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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原本十分富裕的中东地区变成血流成河的人间地狱的直接祸首，就是所谓“阿拉伯之春”的互联网革命。包括此前的中亚地区“颜色革命”，也都是借助于互联网实现的。甚至再往前推的苏联东欧剧变，虽然不是通过互联网，这也同样是通过舆论实现的。而无论是官场腐败还是两极分化矛盾，都远远超过苏联东欧和中东中亚地区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安如磐石、屹立不倒，就是因为中国左翼牢牢控制住了互联网舆论，把人民群众重新团结在了共产党周围。这是中国左翼对民族复兴最大的贡献。
资料图：被炮火打成废墟的叙利亚城市。
互联网舆论是最重要的舆论，只要控制住了网络舆论，就基本上能够废掉平面媒体的传统舆论。特别是在中国，平面媒体的公信力几乎已经降低到了冰点，除了评职称和计算工作成绩有用之外，没有多少人会相信，如果再和网络舆论相对立，势必会把自己变成“负媒体”。负媒体是当今网络时代形成的一种普遍现象。这里所说的负媒体，不是指它的媒体内容是负面的，而是指它的媒体功能是负面的，无论它说什么，人们都是从相反方面去理解，完全是替它宣传的东西帮倒忙，这就叫负媒体。互联网时代，网络媒体把许多平面媒体都变成了负媒体。
网络媒体之所以能够把平面媒体变成负媒体，就在于网络具有禅宗那种“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伟大作用，它可以让每一个人全都成为媒体人，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特别是发帖子比写大字报还要更加方便，大字报还需要会写毛笔字，还需要长篇大论，而发帖子只要认字就能发，并且发一个字都可以。这就完全具备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物质基础，从而使毛泽东《75年宪法》规定的人民群众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变成了人民群众的实际政治权力。由知识精英把持的平面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垄断，就此宣告彻底结束。
可以说，40年来知识精英借助于平面媒体对老百姓的肆意践踏、侮辱、损害和欺骗，使平面媒体完全陷入了习说所说的那种“塔西佗陷阱”——无论它说什么哪怕是说真话，老百姓也认为他们是在说假话。主流媒体这种状况把执政党放到了岌岌可危的危险地步，只要借助于互联网媒体用力一推，整个共和国大厦有可能就会顷刻颠覆，就如同苏联东欧特别是中亚中东地区那样。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看到了这一点并且紧紧抓住了这个机会，利用中国五大门户网站全都控制在西方手中这个绝对优势，动用他在中国30多年培养的第五纵队和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指挥的网络水军，对中国发起了同样的“颜色革命”。
但是千算万算不如毛主席的神算，就在共和国大厦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刻，毛主席生前布置的中国左翼力量出手了。中国左翼爱国力量利用互联网的大众民主特点，率领亿万民众在网络上发起了抵御西方“颜色革命”的卫国战争。把那些帝国主义的走狗、充当“颜色革命”核心力量的公知，变成了网络上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变成了臭不可闻的臭狗屎。从而彻底粉碎了西方国家试图通过“颜色革命”颠覆和肢解中国的战略企图，保住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和平环境，保住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稳定基础。这不能不说是21世纪中国左翼爱国力量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
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写进宪法，开创大众民主和大众政治的新时代，对中国乃至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如果没有毛主席“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众民主运动的锻炼，就不会有今天互联网掀起的社会主义复兴大潮，中国的户联网就只能像西方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互联网那样，仅仅成为购物和交友的场所，而绝不会成为实现大众民主的政治工具，绝不会成为突破精英专政的政治工具。如果中东的网络舆论也能像中国这样控制在左翼力量手中，就决不会变成今天血流成河的悲惨世界。
正是由于网络舆论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多年来我们一直呼吁，中国五大门户网站绝不能由外资控制，必须收归国有，至少应该收归本土所有。把五大门户网站交给外资控制，如同把五大战区交给外国指挥一样危险。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左翼爱国力量率领广大网民，成功抵御住了西方国家的网络颠覆活动。但是，由于这些门户网站全都控制在外国手中，中国左翼爱国力量每天都在遭受到大批剿杀，如此下去，总有一天会造成老百姓彻底寒心，会把中国左翼力量逼向极端，最终会放弃对国家的捍卫。一旦出现那种情况，中华民族就算走到了历史尽头，将会成为最后一个消失的文明古国。
所以我们在此呼吁，如同要把五大战区紧紧抓在自己手中一样，也要把五大门户网站紧紧抓在自己手中。五大门户网站的控股权和控制权，一定要牢牢控制在党和政府手中。如果说党媒一定要姓党，那么五大门户网站就一定要姓中。如果有人敢于设置障碍，就像普京处置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那样，以汉奸罪论处，直接将其投入监狱。目前在军改已经解决了枪杆子的问题之后，必须着手解决笔杆子问题了，互联网就是当今最大的笔杆子。长期以来直到目前为止，五大门户网站天天都在上演“风波亭”，天天都在剿杀左翼爱国力量。这个千年以来中国的固有悲剧，现在该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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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人的反思：阿拉伯之春最终让我们四分五裂
来源：纽约时报
导读
谷歌(Google)的埃及雇员瓦埃勒·古尼姆(Wael Ghonim)。他的匿名Facebook页面帮助发动了2011年初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革命。那场革命推翻了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却未能产生一个真正民主的替代选项。那么问题来了：社交媒体更擅长打破原有秩序，而非建立新秩序吗?
(纽约时报报道，原标题为社交媒体是破坏者还是创造者？)过去几年里，我们目睹了大量的“Facebook革命”，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再到伊斯坦布尔、基辅和香港的广场上发生的运动。对于这些运动，社交媒体都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一旦硝烟散尽，这些革命大多未能建立起任何可持续的政治新秩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随着这么多声音得到放大，达成共识成了不可能的事。
那么问题来了：社交媒体更擅长打破原有秩序，而非建立新秩序吗?
最近，一个重要的人物用一个大大的“是”，回答了上述问题。这个人便是谷歌(Google)的埃及雇员瓦埃勒·古尼姆(Wael Ghonim)。他的匿名Facebook页面帮助发动了2011年初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革命。那场革命推翻了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却未能产生一个真正民主的替代选项。
那以后，古尼姆便搬去了硅谷。12月，他发表了一段TED演说，讲述的是他过去的错误认识。演讲值得一看。古尼姆开场便说：“我曾经说，‘如果想解放一个社会，只要有互联网就够了’。我错了。说那些话时，是在2011年，那时我匿名创建的一个Facebook页面帮助发动了埃及的那场革命。‘阿拉伯之春’显示了社交媒体的巨大潜力，但也暴露出了它的巨大缺陷。那个把我们联合在一起，推翻了独裁者的工具，最终让我们四分五裂。”
本世纪初，阿拉伯人涌向网络。古尼姆解释说：“渴求知识和机遇，渴望和全球其他所有人建立联系的我们，逃避令人沮丧的政治现实，过上了另一种虚拟的生活。”
他指出，后来到了2010年6月，“互联网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在浏览Facebook时，我看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埃及年轻小伙子的尸体，他身上留下了拷打的痕迹。被警方杀害的这个人叫哈立德·赛义德(Khaled Said)，29岁，亚历山大人。我在他的照片中看到了自己……我匿名创建了一个叫‘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的Facebook页面。仅用了三天时间，这个页面就吸引了超过10万人。他们都是有同样的担忧的埃及人。”
很快，古尼姆和朋友用Facebook集思广益，“这个页面成了阿拉伯世界最受关注的页面……社交媒体在这场行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帮助发起了一场去中心化的运动。它让人们意识到，他们并不孤单，也让政权无法阻止运动。”
最终，埃及安全机构在开罗追踪到了古尼姆。他被痛打一顿，后被扣押11天。但他获释三天后，在他的Facebook帖子的鼓舞下奋起的那数百万名抗议者，就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
唉，这种狂喜很快逝去，古尼姆说，因为“我们没能建立起共识，而且政治斗争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他还指出，社交媒体“只会放大”这种两极分化，因为它让错误信息、谣言和仇恨言论的传播，让同类声音的聚集变得更加容易。这完全是一种有毒的环境。我的网络世界变成了充斥着煽动文字、谎言和仇恨言论的战场。”
支持军方和伊斯兰主义者的人利用社交媒体相互诋毁，而古尼姆和其他很多人所处的民主中心地带却被边缘化了。他们的革命成果先后被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和军方窃取，兄弟会失败后，军方上了台，然后逮捕了许多最初促成革命的世俗派青年。军方有自己的Facebook主页，也在上面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那是一个令人感到挫败的时刻，”古尼姆说。“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保持沉默，我用这段时间反思过去发生的一切。”
以下是他针对如今的社交媒体得出的结论：“首先，我不知道如何应对谣言。如今，强化人们的偏见的谣言，可以在数以百万计的人群中被取信和传播。”第二，“我们倾向于只和与自己观念一致的人沟通，而且因为有社交媒体的存在，我们可以禁止任何人的消息出现在眼前，取消关注，或屏蔽他们。第三，网络上的讨论很容易降格为愤怒暴民的发泄……就好像我们忘记了屏幕背后是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一张头像。”
“第四，改变自身的观念变得极为困难。因为社交媒体传递信息迅速而短暂，我们被迫仓促下结论，用140个字就复杂的世界事务发表犀利的观点。一旦这么做，这些观点就永远不会从网络空间消失。”
第五，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他说，“今天，我们的社交媒体体验被设计为利于传播而不是参与，利于张贴而不是讨论，利于浅薄的观点而不是深度的讨论。 就好像我们认为自己是来这里对着他人说教而不是与他人对话。”
古尼姆没有放弃。他和一些朋友最近创立了一个网站Parlio.com，用以呈现就有争议和往往是热点的议题展开的有智慧的公民对话，它的目标是缩小人们在观念上的差距，而不是扩大它们。(我在Parlio上参与了一场辩论，发现它挺吸引人，而且颇具实质性。)
“五年前，”古尼姆总结道，“我会说，‘如果你想要解放社会， 你只需要互联网就够了。’现在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解放社会，首先要解放互联网。” |