民主”之后很容易制止。
如果中国人认同文人“公知”的那一套——“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先进文明征服野蛮文明”、“三百年殖民地”、“带路党”、“国际接轨”、“大规模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中美国”、“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迎外以安内”、“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为了民主分裂就分裂”、“为民主而分裂不过是一时的代价”……学禽兽靠适应世界而生存、不改变世界而改变自己去适应世界、逆来顺受、任人摆布，任凭欧美列强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安排中国的命运，结果只有一个：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内战外患源源不断，中国人将没完没了地打内战——注意，是“打”而不是“打赢”——列强利益需要的是谁也不能打赢，因为打赢了就不打了，就可能搞建设了。只有永远“打而不赢”才能永远打下去，才能实现“绝不能让中国强大”——理由无所谓，口号无所谓，要紧的是使中国无限期陷入内战战乱，不但要陷入内战战乱，而且要使中国人互相杀红眼，彼此之间结下血海深仇，咬牙切齿不共戴天、几乎不可能再合成一家子(如两伊、印巴、伊拉克与科威特、巴尔干国家等等)，这才算交了“投命状”，才能确保中国再也统一不起来。而陷入战乱杀得不共戴天则意味着威胁中华民族的生存——乱世人命不如狗，“宁为盛世犬，莫为乱世人”，人命危浅、朝不保夕，人人的命都没保障，谈得上什么民族生存?
由此可见，如果中国逆来顺受任人摆布而不去奋斗、不靠主动“改变世界”来改变命运，结果只有一个——民族生存危机。
3.毛泽东改变了中国什么;
毛主席和延安杨家岭农民谈话 石少华1939年摄于陕西延安
附录一至附录八论述了毛泽东给中国(以及世界)带来的若干具体的有形的改变。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使中国发生许多似乎无形却意义极其深远的改变：
(1).组织起来
毛泽东把中国老百姓组织了起来，使中国老百姓有史以来第一次从“一盘散沙”变成了“有组织状态”。
人没有“生理性优等”和“生理性劣等”，但有“状态性优等”和“状态性劣等”——人的优等劣等不按人种分，而按组织状态分：谁组织严密谁优等，谁无组织谁劣等。处于有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优等”，处于无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劣等”。人与野兽的根本区别之一是人能主动、自动组织起来而野兽不能。人一旦处于无组织状态，就等于退化到了野兽状态。当灾难危机发生时，谁能保持有组织状态统一行动集体救助，谁的生存机会就高，这就是“优等”。谁只能凭动物本能消极应付、各自逃生，谁就对灾害毫无抵抗能力，谁的生存机会就低，这就是“劣等”。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德国、印度、柬埔寨、中国等都发生过集会踩踏死人事故。1976年中国唐山大地震时开滦煤矿吕家坨矿困在井下一千多职工零伤亡脱险。前者是无组织状态，正常时期都造出了灾祸闹出了人命;后者是有组织状态，特大灾害面前却做到了零伤亡脱险。人在灾害危机面前有组织与无组织大不一样。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种族，不管是德国人、美国人、印度人、柬埔寨人还是中国人，不管是不是“优等文明”、是不是“精英”，只要处于无组织状态，遇到灾害危机都只能象低等动物一样惊慌失措、争相逃命、自相践踏、任人宰割，都属于“状态性劣等”。只有处于有组织状态的人才能遇到灾害沉着冷静、从容应对、化险为夷，才属于“状态性优等”。
同样是碳原子，无组织的个体群只能是“低等”的石墨，有组织的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金刚石。同样是铁原子，无组织的个体群只能是“低等”的顽铁，有组织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金属纤维。同样是光子，无组织的个体群只能是“低等”的漫射光，有组织的集合就可以是无坚不摧的“高等”激光。同样是个人，无组织的个体群只能是“低等”的乌合之众一堆肉任人宰割，有组织的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钢铁巨人无人敢犯。同样的个体群，优等劣等的区别完全取决于有组织还是无组织。“有组织”就是整体的网络，“无组织”就是零散的个体。个体对抗不了网络，个人对抗不了组织——科索沃战争中，塞尔维亚空军司令亲自驾驶米格29战斗机升空迎战，结果未发现敌机就被击落。他本人是飞行老手，个人技术不可谓不精湛，米格29战斗机的单机性能在当时也不可谓不优秀，但仍然一败涂地。因为这不是古代一对一较量的单打独斗，而是个人对组织、个体作战单元与网络作战系统的对抗，力量对比完全一边倒，单兵作战能力再强也没用。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简单的规律：同样的个体群，处于有组织状态(并入网络之中)就是优等，无组织状态(离散于网络之外)就是劣等。
抗日战争时毛泽东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抗美援朝后毛泽东说：“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同样是中国人，无组织状态时别人就“敢于欺负”，有组织状态时别人就“惹不得”——人的优等劣等完全取决于是否“有组织状态”：无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劣等”，有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优等”。毛泽东使中国人从“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的“状态性劣等”一跃而成有组织的“状态性优等”。
(2).普及文化，汉字简化拼音化
毛泽东从建国起就大抓普及文化——全民扫盲、普及初小、普及高小、普及初中、普及高中……与此相配套，毛泽东实现了汉字简化拼音化，为全民普及文化创造了必要条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识字的“睁眼瞎”状态已经一去不复返。
网友“数学”对汉字简化拼音化的深远意义论述得十分精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简体字的确定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和转折点，也正是因为简体字，导致了汉语更容易被广大人民所掌握，因此国内人民的识字率也是在简体字创造之后急剧上升。”“而在电脑普及之后，汉字的简体字就成为全人类最优秀的文字了，它优于繁体字也优于英语。这也是为什么大陆人更喜欢用手机上网的根本原因。”“中华民族的简体字加拼音输入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字，这一点和中华民族的崛起很有关系。”(见附录三、附录四)
(3).移风易俗，改造民族
鲁迅说：“中国四万万的民众，害着一种毛病。病源就是那个马马虎虎，就是那随它怎么都行的不认真的态度……我把两国的人民比较了一下，中国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断乎排斥不得。无论有什么事，那一点是非学习不可的。”“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就有这种锲而不舍的气质，这正是日本人值得羡慕的地方。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东西。不管碰到什么事，都是无所谓。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只要不改掉，最终都不能使中国出现新面貌。”
毛泽东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敢于正视并大力纠正文人“公知”造成的这一大民族陋习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名言深入人心：“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对技术精益求精”。于是就有了“大庆精神”的“三老四严”(“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有了周恩来对国防科技工作的十六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有了中国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两弹一星”、“神舟”、“嫦峨”、“蛟龙”、尖端技术、国防工业成果大井喷……
不仅如此，毛泽东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系列健康正派积极向上的新思想、新作风、新习俗——为人民服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辩证唯物论、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敌狠、对己和、民主集中制、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男女平等、团结绝大多数、孤立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毛泽东使千百年来文人“公知”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种种陈规陋习被一一破除，使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起了极大的变化，焕然一新。
(注：中国历史上一贯男尊女卑——“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溺杀女婴、妇女束胸裹小脚、“女子无才便是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烈女殉夫”……妇女在社会中毫无地位——“人生莫做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中国妇女尚被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绑在社会最底层。而解放后别的不说，单说中国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之高就令许多国家的妇女羡慕不已，大赞“啊，中国男人”。但实际真正该赞的是谁?造就中国如此深刻广泛彻底的移风易俗的是谁?中国妇女对自己地位的巨大变化应该感谢谁?是感谢历史上一贯重男轻女的“中国男人”们突然集体“良心发现”，还是感谢毛泽东，感谢毛泽东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4).化敌为我
善于化敌为我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的一大绝招。
解放战争时共产党这么多兵是从哪儿来的?大部分都是俘虏兵。国民党的俘虏兵凭什么就转过头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有本事。思想教育迅速有效，不歧视虐待俘虏兵，俘虏兵被叫做“解放战士”。行军的时候班长替他们扛枪，宿营的时候班长给烧洗脚水。国民党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共产党的官不像官，班长、连长都来关怀战士，在立功方面，俘虏兵和解放军的老战士一视同仁，打好了一样立功，大大激发了俘虏兵的积极性。连被俘的日本医生护士都被共产党争取了过来。共产党的干部吃高粱米，给日本的医生吃大米，共产党的干部没有津贴，但是日本的医生护士按原来的待遇发工资。这些日本医生护士跟着各个野战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
国民党的俘虏兵上午俘虏，中午就能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下午就能参加作战——“即俘、即补、即战”。共产党用这种方式不断地补充自己的兵源，在一年多之内就达到了跟国民党兵力相当的程度。所以毛泽东说：“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国民党用不了共产党办法。共产党改造俘虏的经验每个野战军都有，抓住俘虏兵怎么办，抓住国民党军官怎么办，办法都是一套一套的。国民党怎么也比不过共产党。国民党抓来壮丁以后整训，然后整编，然后上战场作战，这个周期最少大半年，刚打一仗就给共产党送了礼。国民党的兵是打一个少一个，有出没进。这个仗国民党越算越赔。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兵力对比变化怎么能不快?
如此迅速、有效、大规模地化敌为我，世界历史上堪称奇迹。
(5).建立了一支新型军队和新型将帅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军队都是私人军队——皇帝、军阀、土匪其实都一样，都是军队私有，谁当头谁说了算，谁能控制军队谁当头，一旦控制不了军队，这个头就当到了头。私有条件下控制军队的规律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县官不如现管”，越是直接带兵、跟士兵关系好又能打仗的将领越容易控制军队，越容易把军队实际变成自己的私人武装。而将领控制了军队，就可能兵变自己当皇帝。中国历史上象宋太祖赵匡胤那样通过当大将军掌握军权后发动兵变黄袍加身自己当老板的事例不胜枚举——没办法，这是中国“特色”：一条黄河就决定中国必须统一。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要统一就必须有大量的兵。地方越大、兵越多，一个人就越管不过来，就越必须通过将领代管。一通过将领代管，私人军队条件下控制军队的规律就要发挥作用，就必然面临直接带兵的将领拥兵自重的问题而且无解。这样的将帅关系决定皇帝最危险的敌人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皇帝的最大精力必须不是放在防范外敌上而是放在防范部下谋反上。这就形成了一个死结：有兵就不能不有将，有将就不能不防，越是能带兵能打仗的越危险越要防。结果就是权术解决：第一，“功高震主”，越是功臣越不得善终;第二，分而治之，制造内部矛盾相互牵制——“兵不识将，将不专兵”、用文官、宦官、特务等掣肘武将;第三，用奴才不用人才，用奴才控制人才，越是能打仗会带兵的越不重用;第四，偃武修文，拔高文人，贬低武将——文人造不了反，说撤就撤，不象武将那样危险;第五，用贪不用廉，用腐败换忠诚——越贪财腐败越好控制，越清廉威望越高，越危险。
所有这一切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造就“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只能对内不能对外的窝囊废军队——面对无组织的老百姓凶神恶煞，面对外来侵略毫无战斗力。这样的结果对皇帝来说可以接受——外来侵略只要能花钱摆平就是疥癣之疾，没什么关系;而内部造反才是心腹之患，必须全力以赴。
这样的矛盾结构导致中国历史上的军队总是腐败无能，碰上强敌总是一败涂地，总是不得不靠私人军队打仗(如岳家军、戚家军、湘军、淮军等等);最后又总是靠文人挟制武将褫夺军权，名曰“军队国家化”。而文人“公知”治理下的“军队国家化”的结果必然是军队迅速腐化，一遇强敌一切又再来一遍，如此循环，直至王朝覆灭。
毛泽东建立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政治工作贯穿一切、“支部建在连上”……军队再也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不需要靠权术治军、靠文官制衡武将、靠文武对立平衡权力。这就彻底解决了“唯武则叛，唯文则烂，叛则内战，烂则动乱”的千年死循环——共产党的将领有叛变的，但想学军阀割据、学赵匡胤带兵造反几乎不可能——张国涛叛逃，连警卫员都不跟他走。
(6).妙用“两弹一星”调动对方战略思维，实现“三角政治”大战略
毛泽东妙用“两弹一星”调动美苏的战略思维为我所用，使美苏双方各自都得出同样结论：不跟中国闹翻最符合自己的利益。结果：变“美苏两极”为“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三极政治，实现了扭转中国命运的战略大改变。
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中国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苏联要求美国同意苏联轰炸中国核设施，美国拒绝。苏联未敢动手。
1970年，中国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尼克松访华。
这些事实证明中国的“两弹一星”迫使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不得不从“三角政治”的三极角度看待中国：苏联怕如果美国乘机联华制苏，自己就要同时面对中国和美国加起来的核力量，所以一定要拉美国下水，拉不到决不敢单独对中国下手，否则早就像出兵捷克一样不打招呼直接干了。美国怕如果苏联战胜中国，自己就要同时面对中国和苏联加起来的核力量，所以尽管五年前还拉苏联一起想轰炸中国核基地，如今却不干了。当中国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美国没多久就派基辛格访华，公开按三角政治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两弹一星”成功之日，就是“中、美、苏三角政治”大三极诞生之时。
这才是毛泽东搞“两弹一星”的战略目标，才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我根本没打算跟美苏任何一家搞军备竞赛，根本没打算跟任何一家直接硬拼核武器。我只搞很有限的一点点，只解决有无问题，只制造出“中国是核国家”这个既成事实。如此一来，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觉得中国的核武器对自己的生存形成了威胁，都下不了全力相拼的决心，却又都不得不考虑两条：第一，如果把中国惹急了倒向对方，那就要面对中国和对方的核武器加起来的力量。第二，如果单独进攻中国，那就要消耗自己核力量，就等于助长了对手的核力量。不管如何算帐总之是得罪中国不合算。毛泽东就这样把“三角政治”变成了中国核力量的“放大器”，实现了“四两拨千斤”，迫使苏联考虑中国问题时脑子里不得不浮现出美国的影子，迫使美国考虑中国问题时脑子里不得不浮现出苏联的影子，这就巧妙地将别人的庞大核力量为我所用，实现了“左右逢源”、“借力打力”，楞是用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平衡住了超级大国的核武库，使中国安然渡过全面现代化、全面崛起过程中最危险的阶段，赢得了最珍贵的和平，不折不扣的“少花钱、多办事”。
我们这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最有切身感受：“两弹一星”一成功，没多久基辛格就来了，接着尼克松也来了。中苏边境立马安静了，U-2飞机再也不来了，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例行巡逻停了，CIA对西藏叛乱分子的援助停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恢复了，中国外交关系来了个大跃进，美国对中国实行了二十多年的全面封锁禁运很快形同虚设，代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现代化工厂大引进：石化厂、武钢一米七大轧机、英国斯贝发动机……中国老百姓一下子就松了口气，安全感大大增加了。如今回顾起来，这都是毛泽东妙用“三角政治”的硕果，是“两弹一星”的硕果——谁说“两弹一星”没有用、是摆设?不能吃不能喝，却直接保护着你吃喝的家伙。
实现了“三角政治”，渡过了最危险的阶段，中国和平崛起的命运就有了保证，中国自1840年开始的战乱毁灭的命运至此被毛泽东最终彻底扭转——尽管当时中国离全面现代化距离尚远，但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因为最危险的阶段已经过去，坚冰已经打破，障碍已经扫清，道路已经指明，基础已经奠定。
“少花钱、多办事”、“四两拨千斤”、把“三角政治”变成中国核力量的“放大器”、迫使苏联考虑中国问题时脑子里不得不浮现出美国的影子，迫使美国考虑中国问题时脑子里不得不浮现出苏联的影子，巧妙地将别人的庞大核力量为我所用、实现“左右逢源”、“借力打力”，楞是用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平衡住了超级大国的核武库，为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全面崛起赢得了最珍贵的和平，充分利用这和平时机，争分夺秒抢出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如此巧妙的大战略大谋略和大成就，除了毛泽东谁想得到?谁做得到?
(7).创立毛泽东思想
上述种种没有先进的思想根本实现不了——没有先进思想就没有凝聚。没有凝聚就不可能组织人民，就不可能移风易俗，就不可能化敌为我，就不可能建立新型的将帅关系，就不可能实现高人一筹的战略谋略……思想境界不如人，何以服心?何以服人?谁会理你?上述种种其他人也未必都想不到，但除了毛泽东谁也做不到，因为毛泽东思想高人一筹。
毛泽东说：“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更确切地说，“自从中国人有了毛泽东思想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在这个“优胜劣汰”的丛林世界，中华民族要生存就必须处于优等。要处于优等就必须使中国人民处于自愿的有组织状态。要使中国人民处于自愿的有组织状态就必须有凝聚，要有凝聚就必须有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产物，是中华文明深厚底蕴在民族生死存亡最后关头激发出来的惊天能量。中国自鸦片战争起跟洋人打一仗败一仗，败一仗来一次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以至于国家破产、精神崩溃、“月亮也是外国的园”、“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毛泽东之前，中国面对东西方列强的侵略从来没有成功的英雄，从来只有悲剧的英雄，失败的英雄。他们奋斗了，他们牺牲了，但他们失败了。失败就失败在他们谁也没能够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命运。“瓜分惨祸依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尽管在中国人眼里他们虽死犹生，虽败犹荣，但在洋人眼里他们仍然是失败者，丝毫不能阻止列强来侵略，来掠夺，来任意支配中国。唯有毛泽东真正扭转乾坤，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毛泽东创建了新中国。毛泽东领导中国人顶住了一切外来干涉。即使世界上头号超级大国美国也照样栽在毛泽东手下。美国在朝鲜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军队直接较量，失败了。美国人不服气，拿越南当实验战场，间接跟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再较量，又失败了。抗美援朝把美国军队打怕了;越南战争把美国社会打怕了。证据之一就是从此美国朝野上下“中国吃惊病”流行，做梦也要哼哼两声“中国威胁论”，顺便也就放弃了军事上大规模进攻中国的战略设想。美国“挟天子令诸侯”，利用联合国动员全世界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整整较量了二十多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切手段全部使尽用绝，对毛泽东始终无可奈何。封锁中国几十年，中国不但没垮，反而成了核大国。在有毛泽东思想之前，中国人只有尊孔忠君的思想，崇洋媚外的思想，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思想，无所作为、逃避现实的思想，消极悲观、逆来顺受的思想，等等等等。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人原有的一切传统思想武器全部失灵。中国人翻遍了孔孟之道和诸子百家，求遍了老子如来耶酥安拉，捧来了“民主”“自由”“人权”之类跟西方国家班门弄斧……目的只有一个：从中找出一条救国之道。然而所有这些努力无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自从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才真正从精神上成为强者，使局面根本改观。这个世界上替强者效劳的思想理论不计其数，教诲弱者屈从强者的说教浩如烟海，唯独毛泽东思想专门替受强者欺凌的无辜弱者说话;专门教导弱者如何由弱变强;教导遭受强国侵略的弱国不靠寄人篱下，不靠卑躬屈膝，不靠主权交易，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改变命运。毛泽东从来没有躲在国外到处化缘，从来不靠别人施舍恩赐，一切靠自己，一切白手起家，以弱胜强，转弱为强，从赤手空拳到打下天下。对于外来援助，毛泽东从来是白给欢迎，花钱买可以，拿主权换绝对不干。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拿毛泽东毫无办法，打不赢，吓不倒，骗不过，困不住，“硬刀子”“软刀子”全部失灵，绞尽脑汁也不知该如何破解毛泽东思想，只好祷告上帝保佑让毛泽东后人的毛泽东思想色彩不要那么浓。经过那么多年的反复较量，有亲身经历的美国“精英”们除了那些铁杆洋阿Q，凡讲点实事求是的都不得不对毛泽东心服口服。美国万般无奈又有求于中国，不得不放下架子硬着头皮厚着脸皮主动登门求和。纵观历史，横看世界，能让白种人里第一强的国家如此这般的有色人种唯独毛泽东一人。在毛泽东面前，再不可一世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也牛不起来。在毛泽东面前，崇拜“优胜劣败”原则的西方白人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历史的胜利者，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思想厉害，不得不承认诞生了毛泽东的中华民族不是劣等民族，不得不承认孕育出毛泽东思想的中华文化不是劣等文化。毛泽东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让资本主义的西方白人尝到失败滋味而自己始终不败的中国人，不愧 “顶天立地奇男子，焰古腾今大丈夫”。中华民族能够从衰败危亡中浴火重生，重新崛起，关键在于毛泽东。否定毛泽东，中国人就必然在精神上解除武装，在组织上走向瓦解，重新回到“状态性劣等”，重新沦为任人宰割。
撒切尔夫人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没有文人“公知”反毛气焰的甚嚣尘上，岂会有撒切尔夫人的这番得意洋洋?但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一条：去掉毛泽东思想，中国人就什么值得一提的思想也没有了。没有自己思想的人必定变成活死人，没有自己思想的民族必定变成亡国奴。
当年，死了两个传教士就让德国有了借口出兵占领中国山东省;一个柳条沟铁路爆炸就让日本有了借口制造9.18占领整个中国东北;一个演习士兵“失踪”就让日本有了借口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如今呢?
——1900年八国联军二万人不到两个月就攻下了北京，五十年后，十六国联军几十万人三年之久攻不过三八线。中国与对手的装备差距比五十年前大得多，结果却截然不同。
——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沃尔特.赫尔姆斯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中从对手的角度评论说：“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这可不是文人“公知”之类活阿Q的“精神胜利法”，而是来自敌手不由自主的评论。连最强大的对手都承认把中国从“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变为“可怕的对手”的不是别人，不是国民党，不是“蒋委员长”，而是毛泽东。
——“麦克阿瑟有一句话倒让笔者感觉很是受用：‘曾经温尔文雅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变成了极富民族主义且咄咄逼人。’”(双石：《开国第一战》)
有人这样评价斯大林：“他接过的是一个扶木犁的穷国，他留下的是一个拥有核武的强国。”
毛泽东呢?他接过的是一个危亡的民族，他留下的是世界的一极。
4.毛泽东对中国的改变有利于谁，不利于谁。
姑娘小伙们都拿出劳动手册来，让记工员替自己记下得到的工分。马昭运1958年摄。
毛泽东对中国的改变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生存，不利于靠中国落后挨打分裂内战而生存获利的人，包括文人“公知”。
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生存——毛泽东时代中国无战乱，无匪患，人口翻番，寿命翻番。
——无战乱，无匪患：1949年之前的中国战乱不断，匪患不断。有些地区自古以来就没有断过匪患。而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已60多年无战争，千年匪患一扫而光，以至于今天的年轻人已经把无兵乱无匪患视为自然而然的天经地义，根本想象不出天下大乱杀人如麻人命危浅朝不保夕是什么滋味，看到中东地区匪盗横行到处绑票觉得象是听故事，根本想象不到1949年之前的中国也是如此，如果中国“为民主而分裂”，自己的命运必将又是如此。
——人口翻番，寿命翻番：毛泽东逝世时，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4亿增长到8亿，平均寿命从30多岁提高到70多岁。中国消灭了卖淫、贩毒、贩卖妇女儿童、黑恶势力等丑恶现象和血吸虫、天花、梅毒等严重传染病。
“无战乱，无匪患”意味着无屠戮，“人口翻番，寿命翻番”意味着人口增长寿命延长——这是“有利于民族生存”，还是“不利于民族生存”?如此明确的事实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
不利于靠中国落后挨打分裂内战而生存获利的人，包括文人“公知”。
为什么说不利于文人“公知”?
(1).要“改变世界”挽救中国就必然得罪文人“公知”，就必须得罪文人“公知”。
要“改变世界”就必须遵循“改变世界”的客观规律。要遵循“改变世界”的客观规律就决不能按照“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办，就必然得罪文人“公知”，就必须得罪文人“公知”;要“改变世界”挽救中国则更必然得罪文人“公知”，更必须得罪文人“公知”。
当代文人“公知”、“模范党员律师”陈有西为此提供了一个精彩绝伦的例证：“曹操杀杨修”。
陈有西说：“污名公知，是网络舆论战成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识人一生问学，明白事理，能看穿权力为恶的手法，和历史的教训，并提前告诫和唤醒人民。因此被权力人忌恨，就如曹操杀杨修。”(http://www.weibo.com/1803570001/BrHzThjEN#!/1803570001/BrHzThjEN#_rnd1414700107016)
史书上关于“曹操杀杨修”的记载有多种版本，但其中最著名也最可信的是被《三国演义》第七十二回采用的“鸡肋”版：曹操率几十万大军与蜀军作战，僵持不下两军对峙。杨修见曹操以“鸡肋”为口令，便教随行军士收拾行装准备回家，还告诉军中将士说，鸡肋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以鸡肋为口令证明曹操心里想的是在此无益，不如早归。既然曹操有此想法，必然很快下令退兵，所以要早点准备。让杨修这么一说，曹军将士无不收拾行装准备回家。曹操巡营发现后大怒，以“造谣惑众扰乱军心罪”杀了杨修。
历代文人“公知”无不用《三国演义》的结论评价“曹操杀杨修”：杨修“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因此曹操怀恨在心，嫉贤妒能，借故杀人：“聪明杨德祖，世代继簪缨。笔下龙蛇走，胸中锦绣成。开谈惊四座，捷对冠群英。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当代文人“公知”陈有西更把“曹操杀杨修”上纲上线成大是大非：杨修被杀是因为“知识人一生问学，明白事理，能看穿权力为恶的手法，和历史的教训，并提前告诫和唤醒人民”，所以“被权力人忌恨”——也就是说杨修是反抗邪恶的英雄，“曹操杀杨修”是“迫害知识分子罪”。
这是从“解释世界”的角度看问题，从文人“公知”的特权角度看问题。但如果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问题，从实际情况、客观规律看问题，对“曹操杀杨修”的评价就截然不同。
所有文人“公知”谈“曹操杀杨修”时绝口不提一件事：当时的大形势大背景是“两军对峙、敌前撤退”。
“两军对峙、敌前撤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极其凶险，稍有差池就会全军覆没。为什么?
第一，撤退必使进攻方士气暴长，退却方士气暴跌。
“存在决定意识”。军事上进攻、防御、退却这三种不同存在决定了一线士兵三种不同的心理状态：
进攻——你不打我我也打你。由此决定的一线士兵的心理状态：赴死，必死，必须拼命。
防御——你不打我我不打你。由此决定的一线士兵的心理状态：或生或死，必须拼命。
退却——你打我我也不打你。由此决定的一线士兵的心理状态：生还，必生，不必拼命。
有点常识就知道，当一条恶狗向你张牙舞爪时，最不能做的就是转身跑。你不跑，跟狗大眼瞪小眼对峙，狗不一定敢扑上来。但只要你转身一跑，狗必定毫不犹豫扑上来就追着咬。别说狗，就是一只鹅看见人在自己面前退却逃跑也会立即扑上去追着咬，根本不怕人的形体力量比自己大得多。野兽都有这种常识：退却即无心恋战，无意反击。既然无意反击，那就毫无危险，就是猎物，咬了白咬，不咬白不咬，白咬谁不咬?野兽面前逃跑必定刺激野兽兽性疯狂大爆发，攻击性暴增，根本不在乎有形的实力是否相当，只会肆无忌惮扑上去追着咬。
连野兽都有的常识人岂能没有?两军对峙时只要发现敌军当真撤退，立即就能明白对方无心恋战，无意反击。既然无意反击，那就毫无危险，就是靶子，打了白打，不打白不打，白打谁不打?敌前退却必定刺激敌方战斗意志空前大高涨，攻击性暴增，根本不在乎表面的实力是否相当，只会肆无忌惮扑上去追着打——吃定了敌人顶多只有招架之功，绝无还手之力，甚至连招架之功都没有：反正你要打就别想退，要退就别想打。
士气就是战斗力。拿破仑说过，战争中精神和物质是三与一之比。而在曹操那样的冷兵器时代，士气几乎就是全部战斗力——曹刿论战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士气完了，战斗力也就完了。因此敌前退却意味着一方实际战斗力陡然下降，另一方实际战斗力空前高涨，双方实际战斗力的对比急剧变化，轻而易举就能因失衡而彻底崩溃。
第二，撤退必使进攻方实际可用力量暴增，无形盟友暴增;退却方实际可用力量暴减，无形敌人暴增。
进攻方一旦确定对手是真撤退，就不必留有余地，就可以全力以赴，把以前所有为堤防对方假撤退真反击的预备队全部撒出去，把全部家底都撒出去，可实际用于攻击的力量顿时暴增。
进攻方享有主动，打击的对象、时间、地点、方式、力度等等全可以自由选择。退却方处于被动，一切都是未知，处处充满不确定。而不确定是最可怕的敌人，防不胜防又不得不防：退到哪里才保险?不确定。能从敌人手中抢到多少时间退却?不确定。能不能从敌人的打击下全身而退?不确定。如果不能全身而退，那能保住多少?保住谁?如何保住?不确定。在什么都不确定的情况下如何安排退却?谁先退?谁后退?什么时候退?什么时候退到哪里?如果没退到怎么办?哪些必须带走、哪些必须销毁?哪些可以看情况办?……所有这些都是一旦决定退却就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漏了哪里那里就要出事，而且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只要处于退却状态，最大的敌人往往就是自己——进攻和防御都不会上上下下所有单位同时搬家，都有个自主安排和调整的余地。而退却则是全身而动，全军上上下下所有单位必须一个不漏，全部同时搬家，谁不搬就意味着谁灭亡。一座住宅楼的全部住户同时搬家尚且必然乱成一团：争电梯、争楼道、争大门、争汽车、争路面……何况一支成千上万的军队全部同时搬家?何况处于敌人随时可能打过来的生死关头?影剧院失火往往因人群夺路而逃发生踩踏死伤事故。影剧院的人群一般也就上千人，要夺的通路也就短短几十米的过道和几个安全门。而军队退却则意味着成千上万人马车辆必须尽快通过整个退却路线上的所有通道和桥梁，而且必然都人人急不可耐。只要有一处通道和桥梁不通，经过这一处的整个退却路线就要受阻。如果撤退路线不只一条而且有交集，那交集点最容易发生堵塞混乱，就可能撤退计划、军纪军令等等都被扔到一边，军队各部分纷纷自行其是，导致所有经过的退却路线全部受阻，就可能发生大规模自相践踏事故甚至夺路而逃的大混乱。这等于自己的一部分变成了自己另一部分退却的阻力，换句话说变成了无形的敌人。不仅如此，撤退路线上往往还会有大量难民争道路、争桥梁、争休息地、争水源……这一切客观上都等效于“无形的敌人”。
这种状况敌方正求之不得，就是没有踩踏混乱也要制造出来，除了自己乘机猛烈攻击外还会运用其他方式让撤退方不战自乱、乱上加乱——如故意在撤退的必经之地尤其是咽喉要道、撤退路线交集点附近人为制造难民、制造灾害，有意识地运用“难民武器”、“灾害武器”等等。在双方实际战斗力的对比已经急剧失衡的情况下，如果任凭敌人肆意进攻、肆意造乱，结果必然是撤退变成溃退甚至崩溃。
由此可见两军对峙、敌前撤退乃兵家大忌，极其凶险，稍有差池就会全军覆没。古今中外充满了两军对峙情况下敌前撤退退砸了，撤退变成溃退、溃退变成崩溃、崩溃导致亡国的先例：
——淝水之战，秦军敌前撤退——本来仅仅是为了让出一片战场的敌前撤退，结果演变成一场军事大崩溃，改写了历史，也顺便留下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典故。
——1975年春，越南南方阮文绍政权在越南北方军队的进攻面前惊慌失措，下令敌前撤退。结果撤退一下子变成了全面大崩溃，短短一个多月整个越南南方全部丢光。
——1937年11月日军从杭州湾登陆，企图包抄中国军队。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全线撤退。结果敌前撤退变成了大溃退，许多部队在溃退中建制零落，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原先依托沪宁之间吴福线、澄锡线等预设国防工事进行逐次防御的计划全部落空，直接导致南京失守。而国民党军队南京保卫战的敌前撤退简直是集一切愚蠢之大成，能犯的错误全犯了，为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清单添了重重的一笔。
——1812年冬，拿破仑在俄罗斯的严寒面前不得不敌前撤退，结果撤退变成了大崩溃，60万大军只剩下2万人逃回法国，导致拿破仑下台、俄军进入巴黎。
——就在《三国演义》讲述曹操杀杨修的那一回——第七十二回，一开始就描述了一个完整的敌前撤退吃败仗的战例：“却说徐晃引军渡汉水，王平苦谏不听，渡过汉水扎营。黄忠、赵云告玄德曰：‘某等各引本部兵去迎曹兵。’玄德应允。二人引兵而行。忠谓云曰：‘今徐晃恃勇而来，且休与敌;待日暮兵疲，你我分兵两路击之可也。’云然之，各引一军据住寨栅。徐晃引兵从辰时搦战，直至申时，蜀兵不动。晃尽教弓弩手向前，望蜀营射去。黄忠谓赵云曰：‘徐晃令弓弩射者，其军必将退也：可乘时击之。’言未已，忽报曹兵后队果然退动。于是蜀营鼓声大震：黄忠领兵左出，赵云领兵右出。两下夹攻，徐晃大败，军士逼入汉水，死者无数。”
要避免敌前撤退变成崩溃，就必须设置掩护部队，用小部队顶住敌人的疯狂进攻(有时还得设置安全保障部队指挥控制难民)，保护大部队得以退却。一支掩护部队不够，得几支部队层层抵抗相互掩护。也就是说，敌前撤退必须交替掩护、节节抗击、逐次后撤。以下摘自双石的《开国第一战》：
—— “(1950年)11月3日，沃克下令第八集团军部队全线撤退。‘联合国军’在大量飞机、坦克和炮火支援下交替掩护撤退。”
—— “(1951年5月21日)中朝联合司令部发出命令，中朝军队停止进攻，全线交替掩护后撤，转至三八线以北地区休整。”
由此可见，“交替掩护”是敌前撤退的标准做法，不管是中国军队还是外国军队都是如此。
敌前撤退极其复杂危险，对军队的整体素质要求极高，即使有交替掩护也不能保证成功——指挥官必须从瞬息万变、处处充满不确定的扑朔迷离的形势中迅速制订出明确周密切实可行的撤退计划，计算出撤退所必须的时间，根据时间制定交替掩护计划、部署掩护部队，规定出每支掩护部队必须死守的期限和相互配合节节抵抗的方案，安排出其他单位的撤退路线、时间表、准许携带的东西;布置强制执行撤退计划的监督力量……掩护部队必须坚决执行掩护命令，不到时间死不后撤，相互配合必须默契协调;其他后撤单位都必须严格遵守撤退计划，放弃一切不必要的坛坛罐罐，坚决按时执行，如果出现意外能按照指挥官的总意图当机立断灵活处理……指挥官计划不周密不切实可行不行，计划得头头是道实际做不到不行——细节决定一切，魔鬼都在细节中，细节决定成败。底下对撤退计划不坚决执行甚至根本不买帐不行，计划赶不上变化时不能当机立断灵活处理不行，掩护部队“交替掩护”配合得不好不行……从上到下必须精密配合，任何一环没配合好乱了套，敌前撤退就要变成大崩溃。
如果军队整体素质不高，不能在处于被动、士气下滑、生死攸关的紧急情况下仍然维持住军纪、确保军令如山、上上下下令行禁止、出现意外时灵活机动当机立断，再好的撤退计划也会变成一纸空文。尤其是掩护部队，说白了就是准备打光的——在攻防双方战斗意志战斗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让小部队来顶大部队全在时都顶不住的敌军进攻，不是明摆着让小部队牺牲吗?不是明摆着要“牺牲局部保持全局”吗?不是明摆着要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吗?如果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肯担这送死的差事?如果是私人军队，哪个军阀肯牺牲自己的军队去保护别人的军队?即使不得不服从命令，也必定一触即溃，决不死战，从而是掩护任务落空。这一切决定“交替掩护”、“敌前撤退”不是什么军队都干得了的，信仰、素质、军纪、战斗力、牺牲精神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都必然使敌前撤退变成溃退。
进攻和防御考验的往往是一支军队最强的一面，唯独敌前撤退考验的是军队最弱的一面。或者说，进攻和防御考量的是军队最长的那块板，而敌前退却考量的却是军队最短的那块板——敌前撤退时，平时看不到的一切薄弱环节都会暴露无遗，同时也使军队从上到下的整体素质如指挥能力、凝聚力、士气、军纪、忠诚度等等全部得到最严酷的检验。《雪白血红》里说：“没有比败而不乱，更能见出一支军队的素质了。”能敌前撤退而不溃不乱的军队才是全面素质最高最均衡的军队。只会攻击不会撤退，能胜不能败，顺风时百战百胜，败一仗就一垮到底，这样的军队的强大是表面的，靠不住的——战争怎么可能永远一帆风顺呢?
正因为“两军对峙、敌前撤退”乃兵家大忌，极其复杂危险，对军队的素质要求极高，因此历史上组织良好能打善战的军队敌前撤退却失败崩溃的例子多得是;十分成功、全师而退而不损失惨重的例子很难得：
——前苏联电视片《莫斯科保卫战》中有个情节：苏联军事委员会成员伏罗西洛夫元帅质问西方面军指挥官、后来的苏联元帅科涅夫上将为什么西方面军主力几十万人在维亚兹马地区被德军围歼。科涅夫回答：“退却您是知道的，是最复杂的战斗形式。它需要较高的战斗素质。战士们没有退却的经验。战前我们没有研究过这一战斗形式。我们准备在敌人的领土上作战。为了这一点现在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见前苏联卫国战争初期苏军严重失利的一大原因是只会进攻，不会撤退，陷于被动时不会组织交替掩护摆脱被动，结果几十万几十万人地被围歼，一线部队几乎损失殆尽。
(网友“王外马甲”的“战场上的蒲公英”里讲了个情节：“训导队的美国教员其实是陆战一师的军官，并不是真正的军校教师，但即便是这样，蔡智诚他们也能感受到中美军队在观念上的不同。比如，上战术课的时候，中国教官用三分之二的时间讲进攻、三分之一的时间讲防御，可美国人却用了一大半的时间讲如何撤退，好象他们打仗的目的就是为了逃跑似的”——这个情节从侧面印证了科涅夫上述观点：敌前撤退远比一般人想象得要复杂，“是最复杂的战斗形式。它需要较高的战斗素质”。)
——淮海战役中黄百韬兵团撤往徐州时，明知要过运河而河上只有一座铁桥，却既未搜集渡船，也未派工兵先架设浮桥，更未制定详细有效的渡河计划，坐视十几万部队壅塞于运河东岸秩序混乱而毫无作为，结果耽误了时间，被解放军赶到团团包围，全军覆没——细节决定一切，魔鬼都在细节中，细节决定成败。敌前撤退的计划居然没考虑到一座铁桥迅速过不了十几万部队这个细节，又不能当机立断灵活处理，一道几十米的运河就成了死亡陷阱。
——1940年5月德军在阿登地区大突破，包抄了马奇诺防线，英法联军一败涂地，组织不起有效的交叉掩护。若不是希特勒头脑发昏下令部队停止进攻三天，英法联军不可能喘息过来组织起有效掩护防线，不可能在敦刻尔克成功地实现敌前撤退33万部队——全部装备丢光还算“敦刻尔克奇迹”，成功标准如此之宽，可见“两军对峙、敌前撤退”之难举世公认。
——1942年日军进攻缅甸，英军敌前撤退从缅甸撤往印度。英军的撤退很快就变成大溃退：“从缅甸撤回的英军，在那加山脉什么都扔了——战车、大炮、机枪、冲锋枪、手枪、图囊、电台，甚至连被子、蚊帐、衣服、裤子都不要了，只穿件裤衩跑回去。”孙立人指挥的中国新38师能基本全师而退并保住武器，这在英国人眼里就成了奇迹。
——抗美援朝志愿军第二次战役把“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美军敌前撤退成功靠的一是财大气粗装备好——碍事的装备全毁掉，根本不费那个事往回搬，地面来不及就用飞机炸，这样一来组织后撤省事多了，部队撤起来当然极快;二是志愿军装备低劣，后勤跟不上，追不上美军的机械化。美军承认，如果志愿军的装备哪怕有美军一半好，美军早就被赶下大海了。
——1941年12月苏联军队在莫斯科郊外大反攻，德军支持不住，前线将领要求撤退，被希特勒严令禁止。显然希特勒担心“两军对峙、敌前撤退”会变成全线崩溃——“希特勒坚持要部队稳住阵脚、继续战斗的坚强意志，是他在战争中的最大成就;也许正由于此，部队才没有在冰天雪地中完全土崩瓦解。勃鲁门特里特将军对这种见解有过很好的概括：希特勒执意下令部队不论在任何形势下，不论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都必须坚守阵地，这无疑是正确的。他本能地意识到，在冰天雪地中作任何撤退，必将使前线在几天之内土崩瓦解，他也意识到，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德国部队一定要遭到拿破仑大军同样的命运。由于冰雪封途，撤退只有通过空旷的田野。这样，用不了几夜，部队就支持不住，他们就会情愿在半道上躺倒等死。而且，后方也没有准备好可供他们撤退到那里的阵地，也没有他们可以守得住的任何防线。一个军长冯.提伯尔斯克希将军同意这种看法。这是希特勒的一个巨大成就。在那个危急的关头，部队都在回想拿破仑撤出莫斯科的故事，终日生活在这个阴影的笼罩之下。如果一经开始退却，就会仓皇四散，溃不成军。”(《第三帝国的兴亡》)
希特勒显然是这么算的帐：没把握成功实现敌前撤退就干脆不退。与其退而全线崩溃丢光，不如不退而拼光，至少能给对方也造成大量损失。这从另一面证明希特勒只会进攻，不会退却，又不肯放权，遇到逆境时就用死守来回避自己不会组织指挥“两军对峙、敌前撤退”的矛盾。莫斯科会战时他靠这着侥幸对付了过去。斯大林格勒会战时他又想靠这着对付，结果输了个一败涂地。而他的这个致命弱点一下子就被万里之外的毛泽东抓住了：“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毛泽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42.10.12.)
(注：毛泽东写这些话时，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刚刚开始，结局尚未明朗，但毛泽东就已经看透了希特勒“不会撤退、不敢撤退”的致命伤，一下子就点了出来。不仅如此，毛泽东早在1936年就已经从政治上分析出纳粹德国的本性决定它只会进攻、不会防御：“后起而且发展得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中，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德日帝国主义的军事家们指出防御的一个重要的弱点是不能振奋人心，反而使人心动摇。”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12.——注意：毛泽东给出这些结论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纳粹德国的军事特征还没暴露。顺便说一句，同是在1936年，毛泽东在7月16日跟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指出中日战争将是持久战：“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此时西安事变尚未发生，7.7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还是十二个月之后的事。由此一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何等的远见卓识，二可以看出文人“公知”所谓“论持久战是毛泽东抄袭蒋百里”之类造谣是何等荒谬卑鄙无耻。)
——毛泽东领导的军队是“两军对峙、敌前撤退”惯了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由于毛泽东给军队注入了灵魂，这支军队比任何军队都顽强。王明、博古等一帮子党内留洋文人“公知”的瞎指挥导致红军不得不来了个空前惨烈的敌前大撤退——两万五千里长征，力量损失了90%以上。尽管如此，这支军队仍然能坚持不散架，而且在恢复了指挥权的毛泽东领导下迅速恢复元气发展壮大，越打越精，越打越顽强。古往今来“敌前撤退”不知使多少军队一垮到底、一蹶不振，唯独不能使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崩溃灭亡——反扫荡、“狼牙山五壮士”、延安撤退、山海关撤退、锦州撤退、四平撤退、两淮撤退、张家口撤退……无数次敌前撤退，虽然也曾有混乱，但从无影响全局的崩溃。典型的例子是抗美援朝5次战役第二阶段，美军利用志愿军装备差、后勤弱的致命弱点通过“磁性战术”获得了战役主动。但志愿军仍然能用顽强的交替掩护迟滞美军的进攻，使主力部队成功地实现敌前撤退——“6月10日，由于第十五军在芝浦里地区、第六十三军在铁原地区和第二十军在华川地区的顽强阻击，迟滞了‘联合国军’的推进，保证了东线第九兵团部队的后撤布防，将敌阻止于汶山、高浪浦里、三串里、铁原、金化、杨口一线，使志愿军全线连续并相对稳定的防御体系终于部署完成。”。在双方装备实力那样悬殊的被动条件下，若是别的军队必撤退变溃退、溃退变崩溃，全线瓦解，一垮到底。而志愿军却能够在那样不利情况下用交替掩护硬顶住绝对优势的美军，从容撤退、保存实力、重整旗鼓、扭转局面、摆脱被动，这才是真本事、真功力。如果军事素质不高、没有牺牲精神、没有铁的纪律和高度的凝聚绝不可能做到。
古今中外无数战例证明两军对峙的条件下敌前撤退等于是刀尖上跳舞，刀缝里求生。但进攻方要追击就必须先确实弄清对方是真撤退而不是圈套，否则就要上大当——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时麦克阿瑟把志愿军的假撤退当成了真撤退，狂妄自大分兵冒进，结果一败涂地。解放战争中“国军”不知多少次的全军覆没都是因为把解放军的假撤退当成了真撤退，孤军冒进被包了饺子。由此可见没确实弄清敌人是真撤退就按“敌前撤退”的情况处理极端危险轻率。而对撤退方来说，让对方因不明虚实而不敢全力以赴追击当然最理想，当然要隐瞒真正意图、封锁真信息、散布假信息、布置疑兵、空城记……千方百计让对方判断失误。但厉害的指挥官往往有办法不为这些假象所迷惑，正确地判断出对方的真正意图。以下是几个著名的例子：
——用谋略战调动敌人：淝水之战晋军利用对方速战速决急于求胜的心理要求对方让出一片战场以便渡水决战。当前秦的苻坚答应这一要求时就已经上当受骗了，已经告诉了对方自己的老底是真的敌前撤退——用谋略调动对方，主动制造出对方的“两军对峙、敌前撤退”。
——靠已知规律加战场经验：《三国演义》第七十二回一开始描述的那个敌前撤退的战例中，黄忠吃准对方天黑必然回营，所以故意按兵不动。一见对方“弓弩手向前，望蜀营射去”，马上明白这是敌前撤退的措施，一看对方后队在动，立刻知道对方是真撤退，遂发动进攻。
——靠综合判断：1941年莫斯科保卫战中，苏军指挥官朱可夫根据敌人损失、补充能力和己方实力的分析判断出敌人已经筋疲力尽，没有力量发动进攻，遂下令转入反攻。
——靠数理统计和分析：抗美援朝时美军指挥官李奇微根据已往战斗记录数据分析出志愿军是“礼拜攻势”，七日之后必然是真撤退而不是诱敌，立即采用“磁性战术”转入反攻。
——靠间谍情报：1941年莫斯科保卫战中，苏军根据王牌间谍左尔格的情报得知日本确定了南进战略而不会攻苏联，立即敌前撤退，把西伯利亚部队主力西调，在最后一分钟赶到前线守住了莫斯科。
——更厉害的战场指挥官能在没有准确情报、没有时间从从容容做综合分析、战场情况瞬息万变的条件下从蛛丝马迹中迅速准确地判断出敌人的真实动向，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当机立断一举扭转战局——“把王铁汉的援军诱至杨杖子，侦察报告是两个团。一打，打不动。再侦察，是两个师。”“刚从地方部队升级的8纵，熟悉的是扒铁路，炸桥梁，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况且，一口吃掉两个师，过去连想都未想过。”“撤退命令已经下达了，有的部队已经向后运动了。”“咣咣咣咣，一阵炮弹突然打过来。一发口径挺大的山炮弹落在不到10米处，溅起的泥土石块，冰雹般砸在他们身上。没爆炸，是发臭弹，不然全完了。邱会作坐起来：敌人要退?黄鹄显道：‘教师爷’说得对。黄永胜拍拍身上泥土：通知部队，停止撤退，立即转入攻击!电台已经撤了，电话也不通。司令部和政治部几个科长带上命令，分头去追赶和通知部队。8纵追，9纵堵，一场阵地战变成了运动战。原是东北军的王铁汉也被截住了。可他凭借一口流利的东北话，又换了便衣，蒙混过去跑掉了。8纵、9纵‘开门大吉’，不但改变了热河局面，自己也鸟枪换炮了。8纵一下子发展到4万人。林彪说：这个8纵，还真有点主力样子。”“战场上，能够迅速地捕捉到貌似平常，却能表明敌人动向的些微变化，并迅速地做出判断，定下决心，这是一种真功夫。”(张正隆《雪白血红》第20章：金秋之五“黄永胜是员干将”)
(注：我刚看到这一段时很不解：本来打不动已经下令撤退了，为什么就因为那一阵炮弹就突然转退为攻?双方兵力丝毫没变，为什么这一回居然就毫不费力地把先前打不动的对方一下子吃掉了?直到为写本文特意琢磨敌前撤退的规律时我才突然回过味来：假如我是敌军炮兵，两军对峙情况下突然接到撤退命令时我会怎么想?——赶快跑，不然晚了敌人追过来怎么办?自己人一窝蜂抢道把路堵死了怎么办?既然要赶快跑，那已经卸了车开了箱的炮弹怎么办?再装箱扛到车上?那得耽误多少功夫?装卸炮弹是个又累又危险的苦差事，谁愿意没事找事?尤其是大家都一心急着赶紧脱离危险赶回去吃饭睡觉的情况下……因此最自然的做法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打光了事，反正花的不是自己的银子。为进攻开的炮必定对着进攻目标打，为防御开的炮必定对着进攻的敌人打，为减轻负担开的炮没有目标，必定瞎打，打哪儿算哪儿，而且为了省事有时干脆连引信都懒得好好装，把炮弹打出去拉倒，瞎火就瞎火。这一切在普通人看来不算什么，但有经验的战场指挥官一看就能明白对方要跑，而且对方底下的兵也已经知道了要跑，而且对方的撤退组织得很糟糕，所以才会出现漫无目标瞎打炮而且净是臭弹的现象。这等于通知自己对方已经从防御状态转成了敌前撤退状态，战斗意志已经陡然下降，已经从防御战的“必须拼命”变为退却中的“不必拼命”。虽然兵力对比没变，但实际战斗力已经丧失了，士兵满脑子想的不是如何撕杀，而是如何回家，撤退又组织得乱七八糟。这正是发动攻击的最佳时刻。于是就有了上述戏剧性的结果。但仔细再一想，这里边还有名堂：当时双方都在撤退，为什么“国军”就不能发现“共军”在撤退、反过来杀“共军”一个回马枪呢?显然要么是“国军”战场指挥官无能，发现不了对方的动静;要么是发现了却无可奈何——“共军”能迅速从退却状态转入进攻状态，战斗意志说恢复就恢复，说打立刻就能打，而“国军”没这个本事，因此即使战场指挥官发现了战机也没办法。可见不仅“共军”战场指挥员水平比“国军”高得多，而且“共军”士兵的整体军事素质也比“国军”高不知多少倍。军事素质背后是政治素质。如此当机立断的胜仗只有“共军”能打。)
这个例子证明一旦得知退却，退却方士兵战斗意愿的陡然下降必会通过各种执行勤务表现出来。如果敌方指挥官经验丰富敏锐警觉，就能立即从这些蛛丝马迹的变化中判断出撤退方的真正意图。由此可见，撤退方的士兵只要知道撤退，就可能不知不觉中无意向敌人通风报信。
张正隆的《雪白血红》描述辽沈战役中杜聿明是这样组织“国军”从葫芦岛撤退的：
“廖耀湘兵团被歼，沈阳易帜，锦西和葫芦岛的国军成了惊弓之鸟，唯恐共军顷刻间赶来，再把他们席卷一空。有的说应从陆上跑，有的说应从海上走，有的说还是海上走安全，但若船来晚了，掩护部队无法走掉。有的说有重要机器设备，奉主管机关命令要尽快撤退，有的说有档案文件必须先走。边区司令部门口拥挤著一重又一重人，争吵不休。连侯镜如都急了，催杜聿明当机立断，快些从陆路走。面色黄瘦，一副病容的杜聿明不动声色。给前方部队的命令是‘向共军搜索攻击’，给後方部队的命令是‘向某地转移’。等部队到了葫芦岛码头，才发出上船命令。”“11月8日午夜，最後一支部队54军8师经锦西机场去码头登船时，杜聿明很安闲地站在跑道旁，向8师副师长施有仁招手道：不要慌，沉著点。卫立煌逃跑时，连‘剿总’楼上的国防部战地督察组长都忘了打声招呼。儒将杜聿明，在这里把人心徨徨的10万大军的撤退，组织调理得有条不紊。”(张正隆《雪白血红》第35章：葫芦岛不是“。”)
明明是撤退，前方部队得到的命令却是进攻——“搜索攻击”;后方部队得到的命令却是“向某地转移”，等到“转移”到了地方了，“才发出上船命令 ”——对“自己人”都瞒到最后一刻。这体现了典型的敌前撤退的基本原则：不能没有掩护部队，撤退的真正意图不但不能让敌人知道，而且不到最后一刻不能让自己的士兵知道——撤退不叫撤退，叫“转移”、叫“转进”，等撤到地方了才告诉你是撤退。换句话说，等你知道是撤退了，已经撤完了。
如果不保密、公开告诉士兵要打道回府呢?那等于唯恐自己的兵还惦记打仗，如果碰上劲敌没垮也离垮不远了——1950年麦克阿瑟公开保证“回家过圣诞节”。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一打响，满脑子沉湎于“回家过圣诞节”的美军士兵顿时士气崩溃——“西方报纸称：‘现在前线从战壕到第八集团军司令部，人人皆知圣诞节回家的希望已告破灭，士气较寒暑表的降落还要快。’”李奇微上任后做的头一件大事就是拼命给麦克阿瑟擦屁股，打掉美军士兵“很快回家”的念头——“通过身体力行的垂范，通过殚精竭虑的筹措，李奇微初步稳定了军心。虽然承认失败迫在眉睫，但一切将从朝鲜全面撤退的谣言已经收敛，军官和士兵们都认识到：没有船来接他们回家，除了在朝鲜呆下去，他们没别的出路。这很有点破釜沉舟的意思在里面。不向士兵们瞎许回家愿的李奇微说话更负责任。”(摘自双石：《开国第一战》)
说了这么多，无非要说明一条客观规律：“气可鼓不可泄”。只要战争没结束，就绝不能向士兵“瞎许回家愿”，即使占上风时都不行，僵持不下时更不行。两军对峙条件下的敌前撤退极其危险、难度极大、风险极高。没有严密组织、没布置好掩护部队、不能严格保密(包括对自己人严格保密)的敌前撤退必变成大溃退、大崩溃，甚至全军覆没。
根据这条客观规律看“曹操杀杨修”，结论就与文人“公知”的截然相反。
第一，曹操沉吟“鸡肋”，顶多说明他有过撤退的念头，但并没有下决心，更没有下命令。既然没下命令，当然不可能有组织，不可能按敌前撤退的需要部署交替掩护、组织撤退行动。
第二，杨修擅自把自己察言观色的推测当成事实到处宣扬。他的“才子”名声使军中将士信以为真，纷纷收拾行装准备回家。这意味着曹操全军将士的精神状态瞬间就从进攻和防御的“必须拼命”变为撤退的“不必拼命”，战斗意志完全瓦解，实际有效战斗力顿时下降为零。
第三，曹营将士战斗意志的瓦解必定表现为日常勤务作业的懈怠。而对峙的蜀军中的诸葛亮、刘备、黄忠、马超等都是作战经验极丰富的沙场老手，不可能不立即发现并判断出来。一旦蜀军发现曹兵处于只想着回家不想着撕杀的退却状态，必定士气大涨，必定全力进攻。而曹军既无部署又无斗志，等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必定一败涂地甚至全军崩溃。
杨修仅仅凭一张嘴、几句话就把曹操全军几十万人的性命置于死地。他一下子就犯了好几条必死之罪。他被杀完全是罪有应得。
曹操杀杨修不仅因为杨修罪有应得，而且是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行的挽救措施——突然发现自己和全军都被杨修置于全军覆没的边缘，只要稍一拖延敌军马上就能发现自己的困境猛扑过来;立即部署掩护部队断后和安排撤退根本来不及，而且全军斗志已失，就是部署交替掩护也没用了。千钧一发之际唯一的出路就是立即恢复将士的斗志。只有让全军将士立即知道“撤军”是谣言，才能使其精神状态从撤退的“不必拼命”状态恢复到进攻或防御的“必须拼命”状态。要立即破除谣言，就必须立即公开严惩谣言制造者，就必须立即处决杨修。曹操当机立断将杨修斩首并号令辕门，不仅挽救了自己的性命，也挽救了全军几十万人马的性命。
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从客观规律的角度看，杨修的罪过大了——杨修既在军中，岂能不知军法军规?如果真有才，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如当代文人“公知”所说“具备跨学科性，可以对自己专业之外的公共话题发言”，那就应该知道“军中无戏言”、“气可鼓而不可泄”;知道“兵不厌诈”;知道孙子兵法——“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就应该记得不久前徐晃刚刚因敌前撤退不当吃了败仗，就应该从中汲取教训;就应该知道即使真撤也决不能说撤。而杨修为了卖弄自己“有才”到处伸手，单凭揣测就敢擅自编造撤退谣言，显然他根本不把几十万人的性命当回事，根本不把军法军规当回事。随随便便就把全军几十万人性命置于死地还满不在乎——反正自己在重点保护的中枢机关，文官又用不着上阵流血拼命，再死再伤也是别人的事——全军几十万人马的性命是小事，卖弄自己“有才”才是大事。
杨修的“有才”完全是文人“公知”吹出来的——什么“笔下龙蛇走，胸中锦绣成。开谈惊四座，捷对冠群英”，不过是舞文弄墨夸夸其谈;什么“一人一口酥”、“门内加活意思是阔”，不过是文字游戏察言观色。真有才，为什么只对内不对外?为什么只见杨修整天揣摩曹操怎么想，不见他分析判断敌军将领怎么想?他出过什么克敌制胜的好主意?他有过什么治国安邦的好谋略?曹操干坏事时，他出面制止规劝过吗?真有才，自己另起炉灶当老板，别给别人打工呀。吃曹操的饭，还要砸曹操的锅，砸锅还不算，还要坑曹操的命，还要坑曹操几十万人马的命，这算什么才?“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内斗之才。自以为才高八斗看不起曹操，整天跟“名士才子”一起挑曹操毛病冷嘲热讽专门捣乱。但真论才华呢?曹操留下的千古名句脍炙人口流传至今，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慨以当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杨修等“名士才子”呢?留下了什么堪比曹操名句的千古不朽脍炙人口的杰作?有多少人见过又记得?
杨修到处卖弄“有才”其实是嫌官小——《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说得明明白白：张松讽刺杨修：“久闻公世代簪缨，何不立于庙堂，辅佐天子，乃区区作相府门下一吏乎?”注意杨修的反应：“杨修闻言，满面羞惭，强颜而答曰”……一句“满面羞惭，强颜而答”把杨修的心理暴露得淋漓尽致：不甘当“门下一吏”，而要“立于庙堂，辅佐天子”当大官。难怪他拼命到处“鸭子水面翻跟头——卖弄花花屁股”，拼命跟曹操儿子拉关系，说白了就是到处钻营跑官、要官、闹官，要不到就满腹牢骚冷嘲热讽。曹操是个现实主义者，讲求实效，对治国安邦的真才实学和“笔下龙蛇走，胸中锦绣成。开谈惊四座，捷对冠群英”、“一人一口酥”、“门内加活意思是阔”之类花里胡哨分得很清，杨修再折腾他也不买帐。曹操越不买帐，杨修越急着卖弄才学，急到走火入魔不顾一切，逮着个鸡肋就乱跳，结果送了命。
客观讲，曹操对杨修的处置没什么错误——杨修是古往今来文人“公知”的典型：徒有虚名，夸夸其谈，哗众取宠，拉帮结派，互相吹捧，到处钻营，正事不干，专门捣乱，专门内斗，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到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只顾自己私利不管别人死活，把几十万人置于死地还满不在乎，根本不负责任。尽管杨修这伙“才子”整天对曹操冷嘲热讽吹毛求疵，曹操却一直都不计较。甚至对杨修插手曹操的安全警卫措施、跟曹操的儿子串通一气蒙蔽曹操、干扰曹操考察挑选继承人这样的肆无忌惮曹操都忍了，否则怎么可能允许杨修随军参与军机?出征打仗事关自己的身家性命，谁敢让不信任的人参与事关自己和几十万人性命的军机大事?以曹操的权势，如果真蓄意杀杨修什么机会制造不出来?哪用得着把自己和全军的性命都搭进去冒险?况且“鸡肋”事件本来没杨修什么事，完全是杨修自己跳出来自找的。要说嫉贤妒能，陈琳和贾栩难道不是人才?难道不如杨修?陈琳为袁绍写的檄文把曹操祖宗几代都骂了，这在当时属于奇耻大辱，非报不可的大仇。但陈琳被俘后曹操并没杀他，而是“怜其才，乃赦之，命为从事”。贾栩的计策屡次让曹操吃大败仗，曹操的长子曹昂、爱将典韦都死于宛城之战，实际等于都死于贾栩之手。但贾栩投降后曹操不但没跟他清算老帐、报杀子之仇，反而相当器重，连立继承人犹豫不决时都找贾栩咨询。曹操嫉贤妒能为什么不嫉妒这两个人?心胸狭窄为什么不收拾这两个有大仇的人?杨修整天不干实事光捣乱，曹操也没把他怎么样。曹操杀杨修完全是形势所迫，军情紧急生死攸关不得不如此——曹操是带兵打仗能征惯战的人，血海尸山刀缝里爬出来的，战场经验丰富，做事讲求实效，所以才会不辞劳苦亲自查夜巡营，所以才会立即发现问题，所以才会立即明白杨修散布的“撤退”论已经使全军战斗意志瓦解、自己和全军几十万人的性命已经千钧一发危在旦夕，所以才会立即判断出必须当机立断，不杀杨修就会全军覆没。所有这一切都是合乎逻辑的行为。
从文人“公知”的利益角度看，杨修无罪，曹操有罪。但如果找借口制造撤军谣言的不是杨修而是某无名之辈，那算不算“造谣惑众惑乱军心罪”?如果不算，那自古以来怎么会有这一条军法?如果算，那岂不就是说，同样的“造谣惑众惑乱军心”，别人犯了是犯罪，而杨修因为是才子，所以犯了也不算犯罪?换句话说，文人“公知”犯了罪也不能算犯罪?
《红楼梦》里贾母说：“比如一个男人，满腹的文章，去作贼，难道那王法看他是才子，就不入贼情一案不成?”而文人“公知”的“王法”正是如此：“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因为是才子，所以做贼也不能入贼情一案;因为杨修是才子，所以犯罪也不能算犯罪，所以曹操杀杨修是蓄谋已久制造冤案。而当代文人“公知”陈有西不愧王牌律师，给杨修做“无罪辩护”更技高一筹——杨修不是“造谣惑众惑乱军心”，而是“看穿权力为恶的手法，和历史的教训，并提前告诫和唤醒人民。因此被权力人忌恨”——一下子就从法律上把“曹操杀杨修”的定性从个人恩怨升华为大是大非。如此一来杨修不但无罪，而且成了代表正义与邪恶斗争而壮烈牺牲的烈士——如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注：曹操不是律师，在杨修问题上却居然比陈有西这个王牌律师更知法依法——杨修平时的不干正事冷嘲热讽虽然讨厌，但不算违法，因此曹操不高兴也忍了;杨修用“鸡肋”造谣惑乱军心是公然违犯军法，曹操立刻按律处置。这是不是依法办事?而陈有西呢?如果他不知道杨修用“鸡肋”造谣惑乱军心是公然违法，那就证明他这个律师连什么是违法都不懂;如果他明明知道杨修用“鸡肋”造谣惑乱军心是公然违法，却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硬说这不是违法，甚至反咬一口硬说成“看穿权力为恶的手法，和历史的教训，并提前告诫和唤醒人民”的正义之举，那就证明他这个律师根本不把法律当回事，纯粹是玩弄法律的法律恶霸、法律奸商、法律流氓。亏他还整天大言不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此文人“公知”!)
由此可见对“曹操杀杨修”的判断定性实际取决于以谁的利益需要为准：是以文人“公知”们“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为准，还是以战争胜负和全军几十万将士的性命为准? 是文人“公知”们一己之私重要，还是战争胜负和全军几十万将士的性命重要?
如果战争胜负和全军几十万将士的性命重要，那就必须按客观规律办，按孙子兵法办——“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不厌诈”、“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退而示之以进，对自己的士兵也必须保密到最后一刻——“兵家之胜，不可先传”(用丘吉尔的话说：“战争中真理是如此宝贵，要用谎言来保卫”)。按照这样的标准，杨修的行为属于为跑官、要官、闹官这一己之私拼命到处卖弄自己“有才”，置全军几十万士兵的性命于死地而不顾，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数罪并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曹操杀杨修一点也没错。
如果文人“公知”们“解释世界”的一己之私重要，那就必须按照文人“公知”们“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办——“言论自由是一切价值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自由先于法律，自由也先于制度”、“要靠自由的舆论来推动制度的建设”、“自由的舆论需要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来启蒙”。按照这样的标准，杨修的行为不过是实践“言论自由”的“普世价值”——什么“兵不厌诈”、“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兵家之胜，不可先传”?文人“公知”要的是“敢于直言”、“追求真相”、“讲真话”、“点破挑明，道出真情，亮出观点，积极影响着这个社会”、“真相，在雄辩之中流淌;正义，在人们心里播种”……即便因此造成战争失败几十万将士死亡又如何?文人“公知”的私利高于国家，高于别人的生死——什么“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反正上阵打仗的是小兵，吃败仗要死也只死士兵和百姓，不死公知。而士兵和百姓的死活对文人“公知”算得了什么?——“自私是人的天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由就不负责，负责就不自由”、“在我身后，管它洪水泛滥!”造成几十万士兵死亡有什么了不起?“一言丧邦”有什么了不起?文人“公知”轻而易举就能用“解释世界”的独门绝技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普世价值的代价”、“交学费”、“犯天时”、“走背运”、“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将士贪生怕死昏愦无能”、“这仗本来就不该打”……陈有西等当代文人“公知”更振振有词：曹操杀杨修是因为杨修“看穿权力为恶的手法，和历史的教训，并提前告诫和唤醒人民。因此被权力人忌恨”——杨修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曹操不但卑鄙，而且有罪。
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当年曹操要保全自己和全军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就必须遵循“改变世界”的客观规律，就必然得罪文人“公知”，就必须得罪文人“公知”;不得罪文人“公知”，就必然断送自己和全军几十万将士的性命。
同样的利害关系同样摆在当年的毛泽东面前：要“改变世界”挽救中国，就必须遵循“改变世界”的客观规律，就必然得罪文人“公知”，就必须得罪文人“公知”;不得罪文人“公知”，就别想“改变世界”挽救中国。
“老人都说，战争年代摊上个能打仗的指挥员，那是福气。东南西北，甩开膀子打就是了。打胜仗，少流血，还能学到许多本事，否则，你就跟着窝囊去吧，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更不用说今天跟你谈论这些了。”(张正隆《雪白血红》第20章：金秋之七：“跟他打仗心里有底”)
如果摊上个杨修式的头头呢?那只能“跟着窝囊去吧，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而当代文人“公知”连“摊上”这种侥幸都不肯给你——“摊上”意味着可能摊上个好的，也可能摊上个烂的，起码各种机会都有一点，还有机会碰碰运气。文人“公知”要的则是“包办”、“包圆”——陈有西说：“法律人治国。这个不需要任何的谦虚”、“在野法曹”、“法院与法律人应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身在朝野，心在汉阙”、“心忧天下，心忧政权，开明政权怎么建设我是有一套非常清晰的思路的”……当代文人“公知”的胃口不是当杨修那样的幕僚，而是“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全部领导权都要拿走，一点余地都不准留下。
陈有西既然是“公知”，那就是说“具备跨学科性，可以对自己专业之外的公共话题发言”，也就是说他非常清楚战争的规律，知道敌前撤退极端危险千钧一发，知道杨修之举意味着置全军于死地。但他既然跟古代文人一样大骂曹操杀杨修，甚至更进一步定性为“看穿权力为恶的手法，和历史的教训，并提前告诫和唤醒人民。因此被权力人忌恨”，那就意味着他们这些当代文人“公知”与古代文人一个样，都清清楚楚自觉有意地坚持文人“公知”的利益高于一切，文人“公知”的“绝对言论自由”等“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远远高于“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高于战争的胜败，高于绝大多数人的性命。既然是精通咬文嚼字的律师又洋洋得意地宣布“我有38万多真粉，回复一人实际上相当于广场演讲。影响巨大，认真负责一些是应该的”，那就意味着他拿杨修说事、肯定杨修为一己之私置整个军队几十万人的性命于死地的做法经过深思熟虑，决不是一时疏忽口误。如此郑重其事坚定不移地要把文人“公知”的私利置于国家和绝大多数人的性命之上又拼命要“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果得逞，老百姓的命运将会如何?——如果你或你的孩子当兵，你愿意掌握你们命运的指挥官是什么样的人?是坚持“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的明帅良将，还是杨修这样为要官这一己之私不择手段卖弄“才干”、满不在乎就把全军几十万将士的性命扔到一边的“才子”，和陈有西这样坚决支持杨修、把杨修宣传成英雄楷模的文人“公知”?你愿意“顶层设计”国家命运、民族前途、老百姓生死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毛泽东要求的那种“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的人，还是坚持自己“解释世界”的私利高于一切、视百姓生命如草菅、视国家存亡如儿戏、轻轻松松一张口就是“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垃圾人口”、“你就不配活着”的文人“公知”?
当年毛泽东面对的正是这种选择：是讨好迁就文人“公知”，还是按照“改变世界”的客观规律办事?毛泽东的选择坚定不移：“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不能迁就文人“公知”，就不能迁就文人“公知”们“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就不能迁就“绝对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一切价值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自由先于法律，自由也先于制度”、“要靠自由的舆论来推动制度的建设”、“自由的舆论需要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来启蒙”;就不能迁就用“解释世界”逃避艰苦奋斗不劳而获的投机取巧。
国家要生存，就不能容忍任何煽动卖国投降的言论。国难当头，就不能容忍任何煽动瓦解士气涣散人心挑拨离间的言论。大敌当前，就不能容忍任何制造恐慌怀疑妥协投降的言论。战场上你死我活，就不能容忍任何制造惊慌失措退缩逃跑的言论——你死我活之际，任何破坏士气的“言论自由”都决不容忍——邱少云敌前潜伏时能出声吗?抗日战争时期有些逃难的中国母亲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硬把要啼哭的婴儿捂死了。此时别说“绝对言论自由”，连婴儿的“啼哭权”都不能允许，这是形势所迫。形势越严峻，对“言论自由”的制约就越多越严厉。毛泽东当年领导的共产党要钱没钱，要枪没枪，又穷又土，条件比三国时代的曹操不知差多少倍，能支撑下去而且越战越强全靠一股气。如果任凭杨修式的文人“公知”用“言论自由”肆无忌惮乱泄气，把唯一的这股气也泄没了，那就什么也剩不下，什么也别指望了。
不甘落后挨打就得奋起直追。奋起直追就得拼命，就得吃苦受累。不想吃苦受累只想轻松愉快舒舒服服迈四方步就永远也休想追上已经遥遥领先的人。落后得越远就必须追得越狠越拼命，迸发出比别人更大的力量，吃更多的苦。要用几十年还清文人“公知”几百年的历史欠帐，就只能一代人吃几代人的苦。这就是“改变世界”救中国的客观规律。毛泽东正是这样做的：“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这种思想共产党里边也有，在延安就碰到过。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征了二十万石公粮，一些人就哇哇叫，说共产党不体贴农民。共产党的个别领导干部也提出所谓施仁政问题。那时我就批评了这种思想。当时最大的仁政是什么呢?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少征公粮，就要缩小八路军、新四军，那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所以，这种意见，实际上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帮日本帝国主义忙的。”
(没有南海礁盘当年的高脚屋，就没有如今的南海人工岛。没有毛泽东时代的艰苦奋斗，就没有今天的“世界第二经济体”。能因为当年高脚屋的艰苦就否定占领南海礁盘立足点吗?能因为毛泽东时代的艰苦就否定毛泽东时代吗?)
曹操把自己和全军几十万将士的性命看得比杨修一个文人“公知”更重，杀了杨修，虽然保住了自己和全军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却跟文人“公知”结了仇，于是被文人“公知”们塑造成“白脸曹操”大奸雄，骂了上千年还没骂够，还要世世代代骂下去——文人“公知”心胸狭窄，心理阴暗，记仇不记恩，记坏不记好;“青蛇口，黄蜂尾，最毒文人‘公知’心”;千年易过，文人“公知”的毒怨千年难消。
文人“公知”借杨修妖魔化曹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在杨修而在自己，在自己的私利——文人“公知”跟杨修简直就是“哥俩好”，好得穿一条裤子还嫌肥;为杨修说话实际是为自己说话，为自己的私利说话：
——杨修：用“笔下龙蛇走，胸中锦绣成”之类舞文弄墨、“开谈惊四座，捷对冠群英”之类夸夸其谈和“一人一口酥”、“门内加活意思是阔”之类文字游戏证明“有才”;
——文人“公知”：用文凭主义、应试教育之类舞文弄墨、“言论自由”、“一人一票”、“竞选辩论”之类夸夸其谈和洋文古文、冷僻典故、繁琐哲学、概念陷阱、术语密码之类文字游戏证明“有才”。
——杨修：恃才跑官、要官、闹官;
——文人“公知”：恃才要政权——“‘继绝世、举逸民’，吸收各类社会精英到体制内做事，做到野无遗贤，选贤任能”、“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法律人应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心忧天下，心忧政权，开明政权怎么建设我是有一套非常清晰的思路的”……
——杨修：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到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恃才放旷”、正事不干、专门捣乱;
——文人“公知”：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到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知识分子一定是批判的”、“进行批评是知识分子的义务”、“知识分子就是以批评为己任”、“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知识份子的责任是说出真理，暴露谎言”、“知识份子最大的贡献是保持异议”……
——杨修：只顾自己私利不管别人死活;随随便便几句话就把曹操全军几十万人的性命置于死地还满不在乎;
——文人“公知”：只顾自己私利不管别人死活;轻轻松松一张口就是“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垃圾人口”、“你就不配活着”还满不在乎。
——杨修：“才子”犯法不算犯罪：“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
——文人“公知”：“知识分子”犯法不但不算犯罪，而且功劳大大的：“知识人一生问学，明白事理，能看穿权力为恶的手法，和历史的教训，并提前告诫和唤醒人民。”
网友“数学”说得十分精辟：“文人们篡改历史是有准则的，这个准则，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济人’原理，就是说，是要让文人利益最大化的。那么，在一个政权中，文人利益最大化，理想的皇帝是什么?是这样的皇帝，够傻，够愚蠢，然后呢重用知识分子，虚心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因此，文人们搞历史篡改主义，就以这个为准则。比如刘备，就被文人们广为称颂，因为他够傻，够愚蠢，因此知道要三顾茅庐，要听诸葛亮的话。所有的文人们的文人梦，就是一个傻领导人，三顾茅庐地来请他，给他高薪。如果领导人够聪明，因此不听文人的，这样的领导人都是要挨骂的，因为，如果颂扬了这样的领导人，以后文人们哪来的生意?因此曹操够聪明，不需要听文人的，所以曹操被文人们骂，秦始皇够聪明，不需要听文人的，居然还搞焚书坑儒，因此秦始皇也一定被妖魔化。”(见附录三)
历代文人“公知”拼命妖魔化曹操为的是“杀一儆百”，让后世没人敢学曹操，没人敢惹后世的杨修——文人“公知”。毛泽东没吃这一套。既然毛泽东把“改变世界”、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命运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不肯迁就文人“公知”，那就必然得罪文人“公知”，必须得罪文人“公知”。既然毛泽东为挽救中华民族得罪了文人“公知”，在太岁头上动了土，这就理所当然地招来文人“公知”比对曹操更恶毒的仇恨、更疯狂的妖魔化。
(注：虽然毛泽东对文人“公知”从来没有象曹操杀杨修那样处理，而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但文人“公知”仍然一口咬定这就是“迫害知识分子”，就是“曹操杀杨修”。由此可以看出文人“公知”尤其是“法律党”的“解释世界”本领的厉害：杨修一句话把几十万军队士兵的性命置于死地的罪行，文人“公知”一句话就一笔勾销：“言论自由”、“不能因言治罪”——只要效果是犯罪，那作案手段是“言”还是“行”就没什么本质区别。诈骗犯罪难道不是以言犯罪?教唆犯罪难道不是以言犯罪?既然能以言犯罪，那自然就能因言治罪。而“不能因言治罪”一下子就使文人“公知”杀人不算杀人，犯罪不算犯罪。不但不算犯罪，反而成了大功：“看穿权力为恶的手法，和历史的教训，并提前告诫和唤醒人民”;而依法惩办罪犯的曹操反而成了蓄意杀人的罪犯。再一句“污名公知就如曹操杀杨修”便把“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不杀人”变成了“杀人”——杀算没杀，没杀算杀。香港法律党一句“公民抗命”便给违法占中找了个堂堂正正的理由;一句“我只让他们占领XX地、没让他们占领XX地、因此无论刑法民法我都不负责”便把一切法律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是黑是白、有罪无罪全凭法律党一张嘴翻云覆雨。如此“解释世界”厉害不厉害?让这样的法律党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老百姓还有活头吗?)
对“曹操杀杨修”截然相反的评价极其精彩而雄辩地证明：要遵循“改变世界”的客观规律就必然得罪文人“公知”，就必须得罪文人“公知”;要“改变世界”挽救中国则更必然得罪文人“公知”，更必须得罪文人“公知”——“解释世界”只管“解释”不管后果，“改变世界”要“改变”就必须顾及后果，就不能允许“解释世界”不负责任的瞎解释。曹操为自己打天下，在一场战争中为遵循客观规律尚且不得不得罪文人“公知”，仅因得罪几个文人“公知”就被妖魔化了上千年。毛泽东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改变中国，就必须从头到尾都遵循客观规律，就不得不一直得罪文人“公知”，不得不得罪一切文人“公知”，因此毛泽东自然招来文人“公知”比妖魔化曹操更疯狂更恶毒的妖魔化。
(2).毛泽东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改变世界”损害了文人“公知”一系列最根本的利益。
第一，摧毁了文人“公知”的根本存在价值。自古以来，文人“公知”对社会来说只不过是一群废物——“百无一用是书生”。文人“公知”只对皇帝军阀土匪争夺权力有用——天下大乱时各路军阀需要文人“公知”为自己夺天下出谋划策制造舆论壮大声势;天下统一时皇帝需要通过文人“公知”愚弄百姓维持统治，需要利用文人“公知”控制武将分而治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统一了中国大陆，结束了内战。没有了军阀割据天下大乱，就断了文人“公知”们“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仕”、坐等“三顾茅庐”的有恃无恐。毛泽东把人民组织了起来，依靠人民建立政权，这就没有了靠文人“公知”愚弄百姓维持统治的需要，就断了文人“公知”们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当官做老爷不劳而获当人上人的贵族梦。毛泽东建立了一支党指挥枪的新型人民军队，结束了自古以来皇帝军阀土匪等军队属于私人的历史，不需要用权术、靠文人“公知”制约武将，这就打掉了文人“公知”靠皇帝偃武修文而获得权力的钟南捷径。文人“公知”自古以来赖以趾高气扬的三大出路都被堵死了，再无用武之地，剩下的只是“天低吴楚，眼空无物”，只是一群废物。从“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还原成专门制造废话、废纸、废料的“三废专业户”，岂能不失落?岂能不光火?
第二，摧毁了文人“公知”的思想武器。在以“改变世界”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面前，文人“公知”一切以“解释世界”为核心的思想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不堪一击，一败涂地。毛泽东使文人“公知”从思想上被缴了械，从根本上丧失了神气活现的资本。
第三，挖了文人“公知”的墙脚。鲁迅说：“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士大夫)也跟着不尊严了。”毛泽东简化了汉字，普及了文化，扫除了文盲，中国老百姓不再是“睁眼瞎”，文字不再尊严，文人“公知”也跟着不尊严了，用文字欺负老百姓的难度大大增加了，只凭一张纸几个字就能随便糊弄老百姓的时代过去了。尽管文人“公知”拼命呲牙咧嘴用洋文、古文、冷僻典故、专业术语、繁琐哲学等“不易识易会”的东西故弄玄虚卖弄学问维持“尊严”，但他们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轻轻松松就威风凛凛趾高气扬了。
第四，打破了对文人“公知”的迷信。毛泽东依靠人民群众建立起新中国，迅速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这就粉碎了一系列神话：“没有文人‘公知’不能得天下”、“没有文人‘公知’不能坐天下”、“靠大老粗成不了气候”、“天上的文曲星是惹不得的”……事实证明文人“公知”不高兴没什么了不起，不至于地球不转、天下大乱;没你也行，照样统一天下建立新中国展开现代化。既然如此，那就不怕你看不起“土包子”、不稀罕共产党，不怕你摆臭架子挑三拣四，用不着低三下四三顾茅庐用八台大轿求你赏脸。这就破了“英雄创造历史”，立了“人民创造历史”，证明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弄清楚了谁离不开谁、谁有求于谁、谁养活谁，从而把文人“公知”的一切妄自尊大的虚张声势和臭架子全部打了个粉碎。
第五，让文人“公知”的“解释世界”寸步难行。挽救中国、建国强国的“改变世界”使“改变世界”的一切行为特征吃香，使文人“公知” 空手套白狼的“解释世界”那一套吃不开。“人民创造历史”、“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使中国老百姓空前自尊自信，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思路，学习自己解释世界，这使“公知”用“解释世界”忽悠老百姓越来越难——过去文人“公知”说秦始皇坏，秦始皇就臭了两千年;说曹操坏，“白脸曹操”的奸雄形象就千年不衰。如今文人“公知”拼命妖魔化毛泽东，却让自己臭了大街。这是掌握了话语权和著史权几千年、想妖魔化谁就妖魔化谁的文人“公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尴尬。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毛泽东要保护中华民族的生存、要“改变世界”就必然得罪文人“公知”，必须得罪文人“公知”;必然损害他们的特权，必须损害他们的特权;就不可能不引起他们的刻骨仇恨，不可能不引起他们的疯狂报复。
不过文人“公知”妖魔化毛泽东并不仅仅是为了报仇雪恨，更是为了进一步的利益需要——只有妖魔化毛泽东、彻底否定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立的新中国的一切，才能：
第一，制造出一个神话：“只有文人‘公知’才有资格建立政权，不靠文人‘公知’建立的政权一律非法;治理国家必须靠文人‘公知’，不靠文人‘公知’做的事一概推翻”;重建对文人“公知”的迷信：“天上的文曲星是惹不得的”;使文人“公知”重获“解释世界”的绝对权威。
第二，杀一儆百，让后世当权者没人敢学习毛泽东。
第三，制造“不上当罪”——把“拥护毛泽东罪”变成打击别人、抬高自己、铲除异己、镇压老百姓的方便工具。文人“公知”最恨老百姓不买自己“解释世界”的帐、不上自己的当。以前只能用迷信恐吓：“不听‘公知’的要如何如何倒霉”。妖魔化了毛泽东、有了“拥护毛泽东罪”就方便多了，就可以直接利用“拥护毛泽东罪”制造“不上当罪”——谁不上当受骗谁就是“毛左”、“文革余孽”、“极左暴民”，就可以直接镇压：“民主了暴你菊花”、“民主了杀你全家”、“早晚绞死你们”……
第四，家畜化愚民再教育，剥夺老百姓的思考权，把毛泽东给老百姓的文化和智慧全部夺走——把一切胆敢独立思考、胆敢怀疑“专家”的想法全部斥为“极左思潮”、“毛泽东罪影响”，树立起“一切由专家说了算”、“只有专家才有资格考虑”的舆论大环境，让老百姓一天到晚只知道听“专家意见”、“专家分析”、“专家说”，此外什么也见不到听不到，什么也想不到，连见了老人跌倒该不该扶、两口子财产该怎么处理之类常识性问题都不敢想、不敢做主而只会下意识地找“专家”，久而久之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脑子，还可以分析思索，最后思维能力退化，一切问题听专家的，听“解释世界”的人的，把毛泽东给予老百姓的自信和常识全部重新夺走，使老百姓变成只知道听专家吆喝、只知道“得儿”、“驾”、“喔”、“吁”之类口令的家畜。
第五，重新确立靠文人“公知”愚弄老百姓、靠文人“公知”分权挟制军队的权力体制，让中国重新陷入“唯武则叛、唯文则烂、叛则内战、烂则动乱”的千年死循环中去。这样才能使文人“公知”重新左右逢源：天下统一时要靠文人“公知”愚弄百姓挟制军队，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时要“三顾茅庐”靠文人“公知”出谋划策制造舆论打天下，不管怎样文人“公知”都不吃亏。
第六，确立文人“公知”的绝对权力——既然毛泽东那么坏，那毛泽东建立共产党就必须解散，毛泽东建立的共和国就必须推翻，就必须“一切权力归‘公知’”。只要把一切“改变世界”的行为方式全部纳“拥护毛泽东罪”，就能一下子使“改变世界”的劳动人民人人有罪，勒令他们必须无条件服从文人“公知”的“解释世界”，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文人“公知”的绝对权力就自然而然确立起来了。
第七，推卸责任——文人“公知”不管如何胡作非为后果如何严重，都可以把一切罪恶推到毛泽东身上，说是毛泽东罪恶的后果。这样一来，文人“公知”可以随心所欲不负任何责任。
“存在决定意识”。利益决定立场。文人“公知”妖魔化毛泽东是自己的利益需要。从以下对比可以看出毛泽东和文人“公知”的要害区别。如何评价则取决于每个人的利益存在：
——毛泽东：“人民万岁!”
——文人“公知”：“你就不配活着!”
——毛泽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文人“公知”：“天才和英雄在创造历史，大众只是跟从者和模仿者”、“95%有破坏性”、“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
——毛泽东：“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
——文人“公知”：“劳动不创造财富”、“90%中国人不把自己当人”、“流氓无产者的卑劣，是建筑在自己的没出息之上的。”
——毛泽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文人“公知”：“‘群众’永远是一些没有身份与人格的工具”、“它(而不是他们)不是一种可以对话、需要对话的理性个体，而是永远只作为一种压力、一股污秽物，一种语言巫术出现。”“毛主义和毛党之下的群众都是一群没有姓名、没有人格、不顾忌任何道德底线与法律的群氓，一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群氓”、“数量惊人、永远骂不醒的自甘奴贱货”、“垃圾人口”、“优胜劣汰”、“改革代价”、“脑残”、“智障”、“愚昧”、“无知”、“失败者”、“穷鬼”、“懒汉”、“群氓”、“低素质”、“草民”、“愚民”、“堕民”、“刁民”、“暴民”、“屁民”、“人渣”……
——毛泽东：“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文人“公知”：“唯上智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毛泽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文人“公知”：“‘人民’?要‘人’，不要‘民’!”“‘民’，是一个不好的字眼。”
——毛泽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文人“公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不是脑残就是神仙”、“贪婪是人的一种恶德，但它是基于人本性的恶德”、“人是自我中心的”、“自私是人的本性”、“万恶公为首，百善私当先”。
——毛泽东：“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文人“公知”：“学者不应该迎合任何人，包括大众”、“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对刁民决不能手软”。
——毛泽东：“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文人“公知”：“工匠式技术思维”、“中庸之道”、“难得糊涂”。
——毛泽东：“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文人“公知”：“三百年殖民地”、“劣等民族劣等文化”、“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殖民史是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
——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
——文人“公知”：“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民主了暴你菊花”、“把毛左都送炉子炼肥皂”、“制定《极左言论制裁法》”、“早晚要绞死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