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　　

　　1976年4月8日后，全国各地开始学习中央的两个决议，进行政治表态，组织声讨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集会游行。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一场军事政变，彻底颠覆了人民民主政权。

　　邓小平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谬论很多，其中贯穿着一条黑线，那就是：对内代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国民经济的领导权，要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外搞投降卖国，妄图把我国变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实质上是一种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

　　为了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与它相适应的一套方针、政策。他背着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经济领域重搞“条条专政”，推行“马钢宪法”那一套，其目的就是要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变质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早在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就提出，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同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调，长期拒不执行这个正确方针，却对帝国主义的托拉斯那一套推崇备至，大搞“条条专政”。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广大群众和革命干部奋起造了“条条专政”的反，推动了毛主席这一正确方针的贯彻落实。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南粮北调、北煤南运局面的开始改变，南方地区煤矿、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不断发现，地方小钢铁、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小水电等工业的蓬勃兴起，产量成倍增长，一些中小城市依靠大办地方工业进入了新兴工业城市的行列，等等，都证明了毛主席关于“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它对于多快好省地发展国民经济，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邓小平重新工作后，旧病复发，重搞“条条专政”，借口“集中统一”领导，要把所谓“关键性的为全国服务的需要全国组织协作的企业”“收上来”。照此办理，全国绝大多数大型企业以及同它们协作配套的中小型企业就要统统“收上来”。这就必然扼杀地方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邓小平搞这一套，充分说明他顽固地对抗毛主席关于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方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继续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要走帝国主义托拉斯的老路。

　　邓小平在经济领域推行“条条专政”，是为了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搞资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条条专政”是同党的一元化领导相对立的。所谓“条条专政”，无非是由中央主管部门中的少数人直接对企业发号施令，实行垂直领导，各个“条条”自成系统，一通到底，取消党中央和地方党委的经济大权，排斥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条条专政”上不谋于中央，下不谋于地方，对中央闹分散主义，搞“多中心”，对地方、对群众搞专制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经验表明，搞“条条专政”有利于走资派自上而下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去年受邓小平搞“条条专政”影响越大的部门，右倾翻案风就刮得越厉害，走资派的复辟活动就越嚣张，这决不是偶然的。

　　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整顿”掉。搞“条条专政”必然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分割成为一行一业“条条”的“私产”，使部门、行业之间壁垒森严，分工如分家，甚至以邻为壑，互相拆台，把部门之间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搞“条条专政”就会不顾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综合平衡，片面强调“条条”本位的需要，破坏全国经济的合理布局，破坏资源的综合利用，阻挠跨“条条”的社会主义大协作。总之，“条条专政”从根本上违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原则，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观点和群众观点，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谓“条条专政”，究竟由谁来专政呢?显然，在邓小平心目中就是由党内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技术专家来专政。他提出“整顿的核心是领导班子”，一心要把“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的走资派安插在各个部门，就是代表党内外资产阶级妄图篡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权。可见，由邓小平控制的“条条”来“整顿”经济，就是要搞资本主义的生产集中和垄断，要贯彻他那一套专家治厂、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技术至上的修正主义货色，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政策，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改变我们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使社会主义经济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邓小平在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上复活“条条专政”，在企业内部推行“马钢宪法”那一套，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他搞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两个方面。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就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邓小平一贯对抗毛主席关于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指示，顽固地推行他那条以工人阶级为敌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公开鼓吹“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根本不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当作主人翁，否认他们有管理经济的权利。他对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经营管理原则和规章制度的革命行动，极端仇恨，一重新工作就迫不及待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不仅要把过去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的一套全部重新搬出来，而且叫嚷要“从严”。这充分暴露出他就是毛主席所尖锐批判的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总代表。企业执行什么路线和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着企业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按照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搞下去，企业的领导权必然掌握在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手里，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大量侵吞和挥霍工人阶级创造的财富，骑在工人群众头上作威作福。这样，社会主义企业就会名存实亡，变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

　　邓小平这一套并不是他的什么创造发明，而是从苏修那里贩来的，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所谓“经济改革”的翻版。为了发展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苏修大力推行以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为核心的所谓“经济新体制”。他们大搞技术至上、专家治厂，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手操纵国民经济的领导权。他们的企业条例明文规定，经理有权出卖、转让或出租企业的生产资料，有权招收和解雇工人，对工人可以为所欲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企业之上，又通过中央主管部——生产联合公司两级或三级体制，进行垂直领导，实行“条条专政”。这些联合公司规模庞大，而且集中了企业几乎所有的管理职能。苏修叛徒集团就是这样通过推行“经济新体制”，加紧对全国企业实行垄断和统治。苏修的现实是一面镜子。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经济一旦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广大劳动人民将是多么深重的灾难。今天，苏联的劳动人民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受剥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被苏修吹嘘为“福利计划”的“九五计划”已经宣告破产，工业增长率连年下降，农业搞得一团糟，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严重失调，广大工农群众同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一切，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深。邓小平想步苏修的后尘，其结果只能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把社会主义经济搞垮，哪里还谈得到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搞上去?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毛主席指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凡是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邓小平正是这样。他认为搞经济建设，搞四个现代化，中国人不行，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灵了，只能依靠“引进外国技术装备”，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所谓“大政策”，主张同外国“订长期合同”，由外国资本家供应“最新最好的设备”，用我国生产的矿产品去“偿付”。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的“大政策”。

　　搞经济建设，是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自力更生，还是崇洋媚外，依赖外国，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邓小平完全背叛了毛主席提出的这条路线。他的所谓“大政策”，实际上是反对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国人民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而以“引进外国技术装备”为立足点。这充分说明他搞的还是“白猫、黑猫”那一套，“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首先是政治问题。垄断先进技术设备，利用经济实力卡住对方脖子，进行敲榨勒索，渗透扩张，这从来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控制和掠夺别国的重要手段。在今天的世界上，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上不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那么，它在政治上就不可能是独立的，或者这种独立是不巩固的，就有可能被两个超级大国所控制。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导下，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引进某些外国技术和设备，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绝不能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

　　如果象邓小平所主张的那样，不是自力更生为主，而是单纯依靠引进外国技术，抄袭外国设计，搬用外国工艺，仿制外国设备，那就只能永远踩着洋人的脚印亦步亦趋，跟在洋人屁股后面爬行，其结果不仅不可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将使我国的技术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下。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些经济学家，胡说什么工业落后国家只有依靠帝国主义的技术才能“起飞”，而顶着共产党员称号的邓小平的主张竟然同这种谬论如此合拍，岂不是莫大的讽刺!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说明邓小平的经济主张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苏修《真理报》曾经鼓吹，用苏联的资源作抵押品，去“吸收国外资金和经验，以便将来得以用建设项目生产出来的一部分产品清偿所借的贷款”。邓小平的“大政策”，和苏修的办法正是一路货色。其实质就是出卖我们的自然资源和国家主权，变相借外债。邓小平还无耻地吹嘘他的“大政策”有三大“好处”：一能出口，二可带动技术改造，三可容纳劳动力。这是什么样的“好处”?!无非是外国垄断资本家出钱，出设备，我国出人力，为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自然资源、榨取我国人民的血汗大开方便之门。这样的“好处”，中国人民在解放前早就领教过了。按照邓小平这个投降主义的“大政策”搞下去，我们的国家只能一步一步地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不仅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要完全丧失，而且民主革命的成果也将化为乌有。邓小平代表外国大资产阶级利益，充当帝国主义买办的丑恶嘴脸，不是暴露得淋漓尽致了吗?

　　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企图依靠帝国主义提供技术和贷款来发展经济，使中国富强，只是一种幻想。清末的洋务派曾经鼓吹所谓“借债兴利”，认为只用国家资源作抵押，向帝国主义国家大量借款，“仿行”外国技术办工业，才是中国“自强之机”和“安身立命之端”。事实恰恰相反，正是他们的这一套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倾销商品、输出资本、瓜分中国的需要。洋务运动不是什么中国的“自强之机”，而是使中国越来越陷于民穷财尽;不是什么“安身立命之端”，而是使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曾经有一部分人热衷于搞“实业救国”。他们把工业不发达看作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认为只要大规模地发展工商实业，就能使中国由贫弱变为富强。他们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幻想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发展资本主义工业。但是，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双重压迫下，“实业救国”论者的命运不外两种：或者失败，幻想一概破灭;或者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和买办资产阶级殊途同归。邓小平其人在青少年时代就有所谓“实业救国”的思想。几十年来，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根本没有触动。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他的资产阶级反动本性就越来越暴露。邓小平从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搞复辟倒退，到继承买办资产阶级的衣钵，搞投降卖国，其结果必然落得和历史上的洋奴买办一样可耻的下场。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得出的历史的结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只能是一句空话。革命正在改变一切，革命能够改变一切。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决依靠和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继续前进。　　

　　1976年第七期《红旗》杂志封面及目录。《红旗》杂志创办于1958年6月，是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由毛泽东主席倡议发起，是党内理论路线斗争的重要阵地。1988年6月16日《红旗》杂志遭到停刊处理，被《求是》杂志取代。

　　中国人要反对洋奴哲学

　　1976年第四期《红旗》杂志，作者：张春桥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贩卖洋奴哲学。他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叫嚷“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还说什么“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个大政策”。一时，祟洋迷外之风又刮起来了。国内劳动群众的创造受到议论讥笑，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难攻击，似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对了，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反而有理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只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完全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建设起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与此相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推行一条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看不见人民群众的力量，根本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们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面前，甘心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甚至主张卖国投降，靠向外国乞讨过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国人民扬眉吐气，发奋图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新的石油勘探开采技术的采用，大型内燃机车、大容量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电子扫描显微镜、各种类型数控机床等新产品试制成功，都表明我们在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上正凯歌行进。　　我们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四个现代化”，而在于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究竟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点放在那里。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战胜一切困难夺取胜利的可靠保证。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革命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又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刁难破坏，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完成艰巨的任务靠什么?基本的一条就是靠充分动员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离开这一条，我们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更要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绝对不能离开这个基点。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既不能掠夺别国人民的财富，也不能依赖任何外国的力量来搞建设。吃现成的要受气，依赖别人是建设不成社会主义的。只有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国的资源和潜力，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更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唱反调，到处叫嚷要千方百计出口，去“换回好多好东西回来”据说这样就能加快资源的开发，加快工业的技术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真是妙不可言。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国际上存在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工人群众从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很懂得这一点，他们说：“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

　　这句话尖锐地指出要注意被别人卡住脖子，牵着鼻子走的危险。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样样靠引进，为了引进，甚至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那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遭受过的创痛是很深的。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务派头子李鸿章、曾国藩，不就是鼓吹“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吗?这伙洋奴汉奸，一味想买外国的“制器之器”，搞所谓“自强”。结果呢，中国非但没有因此强盛起来，反而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真正赢得高速度。这已经为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无数事实所证明。我们的石油工业近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靠的是自力更生，其速度之快，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造船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宣扬“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机引进，船买进，眼睛盯着外国的一点技术专利，国产的货轮和船用柴油机长期得不到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群众、干部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才改变了面貌。一九七○年，上海工人开始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年中，船舶的吨位和柴油机的马力都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文化大革命前只造了一艘万吨轮，而这六年中万吨级以上的船舶就造了四十四艘。到底是自力更生快，还是搞洋奴哲学快，不是很清楚吗?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口声声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却偏偏闭住眼睛不看事实，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搞社会主义，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号，到处鼓吹只要拿到先进的技术、设备，不管走什么路，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毛主席最近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按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一套办，必然把我国经济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其实，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依靠外国，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自己的独立经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体系，只能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离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且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复辟资本主义，靠向外国乞讨过活。苏修就是一面镜子。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官僚垄断资本向西方垄断资本买专利权，借贷款，甚至不惜把未开发的资源拿去作抵押。自称有强大工业基础的超级大国，外债却越背越重，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向西方国家乞求贷款竟达一百六十叁亿美元。一手向人家掠夺，一手又向人家乞讨，这是苏修叛徒集团搞假共产主义的一大特色。　　

　　我们提倡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学习和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我们也不是反对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国技术、设备。但是，对待外国的经验以及技术、设备，都要具体分析，加以鉴别，“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其为我所用。学习要和独创结合，立足予超。决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和不适合我国需要的，一古脑儿统统搬来。毛主席历来号召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批判那种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洋奴哲学。因为这些东西是窒息人民群众的革新创造精神、束缚人民群众手脚的精神枷锁。洋教条、洋偶像不扫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焕发不出来。

　　那些盲目崇拜外国的人，看不起本国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洋”人面前矮半截，以为事事不如人，连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都不如。清代的学者严复就很赞赏“学我者病，来者方多”的说法，不主张生搬硬套，懂得后来可以居上的道理。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工厂试制成功的新产品、新材料，有不少就是工人群众发奋图强、土法上马搞出来的。工人们豪迈地说：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办到。而且办得更好;西方资产阶级办不到的，我们东方的无产阶级也能办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把中外资产阶级的东西奉若神物，对于我国人民群众的创造从来看不上眼，只许永远跟着别人爬行。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从来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奉行洋奴哲学。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就有软弱性，既怕民众，也怕帝国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在一个时期里有可能与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面，常常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迷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就是带着资产阶级的这种劣根性跑进党内来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把立足点移过来，仍然代表资产阶级。他们害怕群众、害怕帝国主义的劣根性愈来愈发作，就不能不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是一对孪生兄弟。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必然要搞民族投降，鼓吹洋奴哲学。

　　洋奴哲学，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我国的精神产物。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洋奴哲学的幽灵总会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徘徊。因此，批判洋奴哲学，是个长期的斗争任务，必须反复地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洋奴哲学，更加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乾坤倒转。毛泽东的夫人、侄子被捕入狱，中共中央副主席被捕入狱，国务院副总理被捕入狱。大批正直的干部遭到打击迫害。　　

　　1979年1月，美国华盛顿，白宫南草坪，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握手。　　

　　与终身以书为伴的毛泽东相比，邓这个人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善结党营私、贪名逐利，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云南省个旧市是世界最大的锡生产基地。锡储量占世界的1/10，中国的1/3。1953年，云锡被中共中央列为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作为配套的“工人村”因此诞生，百余栋建筑辉煌一时。近60年过去，如今工人村已衰败不堪，成为矿工和廉价性工作者的集纳之处。　　

　　2013年，记者走进云南个旧工人村，探访“毛线鸡”的生活。这里曾是繁华所在，是工人阶级为之骄傲的家园。半个世纪过去，个旧在2008年成为国家首批资源枯竭城市，工人村也在时代的冲刷下面目大变，毒品、性、暴力像藤蔓一般缠绕其中。女人们蜷缩在阴暗潮湿的小屋里，以每次10-50元的价格出卖肉体。她们被称为“毛线鸡”。大约有500名35-50岁的女人，以月租百元的价格，租住在这里。种种努力失败后，工人村的“姐妹”们也学会了苦中作乐。等待客人时，姐妹们都会整齐地坐成一排，在巷子里为亲人朋友织毛衣、绣十字绣。在充斥着下岗者、退休工人、无所事事的失业者的工人村里，“毛线鸡”们反而是为数不多还在“工作”的人。她们卑贱而坚忍地顶着这个名字生存着。

　　每天晚上11点，王莉的丈夫都会到工人村的小巷子口接妻子下班，有时候妻子正在接客，他就会蹲在门口等。王莉是工人村“10元店”的一名性工作者。2009年前，王莉一家生活在个旧市大屯镇，全家依靠丈夫在选矿厂里的工资维持生活。每天丈夫会拿着零食回家逗弄孩子，王莉则在一旁准备一家人的晚餐。2009年，下岗后的丈夫带着王莉来到个旧市打工，王莉来到距住处不足百米的工人村小巷子里，成为了一名性工作者。姐妹们大多有着相似的命运，她们大多曾经历下岗、失业、再就业、再下岗的痛苦循环。“只要活着就好。”在这里，所有的“姐妹”都曾有过被抢劫、偷窃、殴打的经历。王莉曾遭过3次抢劫，李萍遇到过8次，“有时候10块钱他们都抢”。李萍说，抢劫的大多是吸毒者，“根本不敢反抗。”

　　有一次，李曼发现一对母子：妈妈靠性工作赚取吸毒费用，妈妈接客时，3岁的孩子就会缠住新进门的客人，以便让母亲多接些生意。后来，孩子随妈妈开始吸毒。5年后，母子二人一同注射过量，母亲死在8岁的男孩身边。　　

　　2014年1月3日，甘肃兰州城关区白银路，甘肃日报大厦对面的一居民楼上，6名农民工为了讨薪爬上9楼平台要“跳楼”，原因是该楼4层一家名为甘肃天安建筑机械工程公司，拖欠24名工人的24万元工钱，工人讨要5个月未果，做出如此危险之举，后经现场有关部门多方努力，当场追回18万元，工人才走了下来。

　　2014年10月13日上午，河南省驻马店市驻马店经济开发区，大量城管进村强拆，与村民持砖块、石头群殴，致使多名村民受伤，甚至头破血流。今年9月，开源办事处刁庄村何东组部分土地，被纳入当地产业集聚区建设拆迁范围。村民趁机搭建违章建筑，以获取拆迁补偿款，导致双方爆发冲突。

　　在中国，历史是如此滑稽。1976年的文章，四十年后一一得到验证。

　　而那时候，被当今政权定义为“十年浩劫”。

　　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这是一个迷失的年代，这是一个颠倒是非的年代。

　　这是一个人吃人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